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陈瑜

校/瞿旭彤

【第290页】[卡尔·巴特的自传概略，出自明斯特大学（1927年）和波恩大学（1935年和1946年）新教神学院的学院纪念册，首次发表于E. Wolf，In memoriam Karl Barth. Rede, gehalten am 4. Juni 1969 bei der Gedenkfeier der Rheinischen Friedrich-Wilhelms-Universität Bonn für ihren einstigen Ehrensenator (Alma Mater.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r Universität 31), Bonn 1969, 第26—35页。此次再印得到波恩Peter Hanstein出版社的善意许可。第二版添加了注释。^<1>]

I. 明斯特，1927 年

我是巴塞尔人，生于 1886 年 5 月 10 日，是弗里茨·巴特（Fritz Barth）和安娜·萨托里乌斯（Anna Sartorius，娘家姓）的长子。我的父亲曾在阿尔高（Aargau）的赖特瑙（Reitnau）牧区做过七年牧师，后在巴塞尔的新教讲道人学校担任教师。1889年，他在伯尔尼大学神学院完成教授资格论文，成为候补教授，之后在此工作二十三年，先后被任命为教会史与新约的编外教授、教席教授。就这样，我在伯尔尼人当中度过我的整个青春岁月，反对过某种气质和精神方向，而且我好几次早就看到，父亲曾遭受过这种气质和精神方向的、让人束手束脚的抵制。

当时令我不快的事情，后来“在条件不同的情况下”（ceteris imparibus）因为加尔文与这同一族群（Nation）的经历而变得更易理解。^<2> 我们最初住在城外，【291页】  所以我最早期和最深刻的青春记忆中包括许多树林、田野和花园、老城的拱廊、喷泉和塔楼，还有伯尔尼高地的湖泊和山谷，特别是前往巴塞尔看望亲爱祖母萨托里乌斯的定期旅行。“孩童去学校，士兵赴战场，每个人关心自己成为······”^<3> 父亲在前一天晚上怎样用这节带有鼓励意味的诗与我道别，至今犹言在耳；因为我[第二天就]要去后来[改为]“自由文理中学”——一所著名的“基督教”私立机构——的小学上学。

从入学第一天起，我就不喜欢算术，而且我写的字也从来没有变得好看过；但是，我很快就成了书虫。我经常反复阅读的基础读物是尼迈尔（Niemeyer）的《英雄传》（Heldenbuch），该书绘声绘色地描述了 1818 年以来反抗那位臭名昭著的“波拿巴”的血腥战争。^<4> 当学校老师要求我用指称宾格造句时，年幼的我脱口而出：“拿破仑建立了莱茵联邦”，让老师大吃一惊。后来，我竟然被指责在我的神学中“历史”太过简短！^<5> 大约16岁之前，对战争话题感兴趣一直或明或暗位于我精神生活的中心。对我和我的兄弟们来说，“兵人游戏”（Bleisoldatenspiel）^<6>是一项以坚持不懈和实事求是[的精神]进行的严肃活动。我曾在瑞士当年设置如今仍部分存在的军校生兵团（Kadettenkorps）中接受过四年相当正规的军事训练，尽管射击方面成绩平平，我还是取得了中士军衔。

此外，在席勒（Schiller）《威廉·退尔》（Wilhelm Tell）和克尔纳（Körner）《茨里尼》（Zriny）中短长格诗行的巨大刺激下，我好几年不断写诗，是个高产得令人起疑的戏剧诗人。与此同时，尽管我们家热衷于培养音乐生活，我的小提琴练习【292页】却成效甚微。任何类型的技术性成就，比如循规蹈矩的体操，我也一贯都是毫不羡慕地留给别人。在户外和在家里，我经常指导我的朋友和兄弟们[组织]一些极佳的活动，人们因之以为我具有成为演员或从事类似职业的潜力。

就我而言，初高中的表现和要求，不过是我无法避免的十字架而已。我的成绩从未超过班级第二名，少数几次得过第二名。伯尔尼文理中学当时常用高压方式教授数学—自然科学学科，导致我对这门学科最为反感厌恶，至今仍不时折磨我，直至梦里。令人惋惜的是，我们在古代语言方面的训练，从未像在德国文理中学所惯常的那样被正规要求过。我总是沉浸于历史，尤其是作文，并且能轻易击败全年级所有可能的竞争者。

1901—1902 年，我很高兴地参加了罗伯特·埃施巴赫尔（Robert Aeschbacher）牧师的坚振礼课程，他因布道驰名德国。^<7> 该课程与世纪之交的风格相应和，充满护教心态，使我深入接触整个宗教问题，以致在课程结束时，我清楚意识到进一步经验和体会这事（diese Sache）的必要性。出于这一简单的理由，我当时决定学神学。我那时并不知道自己将会为此承担什么，而现在近距离了解过这具狮身人面像之后，我不知道自己今天是否还有勇气再迈出这一步。

1904 年秋，我通过了高考（Maturitätsexamen），但在化学和物理等科目上失利，只得了两分。^<8> 法兰克福和科隆之行算是对我忍受难过的奖励，让我【293页】第一次充满惊异地走进广阔的德意志帝国。在父亲友善且严肃的指导和建议下，我开始在伯尔尼学习。无论如何，我勤奋记录了吕德曼（Lüdemann）教授、施特克（Steck ）教授和马蒂（Marti）教授那些纯粹但有些枯燥的智慧，而之前我对此并不了解。我满怀热情参与其中，上父亲的讲座课和练习课，同时也在寻找自己的新道路。

作为大学生，第一本真正打动我的书是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不久之后我在赫尔曼（Herrmann）的《伦理学》中找到了第一个神学庇护所。在此期间，我在祖芬根学生联会（Zofingia）中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钱财。^<9> 联会丝毫没有受到当时刚刚低调开展的青年运动的不利影响^<10>，此后，在一些完全不同的道路上，我找到了[几位]朋友；不过，因为愉快而多彩的回忆，我不想事后对这段插曲感到悲伤。

1906 年秋，我通过在瑞士练习课之后（nach schweizerischer Übung）所谓的预科考试（propädeutische Prüfung）（哲学、宗教史、教会史、圣经知识 [Bibelkunde]），获得出国留学资格。^<11> 我想去马堡，而父亲则乐意看到我去哈勒或格赖夫斯瓦尔德（Greifswald）。结果，我来到据说中立的柏林，在此明智地绕过泽贝格（Seeberg）。由于我的愚蠢，我遗憾地没有在霍尔（Holl）的课上做过任何笔记。我怀着极大的热情听了哈纳克（Harnack）（而且同样热切听了卡夫坦[Kaftan]和贡克尔[Gunkel]）的课，竟至于在为他的教会史研讨班撰写论文时，几乎完全错过了利用这个外国大城市的多元[文化]刺激，来进行自我所必需的通识教育（Allgemeinbildung）。^<12> 我在伯尔尼度过整个夏季学期，几乎把时间全耗在联会主席的“工作”上，【294页】[此外]还在伯尔尼高地的一个大牧区担任了附近的助理牧师。^<13>

之后的1907—1908学年冬季学期，我顺从父亲那如今抓得更紧的权威，而非自己的本意，来到图宾根大学，极不情愿地听施拉特（Schlatter）上课，对黑林（Haering）讲授的内容感到惊讶，也带着喜悦听了教会法学家弗莱纳（F· Fleiner，现居苏黎世）的课，并撰写了一篇内容详尽的、伯尔尼大学要求的考试论文，题目是我自己选的：《公元前三个世纪的基督下阴间说》（Der Descensus Christi ad inferos in den ersten 3 Jahrhunderten）。^<14> 我曾多次去巴德—波尔（Bad Boll ）游玩，但对此地没有更深入的了解。^<15> 此外，我还作为“皇家协会”（Königsgesellschaft）的客人在此地参与了形形色色的学生恶作剧。^<16> 1908 年夏，因种种机缘，我得以访问只因赫尔曼一人而被我热烈渴想的马堡。我终于除了从赫尔曼那里，还特别从海特米勒（Heitmüller）那里听到了当时我想听的。我也再次发现自己在于利歇尔（Jülicher）的方法中所得甚少。

秋天，经过还算充足的准备，我参加了第二次（系统[神学]和实践[神学]的）考试^<17>，并独立完成第二次助理牧师[的实习]。^<18> 这次是在伯尔尼州的汝拉（Jura）^<19>；然后返回，被拉德（Rade）好意安排担任他的《基督教世界》（Christliche Welt）的助理编辑岗位，在拉恩（Lahn）河畔又[待了]一年。

在马堡的这三个学期是我大学时代最美好的回忆。我毫无保留地全心吸收赫尔曼教导的一切。我打算深入研究康德和施莱尔马赫，以便最终有效地打下神学基础。因在《基督教世界》工作，我接触到当时神学界和教会中的时代运动，颇为有趣。特别是我结识了两位至今仍保持友谊的朋友：爱德华·图尔奈森（Eduard Thurneysen，现居圣加仑—布鲁根[St. Gallen-Bruggen]）和威廉·勒夫（Wilhelm Loew，现居雷姆沙伊德[Remscheid]）。特洛尔奇（Troeltsch）是我们当时讨论的中心，它标示出一条界限；我认为，在界限的这边必须拒绝追随这种当时占主导的神学。但在其余方面，我自认（正如【295页】《神学与教会期刊》（Zeitschrift für Theologie und Kirche）1909年刊所示！^<20>）自己是其坚定的追随者。

我在1909年秋开始担任实践职位，虽然以助理牧师（pasteur suffragant）身份来到日内瓦的德语改革宗教会，但由于正职空缺，我不得不立即独自任职半年。“地方守护神”（Genius Loci）^<21>（我每个星期天都要在加尔文礼拜堂[Calvins Auditoire]讲道）或许让我在反复阅读施莱尔马赫之余，带着强烈印象在此地深入研读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然而，我并没有经历到突然的改信（subita conversio）^<22>，相反，我认为自己可以将理念论—浪漫主义与宗教改革的神学完美地结合起来。因此，我当时发表了一篇关于信仰与历史的长篇论文^<23>——（现在想来）它若未印出来就好了。

我在日内瓦认识了内莉·霍夫曼（Nelly Hoffmann），她于 1913 年嫁给我，成为我的妻子。由于内外条件的限制，原定在马堡攻读神学博士（Lic. Theol.）的打算没有实行。对我来说，必须讲道和讲课的时间越长，从事科学神学（wissenschaftliche Theologie）的研究就越“不知怎么地”变得陌生和迷离。1911年，我像父亲当年那样来到阿尔高和萨芬维尔（Safenwil）的农民和工人牧区，这种陌生和迷离的情况就更为明显了。在此阶段，我受到库特尔（Kutter）和拉加茨（Ragaz）如日中天的宣讲所影响，社会问题及其运动的重要性对我来说迫在眉睫。亲眼目睹教区中具体可见的阶级对立，我第一次被现实生活中的真实问题触动了。结果连续好几年，我的神学工作（父亲1912年去世可能对此也有影响）【296页】减至精心准备讲道和讲课，同时将研读方向转向工厂立法、保险机构、工会知识以及类似方面，内心则被激烈的——被我站在工人这边的取态所引发——本地和本州斗争所占据。世界大战爆发后才转变过来。

大战对我来说意味着双重错乱（Irrewerden）。^<24> 首先[错乱的]是我在德国的所有神学师傅的教导。在我看来，由于他们在面对战争意识形态时失败了，他们显然无可挽回地丧失了名誉；然后[错乱的]是社会主义，我曾经极为轻率地期待社会主义——比期待基督教会更多——能摆脱这种意识形态。然而我现在看到，它在所有国家中都在做相反的事情。为此我感到震惊。

在这种无药可救的窘境中，首先是两位布卢姆哈特（Blumhardt）所教导的原则上以基督教的盼望为导向的信息说服了我。结识二人要归功于我的朋友爱德华·图尔奈森，他在我附近的阿尔高[乡村]担任了七年牧师。在此期间，我与他碰面，无数次交谈，心怀忧虑。我仍在旧的路线上思考和讲道。当时我认为，我外在地加入社会民主党（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是有必要的。^<25> 不过，在自由神学和宗教社会主义的问题范围之外，关于上帝国概念在圣经中和实在—彼岸意义上的思想，对我来说确实开始变得越发迫切。而我很长时间以来一直视为理所当然的讲道之文本基础《圣经》，也变得越来越成问题。

1916年的某一天，图尔奈森和我仍就非常天真地认为，为了进一步澄清科学神学的状况，我们必须重新转回其中。如果我们知道后来所发生的一切，可能也就不会说得这么直白（Parrhesie）。第二天一早，我发现自己被一堆充斥眼帘的注释书所包围，直面使徒保罗的《罗马书》和一个对我来说全新的问题：在那里的究竟是什么？^<26> 我曾经为此惯常做的笔记【297页】后来成为了广为人知的争议性书籍。^<27> 这本书比我[当时]所曾注意到的更多地受到本格尔—厄廷格—贝克（Bengel-Oetinger-Beck）（通过库特尔，也有谢林[Schelling]的）思想的强烈影响，而这些思想后来被证明不能承载那所要说的[内容]。

我写这本书，初衷只是为了造就自己和爱德华·图尔奈森以及其他感到同样忧虑的人。^<28> 即使在 1918 年，当我在一位大商人朋友的帮助下将这本书交由伯尔尼一家出版社出版时——它和我与图尔奈森共同主编的一本小讲道集^<29>一起被预备——我还全然不知道它将会引发自己的进一步[状况]。直到 1919 年 9 月，我应邀在图林根（Thüringen）塔姆巴赫（Tambach）的宗教社会主义会议^<30>上发表演讲，才第一次看到战后德国的局势完全改变了。这时我才开始意识到，我此前的所想所言，必须在更广泛的公众面前作出回应。

在这次会议上，我遇到了来自施特尔岑多夫（Stelzendorf）的牧师弗里德里希·戈加滕（Friedrich Gogarten）。他在他的村子里、在与我所卷入的完全相似的担忧和思虑之中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在这里我很快就找到了一个圈子，并看到更多圈子中的人。我的尝试与他们的不安，二者的关系就像是回答与提问的关系一样。然而，正是在与这些德国同时代人刚建立的交往关系中，这些回答又在同样这些人的手中变成了提问。

这些渴望实在的精神，不只一个向我发出的问候让我[对自己之前的说法]感到怀疑，促使我再次追问“上帝国”的圣经意义。我受到[如下的]激发：奥弗贝克（Overbeck）的遗著、在我幼弟（巴塞尔的哲学候补教授）^<31>帮助下通过柏拉图重新理解的康德、此时才在某些选段中【298页】得到理解的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和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jewski）——还有期间[进行的]关于《以弗所书》和《哥林多后书》^<32>的系列讲道也让我进一步了解了保罗——于是，我从旧符腾堡神学和其他思辨神学中脱离出来，并且清楚自己要明确和公开反对施莱尔马赫。后者的不适用性被埃米尔·布鲁纳（Emil Brunner，1889—1966）在关联中呈现出来。^<33>

这一转向产生的第一部作品是1920 年的阿劳（Aarau）会议演讲稿《圣经的问题、见解和展望》（Biblische Fragen, Einsichten und Ausblicke）。^<34> 从那时起，事情接连而来。《罗马书[释义]》交给了一位更懂把握商机的慕尼黑出版商，但在第一版[开始]销售后，我不得不再次从他手中夺回原版，以便对其彻底改写。^<35> 1921年2月的一个早晨，我正在进行这项工作时，老牧师海尔曼（Heilmann）和稍后的普鲁士文化部长的如下询问，让我感到惊喜：我是否愿意接受将在哥廷根设立的改革宗神学名誉教授职位。

六年后，我现在可以坦率承认，当时我甚至连一份改革宗信经文集都没有，更不用说读过了，何况我在其他各方面的知识空白也非常多。尽管如此，我没有犹豫多久就接受了。根据当时的情况，我的位置就是在德国的神学青年中而非其他地方，而且我还盲目相信，这一定会以某种方式与科学以及与我对那里活泼成长中的孩子们的照顾相协调。因此当年10月，在《罗马书[释义]》第二版完成14天后，【299页】在我的牧区发生的各种风暴般事件中，我们搬到了阿尔布雷希特·里敕尔（Albrecht Ritschl，1822—1889）[曾经待过]的遥远城市。

在那里，我怀着一种在今天看来无法理解的沉着自信，立即翻开我被聘请后突然立马要做学术讲座加以介绍的那些书籍。幸运的是，我的神学——正如它直到当时已成为的——已经变得比我自己所知道的更改革宗和加尔文主义，以致我可以满怀喜悦，问心无愧地完成我的宗派性的特别任务。我的教学任务具有一定的自主空间，这至少能确保我能逐步吸取最必要的材料，我从未想到将来有此机会，所以曾忽视了这些材料。

1922年2月，明斯特[大学]神学院授予我神学博士学位，这让我感到惊喜、安慰和鼓舞。很快我就发现自己周围聚集了许多怀着感恩的哥廷根学生，他们不知道我对他们同样怀有感恩。1924年出版的那本关于《哥林多前书》第15章的书，源自在哥廷根上过的一次讲座课。^<36> 那是一段相当辛酸的岁月，因为我不仅要持续不断地边学边教，而且还必需作为新神学方向的代表，以讲座和公开讨论的形式向所有可能的方向，证明自己的正当性，或者说为自己辩护。^<37> 而且，来自中立异乡（Neutralien）^<38>的陌生者现在得以从各方面了解战后的德国，[特别是]引发自通货膨胀时期和鲁尔抗争在哥廷根[表现出]的强烈不安[情绪]。^<39>

与格奥尔格·默茨（Georg Merz）、图尔奈森和戈加滕（自 1923 年起）共同主编《时代之间》（Zwischen den Zeiten）这份刊物创造了新的可能性，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忧虑、责任和[易被]攻击之处。不过，确实正因如此，我总是乐意从瑞士度假后——我在苏黎世湖畔的朋友鲁道夫·佩斯塔洛齐（Rudolf Pestalozzi）的“小丘（Bergli）”^<40>有了第二个家乡——回到德国和德国人[身边]。【300页】1925年夏季学期结束时，我刚刚完成第一次为期三个学期的教义学课程^<41>， 就收到消息，又是明斯特[大学]新教神学院成功提名我担任教义学与新约释经学教席教授。我在哥廷根的[编]外位置^<42>受到一定的局限，这时不时（即使也不是太过分地）让我感到困扰。既然如此，我就没有理由不满怀信任地跟随这个信任的召唤^<43>，而且直到今天，我都没有后悔这样做。但愿这是相互的。我自认自己可能将一直是一个有些困难的案例，也就是说，在很多方面我都需要同事和基督徒的耐心。

明斯特，1927年3月26日                                     卡尔·巴特

II．波恩

a)1935 年

我比前一位发言者[对发言时间]把控得更为简短。我记得我于1930年夏季学期受聘来到波恩，1934年11月26日被停职，当年12月20日被科隆政府的公职人员纪律法庭（Dienststrafkammer）^<44>开除公职，此处罚于1935年6月14日被柏林—夏洛滕堡（Berlin-Charlottenburg）高等行政法院（Oberverwaltungsgericht）解除。接下来我又于6 月 22 日（21 日！）被鲁斯特（Rust）部长先生根据《复职法》第 6 条移入退休状态，25 日被巴塞尔市的州政府委员会任命为巴塞尔大学教席教授。

巴塞尔，1935年7月2日                                  卡尔·巴特【301页】

b)1946年

1945年罪恶的洪水（Sündflut）^<45>已过，就如它1933年汹涌而至。1946 年夏，我获准从巴塞尔回到波恩，[担任]一个学期[的客座教授]；现在乐意用几句更平和的话来补充我在 1935 年写于本书的犯罪报告。

我后来能与神学结缘，要感谢我的父亲弗里茨·巴特（Fritz Barth，1856—1912 年）。他是学者和教师，以平静的严肃转向和关注基督教，一直是我不可磨灭、常给我劝勉的榜样。我学习神学的直接动力，要归功于我从伯尔尼牧师罗伯特·埃施巴赫尔所学的坚信礼课程。学术方面，贡克尔、哈纳克、赫尔曼、海特米勒和教会法学家弗莱纳对我影响最大，而且在我学业道路的第一阶段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那时想成为一名牧师，且也担任牧师一职达十二年之久。当时我并不认为自己被呼召且适合担任学术研究和教学的职位。大概在三十岁左右，我觉得自己有必要直接走出[担任]牧职[时遇到的]那些问题，去修正我在多所不同大学里打下的神学基础。通过富有才智的苏黎世牧师库特尔的介绍，克里斯托夫·布卢姆哈特（Christoph Blumhardt）把我径直带回到一种更具体的圣经释经。在这一阶段，我接到聘请，担任哥廷根大学改革宗神学名誉教授，自此重新开始更为深入地研究宗教改革家，并被引导加入一场与施莱尔马赫及其晚近神学流派的原则性交锋。因此，我在哥廷根、明斯特和波恩走过的道路并不轻松，许多新的动力来自我的德国学生的专注听讲和提问。

在此期间（1921—1935 年），我还不得不经受许多相当热烈的争论，从而为 1933 年爆发的抗争做了一些还算充足的准备。后来，如下事情还是发生在我身上：我逐渐学会了在与某种庞大实事性的中心化关联中，【302页】再次用简单的思想和言语来推动和表达自己，让肯定的呈现[处于]当然总是必要的批判之上，且更少地退至背景里，[这就]比我从18—19世纪传承而来的系统中解放出来[所用]的整整二十年里所做的更少。1932年，我在波恩开始讲授和出版我投入相当大量精力的《教会教义学》，并于1933—1935年的一系列事件后，继续在巴塞尔进行这项工作。我希望自己六十岁后还能被允许继续以此度日。1946年，与神学青年们一起的工作让我确实感到如此有趣，以至于我对自己不能加倍[工作]，为教会和国家的重建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而由衷地感到遗憾。

波恩，1946年8月12日                                       卡尔·巴特

*本文译自Karl Barth, Autobiographische Skizzen, in: Karl Barth – Rudolf Bultmann. Briefwechsel 1911–1966, hrsg. von Bernd Jaspert, Zürich: Theologischer Verlag, 1994, S. 290–302。正文标注页码出自其中。脚注部分若无特别标明，均为原书脚注。——译者注

<1>此版《自传概略》除了如上文所言曾由波恩Peter Hanstein出版社出版之外，在巴特全集中也出版过两次，分别是1971年的Karl Barth – Rudolf Bultmann. Briefwechsel 1922–1966和1994年的Karl Barth – Rudolf Bultmann. Briefwechsel 1911–1966（前书的增订版）。1971年版未有脚注，1994年再版时加入了编辑注释，所以称为“第二版”。——译者注

<2> Vgl. dazu K. Barth, Die Theologie Calvins (1922), in Verbindung mit A. Reinstädtler hrsg. von H. Scholl, Zürich: Theologischer Verlag, 1993, S. 565 (Register unter dem Stichwort «Bern»). 巴特在《加尔文神学》中提到，1537年12月，伯尔尼市议会表明，日内瓦与伯尔尼在教会习俗上的差异具有破坏性，应该消除这些差异。这暗示日内瓦应当仿效他们。巴特列出其中四点差异：1. 在伯尔尼，罗马公教教会年历中的圣诞节、新年、天使报喜日和基督升天日仍被作为公共假期庆祝；日内瓦则严格按照圣经说法，废除其他所有节日，只庆祝星期日——后来，加尔文的信仰体系获胜，以致在家举行圣诞节庆祝活动都会受到惩罚；2. 伯尔尼的教堂内有洗礼池，而在日内瓦，洗礼池与罗马公教崇拜的其他设备和用具一起被拆除；3. 伯尔尼的圣餐用无酵饼，而日内瓦用普通的发酵饼；4. 在伯尔尼，新娘可以在教堂婚礼上佩戴发饰，日内瓦则根据《彼得前书》3：3禁止这种行为。

加尔文和法雷尔反对伯尔尼那种比较路德宗的、不够彻底的礼仪改革，这成为他们与日内瓦市议会矛盾激化、最终于1538年遭驱逐的关键原因。两人最初到伯尔尼寻求帮助，伯尔尼的神学家和牧师不支持他们，市议会却出于政治考虑决定协助调解，尽管最后调解失败。

巴特如此评论伯尔尼人：“伯尔尼的绅士们展现出的睿智是不容否认的。一方面，他们非常尊重加尔文，偶尔给予他支持——正如我们在日内瓦信仰告白事件中、以及在后来他被驱逐并重新请回日内瓦时所听到的——因为他们很清楚地意识到，为了己方利益，一位强人在那里是不可或缺的；另一方面，他们却时不时地扯一下后腿，羞辱一下加尔文，或给他设下障碍，好让他的工作在那里不会因为其加尔文主义特色而过于成功，因为如果后者发生了，如果那里真的建立起一种特有的精神王国，那么日内瓦与伯尔尼的政治联合，甚至它政治同化新征服的沃州（Waadtland）的希望就会受到严重威胁。因为尽管日内瓦的教会理念在当地最初不受欢迎，但它具有煽动性、传教性、感染力的特点似乎也没有逃脱伯尔尼统治者的眼睛。” Karl Barth, Die Theologie Calvins: Vorlesung Göttingen Sommersemester 1922, Hrg. Hans Scholl, GA II.23, Zürich 1993, 476.——译者注

<3>这句诗的出处与后面的内容已不可考。

<4> Chr. Niemeyer, Heldenbuch. Ein Denkmal der Großthaten in den Befreiungskriegen von 1808–1815. Deutschen Vaterlandsfreunden und besonders der Jugend gewidmet, Leipzig 1818.

<5> Vgl. z. B. P. Althaus, Theologie und Geschichte. Zur Auseinandersetzung mit der dialektischen Theologie, in: ZSTh, Jg. 1 (1923/24), S. 741–786. 其中第一部分（742–752页）的标题就是《历史的贬值（Die Entwertung der Geschichte）》。另参信件第12号，脚注10。

<6>字面义是“铅士兵游戏”，估计是使用铅制兵人模型模拟战争的游戏，不知其规则跟时下的miniature wargaming有多少相似。——译者注

<7>罗伯特·埃施巴赫尔(1869年2月5日–1910年9月4日)是尼德格教堂（Nydeggkirche）的牧师，后来担任伯尔尼大教堂的牧师。巴特曾收藏有他的讲道集：Predigten, Bern 1902; Wir sahen seine Herrlichkeit. Ein Jahrgang Predigten, Basel 1907; Ich lebe, und ihr sollt auch leben. Ein Jahrgang Predigten, Basel 1911.

<8>瑞士德语区学校实行六分制，6 – “sehr gut”（非常好），5 – “gut”（好），4.5 – “genügend+”（稍微满意），4 – “genügend”（满意，即及格），3 – “ungenügend”（不及格，不足），1-2 – “sehr ungenügend”（非常不足）。巴特档案馆有保留他的高考成绩单（https://kba.karl-barth.ch/media/web/kba_18503-0001），上面记载他的化学物理都是4分，跟他这里的回忆不符。如果当时瑞士跟今天的德国一样，高考最终成绩由高考分数和相应科目在中学最后两年的平时成绩合计得出，那么就有可能是巴特考试只得2分，不过被平时成绩拉回到4分。——译者注

<9> Zofingia又叫瑞士祖芬根协会（Schweizerische Zofingerverein），是1819年创立的男大学生联会，至今仍存。它最初成立于祖芬根（Zofingen），后扩展至全瑞士，故以发源地命名。它有祖国部、联谊部和科学部。祖国部在十九世纪上半叶的主要目的是支持刚刚建立的现代瑞士联邦。联谊部负责把可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担负责任的人聚集在一起。该组织鼓励会员参与公共事务，发展批判性思维，并对社会和政治问题进行讨论。它也经常举办各种社交活动、讲座和辩论等，以促进会员之间的互动和会员个人的成长。值得注意的是，该协会在历史上多次涉足政治舞台，不少会员后来在瑞士的政治、学术和商业界取得了显著成就。然而，这种高度的社会参与也引发过一系列关于组织内部是否存在精英主义或排他性的讨论与批评。1904年，巴特刚入读伯尔尼大学即加入该协会，在当中结识许多已成名或刚崭露头角的学者。作为新人，巴特曾倡议联会接受穷学生加入，并要求改变联谊文化以减低个别学生的经济负担，但都没有得到响应。1906年，巴特在联会组织下做了名为《祖芬根学生联会与社会问题》的讲座，谈及贫富差距问题，并鼓励大学生承担社会责任，由此引发一长串辩论。1907年夏季学期，巴特为竞选伯尔尼区祖芬根学生联会主席，还特意从柏林转学回伯尔尼大学，结果竞选成功，整个学期时间都花在联会工作上，未能顾及学业。参Eberhard Busch，Karl Barths Lebenslauf（Chr. Kaiser, 1975）, 48-49, 52-53.——译者注

<10>青年运动（Jugendbewegung）是20世纪初回应德国的急速城市化和工业化而兴起的学生运动，一战前主要活动是徒步和远足旅行，亲近大自然。在魏玛共和国时代，因为受参战青年影响，该运动的某些分支开始转向童子军形式，强调战斗和效忠祖国，并提供军事训练，但整体上朝多样化发展。1933年希特勒掌权后，该运动相关组织被迫并入希特勒青年团。——译者注

<11>预科考试（propädeutische Prüfung）是瑞士神学学习第一阶段的总结性考试，分笔试和口试，全面考察神学生在神学各科目的基础知识，巴特档案馆有保存该成绩单（https://kba.karl-barth.ch/objects/87696）。——译者注

<12>1907年2月14日，巴特提交哈纳克的教会历史研讨班论文《〈使徒行传〉所记之使徒保罗宣教事工》（Die Missionsthätigkeit des Apostels Paulus nach der Darstellung der Apostelgeschichte, jetzt in: Karl Barth, Vorträge und kleinere Arbeiten 1905–1909, in Verbindung mit H. Helms hrsg. von Hans-Anton Drewes und Hans Stoevesandt (1991, S. 156–243）。 Vgl. a. a. O., S. 154. 1908年12月6日，巴特在从马堡写给父母的信中请他们把这篇论文转寄出去，“科学助教布尔特曼非常渴望看到它”——这是又一个证据，表明巴特在马堡学习时期和担任《基督教世界》助理编辑时期（1908—1909），就已与布尔特曼有所过从。

<13> 1907年8月，地点在迈林根（Meiringen）。这是一个改革宗牧区。——译者注

<14>即1908年1月27日完成的“评估论文”《至俄利根为止的教会文献中关于基督下阴间的想象》（“Die Vorstellung vom Descensus Christi ad inferos in der kirchlichen Literatur bis Origenes,” jetzt in K. Barth, Vorträge und kleinere Arbeiten 1905–1909, a. a. O., S. 248–312）。

<15>即著名敬虔运动领袖布卢姆哈特父子所在地。巴特在此文中提到过他们的名字。——校者注

<16>皇家协会（Königsgesellschaft）是一个兄弟会性质的学生组织，全称是“Tübinger Königsgesellschaft Roigel”。名字只是戏谑使用“国王”字样，与皇室并无关系。——译者注

<17>巴特档案馆中的考试证书暨成绩单（https://kba.karl-barth.ch/objects/87697）上面写的是理论科目和实践科目，前者包括笔试（新约经文翻译与解释、旧约经文翻译与解释、系统神学）和口试（旧约释经与神学、新约释经与神学、教会历史、教义学与教会信条、基督教伦理学、教育学、实践神学），后者包括讲章分析、讲道试讲、教理问答分析、教理问答试教。——译者注

<18>1908年8月底至9月中，在现今汝拉州的普伦鲁特（Pruntrut）。

<19>汝拉于1979年从伯尔尼州分离出来，成为瑞士联邦的一个州。——译者注

<20> K. Barth, Moderne Theologie und Reichsgottesarbeit, in ZThK, Jg. 19 (1909), S. 317–321; dazu ders., Antwort an D. Achelis und D. Drews, a. a. O., S. 479–486; beides jetzt in: K. Barth, Vorträge und kleinere Arbeiten 1905–1909, a. a. O., S. 341–347.（巴特在这篇投稿文章中承认教会所有教义都有历史相对性，他在这一点上跟特洛尔奇是一致的。——译者注）

<21>在罗马神话中，Genius Loc指的是守护某个特定地方或地点的神灵。而在现代用法中，该词经常被用来描述某个地方独特的氛围、感觉或特质。——译者注

<22>加尔文在其《〈诗篇〉注释》序言中见证自己如何从罗马公教徒转为新教徒。CR 59 (= Calvini opera 31), col. 21.

<23> K. Barth, Der christliche Glaube und die Geschichte (überarbeitete und stark erweiterte Fassung eines Vertrags vom 5.10.1910), in Schweizerische Theologische Zeitschrift, Jg. 29 (1912), S. 1–18.49–72; jetzt in K. Barth, Vorträge und kleinere Arbeiten 1909–1914, in Verbindung mit H. Helms und Fr.- W. Marquardt hrsg. von H.-A. Drewes und H. Stoevesandt (Gesamtausgabe, Abt. III), Zürich 1993, S. 155–212.

<24>原文还有“罹患精神疾病”之意。——校者注

<25>入党时间为1915年2月1日。

<26>即具体的经文和具体经文所指向的具体实事。——校者注

<27> K. Barth, Der Römerbrief, Bern 1919 = Der Römerbrief (Erste Fassung) 1919, hrsg. von H. Schmidt (Gesamtausgabe, Abt. II), Zürich 1985.

<28>“造就”（Erbauung）一词，可参《哥林多后书》10：8“主赐给我们权柄，是要造就（erbauen）你们，并不是要败坏你们。”

<29> K. Barth / E. Thurneysen, Suchet Gott, so werdet ihr leben!, Bern 1917.

<30> K. Barth, Der Christ in der Gesellschaft. Eine Tambacher Rede, Würzburg 1920 (= W.G.Th., S. 33–69).

<31>海因里希·巴特(Heinrich Barth，1890年2月3日—1965年5月22日),1920年在巴塞尔完成教授资格论文《柏拉图哲学中的灵魂》（Die Seele in der Philosophie Platons, Tübingen 1921），1928年在巴塞尔大学哲学系任编外教授，1942年任教席教授。

<32> 1920年在萨芬维尔关于《哥林多后书》的讲道，部分出版于K. Barth / E. Thurneysen, Komm Schöpfer Geist! Predigten, München: Christian Kaiser, 1924, S. 190–199, 200–212, 224–234, 246–256, 257–265.

<33> E. Brunner, Die Mystik und das Wort. Der Gegensatz zwischen moderner Religionsauffassung und christlichem Glauben dargestelllt an der Theologie Schleiermachers, Tübingen 1924. Vgl. dazu K. Barth, Brunners Schleiermacherbuch, in: ZdZ, Jg. 2 (1924), S. 49–64; jetzt in: K. Barth, Vorträge und kleinere Arbeiten 1922–1925, hrsg. von H. Finze (Gesamtausgabe, Abt. III), Zürich 1990, S. 401–425.

<34> München 1920 (= W.G.Th., S. 70–98).

<35> K. Barth, Der Römerbrief. Zweite Auflage in neuer Bearbeitung, München 1922 (Zürich 1989).

<36> K. Barth, Die Auferstehung der Toten. Eine akademische Vorlesung über 1. Kor. 15, München 1924 (Zollikon-Zürich 1953).

<37> K. Barth, Vorträge und kleinere Arbeiten 1922–1925, hrsg. von H. Finze (Gesamtausgabe, Abt. III), Zürich 1990.

<38> “Neutralien”一词可能合成自“neutral”和“alien”，故翻译成“中立异乡”。——校者注

<39>指法国、比利时因为德国拖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凡尔赛条约的赔款，于1923年组成联军占领魏玛共和国高度工业化的鲁尔河谷。德国首相威廉·库诺（Wilhelm Cuno）于1923年1月13日呼吁市民以罢工罢市方式“消极抵抗”，抗争期间发生冲突和死伤事件。这场抗争激起德国人的爱国主义情绪以及若干德国右翼团体颠覆魏玛政府的尝试。1924年，英美出面调停，提出暂时下调德国赔款份额的道威斯计划，法国接受。1925年7—8月间，占领军按约定撤出鲁尔区。 ——译者注

<40>指法国、比利时因为德国拖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凡尔赛条约的赔款，于1923年组成联军占领魏玛共和国高度工业化的鲁尔河谷。德国首相威廉·库诺（Wilhelm Cuno）于1923年1月13日呼吁市民以罢工罢市方式“消极抵抗”，抗争期间发生冲突和死伤事件。这场抗争激起德国人的爱国主义情绪以及若干德国右翼团体颠覆魏玛政府的尝试。1924年，英美出面调停，提出暂时下调德国赔款份额的道威斯计划，法国接受。1925年7—8月间，占领军按约定撤出鲁尔区。 ——译者注

<41>所结之书按巴特的明确要求题为《基督宗教教程》（Unterricht in der christlichen Religion）。《巴特全集》第二分部出版了该书卷一（Bd. I, hrsg. von H. Reiffen, Zürich 1985）和卷二 （Bd. II, hrsg. von H. Stoevesandt, Zürich 1990）。（巴特明显在呼应加尔文《基督教要义》的德语版书名和里敕尔[Albrecht Ritschl]的同名书籍，但英译本按照创作地点更名为《哥廷根教义学》。——译者注）

<42>如巴特自己之前所述，他在哥廷根大学神学院的职位只是由一家美国改革宗基金会资助的“荣誉教授”，而非固定在编的、享有公务员待遇的“教席教授”。——校者注

<43>大学向某人提供教职，动词用“聘请”（berufen），其名词形式是“Berufung”。该词源自新约圣经中耶稣对门徒的“呼召”（Berufung），马丁·路德据此发展出“天职、召命”（Beruf）的概念。“Beruf”在近代逐渐转变为仅有世俗意义的“职业”概念。巴特此句中使用“召唤”（Ruf）或许暗示这次聘用在他看来也是上帝的呼召。——校者注

<44>公职人员纪律法庭是纳粹设立的特殊机构，主要用于处理与公职人员相关的纪律和行为问题。这不仅限于传统的行政过错，还涉及任何被认为与纳粹意识形态或政策不符的行为。简而言之，这是纳粹德国用来规训和控制公共服务部门的机构，以确保所有公职人员严格遵循纳粹的指导原则和政策。纪律法庭可以解雇、处罚或甚至起诉那些被认为不忠于纳粹政府的公务员。这也是纳粹政权清洗和控制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以确保它在所有层面上的统一和效率。1934年8月，所有公职人员被要求宣誓效忠元首希特勒，巴特作为大学教授也属公职人员，因而也被要求宣誓。然而，他要求誓词在“忠于并顺服阿道夫·希特勒”一句后面加上“在我作为新教徒对此[誓言]所能够履行责任的范围内”。文化部通过其前同事、哥廷根大学神学院教授埃马努埃尔·希尔施（Emanuel Hirsch）早已得知巴特参与了《巴门宣言》的起草，所以把他的要求视为进一步挑衅而坚决拒绝。于是，巴特因不愿起誓而惹来官司，最后被逼离开在德国的教职。参Christiane Tietz, Karl Barth: Ein Leben in Widerspruch（C.H.Beck, 2018），259—271.——译者注

<45>典出《创世记》第6—9章，一般意指上帝惩罚世人罪恶但也拯救以挪亚为代表之义人的洪水。——校者注

（译者为海德堡大学神学院系统神学博士生；审校者为清华大学哲学系长聘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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