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玉打来电话的时候，我正在做晚饭，汤汤水水地摆了一桌子，倒不是为着什么特殊的事，秦从外地出差回来，按惯例为他接风，又正巧赶上中秋放假。听出是肖玉的声音，我还以为她是节日问候呢，刚张嘴说了一句：“你的节日观念可够强的……”，话音未落，她劈头打断我说：“裘飞没了。”

我没听明白，重复了一句：“什么没了？”

肖玉尖脆的声音从电话里再次传来：“裘飞死了。”

我一下子不知道如何回应，很本能地问道：“谁？你说谁……死了？”

“裘飞。”

那一瞬间，这个名字非常刺耳，通过电话传过来时震得我的脑袋嗡嗡地响成一片，我突然感觉胃里空得难受，有只手在里面狠狠地攥了一把，又松开，我勉强喘出口气，看见黄昏的房间陡然黑成一片。

裘飞么？我听见舌头打了个结，他怎么会死呢？手指沾了油，滑了一下，话筒差点儿掉到厨房的大理石地面上。肖玉说，他一个人在江里开水上摩托艇，艇翻了，他落到了水里。

他会游泳。

是会游泳。有人说他喝酒了，喝完酒去开摩托艇的。

哦。我举着话筒，说，哦。

肖玉说：“后天送人，你能回来吗？”

我么？我环顾着窗外在秋风里翻飞的半黄的枝叶，声音干涩地说，应该能吧，我不知道，应该能。这两天不是都在放假吗？

那我到时去车站接你？

我说，好。

肖玉在那边停了一忽儿，说，那路上小心。

我说，好。

她就把电话撂了。

我坐在餐桌旁边，浑身发软，看着一桌子的菜，红红绿绿的，突然想呕吐。

最后一次见到裘飞是在前年夏天。七月中旬，我赶回故乡参加师专同学举办的毕业20周年纪念会，其中大多数人我从毕业之后就没见过。当天飞机晚点，我是最后一个赶到会场的。在饭店服务员的引导下，打开“菊花厅”仿红木的房门，第一眼看见的是一个陌生的黑胖男人。我在门边愣了一下，一时以为进错了地方，那个黑胖男人看见我，高声叫了一句：“你们瞧瞧，苏叶子都认不出我来了，你们说我这么多年的变化有多大！”我听着他洪钟般轰鸣的声音，恍然领悟到这就是我们当年的辅导员霍军。他果然变化得厉害，从一个文弱的白面书生变成了一个茁壮的黑胖子，据说我们毕业没多久他就调离师专到市委宣传部工作了，现在是宣传部副部长。

围着桌子坐着一群男男女女，我一个一个地看下去，认出了某些人，认不出某些人，认出没认出的都欢笑不已。然后，我看见了裘飞，他仍然瘦削，只是两鬓有了星星点点的白色，他歪坐在椅子里，嘴角斜叼着一支烟，眼睛藏在淡褐色的镜片后面，还是一副玩世不恭的表情，看着我说：“苏叶子还认得我吧？”

“当然。”我带着职业化的微笑，隔着桌子，向他伸出手去。

他的手，依然冰冷。

我随后继续向他旁边的人看过去，认出了某些人，认不出某些人，认出没认出的都欢笑不已。我也欢笑，和看见裘飞之前一样，但我知道自己不过是在强作镇静。20年了，当我们都进入中年的时候，我才再次看见他，而他依然未变。

秦从一开始就知道有个裘飞，但他很体贴地从不多问。

有一回，清晨我从梦中醒来，怅然地叹了口气。他本来在睡着呢，却听见了这声叹息，睁开眼睛，看了我一会儿，说：“梦见他了吗？”

我惊讶极了，一下子坐起来：“你怎么知道？！”

他只是笑笑。

这就是秦的方式，他因为知道，所以会宽容，但这种宽容反倒让我不敢造次。

我说不清楚，对裘飞我怎么会那么无法忘怀。

秦曾经问过我：“你爱他什么呢？”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我甚至不知道我对裘飞的一往情深算不算爱情。许多年后，我读到一本情感心理学，多少搞清楚了如何定义我当初对裘飞的感情，那里面给了一个词，叫——“迷恋”。

肖玉当年也问过我同样的问题，并在我无言以对的时候毫不客气地告诉我真相——“裘飞身边可不只一个女生”。

这个，我知道。我不只一次看见裘飞肆无忌惮地搂着一个时髦女生在校园里或者校园外招摇过市，每一次看见，我都假装一切正常，向他们简单地打个招呼，匆匆地走过。我总记得裘飞搭在那些女生肩膀上冲我平淡地挥手的姿势。我就是从那时开始学抽烟的。我记得我买的第一盒女士香烟叫“Green”，是那种薄荷香型的，烟枝细长雪白，夹在指尖有一点儿轻飘。

在我所结识的人中，秦是惟一不鼓励我吸烟的男人，其他的男人几乎都以怂恿的态度激励我这么做，他们常用的表达就是——“吸烟的女人别有风情”。但秦对此并不欣赏，他爱说的一句话是：“不吸烟的女人更天然，就像上帝创造她的时候那样。”做雕塑的秦似乎认定一点，美好的事物不需要任何修饰，无论是人还是东西，天然是最可贵的。因为这个原因，他甚至不情愿我把一头长发剪短或者染烫。我不否认，我就是为了他的那句话决定不再吸烟的，但放弃吸烟不等于我从此就忘记了裘飞。

我总是记得裘飞走路的姿势，他伶仃的背影总给人一种落魄感，半长的头发在风里吹得纷乱，一支烟总是斜在嘴角，眼神永远迷离，隐在淡褐色的宽边眼镜后面。裘飞是校园里最早学跳霹雳舞的，也是最早挎着一把吉他四处卖唱的人。他在所有的场合都是一脸叛逆的神色，永远带着冷眼看世界的表情，似乎没有人在他的眼里有容身之地，连世界在他面前都显得过于狭小。惟独一种情况下除外，就是找我借课堂笔记。班级所有人都知道，我是听课最认真的学生，我的课堂笔记从来都是字迹清晰、内容完整，只差把老师们的咳嗽声和口头语记录下来了。每到期末考试前夕，我的课堂笔记是班级炙手可热的复习材料。我对其他所有人都一视同仁，让他们快借快还。那个时候，复印机还不像现在这么普及，复印费用也远不如现在这么低廉。不过，对于整整一个学期不上课不看书不学习的人来说，这个时候只要有人肯借笔记，花多少复印费都不会导致心疼。我对裘飞和对别人不一样，我每次给他的都是我在听课过程中用复写纸抄录的笔记，先是一页一页地收好，到期末的时候再整整齐齐地装订成册，在他来借笔记的时候交给他。这一举动曾经大大地招致过肖玉的嫉妒和不满，她无法理解我怎么会对一个几乎与我毫不相干的人如此热心，她和我一直都是好朋友，我却从来没想过为经常逃课出去逛商场的她也复写一份整齐的笔记。“你不是有毛病了吧？”她把订书器借给我的时候，顺手摸了摸我的额头。

其实连裘飞都对我的举动无法理解，我交给他笔记的时候只说一句话：“送你的，不用还了。”听着特别潇洒，但我每次心里都希望他不要用完之后就扔进垃圾箱。这样的事有了两次，他就习惯了，开始很愉快地接收一个学期将结束的这份礼物，并每次都回赠我一盒音乐磁带。我是在那个时候开始接触到摇滚乐、吉他和流行歌曲的。

如果不是因为一次停电，我们的交往可能也就仅限于此。

那天停电正赶上周末，本市的同学都回家了，宿舍里只有我和肖玉。深秋的傍晚，不过七点钟，屋子里已经朦胧得看不见对面人的脸了。肖玉打个呵欠说：“太好了，正好有大睡一场的理由。”我知道自己肯定睡不着，决定出去买蜡烛。楼道里黑黢黢的，我勉强找到楼梯扶手，一步一步挪下去。总算到了楼外，扑面是瑟瑟秋风，风里透着一股浸到骨子里的寒意，我忍不住打了个冷战。走过一道石阶时，脚下一滑就摔在了台阶上，我忍着疼，努力地想站起来，有一只手从后面拉起了我，那只手如此凉，甚至透过毛衣外套一直传到我的手臂。我至今仍然记得它的温度。然后，我看见了那副褐色的眼镜、迎风吹动的半长头发和一把吉他。

那天的蜡烛是裘飞付的钱，5角钱一支，一共买了5支，最后的5支。裘飞说，希望够你一直看书看到天亮。但那天晚上我并没看书，我一直和裘飞在学校的操场上走来走去，在深秋的夜风里，听他讲许多我从前不知道的人和事，关于约翰·列侬、鲍勃·迪伦、平克·弗洛伊德、埃利克·克莱普顿、迪克·戴尔……以及罗大佑。

然后，我们找了把长椅坐下来，他说，我给你唱支歌吧，你想听什么？

听什么呢？我羞涩而紧张，在大脑中努力地搜寻那些好听的歌名……一首也想不起来。

听什么呢？我抬起头，看见一轮明月，随口说，就唱《一样的月光》吧。

那是当时最流行的台湾歌曲。
他捻着琴弦，慢慢放声歌唱——

什么时候儿时玩伴都离我远去
什么时候身旁的人已不再熟悉
人潮的拥挤拉开了我们的距离
沉寂的大地在静静的夜晚默默地哭泣
谁能告诉我
谁能告诉我
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谁能告诉我
谁能告诉我
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一样的月光
一样的照着新店溪
一样的冬天
一样的下着冰冷的雨
一样的尘埃
一样的在风中堆积
一样的笑容
一样的泪水
一样的日子
一样的我和你
……

我听着，几次忍住要流出来的眼泪。

天底下，总有一些歌儿是不能随随便便听的，那些入了心脉的浅唱低吟扎起人来比刀子还快。

有两次，我抬起头，看见他纤长结实的手指在琴弦上慢慢地划过，心里特别忧伤。我爱着眼前的这个人，却无法告诉他，甚至都不想告诉他，不是因为胆怯或者难为情，我那么深切地知道，我们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永远无法生活在一起。这样的时刻，对他，对我，都是无法再现的瞬间。

歌儿唱完了，我们就分手了。在月光下，他把我送回女生宿舍，我们像两个朋友那样握手道别。从此再未有过其他故事，无论浪漫的还是假装浪漫的。在校园里偶遇，他仍然用搭在某个时髦女生肩膀上的手向我打招呼，我也仍然微笑着点头回应，仿佛从来不曾有过一个夜晚，我们一起看着月亮听吉他的琴弦在夜风里回响，而彼此连手都未拉过。

那天之后，我经常会恍惚地认为，也许那只是我一厢情愿的幻想，本来就不曾有过那样一个纯净如月的夜晚，听我心仪的男生为我弹琴歌唱。是那5支并排躺在衣箱最深处的红如凝玉的蜡烛，让我无法否认那只是一场美丽得有点儿让人心痛的梦。

转过年来的春天，天安门前发生了一场大事，裘飞和其他同学因为这场大事不准到外地找工作，只能留在当地；我因为一直对政治不够敏感，只会按部就班地学习，最终考进省城一家艺术研究所。

那5支红蜡烛我一直保留着。

还有那首令人感伤的《一样的月光》。

从此我不在任何场合听这支歌，也从来不唱。

20年后再见裘飞，他依然单身。

那天同学聚会结束后，我回到宾馆休息。父母双双去世后，我对回故乡已经没有多大的热情了。一想到每次回来都只能住在宾馆而不是自己的家中，那种漂泊异乡的酸楚便远远盖过了荣归故里的虚荣。晚上快8点，我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个陌生的号码，我打开手机，听见裘飞微微沙哑的声音，他问我能不能出去坐一坐。我看看表，还不算太晚。

“今晚8点”显然是一家曾经辉煌过的酒吧，巨大的舞池上方是一间阁楼。蓝荧荧的光每隔两秒明灭一下，映着楼上楼下几对零星的顾客。我们被带到阁楼一处靠窗的地方坐下，他要了6瓶“科罗娜”啤酒。

透过半开的窗，我看见楼下有一个瘦削的人影拖着一个黑黑的旅行包在走，半长的头发被夜风吹得纷乱。我下意识地指着那个人影对裘飞说：“看着倒很像你。”他探头看了一眼，幽幽地说了一句：“不是很像我，那就是我。”

我忍不住笑了，随口应道：“怎么可能？！”

他很认真地看着我说：“真是我。”

看他那么一本正经地说话，我倒不知道怎么应答了，他突然又露出那副玩世不恭的表情来，说：“你倒是没怎么变，还那么容易凡事当真。”

“是啊，我从来都比较呆。”我自嘲地说。

他把我面前的酒杯加满酒，问道：“你知道楼下那人是谁吗？”不等我回答，他接着说，“一个疯子，都疯好多年了，每天晚上在桥底下住，白天在街上转。到处转，特别喜欢桥，哪儿有桥就去哪儿。”

“你觉得自己和他一样？”我想起他刚才的说法，开玩笑地问。

“当然。我也和一个疯子差不多了。真的，我挺羡慕他的。疯子嘛，其实是很快乐的，每天什么都不想，即使想事也都是混沌的，无所谓的，不必为心里想的事烦恼，想吃就吃，想睡就睡，想上哪儿就上哪儿，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真正的自由自在。”他说着，碰碰我的杯子，然后自顾自地一口吞下一杯啤酒。

“你呢？你活得不自由吗？”我喝了一口啤酒，清煞的酒花香在舌尖上打了个凛冽的旋儿，慢慢消失了。我摆弄着手里琥珀色的杯子，没话找话说。20年过去了，在他面前，我仍然有点儿手足无措，仍然像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女孩，这种感觉让我特别痛恨我自己。

“自由，非常自由，自由得我都快撑不住了，我这辈子注定要死在自由的枷锁里。”他给自己加满酒，拿起酒杯，再次碰碰我的杯子，很突兀地加了一句——“欢迎你回来看望老同学！”

一下子进入这么形而上的话题，我不太情愿。在日常生活中，我总是小心地避开非日常性对话，我不太受得了别人和我谈价值观念之类的事。这其实是秦喜欢的话题，每次从日常生活谈起，他都会把我追进惟一的一条路，迫使我思考终极问题，这往往会让我油生恼怒。我希望只思考当下，最多只到明天或者下个月，而不是一生。

为了绕开这个话题，我迅速找到一个更具体化的事儿问他：“都这个年纪了，你怎么还不成家？”

他靠到椅背上，如释重负地喷出一口烟，重重点了两下头，说：“害怕。我害怕。我害怕成家。”

他说得如此诚恳，不加掩饰，我反倒没什么话可劝了。他咧着嘴笑，说：“你一定在想，我又怕成家又自由得难受，确实很像疯子，是吧？”

我避开他的问话，转问道：“你还弹吉他吗？”

他很神秘地停顿片刻，仿佛下定决心一样把半截烟头按灭在烟缸里，然后抬起两只手臂，在空中放平，手指控制不住地抖个不停。他苦笑了一下，说：“不行了。喝酒太多，手抖，弹不动了。”说着，又用手比划一下喉咙，说，“现在歌也唱不了啦，烟抽得太多。我已经全废了，哈哈，头发也都白了。”他伸手拢了两下额前的头发，接着问我：“你呢？还常常点着蜡烛看书吗？”

我笑着摇摇头，想告诉他在衣箱深处并排躺着的5支红蜡烛，张张嘴，还是没说。

挂在墙上的船型壁灯流下来几缕昏昧的光线。他的眼镜框比20年前的轻巧纤细了，镜片的颜色仍然是淡褐色的，隐在镜片后面的眼睛还是那么恍惚，让人捉摸不定。眉宇间依稀是20年前的裘飞，但有什么东西已经消失了。他的面孔，仿佛未变，却很陌生。我坐在对面看他，再次生出一种疼痛的忧伤。

他一定也感觉到了，或者也想起了那个曾经有月亮的晚上，他向我的杯子里倒了些酒，白色的泡沫渐渐溢满杯边，又一点一点地破灭，杯壁上留下了许多难看的斑点。他避开我的眼睛，仿佛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今晚去我那儿好吗？就这一次。”

我没说话也没动，整个人好像被钉在了椅子上。

他等了片刻，见我没有反应，有点儿抱歉地说：“那个，没吓着你吧？……只是一个玩笑。”

我说：“我知道。”但我知道这不是玩笑，他也知道，不过我的确是被吓着了。我不是被他的邀请吓着了，是被我自己准备答应他的邀请吓着了。我惊讶地发现，我竟然在为是否要随他回他的住处这件事而挣扎，这是我没想到的。我一直认为，对于裘飞，我只有精神上的眷恋。也因为这个，我一直不觉得躺在秦的身边想起裘飞有什么不对。

我费尽心机地控制着自己的呼吸和心跳，手心渗出一层冷汗。此刻，我相信世界上一定有那种头上长角、手里拿叉子的家伙，像秦常读的那本书里所说的——经常在地上走来走去。从前一直以为我不会遇上它，现在才发现，这家伙就在我心里头。

他说：“他怎么样？对你好吗？”

是的。我说。

他有些狡猾地笑了一下，说：“他只有你一个女人吗？”

是的。我说。

“真的吗？”

“什么真的吗？”我有些恍惚地回问他。我甚至不太记得清他前面的问话，也不知道自己在回答什么。

“现在只守着一个女人的男人不多了，”他说，“现在的男人，既要成家又要自由的。我只选其一。就这一点，我觉得，我还算是一个好男人。”他冲我举举杯，自顾自地又喝了一大杯。窗外的那盏路灯突然亮起来，鲜明洁白的光线毫不客气地泼进窗子，我看见他的眼睛躲在镜片后面，带着一点得意。

光线如此明亮，刺痛了我的眼睛。我避开光亮，眨眨眼睛，慢慢地呼出一口气，放松下来，侧转头，想着说点儿什么，好掩饰我的失态，顺着墙角看见了一个巨大扭曲的黑影，辗转蜿蜒地爬过阁楼的墙壁，暗昧而丑陋，令人不快。我用手指撩了下头发，才发现墙上的影子就是我自己。

“哦，”我笑了一下，总算想明白自己在想什么了，我说，“秦和大部分男人不一样。”

“男人都差不多，没有大部分小部分之分，有什么不一样？你那么肯定今天晚上你不在，他会那么老实一个人守在家里吗？”

我不喜欢一个外人，即便是我心有所系的裘飞，用这样的口气评价秦。那一瞬间，我很想跳起来打他一掌。

我镇静地看着对面那两只闪动着怀疑与挑战的镜片，说：“我敢肯定。”

“为什么？”他丝毫不放松。

“因为……，”我在脑海里搜索着各类强大的证据，不知从何说起。这个时候，我才发现，信任一个人，其实是无法证明的。我停在半途，焦灼地想寻找合宜的表达，有一句话突然跳进脑中——“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上帝必要审判。”那是几年前，我跟着秦参加一个谈婚姻家庭关系的信仰讲座，我按照牧师提供的PPT内容，一个字一个字抄录在本子上的。我把这句话转述给裘飞，告诉他，这是秦所相信和甘愿遵守的婚姻准则。他听了，露出讪笑的表情，空洞地摆下手，有点儿恼火地说：“幸好我没结婚。”

那晚的谈话，就这么无声无色地结束了。没有吉他，没有月光，没有感伤的歌曲，连告别的握手都是敷衍式的，我相信裘飞和我一样，都很后悔这场重逢。

想来，往事追忆一下也就罢了，若要复制或重现，就像让动物标本复活一样，不是不堪便是恐怖。

肖玉来接我的时候，已经是早晨6点。她开着一辆明黄色的跑车，把我直接带到高速公路零公里旁边的殡仪馆。路上她告诉我，今天主持葬礼的风水先生要先给裘飞办场“冥婚”。

我没明白。

肖玉说裘飞出事那天下午，刚好有一个也是单身——她特别强调是没结婚的——女孩，才23岁，跳江自杀了。女孩父母痛不欲生，说女儿一辈子还没结过婚呢，葬礼请的也是这位风水先生，先生说中午刚好也有一个没结过婚的男人在江里翻船出事了，就给两个人办场冥婚吧。两家的父母都同意了，就准备下葬前先办婚礼。

肖玉开玩笑地说：“你说裘飞这辈子，从来就没缺过女人，到末了，躺在灵床上都能弄个媳妇儿。”

我听着，禁不住悲从中来。我控制着嗓子，好使声音听起来正常些，我说：“其实裘飞特别害怕结婚。”

肖玉听出声音的古怪了，她侧过脸来，同情地看我一眼，说：“其实你自己也知道，裘飞并不值得你花费那么多心思去爱，他这辈子光顾自己玩儿了，从来就没真爱过谁。”

眼泪终于一颗接一颗地滚落下来，我哭着说：“我不是爱他，我是心疼他，我受不了像他这么个人怎么就非得这么活一辈子，然后混混沌沌地说没就没了……”

肖玉好半天没说话，车拐进殡仪馆的大门时，她仿佛不经意地说了一句：“进到这里的，谁不是混混沌沌过一辈子？！”

举办冥婚的程序非常复杂和严格，我们都没资格参加，被要求站在外面的空地上静候。只有两家的父母、若干直系亲属和风水大师的两个徒弟在现场，据说先要为新郎新娘穿上红衣，举行到一个阶段之后再套上白衣，最后穿上黑衣。

仪式整整折腾了快两个小时，然后才进入送别程序。

我站在空地上，徘徊再三，犹豫再三，尖细的鞋跟在沙地上踩出了无数的小洞。最终，我还是没进送别厅。我无法看他最后一眼，我恐怕自己会终生记住一张被江水泡胀的脸，挤在惨白的花束中。20年里，除了月光和壁灯下的那两张面孔，关于裘飞，我其实一无所有。

我从人群中退了出来，和三五个我不认识的男男女女一起站在外面，有一搭无一搭地听他们谈着近期股票和基金的行情。一个穿浅蓝色西装没扎领带的男人和别人骂完中石化，突然转过头来问我，大姐，你听说过安利吗？一瞬间，我没听明白他的问话，懵懂地摇摇头，他手里提着一个纸袋子，立时朝我迈了一步，声音尖利不容置疑：“要想活得长安利来帮忙！大姐你想不想知道为什么世界冠军……”我赶紧截住他的话头，指着那只纸袋子，告诉他我也做安利，他即刻满脸不悦，像突然转过来一样迅速地转回身去。

大厅外面的空地两边有几株参天的侧柏和圆柏，三五只准备留下来过冬的黑色大鸟从容地蹲坐在树梢上。哀伤的乐曲执拗地流出大厅，在空中呜咽着不肯消失，仿佛谁的灵魂在做忧怨的控诉。大鸟们偶尔在哀乐下沉回转的地方夹入一声幸灾乐祸的尖叫，让人头皮发紧。

我顺着碎石路向门外走去，路边的红花绿叶都有了衰败之相，在秋风里虚弱地摇动。门外不远处有一座新修的石桥，桥墩的扶手镌刻着云纹，在上午的阳光下闪回着断断续续的白光。桥上蹒跚地走过一个伶仃的身影，拖着一只黑乎乎的旅行袋，半长的头发被秋风吹得纷乱，他一路走，一路唱：“谁能告诉我，谁能告诉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我看着那个身影渐行渐远，消失在新桥的末处。站在秋风里，霎时间，我不知身在何方。

什么时候，衣袋里传来了两声紧张的震动，我下意识地打开手机，上面是秦的短信：“都结束了吗？”

我擦擦眼睛，回信说：“是的，都结束了。”

“你在哪儿呢？”

我说：“我在回家的路上。”

2009年 6月中  初稿
2009年10月初  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