一、

2011年4月10日之后的两个月中，大量关于守望教会成员和警察在主日的户外聚会中对峙的图片、视频和新闻报道持续进入公众的视野，让世界震惊。随着圣诞节的临近，北京守望教会的户外聚会可能再一次成为全球媒体的焦点。守望教会此刻正在重新评估其策略，决定下一步的方向。当我们合上2011年的年历时，毫无疑问，守望这段长期的户外聚会是本年中国教会最具争议的事件，也让国际社会颇感困惑。地球村的成员们想知道，在对基督教实行了近20年看似宽容的宗教政策后，中国中央政府是否要收紧控制，开始新一轮的宗教逼迫。中国家庭教会的领袖们在私下激烈地辩论守望教会是否做得对。很多人认为，相比十年前，教会现在已经享受了非常大的自由，于是得出结论，认为守望教会错误地判断了政治局势，并且给自己带来了不必要的损失。

本文认为：1、中国政府最近对守望教会持续和强有力的打击不能被看作是一轮新的类似之前（1949—1979年）的逼迫；2、守望和政府的对峙是计划之中的行动，不可避免地植根于其教会论和其对神特别带领的领受——这是守望教会和大部分传统家庭教会迥异之处。任何关于守望教会和政府对峙的有意义讨论和反思，都必须从教会论以及其对事工理念的影响开始；3、任何对于其当前策略的重大调整，都极可能表明守望对其教会论有重大修改，以及对其异象有大幅修订。

守望教会是现代中国转型时期的一个转型中的教会。要明白家庭教会今天的挣扎，先要明白在中国共产党铁腕统治下的社会经济背景。过去的62年（1949—2011年）可以大致分为两个时期。从1949到1979的30年，极权主义的政治力量控制着公共领域和私人生活的每个角落——经济，艺术，教育，思想，道德，体育，娱乐，媒体，等等。极权主义与其对人的完全控制主要依赖于现代技术和无情的政治力量。那个时期，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角度来看，宗教是精神鸦片，最终会在历史的不断进步中被消灭。所以，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是对宗教进行严格控制，直到宗教“寿终正寝，成为历史”。此外，中国共产党认为基督教和西方帝国主义紧密相连，是文化殖民主义的手段。所以在1950年代的十年中，新政府努力隔断教会和西方的联系，并且要求教会对新政权绝对服从。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中国共产党推动并最终成立了一个半官方机构“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简称“三自”）。三自创始人吴耀宗曾在协和神学院受训，有基督教青年会（YMCA）背景，神学立场为自由派。三自宣誓要按照“自治，自养，自传”的原则，脱离和西方教会的关系，有意识地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保持一致，并自动自发地服从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全国各地很多的教会和教会领袖都受压加入三自。但是相当一部分保守的教会领袖有意识地和三自保持距离，对其强烈的政治目的持怀疑态度。他们坚持政教分离的原则，热切捍卫教会在宗教事务上的自主。这些领袖坚持基督是教会独一的元首，并且认为他们已经恪守了三自原则，所以不加入三自。

渐渐地，大量的基督徒被迫在家庭中开始各样的聚会和崇拜。为了和三自教会相区别，他们自称为家庭教会。即便如此，家庭教会的基督徒还是受到政府极大的逼迫，逼迫背后的意识形态是消灭基督教。因为国家极强地控制着群众的社会经济生活，所以当时的逼迫是系统和彻底的，无孔不入。一次又一次，被捕的基督教领袖和平信徒被要求放弃信仰。基督徒被邻居和同事歧视、羞辱和监管。信仰生活被挤压到只剩下“信还是不信”的狭小空间；甚至参加主日崇拜便获刑或是被送去劳改。于是，家庭聚会变得非常隐秘，对基督的跟随者们而言甚至成了一个奢侈品。那时，大部分家庭教会的信徒都没有定期的主日崇拜。

中国共产党在1979年开始的经济改革全面放松经济领域的管制，由此走上不归之路。极权主义意味着对一切的掌控，当它失去一个领域，特别是失去经济领域时，必然会产生扩散到各个领域的连带效应。结果是，从1979到1989年的十年中，中国共产党退守为一个中央集权政府。然而，国家极权主义政府机器仍然运转着，即使其整体控制能力已经极大地减弱。

同时，伴随着众多神迹奇事的报告，农村地区的基督徒人数剧增。在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放弃了对宗教所持的敌对和消灭的姿态。在1989年至今的二十多年中，中国共产党进一步从意识形态政党转化成了一个由共同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凝聚在一起的社会精英集团。政府的主要功能是进行利益分配和维持社会稳定，并处在两极张力之间：一端是普通大众的利益和公众意见，另一端是社会利益集团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这个时期的道德沦丧已经让正统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无法再对宗教发动可持续性的意识形态上的冲击。

自1989年以来，各种宗教信仰，包括法轮功，重新进入社会。为了寻找精神层面的安息和生命的意义，城市里的人群涌入三自和家庭教会。城市家庭教会，特别是北京的教会，享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和增长。信徒开始有定期和公开的主日崇拜，教会迅速成长。大约在2004到2005年，北京的一些教会开始达到300至400人的规模。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经济和教会发展的背景下，北京守望教会作为众多家庭教会之一，走上了国际舞台。

  二、

北京守望教会1993年始于金天明家中的聚会。金天明毕业于清华大学，属于那批六四后的知识分子牧师，是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加速衰退时信主和成长起来的。到2005年初，守望倍增成长为一个有12至13个团契，300会众的教会。这些团契在12—13个点举行主日崇拜。因为教会服事的人群是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所以其带领的团队，包括天明牧师在内，自然而然是由一群知识精英组成。自从2005年来，守望教会一直实践其对教会的构想，即在政教关系上与传统家庭教会保持鲜明的连续性，但是在教会建制上有显著的不同。这些年来，守望将团契整合为堂会，租用商业楼宇进行主日崇拜，积极地作为社团向政府申请登记，主办基于教会的信仰季刊，并在2009年12月以2700万人民币的价格购买了1500平米的商业楼层供教会使用。会众主要为社会各个领域的精英，在2011年举行户外敬拜之前已经达到了1000人。

守望教会不是第一个以举行户外主日崇拜来抵挡政府干涉的教会。在北京、成都这样的大城市，也已经有其它教会购买了房产的先例。为什么守望的建堂会成为这么严重的事件，以至于演化为国际舞台上一出长达8个月的现场剧？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宁愿承受公开逼迫守望教会而来的政治利益的损害，而不愿意满足守望的诉求？真正关键的问题是，在主日敬拜地点和教会房产的冲突背后，隐含着执政党对社会和政治控制力的进一步受限。和其他教会不同，守望四月的户外敬拜是有计划、有目的的行动——直接面对政府，为了给教会和其他类似的非政府组织赢得更大的空间。照中国共产党现在的力量和控制力而言，这是不能接受的。

在守望教会和大恒地产商长达16个月的拉锯战后，因为租用的场所再次出问题，守望果断地动员会众，在2011年4月10日去到户外敬拜。除了说明这个决定是迫于场地需要，守望明确指出这个行动也是其实践“山上之城”异象的必要之举：“从积极的角度而言…神把他的教会带到这个在人看来没有任何出路的境地，是要再次挑战我们的信心。反思他这几年带领守望教会的异象，我们相信，这几年无论是登记、整合还是建堂，教会始终行在‘山上之城’这个大异象之中。在建堂没有一个清楚结论的情况下，仅是出于外在压力而分散聚会有违神对守望教会的带领，必然导致教会的分裂，而让撒旦的计划得逞。因此，‘户外聚会’是沿着神带领方向的一场属灵争战。”1这一段简短的文字揭示了两个关键事实：1、守望教会不断强调的“山上之城”异象是进行户外聚会的主要原因；2、有一种强烈被神带领进入一场属灵争战的感受。

在同一篇文章的接下来一段，守望进一步阐述了户外敬拜的双重目的：1、单单为了敬拜神；2、向政府部门传递一个信息，主日敬拜是基督徒信仰生活的基本需要。如果政府允许守望合法拥有或租用空间，对于今后政教关系而言将会是一个转折点。

通过对守望2005年申请登记时，以及在2009到2010年的建堂事工中重复出现的类似用词和概念的识别与确认（“山上之城”的异象，神特别的带领，双重目的），我们可以证明户外聚会不是一个偶然的孤立的事件，它与前二者关系密切，并且在时间顺序上非常有逻辑关联。在2005年，守望有策略地将众多团契合到一个聚会场所。教会模式的改变和申请登记是同一“山上之城”异象的两个协同推进的事件。守望教会发布的解释其登记申请的文件中清楚声明：1、登记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因为“教会需要在社会中成为山上的城（太5:14）”；2、登记的动机：“不是受政府的压力…而是因为神对我们教会的特别带领”；3、抓住登记机会的目的是“在教会内部和外部（社会上）创造一个更好的环境让教会得以成长；4、过程是充满挑战甚至风险的，但是政教关系是“只能通过对话来解决，并且教会无法逃避这个责任[与政府合作来解决政教关系问题]”。2在海淀区拒绝了其申请之后，守望教会在政府部门行政复议并申诉了两次，用了各样许可范围内的手段。在其向国家宗教局递交的“关于教会登记的意见书”中，守望教会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论述政教分离的原则，表明守望的登记是给全社会带来祝福的行动。在反思申请登记失败时，守望的主任牧师金天明果断说到：1、登记反映了家庭教会转型的显著特征；2、是一次应用政教分离原则来解决历史上政府和教会的张力的尝试；3、守望教会登记申请的被拒不会拦阻家庭教会的合法化进程。3

虽然登记受阻，但在新的模式下教会持续增长，事工继续发展。两年后，守望于2007年开始了建堂事工，并奇迹般地抓住机会，在2009年12月22日，以现付的方式迅速购买了大恒科技1500平米的房产。正如金牧师之前所言，守望以其雄厚的财力，通过购买教会的房产，在物质上将家庭教会的合法化进程推到了更高的一个层面。建堂事工动员报告将建堂的根本原因归结于教会2005年有策略地将会众合为一处聚会的决定：“1、…教会需要一个更大的物理空间来成长；2、我们相信是时候让家庭教会浮出水面，进入社会了。中国（家庭）教会成长到今天，需要突破现有环境，才能成为‘山上的城，灯台上的光’。才能在这个世界成为公开的见证。”这个报告进一步阐明了建堂事工的历史意义：“经历过了漫长的艰难岁月之后，中国（家庭）教会最终扎根于（中国文化中），现在正进入了一个新的增长时期…因此，建堂事工是教会成长必要的外在表现形式…我们相信，对外而言，建堂对于政教关系、教会对社会影响、社会对教会认识等方面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对内而言，建堂对于教会建造、福音传播等方面也会产生重要影响。”4虽然北京有其他教会已经拥有房产数年，但是单就面积来说，守望大恒的房产是最大的。关于房产的面积，金天明牧师进一步解释，这个面积是预计了教会在今后数年可能的成长，并且是为了“使教会的成长不会再受环境的拦阻”。5

 三、

到目前为止，本文阐述了守望教会在登记、建堂以及户外敬拜中的共同点：即“山上之城”的异象，以及神的特别带领——为了教会的成长而使用守望教会突破外在的限制。要评估守望教会领袖对神特别带领其积极与政府交涉，以期在政教关系上实现突破的领受，是很困难的。然而，因为这个特别的带领是建立在守望教会“山上之城”的异象之上，而这个异象又根基于其教会论，所以评估守望教会的教会论是一条有帮助且可行的进路。这篇论文的其余部分则尝试表述守望教会在教会论上的特点，以期为今后的进一步讨论打下基础。

2011年4月以来，几乎所有关于守望户外聚会的讨论和文章，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的，主要都集中在社会政治层面上的评估和判断，而教会论层面的探讨却从来没有成为过讨论的中心。王英老弟兄（一位80多岁的传统家庭教会领袖）分析了守望的异象以及对应的圣经根据（太5:14），但是却没有谈到教会论。他的结论在反对守望户外聚会的家庭教会中颇具代表性：1、“山上之城”的异象建立在错误的解经上；2、教会登记的努力是为了寻求政府的保护：守望教会是在寻求错误的主；3、寻求教会合法化的努力是条错误的道路；4、关于社会政治的判断完全是天真的。6反对王英的观点则主要着眼于教会在一个开放的公民社会中的自然权利。这类观点多参考西方国家的情况，认为任何大的教会都有权拥有合法的地位，并且拥有财产，并引用罗马书13章以及加尔文对此的解释来反驳无条件的对政权的顺从。7遗憾的是，在过去六年中，教会论本身从未跻身成为讨论的焦点，最为接近的也只是关于政治神学方面的讨论。

毫无疑问，守望“山上之城”的异象以及其对神特别带领的领受与1989年后的社会、经济背景紧密相关。然而，和其支持者或反对者不同，守望教会的领袖，特别是孙毅长老，自2005年开始，一直在有意识并一致地致力于将其异象和呼召植根于教会论。孙长老的神学结论补充了守望教会的教义基础。他的概念和用词也被其他守望的领袖反复使用。其中，教会的社群性是孙长老神学反思的一个重点。当城市教会人员的定期出席率相对稳定，并达到200人的数目时，家庭教会开始面对全新的议题；一个最为迫切的问题就是教会的群体身份。孙长老对教会身份的定位超出了传统家庭教会惯有的立场。8他认为，教会不仅仅是一群个体信徒的聚集。孙长老从约的本质，救赎的目的，以及三一神论的角度归纳出，社群性是教会的一个本质特征，而这个特征不是倚靠或以信徒的特殊性为前提。孙长老提出，无形教会的社群性特征必然表现在可见的地方堂会中，具体形式为：1、体制结构；2、教会在彼此相爱中的合一；3、在日常生活中的活的社群。

基于地方堂会的社群性本质和身份，孙长老进一步阐述：传统家庭教会的教会论会将今天的教会带入一个危机，即中国家庭教会作为社会中一个独特的群体正在萎缩。结果是，教会将丧失与社会互动以及关怀社会的能力和意识。换而言之，孙长老所说的是，教会将其功能局限于狭义的传福音，从而完全放弃了作为一个建制教会出于其群体责任而当做的怜悯事工。孙长老引用了洛桑信约和初期教会历史，提出个人的见证和群体的见证在传福音上同等重要。所以，地方堂会不可逃避其在一个公民社会作为一个法人应担当的责任。一方面，建制教会可以作为民事主体享有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应该透过可见的事工来祝福社会，完成其义务。孙长老得出结论称：“当教会对社会的福音宣传更多地建基于教会的群体生活见证，建基于其作为群体而有的社会关怀之基础上的时候，我们才可以更准确地说，教会在这个社会中已成为山上的城，灯台上的光。…这不是一种对时局的判断，而是根据一种教会论…”9

守望教会对教会在一个公民社会中群体身份和责任的强调，是一个基础性和主题性的话题，在所有的讲道、文章、通讯和教会文件中不断重复出现。这个独特的教会论特征使得守望与许多传统家庭教会迥异。对群体身份的自觉，以及对群体见证的强调，让守望教会有一种神的特殊带领的感受，按他们的话说，即“山上之城”的异象。这直接导致守望尝试在会众中建立一个全新的教会的模式。对教会论这个新的、群体的特点的强调，促使守望经历了教会模式转型（包括合并会众）、教会登记、教会建堂，以及户外敬拜。在这个过程中，很容易观察到一条逐渐上升的轨迹。户外敬拜的真正原因在于崇高的教会论理想与中国压迫性社会现实之间的激烈冲突。

守望教会积极建制性努力的基本前提在于一个判断，即中国不可逆转的社会经济转型的进程不会将这个国家带回到以往那样对各种信仰进行意识形态上的逼迫的日子。这样的局势，和守望教会的异象以及其对神特别带领的领受合在一起，产生了前文提到的守望登记、建堂、户外敬拜的双重目的。守望相信，与政府积极交涉和对话的行动本身以及这个过程，就是一个群体的见证，是教会作为社会团体的负责任的行为，目的是要在政教关系上有所突破而来祝福社会，而这反过来也是教会为其他人带来祝福的群体责任。我们再一次看到，守望教会论的特点是在这个双重目的背后的决定性力量。因此，如果任何持不同观点的传统家庭教会期望和守望教会之间的对话有意义和成效，教会论必须成为讨论的核心。同样，如果任何基督徒支持守望，但是却没有识别出并欣赏其教会论的神学建设，他们的支持在神学上是没有底蕴的。

守望教会可能将2011年的圣诞节作为一个回顾其户外敬拜策略的关键点。鉴于教会以往的经历，守望教会的教会论和其派生的异象将会在决策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也是一个让守望来重新评估其教会论，并且在这个教义下重新调整教会功能之优先次序的时机。任何关于当前策略的重大调整都至少表明教会论中优先次序的重大变化。无论守望走哪条路，都将会是中国家庭教会阵营中的一次崇高努力：作为现代中国转型时期的一个转型教会，在这个时代，为神的荣耀，透过修订的教会论来寻求教会的身份和呼召。

当年家庭教会不加入三自是出于自觉的教会论反思，如今，守望新的尝试在基本底线（基督为首）与方法论上与五、六十年代的家庭教会保持着相当的连续性。上帝掌权，底线与方法论的正确胜过暂时性的反思结论，并为神学结论的调整提供坚实的框架。也许守望教会过去六年的尝试对家庭教会的最大贡献并不是可见的教会与事工，而是其执着地在一个新的时代与挑战当中，努力透过基于圣经的神学反思建造教会论，并将教会事工建基于神学性的结论这一方法论上。这个在世界历史中，以教会为本、以圣经与神学为根的主体思考方式，本身就是上帝之国掌权的彰显，就是福音的宣告。

因为无法得知守望的末世论——守望教会主要的资源中没有任何明确提到末世论的文章，所以这篇论文没有提到这个关键层面。由于末世论极大地影响着教会论的形成，并有效地让教会在实践中形成功能性的优先次序，本文作者在祷告中盼望守望教会的领袖们能够仔细和深入地探讨这个主题，并且从过去一百年新约学者们的圣经研究中得着祝福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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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北京守望教会，“户外敬拜问题解答（一）”，《杏花》2011年3期，56－57页。
2    北京守望教会，“我们为什么要登记”，《杏花》2008年1期，19－21页。
3    天明，“推动教会登记到今天”，《杏花》2008年1期，40－42页。
4    北京守望教会，“建堂动员报告”，《杏花》2010年3期，20－25页。
5    “守望教会牧师建堂访谈”，《杏花》2010年3期，40页。
6    王英，“好了疮疤忘了疼（下第7稿）——关于‘守望教会事件’的慎思明辨”， “约拿的家”，http://www.jonahome.net/bbs/dv_rss.asp?s=xhtml&boardid=11&id=65906&page=2 (2011年12月16日).
7    曼德，“我们为什么支持守望教会”，2011年11月12日，圣山网。
8    孙毅，“对教会社群性的思考”，《杏花》2007年创刊号，26－33页。
9    孙明义，“对家庭教会寻求登记的神学反思”，《杏花》2008年1期，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