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初到北京

1948年，大批的传道人早就已经进了关，我因为新婚，所以离开较晚。时值内战，东北与华北之间铁路交通断绝，为了我们能进关工作，我弟弟卖掉了口粮，给我们买了飞机票，实际上那是一架货机。

7月30日，我们终于踏上北京（当时称北平)的土地，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家当就只有30斤行李和10块美金。与我一同事奉的还有另外一位同学，他是通过别的途径，费更大的周折才来到北京的。

我们有幸能够来到北京，深感是上帝的恩典。到了北京之后，除了对这个古都的名胜大有兴趣之外，就是对这里的教会进行了全面的观摩和了解。北京教会当时有16个宗派，也就是说由不同的外国差会形成的，如英国的伦敦布道会、圣公会（原名安立甘会）、救世军；美国的长老会、卫理公会、公理会、安息日会、远东宣教会；分别由美国、挪威、瑞典三个系统组成的神召会等等。这些差会各行其是、各自为政。

此外，还有一些中国基督徒自办的教会，如基督徒会堂(王明道主持)、基督徒聚会处、真耶稣教会、圣城新教会等等。

当时北京共有66个礼拜堂，其中有些礼拜堂修得很漂亮，但聚会的人数并不多。超过100人的有几处，最多的是王明道在东城区史家胡同的基督徒会堂，有400人。最少的只有几个人，甚至于根本就没有聚会，北京这66座礼拜堂可以说是非常冷落。

北京有好几所神学院，宗派不同，程度不等，有高有低。其中燕京大学的宗教学院是北京最重要，也是学历最高的神学教育学府，正式成立于1919年，原名“燕京大学神科”，1925年改称“燕京大学宗教学院”。该学院招收大学本科毕业生，学习3年神学课程，学成毕业者获神学士学位。其次还有卫理公会创办的北京神学院，招收高中毕业生，学制4年；公理会联合卫理公会、长老会创办的联合女子圣道学院；神召会的真理学院；远东宣教会圣书学院，也称为圣洁教会的北平圣经神学院；此外还有安息日会办的一所三育学校，培训教牧人员。

各公会大多都有自己办的普通中学，如公理会的育英(男校)、贝满(女校)，还有卫理公会的汇文(男校)和慕贞(女校)。其名声、质量都是当时北京中学里最好的，所以受到社会的好评和承认，品学兼优的学生都争取进入教会学校。

北京教会有不少医院，出名的有卫理公会的同仁医院，分男院、女院；有长老会的道济医院等等，各公会办的医院总共有7所。此外还有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北京基督教女青年会、北京基督徒学生会、圣经会等基督教团体。基督教刊物则有《灵食季刊》、《恩友团契月刊》、《田家》半月刊等等，可谓应有尽有。

这是不是说北京教会就完美无缺了呢?远远不是。因为我认为北京教会有几个致命的缺陷：第一，一些教会的高层领袖虽有知识，但没有灵性，我不敢说他们没有信仰，他们受过高等教育，有的出国留学，还有好几名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他们的派头十足，却没有传道的热情，生活优越，脱离信徒。第二，北京教会有很多满族八旗子弟进入教会当了牧师。他们祖上多为清朝皇族，吃皇粮俸禄，游手好闲，架鹰提鸟，只知享受，不知劳作。虽然清朝已经覆灭了，但是这些没落贵族、遗老遗少恶习不改，劳动无力，讨饭怕羞，还要追求奢侈的物质生活，一些投机者便纷纷趁机进入外国人办的教会，靠吃教过活，有很多人还当上了牧师。这种情况当时在北京比比皆是，拿我们长老会来说，就有许多八旗子弟，有的作传道人，有的当了牧师，有的当了长老。他们能够作一个虔诚的信徒，刻苦而热情地传道吗？就我所知，在教会作圣工的八旗子弟中很少有尽心竭力去做传道工作、为主忠心献身的工人。这也是北京教会一个致命的缺点。

但这并不是说北京教会没有好牧师，这里也有热心传道、虔诚信主的好牧人，另外从外地来了一些牧师和传道人，在信仰、生活、工作方面都有很好的见证，他们多少改变了一些北京教会的不佳状态。

以上就是我初到北京时对北京教会的观察和评价。

东北苏格兰长老会把我和那位同学介绍到北京的北美长老会，但是那里的牧师们持有排外思想，他们勉强决定给我们三个月的实验期，可是由于当时内战，北京城被共产党军队围困，三个月实验期满，他们自顾不暇，就把我和另外的同学无情地解雇了。我们怎么生活？往哪里去呢？当时北京长老会的外国牧师给我们提供一个机会，只要我们愿意，他们可以把我们送到世界任何的地方，但是我想我传道要在中国，中国人必须在中国传道，所以没有接受他们的好意。

后来我的同学结婚有了孩子，生活无依无靠，于是就把自己穿的用的拿到破烂市去卖，做起了小生意，勉强维持生活。后来共产党南下工作团招收工作人员，他就考上了南下工作团，里外周转，成为一个随军的记者，他的文学功底还是很不错的。后来他到了朝鲜，叫他批判基督教，被他拒绝了。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后来他得了心脏病，终于在五十岁出头就离开人世了。

我和妻子在西城新街口教会只是临时居住，并不是那里的工作人员。等到1949年初兵临城下，新街口教会一位来自外地的青年传道人不辞而别，教会的长老、执事们也不来教会了，那里的聚会当然就自动停止了。新街口教会有礼拜堂，还有很多的房子，院子也相当大，共产党接管政权的时候，当时党、政、军都想占用这些教会的房子，既然没有人负责，我就自动出来应酬、交涉这些事，因为教会是主的，我有这种责任和义务。

由于对未来的担忧，当时有很多传道人改行，也有朋友介绍我去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我自己则考虑到中学教书比较合适，身为基督徒是不能担任讲授无神论的语文、历史等文科教师的，那么教数学总应该不涉及信仰问题，于是我便买回一些数学参考书进行准备。然而，圣灵紧紧抓住我的心，良知的争战使我战胜了对未来的担忧，决心终生献身事奉，最终放弃了当教师的计划。这个决定，使我遭受了几十年的苦难。

二、事奉之途

等到共产党的政权逐渐稳定下来，也宣传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这时候长老、执事才陆续回来，教会的聚会也开始恢复了。他们见我这个28岁的年轻人还是真正信主传道的，于是便请求区会批准我在新街口教会主持工作，就这样我在新街口教会一干就是十年。

新街口堂始于1915年，是长老会鼓楼西堂的外堂，1925 年正式成立堂会，1927年加入中华基督教会，改名为中华基督教会新街口堂。

我在新街口教会开始工作之后，就进行了改革，因为过去那里有两个长老、一个执事，长老之一是满族旗人，主要负责教会事务，执事是拉洋车的，他们经常聚在教会里喝酒聊天。我认为这样的人组成的长老执事会不能代表信徒意愿，也不能为主做工，所以我就逐渐把长执会取消了，成立堂务委员会，或者叫堂议会，让全体信徒民主选举有德行者担任同工，民主管理，吸收那些真正热心信主之人来管理教会。教会宗旨绝对自立自养，不接受外国差会的资金也不出租教会房屋（当时有的牧师靠房租养尊处优)，经费全部仰赖上帝的恩典、信徒的奉献。经调查统计，当时北京真正自立、自养的只有12个堂，新街口堂就是其中之一。教会工作按照基督的精神改革，体制逐渐完善，工作也就顺利起来，在上帝的保守之下，十年间这个教会一直都非常稳定。我在这十年间虽无大的建树，但在忠心上于神于人都问心无愧。特别是对教会的民主管理，取得了初步的经验，为后来中国教会的改革模式，进行了一次小小的探索，但也是十分有益的探索。

当时很多大教会的青年团契都停办了，新街口教会却成立了青年聚会，参加者有医生、教员及社会上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当然那时候大学生被控制得很严，来教会的还是比较有限的。我们每年到春节期间，就张灯结彩（因为礼拜堂是临街的），召开新春布道大会，在当时北京没人敢这么做。此外还坚持过圣诞节，来参加的人能超过20人，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基督徒过圣诞节压力很大，新街口堂能如此行，当时在北京是唯一的。我们有时候请其他教会有灵性、有名望的牧师来开灵修会和普通的布道会。每天早晨都有晨更会，九点打钟，信徒来灵修一个小时，然后开始各自的生活和工作。

我刚接手时教会规模很小，全部信徒仅30多人。后来逐渐发展到130人，我每月都轮流去信徒家中探访一次。除带领礼拜、家庭会、青年团契(妇女会由我妻子带领)之外，打扫教堂，乃至冬天生炉子都由我亲手去做。为了发展教会，生活上我拒绝接受区会的补助，而且也不接受信徒对我的任何捐献，让他们将奉献全部交给教会，只靠我的妻子参加医院的工作来支持我工作和养家。后来信徒逐渐增多，奉献也逐渐增加，所以教会才每月给我50块钱的生活费，而且又请了一位女传道人与我同工，教会就这样逐渐地发展起来。

三、成为“右派 ”

“十年一剑，砥砺以须”，这是我在学生时代树立的凌云壮志。我既然到了北京，并开始事奉，就一心一意要用十年功夫装备好的这口为主工作的宝剑，施展一番。可是我在新街口教会的表现，却引起当时政府管理部门和三自机构的不满，三自的那些“专业人员”把我看成异己分子，无论什么学习会，我都坐在被告席上。

1956年5月，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所谓“双百方针”，一时间举国上下开始“鸣放”，沸沸扬扬。一些教会领袖也在不同场合发言，指出中共并没有真正落实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可人们做梦也没想到，这信誓旦旦的“双百方针’，到了 1957年夏天突然一变而为“反右派斗争”。为了配合这突如其来的局面，北京市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于12月26 日开始举办“北京市基督教界社会主义学习会”。我也应邀参加，经过学习、引诱、让你说话、让别人揭发；当开始批斗的时候，我在我们那个小组会上第一个被打成右派，从此这个学习也就不允许我参加了，同时不准我参加教会工作，而我也只能面对这种无理的对待。既然热心传道不被政府所接受，也受到三自积极分子的敌视，终止了我为主做工，我该怎么办呢？当时只有默默地祷告，准备自己忍气吞声。记得在第一次教会大门对我关闭，不许我参加礼拜的时候，我带着妻子找到一个僻静的地方痛哭一场，那是我有生以来两次痛哭之一，另一次就是我母亲去世的时候。这两次都是触及灵魂的痛哭，虽然平时也经常落泪，但与这两次相比都算不了什么。多少年来风雨无阻地做礼拜，突然作为一名基督徒连敬拜神的权利也被剥夺了，其伤心程度可想而知。

1958年7月15 日，学习会结束，学员中被划为右派的基督徒有45人。教会揪出来划成右派的人相继增加，所以又把这些被划成右派的人组织起来进行专门学习，其中神学院的三自主席王梓仲也在其中，这些人和我一样都落到囚犯的地步。

右派学习的时候，让我们向党交心，就是说我们必须把我们心里的反动思想，以及犯罪的行为一一不落地向党交代，而且限制在一定的时间内，至少要写500条，我是一个城实的人，要我写500条，我就写了 510条。就是把我有生以来遭遇的一切，包括信仰上的、政治上的、在当时那个环境当中的有些认识，比如说对当年苏联军队在东北杀烧淫掠和当时苏联专家在中国的霸道行径的反感，我也都交代了。这是我的爱国民族主义的表现，以后才知道毛泽东与苏联的决裂，也是早有此心，由来已久的。

他们说交心没有罪，说出来就没事了。结果这些交心的人，以我为首的都变成有大罪的人。这在当时叫“引蛇出洞”，实质上就是赤裸裸的欺骗。我先是被降职减薪，停止工作，后来处罚继续升级，撤职查办，直到会后宣布我被判劳动教养，同时开除出教会，我连作个信徒都不行了，还要去接受强制改造。从此我看清了他们言而无信的嘴脸。

这是受苦受难的开始，也可以说迫害之火已临到我的身上，当然受到相同处置的人还有许多，有的甚至被判刑，最严重的有三个人，他们被判了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最高者20年，还有些判15年的，如王明道。

既然在政治压力之下不能反抗，就必须接受这个迫害之火，先划右派，接着被捕入狱。当时有一个特殊的办法即按照《劳动教养条例》(这是世界少有的)，不经过审判，不经过核实，党政机关、工作单位都有权把人送到劳改营去劳动教养。当时苏联赫鲁晓夫来了，也反对这样一个严重侵犯人权的法规。现在这种办法还继续存在，可以不经审判，判你个劳动教养，且时间很长。对右派一般要给予5年的劳动教养，他们才感到解恨。有的人在我去之前就被判劳动教养，接着加了又加，仅劳动教养就闹了9年。头3年是白干，不计算在强迫劳动之内，3年之后才宣判劳动教养若干年，可是《劳动教养条例》上却明明规定劳动教养的最高期限是3年。

由于我没有其他任何历史、政治问题，强制劳动3年之后，宣判我劳动教养1年，这算是比较轻的。劳动教养还有一个特殊的待遇，就是日期满了之后，还是不释放，那叫留厂就业，就是被迫在公安五处劳改农场、劳改工厂就业。这些人永远享受不到一般公民正当的权力，他们在政治节日期间要被看管起来，他们不能随便回家，家远的一年只给12天探亲假，到家后还得向当地派出所报到。

当时我还比较幸运，因为被宣布劳动教养那年我才38岁，比较年轻。北京附近的劳改工厂要40岁以内的，比较年轻的可以在北京参加劳动改造，因此把我分配到当时德胜门外的铁工厂，被关押在德胜门外德国为中国建造的第二监狱。在道理上讲劳动教养还应有公民权，但实际上后面还要加上一句话，就是停止使用，既没有选举权、被选举权，也没任何的人权。由于反右运动的扩大化，这个劳改工厂急剧地发展壮大，开始重新建厂，盖了很多的楼房和车间，规模不断扩大，从只有几十人最后发展到几千人。这里是高墙电网，武装岗楼，与世隔绝，强迫劳动。

当然这里的生活非常艰苦，在名义上我们有工资，一个月十几块钱，但我们得自己负担伙食费、服装费，我们和那些政治犯、各种刑事犯、被判10至20年甚至无期徒刑的都在一起劳动，一起睡觉，一起接受公安人员的管理，我们实际上就是囚犯。

当时与我一起的劳改犯大部分一进来，妻子就被迫提出离婚，可我的妻子却始终含辛茹苦地操持着这个不幸的家庭，忍受着巨大的精神痛苦，当时我的三个儿女分别只有9岁、8岁和5岁。这令看守们都大为感动，说：“谁离婚，杨毓东也离不了。”

我入狱的第二年，全国就开始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百姓生活陷入巨大困境之中，但每月一次的探视，她都给我带来一些吃的东西。有一次看守队长感慨万分地对我说：“你知道这些吃的是怎么来的吗？这都是从你老婆孩子嘴里省出来的呀！”感动之余，队长经常从长长的探视队伍中，将我的孩子们领到前面来，以便让我多看他们一会儿。

1962年，劳动教养终于期满了。释放吗？不能。政府把我先送往北京附近的团河农场。5、6月间，我们坐了25个小时的火车，被送到吉林白城子以北的一片荒地上去建造劳改农场。那里是纯粹的北大荒，我们在那里受尽了折磨，饮食异常艰苦，甚至连盐都需要家里寄，住的也很简陋，我们每个人领到一个蚊帐，睡在帐篷里的草地之上，夜里睡觉的时候，蛤蟆、各种昆虫爬进被窝与我们同眠。

我在那极端恶劣的环境里进行着超强的体力劳动，又严重营养不良，身体承受不了这样的折磨，终于病倒了。我年轻念神学时曾得过肺结核，现在结核病转移到腰上，疼得没法参加劳动也就没了生活费，又得不到治疗，反而受到更多的管制。我妻子向政府请求批准我回家养病，但他们不允许。后来我妻子做了一次手术，让我紧急返回北京，他们通过电话联系，证实确有此事之后，这才允许我回家看顾我的妻子和三个孩子。于是我在1962年圣诞节的早晨回到了北京。

他们不再给生活费，没有北京户口就没有粮票和其他副食、生活必需票证，我们怎么生活呢？那是必须靠粮票买粮的年代，我们只能忍饥挨饿。他们把我交在当地派出所，负责监管我的警察叫尚常明，是派出所的副所长，他经常到家里来监视我。看到我可怜的孩子们，看到我所受到的痛苦，腰上有结核病，身上带着一个钢架来固定，他动了恻隐之心。他是一个善良的警察，主动写报告把我的户口迁回北京。那时彭真正在北京搞“水晶石运动”，认为北京应该是清一色的好人，坏人不许进北京，阶级敌人、吃闲饭的人要迁出40万。就在这场荒唐绝伦的运动当中，在那个极左的年代，我作为一名劳改期满的右派，且又无背景后门，户口居然还能回北京，这不能不说是神迹。我在感念神恩的同时，至今对尚常明仍是念念不忘，他是一名能够体恤百姓痛苦的好民警。在如今这个物欲横流、腐败盛行的环境里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四、遣返回乡

1966年5月，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属于五类分子，即地、富、反、坏、右五个被专政的阶级敌人中的一员，自然在劫难逃。尤其是我还信耶稣，传过道、读过神学，更是罪上加罪。那时候凡是和教会有过关系的人都被打成帝国主义的特务，所以他们在我身上又下了不少工夫，他们开大会搞宣传，用喇叭对我进行批斗，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他们当时镇压取缔“一贯道”等“反动道会门”，将一切宗教都视为“反动道会门”，也把我归入他们的行列之中。尽管我挨斗挨整，我的妻子还是忠诚于我，所以他们称我的妻子是什么“保皇派”，连她也一块批斗，“红卫兵”前后三次来抄家，甚至连孩子们也受尽附近居民、居委会主任们、无知儿童的攻击，在学校里也受到打击和歧视，情况特别紧张，终日生活在恐怖当中。

我既然是五类分子，理当遣返还乡，但是他们不明说，却用逼的办法让你自己自动离开，所以今天斗、明天斗。后来我看形势不好，便跟妻子、孩子们商量说：“我现在不走，你们将来在北京也留不下了，我现在走也许能保住你们。”当时一起挨斗的还有两个人，他们明明不是地主，硬被说成是地主，尽管他们的成分好，且做过很多的好事，可是不知什么原因硬要逼他们走，不走就打，我一看要打到我身上了，我就同意走了，同意走了就不打了，也不斗了。我就这样被迫遣返回乡，在文革中这是很普遍的一种现象。所谓还乡就是回到自己的老家，离开城市，到农村去劳动。

回到故乡，我的父母还都健在；那里有我弟弟一家人，人口很多，有7个孩子。我弟弟是个乡村医生，与当地农民相比，生活条件还算不错。我又跟我的父母在一起团聚了几年。这也是上帝的恩典。

母亲对我还像以前一样关怀备至，时常给我一点吃的，看我的腰上无力，就给我做一个棉护腰。弟弟虽沉默寡言，对我也是毕恭毕敬，因为他比我小不到两岁，从小一起生活，兄弟感情一直很好。前几年他故去了，直到现在我还非常想念他。

我是在8、9月回去的，正赶上秋收。母亲领我到我们那个生产小队的队长家，让他多关照关照我，大家都是老街坊、好邻居，而且当时大队的书记还是弟弟的同学，也信过耶稣，人特别厚道，在文革中保护了不少受屈受冤的无辜百姓。
我很快就参加了劳动，但我既不会干农活，又无体力，队里的亲朋好友就都热情地帮助我，小队长给我安排比较轻省的工作。当我完不成任务的时候，很多人就来帮我干。比方说收割时需要抢时间，尤其是割高粱、割豆子，我根本无法胜任，结果他们割完了，上来一群人几分钟就帮我完成了任务。虽然当时我才46岁，但大家都尊敬地叫我“老杨头”。有亲戚关系的，论大论小，叫我叔叔或大爷，没有亲戚关系的，就叫我“老杨头’。虽然当时不可能传福音，我以身作则，把一个基督徒的品行展现给人们，我这个46岁的老杨头竟然很受这些乡亲的爱戴。

那个时候我还算幸运，北京街道办事处按照当时的政策开的遣返回乡的理由不是右派，而是“思想反动”。思想反动和右派有点区别，右派是敌我矛盾内部处理，思想反动则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还可以保留公民权。结果我便没有进一步成为专政对象。回乡对我的身心都有好处，实际上我的身体健康在这种劳动中受益不浅，在农村，清晨起来空气新鲜，终日生活在绿色植物当中，又有一些青年经常到我那里去玩，下下棋，打打扑克，我那地方还真像是一个俱乐部。既然是人民内部矛盾，而非专政对象，那些苦活累活以及义务劳动，都由地、富、反、坏、右去干，我则可以免受这种待遇，且和乡亲们关系又都那么好，所以我每年冬闲的时候还被允许回北京探亲；秋收以后，打完茬、卖完粮，会计就提前给我支取工分。我一年的劳动所挣的工分，至多够我回家的路费。这样我每年冬天还能回到北京的家中度过三个月，到第二年春耕的时候，我又要回乡参加农业劳动。在当时严酷的政治环境当中，我能得到相对宽松的待遇，这一切都是出乎意料的。

当时国内政策不断地改变，有时每户农民都有点自留地，但有时由于很多人在自留地中种植经济作物，又被“割资本主义尾巴”。收回自留地后农民没有收入，零花钱、粮食就无从补助了。当有自留地的时候，队里也给我分了一块，方方正正有400平方米。我种得很好，收获颇丰。后来在外甥的帮助下，利用废弃的木料盖了一间半小土房，我便在那里正式安家了。

在极度清贫当中，我度过了十几年的农村生活，也度过了那个置无数人于死地的“史无前例”的浩劫。感谢主，是他保守了我，也磨练了我，使我能为今后的事奉准备了健康的身体和清净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