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基督徒”是一个群体性概念

《使徒行传》11:26说，“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首。”原因是巴拿巴带着保罗到了那里，“他们足有一年的工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从这里看到，“基督徒”这个称谓有着多方面的意义。

第一，从一开始，“基督徒”就是一个社会学的称谓，而不是神学性的概念。是外邦人基于教会成员区别于其他社群的信念、生活、言行的外在观察的评语，而非主的教会对其个别成员“重生得救”的内在判断。因此，即使一个人内心认信基督，甚至曾经受洗，但如果他不是教会成员，不活在有形教会这一圣约群体中成为其中一分子，他当然也可能是“重生的信徒”，却不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基督徒”。他无法、甚至即使在外邦人眼里也不配与其他“和教会一同聚集”的肢体们，分享“基督徒”这一社会学意义上的“品牌”。

第二，从一开始，“基督徒”就是一个指向有形教会的社群概念，而不只是指向信徒个人的道德名片。这节经文，并不是对主的教会及其成员在上帝主权之拣选与救恩之落实中的神学性叙述（不同于《以弗所书》1章的启示），而是对五旬节之后有形教会如何落地开花，形成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新社群，并如何在不信的社群中首次获得公共见证的历史性叙述。确定了这一叙述的角度，就可以得出结论：在地方教会的形成及其与所在社会的关系上，不是先有“基督徒”再有“教会”。而是反过来，先有“教会”（足有一年时间，一同聚集，公共教导）才有“基督徒”。

要言之，从一开始，“基督徒”就是一个与地方堂会有关的概念，是外邦人对属于“教会”这个前所未有的新社群的个别成员的称呼，而不是对一个人在其内心、家庭或密室中与基督之生命关系的描述。安提阿教会是五旬节后教会从耶路撒冷开始植的第一个堂，“基督徒”这一称谓是地方堂会浮现于异教文化与社会中的产物。尽管当时也有信徒去到其他各地，但首先是在安提阿，形成了地方堂会这一完整和外显的信仰生活的社群样式。因此在其他地方，并不是没有信耶稣的人，却暂时没有出现世人眼里的“基督徒”。
笔者曾问家里的钟点工，你们家乡有没有“基督徒”？她这样回答：我们那里没有“基督徒”，只有“信耶稣的”。意思是，在她家乡可能有许多信徒，也可能有许多家里的聚会，但还没出现“安提阿教会”。

“基督徒”是一个地方教会（堂会）的概念。在使徒时代，所谓“基督徒”，就是与众圣徒一起领受长阔高深之主爱的、某间地方堂会的会友或成员。用今天的话说，基督徒没有所谓“信徒”和“门徒”之分，基督徒就是主的“门徒”。顾名思义，所谓门徒就是经常出入教会大“门”的信徒。“进门”崇拜上帝、“出门”传扬福音；“进门”接受牧养，“出门”作光作盐；“进门”圣徒相通，“出门”殷勤做工。这是笔者在试图论述“会堂”之于家庭教会和主的国度的意义之前，需要在圣经关于初代教会的植堂中领受的一个讨论支点。成为基督徒，不但是蒙召走入一个属灵的、比喻意义上的“恩典之门”，即基督用他死而复活的永恒生命为选民所敞开的“羊的门”；也要在血肉的、日常的信仰生活中，经过地方堂会那道真实的、由榉木或铁皮制作的大门。

当笔者说“基督徒”是一个社会学概念，并非淡化了这一称谓的属灵含义。在旧约中，以色列人被掳归回时，几乎失去了作为一个圣约群体的、可识别和被分别的界限。因为律法失落，城墙被毁，圣殿坍塌。因此圣言、圣殿和圣城的依次复兴，就成为余民重新被建造为一个“社会”的起点。当尼希米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时，“城墙” 具有充满张力的双重意义，一是“分别”，二是“彰显”。城墙意味着可见的安全、保护和界限。这是从内心信仰到外在生活方式的“分别为圣”（如在安息日关闭城门）。同时城墙显然又是一种在万族面前的、无可遮掩的彰显。彰显就意味着另一种意义上的进入。当主耶稣说，你们要成为山上之城，“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太5:14）。主在这个比喻中，凸显的就是有形教会进入世界并“彰显”国度这一重含义。主耶稣称我们为一座“城”，而不仅仅是一个“团契”。所以他接着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太5:16）。

地方教会就是城中之城，是在旧社会中蒙恩活出新社会。在圣经中，“基督徒”不是对无形教会之成员的称呼，而是对作为城中之城的有形教会之成员的称呼。对笔者来说，“中国有多少基督徒”的意思，就是中国有多少人是主的教会的成员。在1949年前的中国教会史上，基督徒数量的统计口径，都是指在地方教会领圣餐的信徒人数。但当家庭教会经历了会堂被掳、从地方教会完整的信仰生活样式被迫退回团契、小组和家庭聚会半个世纪之后，加上普世性的“信仰私有化”的后现代思潮及受其影响的布道决志运动、灵恩运动和中国教会传统的分离主义倾向在这半个世纪以来的巨大影响；今天当我们问，中国有多少基督徒或这间教会有多少信徒时，许多教会也竟然不以领圣餐的信徒数、登记的会友数或出席主日崇拜的信徒人数来统计，反而以所谓决志信主者的数量，或曾经受洗的总人数，或不参加崇拜、不领受圣餐的小组聚会人数来统计，在世人面前作浮夸的见证，更在主基督台前领属灵的空饷。
以今日教会流行的见证模式来看，我们能读到的信仰见证，也几乎都是信徒或牧者的个人见证集。但《使徒行传》及使徒书信却与这一模式大相径庭。圣灵并没有默示新约作者编写一部个人见证集（按今日观念，写一部十二使徒的个人见证集是相当合理的作法）。新约中所充满的，几乎都是以一处又一处的地方教会为中心的、以圣约群体的信仰生活样式为中心的见证。
同样的，教会成员在安提阿被称为基督徒，这是一个“群体性事件”，而不是个人见证的简单汇合。“基督徒”是一个分沾了主基督身体之无上荣耀的团体身份的称谓，这一称谓不但显明主的身体即无形教会是整个救恩历史的焦点；更加显明了看得见的、被联络得合式的地方教会，是五旬节后基督的国度在地上的彰显与扩展的焦点。尽管救恩的领受是个人性的，悔改与信心的回应在个人经历上也总是独特的。但《使徒行传》11:26的宝贵经文却向我们宣告说，进入世界并被世人识别出来的“基督徒”，并不是一群隐秘的和分裂的个人，而是一同聚集、掰饼，一同遵守使徒的教训，一同以各样方式在基督里联合，并因此在多元社群中凸显出来的一个有机的共同体。

二、“会堂”是城市福音运动的焦点

加尔文阐释《使徒行传》2章和4章，提到信徒受洗的重要意义时，说它是进入和形成一个圣民社会的起点。从宗教社会学的角度看，任何一个群体被识别为一个有组织的宗教，需要三大要素，即教义、教职和教产。《使徒行传》2:41—47所描述的，就是圣灵降临、罪人经历超自然的重生与悔改之后，一个崭新的“宗教组织”的形成过程。五旬节后，信徒彼此交接、掰饼，赞美。卖了田产，凡物公用（教产），恒心遵守使徒（教职）的教训（教义）。这些记载包含了组织化宗教的三要素，更显明了“圣徒相通”乃是指向一个从灵性到身体、从教义到教产的社群共同体，即地方教会。因此加尔文说，“在哪里信徒同心合意地合一，就在那里出现了真正的社会”（《基督教要义》4卷1章3节）。1

初代教会的植堂进路，是从分散的家庭聚会，逐步形成城市中的固定会堂，慢慢为福音赢得一座又一座中心城市。从这一植堂的角度看家庭教会的历史，家庭教会的实质是在特定政治、社会际遇下因着持守主基督是教会的唯一元首，从而承受了一个“会堂被掳、退回私宅”的过程。据笔者观察，2000年之后城市家庭教会走向公开化的历程，经历了四次焦点的转移。

1、2000—2004年，焦点仍然是“家庭”。直到年底的《宗教事务条例》出台，其中“宗教活动一般应在经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进行”的规定，为家庭教会及其聚会的合法性留下了法律上的余地，各地行政部门对家庭聚会的执法也开始不同程度的缓和。
2、2005—2007年：焦点是“登记”。在私宅聚会的合法性逐渐得到私有产权制度的支持以及政府做出不确定的让步后，加上“三自会”开始推行家庭聚会点，在各地吸引和要求家庭教会参加，借此淡化家庭教会的概念，因此家庭教会能否透过“登记”取得合法性，一度成为讨论与尝试的焦点。
3、2007—2009年：焦点是“写字楼”，随着部分城市教会的堂会转型，聚会场所开始从封闭和不稳定的私人空间，向着稳定和开放的非住宅空间转移，会众由半公开的“亲友为主”向着非特定的公众转移，成为一个越来越凸显教会生活之公共性本质的焦点。因着这一焦点转移，城市中隐匿的基督徒才开始形成为一个看得见的“社群”。1949年后，主的教会第一次在中心城市出现了“非三自”的事实上的会堂。
4、2009—2010年：焦点是“建堂”。一些在中心城市形成的临时会堂，因为政府对租赁方非法治手段的打压和限制而承受巨大的租房压力。在城市私有房屋产权的间接保护下，选择购房建堂作为不动产的“教产”，及属乎主耶稣基督的会堂在中国社会的重新出现，成为了城市福音运动的又一个焦点。
这一迅速来到、同时也处于不稳定状态和极大争战中的焦点转移，对中国教会和中国社会来说，具有难以评估的巨大属灵含义和影响，虽然更多的教会和牧者开始看到这一点，但和以往的各次焦点转移一样，也难免有许多争议、困惑甚至反对的意见。尤其是从敬虔主义的传统和圣俗两分的传统出发，来质疑外在“会堂”之于国度扩展的必要性。
美国柳溪教会的海波斯牧师有一句名言，是笔者赞同的，他读到《以弗所书》3:10，“为要藉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从而提出，“地方堂会是世界的希望”。 在前两节经文中，保罗说，主借着使徒，“要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因此10节所说借着的“教会”，是指地上的和历史中的有形教会。

笔者认为，只有更清楚地看到一间间地方堂会在主的旨意中的中心地位，在基督国度扩展与福音使命上的优先性，今天的家庭教会才能于所处社会的特质中，看见从住宅到会堂、从团契到堂会、从隐秘社会到看得见的山上之城的时代异象。信仰的公开、会堂的建立、社群的形成，这一教会公开化异象的实质，是真正的“福音复兴运动”的开始。如果“建堂”这一焦点转移能顺利地突破当前行政环境的压制，那么这一即将来到的福音复兴运动的具体形式，就将是一场前所未有、而家庭教会已为此预备了几十年的“城市植堂运动”。
家庭教会曾在会堂被掳的时代，见证了真信仰可以超越一切现实环境的制约而继续存在于选民的属灵团契中。今天却需要反过来，继续见证这一圣徒的团契，也可以进入世界，在成为一座无法被遮掩的山上之城、并被外邦人识别为“基督徒”的同时，同样能够靠着主的恩典和使徒传承的教训，像安提阿教会一样，在“分别”和“彰显”之间持守中道，如光照在人前，叫这个时代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

“堂会”是指向地方教会之整全信仰生活形态的实质，“会堂”是指向承载堂会转型的、圣徒群体生活的外在空间与样式。从今日家庭教会的处境看，没有“会堂”对住宅聚会的突破，就无法带来50—100人这一规模瓶颈的突破，由此带来较完整的信仰生活形态和教会事工，尤其是儿童事工和宣教事工的成形。也不可能出现“堂会”及其牧养方式的转型，更不可能在未来出现以堂会为中心的“城市植堂运动”。
福音入华两百年来，它到底在哪些方面已对中国社会构成了最大的挑战、祝福和真实的社会影响？笔者认为在三个方面，福音对中国社会的肌理而言，已道成肉身为一种异质性最强的文化，即一种反文化的文化。一是独一的位格神论，冲击了中国文化中所有理性主义的世俗智慧；二是惟独基督的救赎论，冲击了中国文化中一切道德主义的进路；三是有形教会的生活形态，冲击了中国文化中一切血缘主义（包括个人主义、家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社会结构。但在上述三点中福音借着地方教会的信仰生活形态，对中国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巨大影响与挑战，家庭教会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在这一百多年的社会转型中，中国已经历了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在制度、观念和器物上的转变与积累。但目前最缺乏的一种有形资源，就是一种真正的共同体生活的内在价值与外在样式。换言之，教会本身还没有意识到，除了家庭教会，今天的中国人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生活；除了家庭教会，今天的中国人也没有真正的结社自由，真正的良心和信仰的自由；甚至除了家庭教会的讲台，今天的中国人也几乎没有其他任何不受政治约束的公共空间。事实上，我们已经活出了一个对中国社会而言弥足珍贵的、甚至几乎是唯一的一个不受制于世俗权势的社会共同体的雏形。这不是因为家庭教会做得好，是因为基督的福音能够新造出一个与周遭环境截然不同的人类团体。

堂会的转型和会堂的建立，是对借着地方堂会而成形的基督徒社群的更整全、丰富和公开的信仰生活的塑造和彰显。如果我们不能在国度的眼光中看到教会生活形态作为一种群体性见证，其意义实在超过了全体信徒个人见证的简单相加，那我们就看不到建造一种更完整的地方教会形态的巨大的福音性功用。

三、“会堂”对城市福音运动的意义

在旧约中，可以看到以色列人作为一个圣约群体，有过三种在地上的群体生活样式。第一，从族长时期到为奴时期，他们主要的群体形态是血缘意义上的家庭（家族）。第二，从摩西开始，他们作为民族国家存在，有了国法、国王和国土。圣约群体的成员身份，也因此转变为国民（如同先有教会，信徒才被称为基督徒；先有国家，族人才被称为国民）。第三是被掳时期，他们成为国际性的、分散的团契。于是在家庭和国家这两种群体形态之间，开始出现了各城市中的犹太“会堂”2。

在新约中，上帝启示了新约教会的群体形态和长老的选立（徒14:23），显然这一形态包含了但并不是血缘家庭，同时也不是民族国家，而是如同流放时期的以色列人一样，是在万族、各城被呼召的、分散的地方堂会。初代教会的宣教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走入各城的“会堂”，按人的想法，犹太会堂应是上帝为新约教会预备的最好的落脚点。但犹太人跌倒在基督十字架的绊脚石上，保罗便从会堂转入家庭。经过百年的宣教，教会再重新走出家庭，建立新的基督教会的会堂。直到千年之后，教堂成为欧洲每座城市地平线上海拔最高的建筑。

即便我们认为，因着这个世界终将湮没，除了狭义上的传福音，挽救灵魂，其余的一切都不重要。那么会堂的建立，如同一个堡垒和据点，或主的国度的领事馆，也显然有利于福音在更广大人群中的传扬。这也是教会史上最普遍而合理的经验。而且，如果我们认同地方教会在大地上的存在，圣约群体在历史舞台上荣耀上帝、侍奉上帝的生活样式，其永恒的意义，并不会随着旧世界在未来万物复兴、新天新地降临的审判与复和中彻底消失。就如复活之基督手上的钉痕和肋旁的伤痕，显明今生之经历与来世之永恒生命之间依然存在一些看得见的联系。如果我们也认同金钱奉献之于永恒生命的建造是有意义的，我们就不能简单地说，水泥和教产，对于上帝国度的降临和扩展全无价值。会堂是大地之上，一切人类建筑和人类聚集场所中最独特的一种，一切人类用水泥、砖瓦、木头或石头修筑起来的工程，只有两种，一种叫教会，一种不是教会。只是这一层的福音性的意义，就已令人怦然心动。事实上，固定和公开的会堂，构成了在地上建造地方堂会和圣约群体之属灵生命的一部分。当主耶稣说，“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约4:21），主的确在他十字架的救恩中废除了对特定敬拜场地的拣选和偶像化。但这不是对“特定敬拜场合”本身的否定，而是意味着从此因着“被信心所洗净了”的心灵和圣经所启示的真理（威斯敏斯特信条16章7节），这世上的任何地方都可以、也能够成为对上帝的特定敬拜场合。这不是对建立有形会堂的敬虔主义式的反对，而是对一场在天父世界中的植堂运动的授权。
笔者下面以七个方面的简要论述，来试图理解会堂之于当前家庭教会的意义。
1、理解会堂的意义，需要更新对城市的理解。
一位河南教会的老传道人告诉笔者，他在上世纪90年代进入城市宣教的起因，是因为逼迫，在乡村呆不下去了，被赶到城里的。他的故事让笔者反思对城市的理解。在旧约中，“城门口”被视为寻求公平和怜悯的场合，是长老们聚集判断的地方。古语说，“小乱避乡，大乱避城”。城市的实质，是当人类的聚集和群体生活样式达到一定规模后，成为了文化的承载者，即人类的位格内涵相交的舞台，以及人们寻求财富、安全、公义的场域。这不是说堕落之人组成的城市能够达成这些目标，就像政府往往不能赏善罚恶，但这一事实并不能否定上帝设立政府的目的和要求一样。当上帝要求我们顺服一切在上的权柄时，如果我们真相信上帝在罪人的城市、国家和历史中的至高主权，我们就会同意“最坏的政府也胜过无政府”，以及“最坏的城市也胜过田野”。只有在城市中，人类的秩序、法律、公义、审判、慈惠、科技、艺术和文化才能得以形成。人受到迫害，一定是朝人多的地方跑，而不是往人少的地方跑。人上访，一定是去更大的城市，去人更多的地方。传道人受逼迫，只能躲在城里，而不是躲在山里。连乞丐也不能在一个村子中生存下来，乞丐只能去城里才能生存。

换言之，城市是罪恶的中心，城市也是恩典的中心。在中国文化的潜在理念中，“乌托邦”或人类的理想社会总是一副乡村或田园场景。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教会对城市和天国的看法。但在整本圣经中，耶路撒冷和巴比伦一直被视为人类历史的双城记。《启示录》所描绘的永恒的上帝国度，并不是从罪恶之城回到伊甸园，而是以上帝之城取代巴比伦。纽约救赎主长老教会的提摩太•凯勒牧师，曾引用一位朋友的话说，既然唯有人是神的形象，那么聚集了最多人的城市，就一定是上帝心意和教会使命的中心。
社会学的研究表明，当一个社群达到城市人口的10%时，将对城市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产生实质性影响。但前提是这10%的人口，在城市中有公开的、能够被识别的生活方式以及能够被找到的聚集场合。这就是为什么在世俗社会的管理中，一切营利或非营利机构的注册不但要求有适当的人和足够的钱，而且必须有固定的场所。因为没有固定场所的社群，是不能被看见、也无法被管理的社群。反过来说，没有固定场所的社群，对一座城市而言是不在场的社群，他们无法建立与一座城市恰当而广泛的连接、认同、接触和挑战，从而成为城市公民的一个集合体。并因此将基督的教义转化在与现代城市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和应用中。仅就技术手段而言，没有会堂的教会只能使用前现代的和亚社会的接触方式，去与一座后现代的城市对话。福音对社会的影响力因此被大大削弱了，教会成员的个人见证的可信度、持久性和相互印证，也将因着教会群体身份的缺席，而被削弱、忽略、扭曲或在某些情形下难以被矫正。很显然，有固定会堂的10%的基督徒群体之于一座城市的意义，很可能高过没有固定会堂的15%的基督徒群体的见证。

2、理解会堂的意义，需要更新对公共敬拜的理解。
笔者侍奉的教会，在4年前的团契时期，曾有信徒主张偶尔外出聚会或去河边施洗。但我们坚持了主日崇拜必须按时开放。因为我们不能接受有人曾在一个主日来到聚会地点却找不到我们，哪怕仅有一个人。在某个意义上，堂会就像公司，一旦开张，除了老板就无人有权关上大门。这就是为什么法律规定，公司更改营业场所必须公告并更改注册事项。这并不是营利性的要求，而是公共性的要求。如果一间地方教会是蒙召建立的，她也一样必须持守敬拜的开放性。不具有开放性的崇拜，本质上不是地方堂会的崇拜，而只是一次内部的团契。
在《以赛亚书》2章，上帝吩咐以色列人邀请各国一道来述说他的荣耀。《诗篇》102:21—22说，“使人在锡安传扬耶和华的名，在耶路撒冷传扬赞美他的话，就是在万民和列国聚会侍奉耶和华的时候。”《诗篇》105篇更呼召圣民要唱诗颂赞，“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这些经文显明教会的主日敬拜，是一种宇宙性的、福音性的和公共性的敬拜。如果我们作为一间“教会”，只能躲在一起敬拜神；而散会之后，弟兄姊妹才作为“信徒”出去传扬福音。换言之，当“教会”消失的时候，“信徒”就出场了。如果是这样，即便这是被迫的，我们当为此祷告，求主早日结束这种局面。因为每一间会堂，都应该是主基督的国度在一座城市中固定的、公开的敬拜中心。如果主在这时代已预备了走向公共敬拜的空间，教会就不当因着自己的胆怯或对隐匿状态的自义，继续满足于在一座城市中的非公共的敬拜。

3、理解会堂的意义，需要更新对主日的理解。
基督徒最容易被识别出来的一种群体生活特质，莫过于主日敬拜，七日中以主日为安息。在十诫之中，这是唯有地方教会才可能持守并活出来的、可被识别的内心信仰的外在集体生活样式。主的教会能否在中国社会中活出一种六日以圣约家庭为中心，主日以会堂敬拜为中心的福音性文化，信徒能否守主日为安息日，作为主的恩典在时间洪流中的记号和对我们生命管理的更新，这是福音在未来挑战和影响全社会的、最重要的一个“群体性事件”。但如果没有会堂的形成，无论有多少信徒静悄悄地守安息，也无法在社会中塑造这一群体性的和福音性的、反文化的文化事件。
主日是重要的福音管道之一。如果家庭教会不能首先从中心城市开始突破会堂建立的障碍，主日就无法在中国成为一个彰显上帝荣耀、传扬恩惠福音，并因着教会在基督里的安息而祝福所在城市的、大能的日子。

4、理解会堂的意义，需要更新对文化使命的理解。
以色列人被掳巴比伦时，圣民们犹豫着是否应该进入罪恶的敌国生活。先知耶利米从耶路撒冷寄信给“被掳的祭司、先知和众民，并生存的长老”（耶29:1），劝他们入城。这和他当初劝以色列投降一样，都十分出人意外。上帝说，“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娶妻生儿女，为你们的儿子娶妻，使你们的女儿嫁人，生儿养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至减少。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耶29:5—7）。
这段经文论到教会作为城中之城与罪恶之城的关系。一是肉身的进入，而非外在的分离；二是 “你们”和“那城”又始终在叙述中被视为分离的主体，这意味着进入的意义在本质上是寄居；三是进入后的责任，一方面他们因着市民的身份，当殷勤作工，并为寄居的城市求平安。另一方面当他们到上帝面前为那城求平安时，则是凭着圣民的身份。这令我们想起亚伯拉罕在耶和华上帝面前，为罗得寄居之城求平安。在这里，圣民的文化使命，一面体现为在寄居之地殷勤地盖造、栽种和生养，好像那就是自己的家一样。另一方面体现为对世人和城市的普遍福利的怜悯、关怀和代求。于是以色列人听从先知，进入罪恶之城，以犹太会堂为中心，一面持守信仰生活，一面为那城求平安。今天的城市家庭教会尝试建立会堂，也有福音性和文化性的两重意义。会堂作为公共崇拜和教会事工的固定载体，指向福音使命；会堂作为基督徒群体生活样式的外在彰显和一个关怀怜悯、为万人代求的社区的中心，也指向文化使命。

5、理解会堂的意义，需要更新对社区的理解。
在2009年，当笔者侍奉的教会被辖区民政部门宣布取缔时，教会才意识到自己虽然已建立了会堂，却一直与会堂所在的街道、社区缺乏真实的社会性的连接。教会若不委身于社区，就难以真正有效地以福音侍奉城市的灵魂，以怜悯关怀城市的身体。虽然会堂的建立，也促成了教会会众在社会阶层的多元性。因为越是非公开的团契，会众的同质化程度通常就越高；越是公开化的会堂，会众社会特质的多元化就随着人数增长而越发明显。聚会场所的固定性越高，社区化的程度就越高。而敬拜的公共性越高，人群的多样性就越高。2009年8月我们教会购房建堂以后，因着会堂的产权稳定，一些会友在买房、租房或找工作的选择上，开始出现了一个以会堂为轴心的半径。就一个覆盖了600万人口、会友却不足两百的教会而言，教会的社区化程度一年之前可以说几乎为零。目前已开始增长到10%。接下来城市植堂的过程，必然是一个教会社区化的过程。如我们预备两年内的植堂计划，将 以新址为轴心呼召半径距离内的信徒分堂聚会。那么未来第二间堂会的社区化程度，预计可以提高到40%。
借着会堂的建立和城市植堂运动，社区化的程度将逐步提高，最终使社区成为教区或牧区。主若许可，家庭教会借着植堂运动，在结社自由的践行上领先于其他民间组织，则可能在未来中国公民社会的成形中，扮演重要的社区角色。从而为福音在未来一百年对城市生活的深入影响，奠定良好的开端。

6、理解会堂的意义，需要更新对时代的理解。
无论从哪个方面看，目前的中国社会都处于全面转型、中国文化也在整体上处于重新定型的最后预备时期。单就城市建设而言，从前没有一个时代，将来也很难再有一个时代，能像现在的政府这样，以低成本的、快速的和粗暴的方式，完成对整座城市的翻转改造。目前正在修建、筹建城市地铁系统的中心城市就有几十座。以纽约的经验看，一旦地下交通系统完成，至少在百年之内，世上最富裕的城市也无法承受整座城市的改造成本。甚至可能直到基督再来，若非出现极其重大的灾祸，中国各大城市的格局，在未来十几年高速经济增长和威权政治尚存的时期内成形后，就很难再有根本性变化。
就城市化进程而言，30年来最大的社会结构改变是4亿人进入城市。城市人口预计将在十二五期间（2010—2015年）达到7亿，首次超过农村人口。但另一方面，因为计生政策和城市格局的影响，2010年，专家预测许多大城市将首次出现居住人口的负增长。即使目前立即废止计划生育，城市的老龄化也将在15年后达到远超过国际老龄化城市标准的20%。换言之，我们的城市在交通格局和人口构成上的定型，即将完成。笔者在这里仅以交通和人口这两个简单的技术因素为例，提醒教会注意对时代的观察和看见，知道上帝将家庭教会的堂会转型，放在民族国家变迁的何等关键的时刻。一间一间的堂会，若不能在城市中离开住宅，脱颖而出，彰显于街道、社区之中，我们就很可能在未来失去更深广的以福音侍奉时代、影响族群的机会。焉知我们今日所得的位分，不正是为此吗？

7、理解会堂的意义，需要更新对城市福音运动的理解。
纽约的救赎主长老教会，是一间致力于在全球最重要的50座城市中推动植堂运动的教会。他们的异象是“得着城市，得着世界；失去城市，失去世界”。凯勒牧师将一座城市中的福音运动，称为福音在一座城市中的生态系统。他强调两点，一是教会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机构，和教会作为一场有机的运动之间的平衡。组织性较高时，容易让教会失去有机的福音运动的活力和更有牺牲性的委身。但当福音运动不能落实为组织时，就容易陷入混乱和失去持续性。
“运动”比“组织”至少在表面上对个人更有吸引力。家庭教会在过去30年间的基本特征，就是一场布道的福音运动，而不是生根建造的植堂运动。巡回的传道人多，驻堂的传道人少。甚至有很多信徒和传道人，宁愿离开地方教会而委身于缺乏教会约束、差派和问责的“运动式的宣教”。主若许可，这些大量的脱离教会背景的传道，也会为未来堂会转型和基督徒社群的建造预备材料和砖瓦。但如果堂会不能在城市兴起，这一在“组织”和“运动”之间失衡的福音浪潮，就会像一场灵魂的抢滩，难以在一代人的火热之后，留下堡垒般星罗棋布的地方堂会。
凯勒牧师强调的第二点，是不同堂会的模式、资源、领袖和福音运动的要素在一座城市中的连接。但在缺乏会堂的情形下，这种连接通常都只局限于牧者个人之间。不同的基督徒群体、不同的堂会和机构之间，很难在缺乏固定而公开的会堂的情形下，联络构成一座城市的福音生态系统。救赎主教会坚持认为植堂是最好的宣教，也是最好的构建城市福音生态系统的方式。因为堂会是最完整的圣约群体的信仰生活形态。只有当这种信仰生活形态围绕有形的堂会而形成成熟、稳定的样式时，教会才能作为一个社群，不可逆地构成城市生活形态中有机的一部分。

四、小结

会堂不只是一栋建筑，会堂是圣徒相交的地方。会堂意味着圣徒群体的公共性的记忆和形象，就是那些委身其中的会友的位格内涵的产物。当会堂作为圣徒位格相交的外在彰显时，会堂开始彰显出地方堂会的大公性，从而摆脱了私宅的临时性、个人性和偶然性对于圣约群体生活方式的影响。因此在会堂的转型中，家长制、夫妻店、世俗化团契或俱乐部的模式，都难以维持。会堂的形成不只是传福音的结果，会堂本身就是对福音的宣告和表达。会堂是看得见的山上之城，即使会堂并不会真像世俗政权的使馆一样，被政府视为另一个国家的领土。但圣徒作为圣灵的殿，使用会堂作为他们内心信仰的一种外在的福音性彰显时，就向世界彰显出了什么才叫真正的“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因为另一个看不见的国度的主权，在这看得见的居所内被承认和顺服。
愿父的国在每一间堂会降临，愿父的旨意行在中国每一间地方堂会，如同行在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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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拙文《把神的话语写在城门上：家庭教会的传统和公开化异象》（2009年）。
2 提摩太•凯勒牧师，《城市异象》，纽约救赎主长老教会植堂手册《福音DNA》，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