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图：美部会来福州宣教50周年纪念集会（1896年）。图片来自耶鲁神学院图书馆https://collections.library.yale.edu/catalog/11424561]
倪柝声（1903—1972）是中国基督教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他的家族渊源，在福建各倪氏族谱中未见记载。倪家可追溯的历史，是从倪柝声的祖父倪玉成（1839/1840—1890）开始的。<1> 倪柝声在1927年5月《基督徒报》中略略提到他的祖父，但并未给出细节。
“我的祖父是本地最初按立的一个华人牧师。我还记得家祖母对我说，当日因为牧师只有家祖父一人，闽中三公会<2>时常把他轮流借用。”<3>
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之后，清政府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福州成为五口通商城市之一，西方差会传教士纷纷前来福州安家落户。最先到达福州的是美部传道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s for Foreign Missions，简称ABCFM），美以美传道会和英国圣公传道会紧随其后，人称闽中三公会。前两者都来自美国北方。当时福州风气闭塞，民众普遍仇外，连在教士家作帮佣的，都改名换姓，免被人知。传教士遂开办学校，吸引孩童入读，但应者寥寥。倪柝声的祖父倪玉成幼年即入读美部会教士卢公明（Justus Doolittle，1824—1880）开办的寄宿男校，成为首批寄宿生之一。他后来受洗入教，毕业后长期担任华人助手之职，服事教会。1876年他被美部会按立为福州第一个华人基督教会——铺前顶救主堂的牧师。他的妻子来自广州美部会的女子学校，他的儿女也都在教会学校受教，并参与教会服事。1890年倪玉成正当壮年去世。
倪玉成可说是来华新教传教士初期办学传教策略少见的成功典范，他的一生就是美部会在福州开拓和发展的一个小影。倪玉成去世之后，闽中三公会到1890年代中期才逐渐进入爆发式增长期。
倪玉成的史实研究，在林立强先生关于卢公明的研究中略有提及，<4> 但英文资料甚少，中文资料也稀缺。本文从美部会年报和刊物《教士先驱报》（Missionary Herald）、纽约《佈道者报》（The Evangelist）、教士日记档案文献和相关书籍中，将有关倪玉成的资料搜集汇总，以期能得到更完整图画。文中关于倪玉成婚姻和妻子的详细资料，当属新发现。因笔者所搜寻的档案资料仍相当有限，本文只能算是抛砖引玉。
一、1847.1～1851.12 美部会在福州的开拓，少年时代
倪玉成生年不详，根据卢公明《中国人的社会生活》（Social Life of Chinese）一书所记，1860年9月时倪玉成二十岁，<5> 即他生于1839年至1840年间。他的家庭背景与成长均不可考，其少年时代正是新教入福州的开拓期。
1846年，美部会差遣在曼谷专向华侨传教的杨顺（Stephen Johnson）和弼利民（Lyman B. Peet）去福州。<6> 他们同时到香港，但无船北上，只得搭乘运鸦片船。杨顺无家眷之累，先行出发，于1847年1月2号抵达福州，成为第一位到福州的新教传教士。美部会初期赴福州的西教士，按抵达的时间顺序计有：
1847.1.2 杨顺（Stephen Johnson）（1852.12.6离开福州）
1847.9.6 弼利民（Lyman B. Peet）一家
1848.5.7 摩怜<7>（Caleb C. Baldwin）夫妇
简明（Seneca Cummings）夫妇
历浃（William L. Richards）（1850.11.12离开福州）
1850.5.31 卢公明（Justus Doolittle）夫妇
1853.6.9 夏察理（Charles Hartwell）夫妇
1860.2.7 吴思明（Simeon F. Woodin）夫妇
1869.1.18 孙小姐（Adelia M. Payson）
1870.1.22 柯为梁（Dauphin W. Osgood）医生夫妇
1872.10.16 和约瑟（James E. Walker）
1874.12.13. 力腓力（Josiah B. Blakely）夫妇
1877.3.26 惠亨通（Henry T. Whitney）医生夫妇
1878.12.1 唐意雅（Ella J. Newton）
1884.11.27. 许高志（George H. Hubbard）夫妇
富克理（Kate C. Woodhull）
富哈拿（Hannah C. Woodhull）
1888.10.4 弼履仁（Lyman P. Peet）
杨顺到福州后，在中洲岛安顿下来。他面临的第一个困难是语言，福州话与他所知的粤语和闽南话都不同，但他有中文基础，可与人用文字沟通。<8> 他在曼谷时学了闽南话，对学习中文方言颇有心得。他学的很快，三个月后，就开始用福州话办家庭礼拜。杨顺在闽江南岸租房办学传道。学校请华人教师上课，杨顺每天下午到学校，先听学生背诵课文，然后打开门让人进来听道。大多数听众是孩童，偶尔也有白发老人，他们肯坐半小时听道，很大原因是在聚会结束时可领取一份小册子。1848年6月1日学校开学，只有三名学生，都是华人教师的孩子，后逐渐增加。<9>
杨顺通过亲身考察，觉得福州是大有潜力的传教工场。1848年5月《教士先驱报》刊登杨顺的长文，详细介绍福州的地理气候、风土人情、社会阶层、物产、语言、商业。他感觉福州对洋人态度友善，在这里生活安全。
“我到此地已有半年多，在郊区和部分城区徒步作了大量考察，大多时候我是孤身一人，几乎都受到友善尊重的对待。外国人在广州所受粗言秽语的辱骂，我在福州几乎没有听见过。不错，有时观众的好奇心会让我觉得烦扰，有时身后也会跟着一群喧闹的孩子，但这都是合乎情理的……我的感觉是，五个通商口岸中，外国居民只要待人处事合宜，人身和财产安全没有比福州更好的了。”<10>
杨顺认为福州比广州对传教士更开放，可接触的人更多，文化程度也更高，是传教的最佳站口之一。
“广州人口更多，但除郊区外，向教士和外国人都还是封闭的……但福州不是这样，整个城市和郊区向传教都是开放的，这里甚至比所谓基督教世界的很大部分都享有更大的宗教自由。这片土地虽然按地理面积或人口来说并不大，但按实际可接触的人数来说是更大的工场。从这个角度看，福州与中国其他传教站口相比，当然是最大最重要的口岸之一。
……让人对福州感兴趣的另一方面，是这里居民的文化程度。据说成年男性中六成会读写，女性中也有三成。若属实，这将给教士很大便利，因为可以借书籍文字传播福音……知识就是力量，这里的人对书籍的熟习一定会大大提高他们对外的影响。……福州素来以盛产文人出名，如果这些文人成为真正的基督徒和热心的传道人，那将会给这个黑暗中的帝国带来一道何等耀眼的闪光！”<11>
杨顺字里行间洋溢着初到福州的乐观情绪，但真要接触文人极为困难，只能分发书籍小册而已。杨顺实际接触的对象主要是贫民。贫民白天要打工，所以杨顺把传道改在晚上，听众虽略有增加，但收效甚微。贫民的主要问题是接触福音的动机不单纯，有得利的企图。杨顺自己说：
“邻里有几个人声称自己对福音有好感，愿意跟从，但最后显明，他们主要是为了得点好处。当他们清楚了基督教的本质和传教意图之后，他们的希望破灭了，表面上对福音的兴趣也如同朝露，消散得无影无踪。”<12>
这些事例让杨顺变得谨慎。1848年11月，闽江北一村庄来了十多人参加他家中的礼拜，过了一周又来将近四十人，都听得很认真，并邀请他去村里传道。月底杨顺坐船前往，令他十分惊讶的是，传道后竟有三十多人自愿记名作耶稣门徒，丢弃偶像，并承诺会守礼拜日。杨顺心中存疑，返回福州后，果然村民又来拜访。杨顺尽力告知他们福音真意，希望打消任何功利的企图，但村民表现得很坚定，甚至将神主牌都交给杨顺以示诚心。杨顺仍不确定，当晚他与村民又一次深入交谈，最终村民承认他们接触福音的主要原因是贫穷，他们真正想要的是食物而非灵魂的拯救。如果得不到物质的帮助，他们就无法遵守耶稣的教训，然后要回了签名纸和神主牌。杨顺以此提醒后来的教士：
“这个引人注意又令人痛心的事例，展示了此地浩瀚人群的特点。他们在灵性死亡中，关注的全都是属世的利益，为得一点小利甚至可作最严肃的宣告。来中国的西教士需要有高超的待人处事智慧、忍耐和信心。连最精明的人有时都会受骗。”<13>
杨顺也逐渐意识到文字佈道面临的困难，文人虽多，但中国深厚的文化传统对福音其实是一个挑战。他在1850年的信中写道：
“恐怕在这里和中国的其他地方，很少人真正读懂基督教书籍，原因不只是文化素养有限，更主要是心思的瞎盲，充斥各种错谬先见，懒于思辨和对福音的陌生感。他们对圣经中的地理、历史、年代和造物主完全无知，一心寻求世俗利益，天生厌弃神圣属灵属天的事物。他们跟其他人一样极其自私，只寻求属地和感官的享受。
也许没有比中国人更自恃，更对罪无感的人了。……有鉴于此等天生的骄傲自恃，和诸多令中国人心思蒙蔽不知罪的强势影响，他们自然要慢慢才能珍赏为人的过犯舍命的救主，接受使人降卑的福音。”<14>
杨顺实行的家中中文礼拜、福音堂传道、办学、分送单张小册，成为普遍的传教模式。1848年10月，弼利民在闽江南岸人流畅旺的观音井租房办学，上午派发册子，下午传道。他也撰写小册子，印刷附主祷文的《十诫》，并在家中举行中文礼拜。<15>
1848年5月到福州的简明，摩怜和历浃则完全没有中文基础，对他们而言，福州话极其困难。
“不管别人怎么说不难，福州话真是非常困难，学习者至少要花几年时间才能彻底掌握它。”<16>
他们花了很长时间学习中文及福州话音调，过了将近一年，才开始举行家中礼拜。从摩怜的信中可以大致了解他们家中礼拜的情况。
“我们的早会如下：宣读讲解四到十节经文，是前一天下午已预习过的。吃过早饭后立刻在餐厅（也是客厅）会合，人手一本《马太福音》。各人程度不同。两位教士识字，大体可以用福州话朗读，也懂得译文表达的关键意思。华人教师当然读和说都精通，也明白意思，但在尝试讲说这些新奇的道理时可能会用错词。帮佣中一人会读，但基本不明白。
通常我先读一段课文，用有限的中文作些解释，华人教师在旁辅助。然后他读其余部分，如果他理解错了，我们会纠正。练习中穿插对真理简短的证实和加强。然后我们从一本包含九首诗歌和三首颂词的小册里，选唱一到两节。我们分高低音两部唱，华人唱得不准，感觉好像他们想加入高音部。唱诗后祷告，通常与所学的主题相关。”<17>
家中礼拜常见的困难是听众的疑惑，教士中文的生疏，经常词不达意，说话不连贯，语气不一致，半中半英，用词有时让人听起来感觉粗陋。
“这一小群人听到福音书里的神迹，总是把它当作天方夜谭。举个例子，有几次早上课文讲耶稣用鱼和饼喂饱数千人，听众脸上立刻流露出不信的微笑。他们一定以为这是神话，就像我们听中国的神话故事一样。
在这些礼拜中，另一个让初学的教士感到沮丧的困难是说中文。缺乏操练和不习惯，令保持音调和运用习语变得极其困难。……我们虽尽最大努力，但中国人听起来，还是觉得粗鲁野蛮。”<18>
到底教士该何时可以公开传道，摩怜在1849年8月的信中说到：
“我们这批增援者到福州已经一年零四个月了，尚未正式公开传道。我们觉得教士中有两个极端……有人说，要等四到五年，先把语言学好，直到你有把握别人完全明白你所说的。……另有人提议几个月后马上开始传道，用英语拼音会说一些词汇就行了，不用管声调和习语。一些在华北的教士不到一年就开始传道了，确实是很快……据说他们认为没有必要顾虑口语声调。若真这样实行，难道不会让教士难受么？”<19>
摩怜认为教士的责任既是传道，生命短暂，传要抓紧时间，而道则要扎实的语言根基，两者需要平衡。
“我不想让人以为我是在质疑提倡尽快投入传道的弟兄们。他们一定认为这是最好的途径，但在我们看来，在这件事上还是有危险会在考虑上顾此失彼。中文非常难，而人生有限，我们可以尝试不经过严格、深入的学习，不管声调，而能让人听懂，但最踏实的路总是最好的路，这在学中文和别的事上都是如此。”<20>
1850年3月，摩怜、简明和历浃在到达福州将近两年后，终于在新租的福音堂开始公开传道。<21> 最终，无论早或晚开始，传道所面临的最根本困难是一样的，就是对福音的抵触。
“我们知道本地百姓不喜欢我们和我们的道。很多人只听一下就不愿再听。通常他们成群结伙走进福音堂，一旦清楚我们是针对罪和偶像，不会因为他们声称愿意得救就给钱，他们就带着鄙夷转身离去，把我们孤零零撇在那里。”<22>
传教工作没有突破。历浃在1850年7月的信中说：
“目前我们的工作成果都还是很一般性的……还没有人因我们传道信主，也看不出有人对我们教导的真理真正感兴趣。”<23>
1850年5月卢公明夫妇抵达福州。美部会教士最初都住在中洲，当年8月，美部会在南台婆奶山（即保福山）租到地方，过程中遭到当地民众投石驱赶，后经官府介入得以顺利解决。1851年2月杨顺和卢公明搬入南台。简明搬到下渡大岭顶居住，尝试在附近租房作福音堂，但未成功，于是从4月起每周日在家中传道，简明夫人在家中开办女子日校。简明的听众包括女校学生，周围很多妇女也闻声而来，聚会人数有时过百。大约同时，弼利民在夫人协助下，也在家中办妇女聚会。这是福州最初的妇女工作，但遇到很大阻力。<24>
据1851年11月《教士先驱报》刊登的福州地图，<25> 和卢公明给美部会1851年下半年年报，<26> 各教士的住处和福音堂位置大致如下：
| 住处 | 福音堂 | |
| 杨顺 | 中洲华南道<27>1847.1～1851.2
南台婆奶山1851.2～1852.12 |
下渡小岭顶1848.6～1851.2
南台住所对面1851.2～1852.12 |
| 弼利民 | 中洲地保巷 | 南岸观音井 |
| 摩怜 | 中洲白粿弄 | 中洲户部前1850.11～1851.11
迁至杨顺旧居 |
| 简明 | 中洲
下渡大岭顶 |
下渡家中
下渡大岭顶住处旁1852～ |
| 卢公明 | 中洲弼家1850.6～1851.2
南台婆奶山1851.2～ |
南台家中
铺前顶一带1852.5～ |
截至1851年底，美部会在福州第一个五年的福音拓展遇到的主要困难大致有五方面：语言的困难、贫民的功利心态、文人的道德麻木、工人的缺乏、身体的病患。杨顺1850年下半年因病去宁波休假，之后身体一直虚弱，最终于1852年12月携夫人离开传教工场，返回美国。历浃1851年9月突发重病，不得不离开福州，回美途中去世。摩怜1851年夏天开始受病患之苦，无法正常尽职，1852年1月去宁波休假三个月，幸得痊愈。困扰教士的疾病通常有肺炎、腹泻、失音症等问题。<28>
[插图1:美部会福州教士分布 Missionary Herald, 1851, p.383]
美部会从杨顺开始，基本传教模式包括三部分：周日礼拜（针对与教士关系密切的华人，如学校老师、学生、帮佣等）、福音堂传道（一般人群）、办学（孩童）、书籍单张（文人）。教士除学习语言、传道、监督学校、编写印刷书籍小册之外，还要为寻找堂点奔走，工作相当繁重，又看不到明显的果效，心理压力更是难言。但正如杨顺所言，他们对福州都满怀期望，并不灰心。
二、1852.1～1856.12 卢公明的寄宿学校，寄宿学生
倪玉成与美部会的关系，是从卢公明的寄宿学校开始的。卢公明在大学期间曾被认为在学习语言上颇有天赋，但他自觉不过是勤奋而已。他从奥本神学院（Auburn Theological Seminary）毕业后，向美部会申请去海外传教，并且明确提出中国为他的目标：
“如果我可以选择工场的话，我选中国，我对中国人的特性和属灵情形深感兴趣已有好几年了。”<29>
到福州仅十天，卢公明就开始跟华人教师学习中文。半年后他即可用福州话读经唱诗祷告，速度的确很快。一次特别的经历更是让卢公明的口语大有进步：他因为负责监督南台住所的盖造，必须与本地工人谈话交流。他在1851年9月给美部会的信中写道：
“我因为要监督工人盖房修造，时间被占用，无法如愿多花时间跟教师学中文。我也不得不学习跟工人交流盖造工程，不然就要吃无知的亏。但这一切的结果是：我的口语大大进步，这是坐在家里学中文达不到的，当然我阅读的进步就有限了。”<30>
1851年2月，卢公明搬离弼利民家，迁入南台新居。半年前他到南台查看新房地基的时候，还遭到当地民众投石驱赶，但如今情况却大有改善：
“现在几乎所有人都很友善，也乐意和我们搭话，不时照本地习俗跟我们打招呼，问我们吃了没有。我只要打开院门，很快就会有一群男女老少进来，平静地站在院里窥探，想要看看我们的房子，拿分发的册子，和我们聊聊。”<31>
1852年3月，卢公明在南台直通福州城南门的中亭街租到房子办学传道。5月27号，他在福音堂第一次公开传道。<32>
卢公明办学历程坎坷，第一次尝试很短暂，3月8号开学，4月初就停办了。事件起因是英国圣公会教士温敦（Welton）请的两位华人教师，被官府捉拿监禁，还受了鞭打，罪名是在城内受雇于洋人作教师，而城内被视为禁区。<33> 城郊虽不算禁区，但这还是令所有教会学校的华人教师感到恐慌，导致他们纷纷辞职。数月之久，卢公明找不到愿意办学的华人教师，因为惧怕官府捉拿。<34> 直到8月，终于找到一位，但这次尝试的时间更短，只有寥寥五位学生，不到十天学校又关闭了。1852年9月21号，学校在卢公明家楼下第三次开学，有六位学生。<35> 这一次终于稳定下来。卢公明同时招收寄宿生，他在日记中提到：
“1852年10月26日，周二。今天一中国男童来入住。11月24号他回家去了。
1852年10月30日，周六。今天另一个中国男童来入住。他不愿留下来，11月10号回家去了。”<36>
卢公明在1853年4月的信中说到学校情况：
“现在情况不同了……恐惧已彻底消退了，婆奶山民众对我们原有的偏见和恶意好像也过去了。我在住处楼下办了两所学校，男校超过三十人，女校不到十人。男校差不多恢复到一年前的规模了，学生比从前的更聪明，其中有五、六个十六岁，只有四、五个不到十岁。他们中最大和程度最好的八、九个学生，正用福州话学习约翰福音，教理问答和福音指规。六到八个程度稍差的学生在学习小教理问答和本会出版的《灵魂篇》小册子。<37> 约翰福音和大小教理问答是按照学生的需要，在中文老师和学校华人老师帮助下，由我从官话分批翻译成福州话的。”<38>
卢公明提到的学生中，很可能就有倪柝声的祖父倪玉成，他当时13岁左右，可能住在南台婆奶山附近，他的家庭和入学情况未见记载。在办学中卢公明发现，美部会出版的小册子，除《灵魂篇》外几乎都是官话，学生很难懂，若是转用福州话，则困难立消。这促使他又担起一个新的负担：
“正因学校缺少这类福州平话书籍，促使我投入将官话翻译成福州话的工作，尽管我的官话并不通达。这工作对掌握口语有极大益处，因我特别留意研究如何用最佳的表达方式，让孩童也能领会福音的内容和要求。本会可能很快会出版一些福州平话小册和新约书卷，我会马上在学校里使用。根据我数月以来的经验，若给学生使用，平话绝对胜过官话。”<39>
卢公明对平话的重视，得到美部传道会干事安德森（Rufus Anderson）的积极回应：
“你提到因环境的主宰，使你在口语上的进步大大超过阅读，我不知道长远来看这会有什么影响，但平话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福音应该也必须用它来传播。我所知不多，对自己的判断没有把握，但我觉得在中国的教士中有一种倾向，就是太注重官话，忽视了平话。在我看来，一面用当地人所操的口语传道，一面用官话写书印刷，是传教士正确的工作方式。”<40>
进入1853年，随着杨顺因病退出，摩怜和简明的学校相继停办，美部会只有弼利民和卢公明的学校仍在继续。摩怜在1855年下半年年报中提到：
“我们有两所学校，各有二十和二十二个学生，一所在中洲，由弼利民负责，一所在婆奶山，由卢公明负责。弼利民的学校都是走读，每天除有一段时间跟老师读一点书外，其余都是宗教课程。卢公明的学校有走读和寄宿，目前寄宿的有五个男生三个女生……课程一部分是宗教，包括官话和平话圣经、教义问答、主日学历史课、主日学马太福音和创世记提问，和其他基督教书籍。非宗教部分包括天文和地理初阶，这两课其实也介绍基督教，不过是借推演和劝解。这两所学校里都有勤奋好学的孩子，我们殷切期望他们都能接受信仰，以后再传给他们的同胞。”<41>
事实上，正是卢公明的寄宿学校为美部会在福州预备了第一批信徒。弼利民的走读学校则没有什么果效。卢公明的教师和寄宿生就住在他楼下，如此近距离生活的接触，在初期传教中证明是有效的。除了寄宿生之外，其余信徒都是教士家中的帮佣，也可证实这一点。相对寄宿学校和家庭，堂点传道在初期的效果并不明显，卢公明在1853年4月信中说：
“对福音堂的工作，我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报告。大多数出席的中国人都态度恭敬地听道，但我没有证据表明，在这个社区有人对耶稣基督的救恩真正感兴趣。”<42>
类似报告一直持续到1856年，如弼利民1855年上半年年报中委婉提到：
“虽然我们还给不出一个真正得救的名字，但我们看到有些人在基督教知识和为人品行上有确定的进步。”<43>
卢公明学校华人教师的表现，让教士们看到一线希望，但他们仍非常谨慎，观察他的动机和行为。夏察理在1854年上半年年报中说道：
“卢公明的男校相当成功，有些学生称得上优秀聪慧。学校教师的情形引人注意。在卢公明因病不能探访学校时，他亲自陪学生祷告，这并非是出于卢公明的鼓励，其实卢公明一直不确定他的动机。一次某位教士突然到访，发现他正在跟学生谈论基督。我们不知道他是否真是一个基督徒，中国人很有欺骗性，但他若不真诚，又何必这样自讨麻烦呢。他宣称每天在家里都祷告，因此受母亲和兄弟的反对，他太太则站在他这一边。对此我们只有他的一面之词，无法了解事实，因为他住的地方是我们不能私下拜访的。我们只能请大家为他祷告。”<44>
这种谨慎是美部会开拓期的突出特征，前面提到杨顺特别提醒后来的教士，虽然热切盼望早日结果，但切不可急功近利。
“1855年2月16日。我学校的教师陈先生在本月第二个礼拜日，表达了想要领洗的愿望。”<45>
又经过一年的考察，卢公明学校教师陈（Ting）先生<46>被接纳，成为美部会在福州的第一位领洗者。
“1856年4月13日，礼拜日。陈先生受洗了，在我家楼下早上的礼拜中，一同接领主的圣餐。”<47>
经过十年漫长艰苦的拓荒，美部会终于在福州开始看到结果。摩怜1856年4月的信中记录了这一难忘的时刻：
“我们的学生、教师、帮佣，本会几乎所有教士与其他差会教士，同来见证卢公明学校教师的洗礼。他经过长期查验，虔敬表现令人满意。美部会教士都参与其中，这人主持开始礼，那人传道，第三人施洗，第四人服事主的圣餐和成礼祝福。会众都被这新奇的场面深深吸引……这真是喜乐的一天……我们终于开始收成了……这是在福州第一位领洗的华人基督徒。”<48>
喜乐声音尚在耳际，悲伤消息就已来临，卢公明夫人难产，手术后因肺炎发作于6月21号去世。
“6月22号，主日，大约十点，在我家的客厅，聚集了婆奶山的两个家，和我们的学生、仆役、学校的教师，摩先生主持（卢夫人的）追思聚会，想借此机会给在场的中国人一个好印象，给他们看见信主之人的死是宝贵的。”<49>
随后，弼利民夫人因病于7月17号去世。8月12号，去年回美养病的简明也突然去世。这一系列去世的消息，给人印象福州的气候水土不宜居住，因此在1856年年报中，教士们特别澄清：
“神让我们经历极深的伤痛……但这些个例并非证明福州的气候对身体有害，所有存留的教士身体状况普遍良好。”<50>
截至1856年底，因弼夫人患病，弼利民的学校停办，美部会仅剩卢公明的寄宿学校。不教英文是卢公明坚定的办学原则：<51>
“卢公明先生的男校有十五个寄宿学生，其中五个衣食全包，另外十个只管饭食。也有约十五个走读生，出勤情况随天气而变。
学校不教英文，对此卢公明说，‘一般情况下，我认为教他们英文，从传教角度看有坏影响。如果规定必须教，我宁可不办学。’学校的学生，尤其是寄宿生，对福音真理的认识进步显著。‘五个寄宿生对自己灵魂得救表现出兴趣。’”<52>
卢公明1856年10月的信中写道：
“你们一定很高兴听到，学校里几个年龄较大、在校时间最久的学生，都对所学的真理有兴趣。其中有五个学生，年龄从十六到二十二岁不等，说他们想成为耶稣的门徒。他们平时会和室友一起祷告，有的晚上会找地方自己祷告；我经过观察，也从旁了解，他们的操守确实是蒙称许的。其中一两个表示想成为像他们教师那样（他是四月受洗的），能讲解福音，劝导人信耶稣。”<53>
这五个年龄较大，在校时间最久的寄宿生中，就有倪玉成，他当时16岁，在五人中是年轻的。
1856年教士们一面经历丧妻失友之痛，一面经历多年劳苦终于开始收成之喜，可谓悲喜交集。眼看传教工作进入新阶段，得救的人会越来越多，美部会在南台铺前顶置地盖造第一间教堂。这间教堂虽然小而简朴，但意义重大，美部会教士希望借它传递给民众一个信息，就是基督教在福州不仅是合法的，而且会长久存留。1856年年报中说：
“60英尺长，34英尺宽的砖石教堂正在盖造中，圆顶将悬挂一小钟。‘它虽然小，但两年前能否建这样一个教堂都很难说。现在它盖起来了，进展很快，也没遇到任何反对。……教堂建得很朴实，按照经济实用的原则，没有过多装饰，它的存在告诉民众，我们准备永久留在这里。官府允许建教堂，表明我们的居留是合法的。多年来，我们一直想打消民众对以上两点的疑虑，但很困难；现在这教堂将是个可靠的证据，叫他们不用害怕接受我们的教义，和我们在一起。官府既然开绿灯，允许我们盖教堂、传道，怎么还会逼迫信教的人呢？’”<54>
三、1857.1～1861.12 铺前顶救主堂教会，担任助手
1857年5月31日，铺前顶救主堂落成，举行献堂典礼。七年前的这天恰好是卢公明到福州的日子。这是福州第一座基督教教堂，也是倪玉成日后生活和事奉的地方，直到去世。
“1857年5月31日。今天下午，新教堂‘救主堂’奉献用以敬拜全能上帝。夏察理先生宣读圣经并作开始祷告，摩怜先生讲道，麦利和先生致辞，我致辞后作献堂祷告。”<55>
第二位受洗的信徒，是教师陈先生的妻子，她长期患肺病，在受洗半年后去世，卢公明在信中为她作见证说：
“病痛期间，她有很多迫切祷告。她的洗礼让她和她丈夫很欢乐，从受洗前直到她去世，她从不耻于表白她对救主的爱，只要有邻舍朋友来看她，她就催促他们丢弃偶像来信主。在她死前几天，我探访她简陋的家，看见她身受极大痛苦，却满有平安。她渴望与主同在，并不惧怕死亡将至。这天半夜，他丈夫听见她断断续续却迫切的祷告，她显然完全投靠救主，并似乎觉得她已经被主接纳。这就是在闽江河谷信徒中第一个离世的过程。
自然，她的出殡和安葬也丢弃了传统的仪式。一些家族的朋友前来观看，在葬礼结束后他们承认说，‘若不是亲眼所见，任凭怎么说，我们都不会相信，现在我们知道，那些传言都是瞎说。’他们所谓的传言是说一个人如果入了洋教，死时会被剜眼拔牙，为行巫术之用。”<56>
同一封信中，卢公明也特别说到第一个寄宿生沈守真受洗的细节：
“我带着诚挚的感恩，提说我一个寄宿生受洗。这个年龄最大的学生，充满喜乐在他同胞面前公开承认基督。7月5号上午，在新建的教堂里，在许多见证人面前，我为他施洗，这真是无可比拟的权利。他的俗名是‘家祥’，就是家族吉祥。他很迫切要丢弃旧名，以‘守真’之名受洗，意即‘持守真理’。他是个长相悦人的青年，二十四岁，学业中上，为人温柔又认真。他入学已三年，在学校作助手，名声非常好，学生都认为他真诚，他的行为也表明他的信仰是真的。另有四个学生（十七到二十二岁）已经申请受洗，尚未施洗。”<57>
1857年10月19日是个值得记念的日子，当天美部会正式成立福州铺前顶救主堂教会，这是基督教在福州的第一处教会。卢公明在日记中写道：
“1857年10月19日。今天下午三点在救主堂举行仪式，摩怜先生宣读圣经，洪（Hung Nguo Cheng）和王炳臣公开承认信仰基督，摩先生为他们施洗并讲道。卢公明宣读信条和会规，并宣布这二人和陈（Ting Hau Chuang），沈守真四人正式成立教会，名为铺前顶救主堂教会。之后夏察理先生祷告，并主持主的晚餐。”<58>
摩怜信中描述了当天的盛况：
“我们聚集一堂，给两位新人施洗，并正式成立第一处本地信徒的教会。在场会众包括我们的家人、教师、学生和一些街坊邻居，礼拜庄重有序……教会成员有四人，两位学校教师，陈先生和洪先生；两个学生，守真和炳臣，他们都属于卢公明先生的学校。
教会的成员，和几位要求受洗的学生，他们的行为看起来与信仰相配。就是用美国教会对候选人的要求来衡量，他们也是令人满意的。而他们的圣经知识，则比美国教会里许多‘正常良好’的教友要强多了。他们最缺乏的，是对罪那种扎心的感觉，这在中国信徒中很普遍，也许是他们受的教育和习惯造成的。两位被接纳入会的学生，和其他几位申请受洗的学生，都是青年，不是小孩子。他们在小教堂分发单张，讲解圣经，已经在结果子了。他们承认，起初会觉得‘羞耻害怕’，但自从公开认信之后，他们就完全改变了。我们相信他们在主的工作中，会成为有用的帮手。”<59>
救主堂教会刚刚成立两天，摩怜夫妇就因病返美休养，加上丧妻后带着三个孩子返美的弼利民，1857年底福州美部会只剩下卢公明和夏察理夫妇三人，人手极其缺乏。卢公明喉疾日益严重，无法正常尽职，美部会的传道工作必须雇用华人助手。救主堂教会都是卢公明寄宿学校的老师和学生。申请受洗的倪玉成和刘孟湜，可能因为年龄较小的缘故，到1857年底才被接纳入教会。
“1857年12月20日。今天夏察理牧师给‘玉成’（别名Hau Sing）和‘孟湜’（别名Siong Nguong）施洗，接纳他们为‘铺前顶救主堂’成员……Kiong Sieu和Lo Li在候选之列，等他们更令人满意时再接纳入教会。陈Hau Chuang被选为教会的书记。”<60>
1858年1月，等候受洗的寄宿生Kiong Sieu因病去世。8月，第一位受洗的陈先生被发现在钱财上有欺骗行为而被教会除名。<61> 同月又有新人加入教会，包括三位寄宿女生。
“1858年8月15日，周日。今天我的家仆Lo Li和三位女宿生金凤、<62> Po Chio和Sa Mik由夏察理先生施洗接纳入教会，男孩和最后一个女孩受洗的新名分别叫Main Siu和Iuang U。”<63>
9月，学校教师洪先生突然患病离世，夏察理在信中说：
“我们小小的教会又一次深受痛苦，去年十月教会成立时受洗的洪先生，在26号礼拜日晚上去世了。他生病只有几天，虽然因说话困难无法表达他的感受，但显然他很喜乐……他最后举起手，指着天，意思是‘天父’、‘天家’……之后用点头确认他有平安，相信耶稣，没有疑惑。他的死是教会一大损失，他半天在卢公明学校任教，半天传道。他是一个文人，是教会最好的学者。”<64>
失去两位教师陈先生和洪先生后，教会主要力量就是四位寄宿生，按年龄大小依次为沈守真、王炳臣、倪玉成和刘孟湜。夏察理在1858年年报中说：
“本会教堂每礼拜日有两场礼拜，此外周日和周中也有教士和助手传道，有两三个月几乎每晚都有讲道。参加人数起伏不定，稳定参加礼拜的不到三十人，其他是偶尔来听的，和一些过客。
卢公明先生的晚间布道让他很受鼓舞，人数虽少，但大多是邻里，有些似乎是专为听真理而来的。本会的四处福音堂由华人助手打理，一年中大部分时间，每天传道、接谈、发售书籍。我们偶尔会亲自去传道。听众大多是街上的过客。
五月，卢公明把三个女寄宿生转到夏察理夫人那里。四个男宿生都已是教会成员，被本会正式雇为助手。最后一个男宿生被转到美以美会基顺（O. Gibson）牧师开办的寄宿学校，然后卢公明停办了他的学校。前面提到的在本会作助手的四人，一人上午作卢公明的私人教师，下午在他的福音堂传道；一人负责从前弼先生的福音堂，十一月，他与夏夫人照顾的一位女宿生成婚，就转去负责马口福音堂，代替原先的助手，就是后来背道的陈先生。另外两个年纪还轻，一起负责下渡的福音堂，彼此扶持。三个女宿生都已在夏天加入教会，两个仍在夏夫人照顾之下，预备成为合用的人。”<65>
在卢公明处是沈守真，在马口是王炳臣，在下渡的两位年轻人是倪玉成和刘孟湜。刘孟湜在记念夏察理去世时写的文章里也提到：
“余幼年在塾读书，学琴于先生，明年（1857）余同倪玉成牧师，由先生按手受洗进会。又明年（1858）余随先生传道于小岭，虽遇艰难，不为所阻。”<66>
1858年5月，卢公明的寄宿学校告一段落，而倪玉成和他的同伴们也告别了学生时代（1853—1858），正式成为美部会助手进入事奉。
美部会初期教会和福音堂列表如下：
| 福音堂 | |||
| 1 | 南台铺前顶 | 卢公明，到1860.6 | 沈守真，学校教师 |
| 摩怜，1860.6开始负责 | 倪玉成，1860开始 | ||
| 2 | 马口 | 摩怜
1957.10返美，1860.2回福州 |
陈先生
1858.8被除名 |
| 弼利民（摩怜不在期间）
1859.3回福州 |
王炳臣
1858.11开始 |
||
| 3 | 下渡大岭顶<67> | 简明1855.5返美 1856去世 | |
| 下渡小岭顶 | 夏察理
到1859年底，1860转给美以美会 |
倪玉成，刘孟湜
1855下半年开始，1860年结束 |
|
| 4 | 下渡观音井 | 弼利民
1856.7返美，1859.3回福州，1860转给美以美会 |
王炳臣
到1858.11结婚止 1860年结束 |
华人助手的工作十分忙碌，周日三场礼拜，周中白天要协助教士传道，有几天晚上也要传道，还要参加教会所有例行活动。弼利民1859年6月的信中提到华人助手在周中聚会中传道，听众更容易敞开。
“教会成员每周二下午有祷告会，周五下午有圣经课，所有人都出席，由一位教士主持，有祷告和劝诫。教会成员的月会是个很有意思的集会。
教会周中白天的聚会，通常由一位教士坐镇维持秩序，华人助手开头，他们挨个向同胞传道……很多人比听我们讲道要更容易、更敞开回应这些年轻助手。他们通常读一段圣经，或小册子里的一段话，然后照着所读的内容劝勉人。我自从回到福州，发觉他们在帮助人认识真理上很有用。他们经常讲论主的比喻和神迹，效果很好。当遇到同胞反对基督教时，他们反而很高兴。
‘这些洋教师把他们的耶稣强加给我们，他是谁啊？’
‘你去看看康熙皇帝钦定的字典，那里写着他被称作世人的救主。难道那本字典会骗人吗？’
然后他们就接着讲主做了什么，他的教训要求什么，带来什么结果等等。有时反对者说，‘这是洋教，我们不要洋教。’他们会说，‘照你这么说，你怎么不要大米、西药和银子呢？’”<68>
卢公明1859年5月的信中提到救主堂晚间聚会的情况：
“教会现有十一名成员，六男五女，女界中一位是去年秋天去世洪先生的祖母，守寡七十年。另一位是中年寡妇，还有三位寄宿生。男界中一位三十五岁鳏夫，现为教堂看守人，四位前寄宿生，另一位曾是走读生，现为教士家仆。四位前寄宿生被本会雇作教师和助手，其中一位去年十一月娶了刚才提到三位女生里年龄最大的一位。<69>
这四位年轻人，一位在日校教课，此外也作传道工作。其他三位除白天照常尽职外，每周日、周一、周三、周五晚上，只要天气允许，就在教会聚会里给我帮忙。他们先讲，或是讲一段圣经，或是讲一些关乎教义或习俗的题目，然后我讲，通常呼应这些年轻人的感慨和劝诫，之后结束聚会。整场聚会经常超过两小时……听众可以反对或提问，我们尽量回答。助手们都觉得保持这个聚会很要紧。我特别要提到，所有助手都有正确的灵，他们作工的热情和忠信值得称赞。”<70>
卢公明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一书中，特别详细描述了三位助手晚间传讲的情况：
“为让大家了解华人助手讲道的方式和内容，我把1860年9月一次普通夜间聚会的情况描述如下，聚会是在福州南郊的救主堂。三位年轻人曾是美部会寄宿学校的学生（1853—1858），他们用自己挑选的讲题给同胞讲道。
第一位讲者二十岁，长相羞怯。他的声音比较单调，也没什么手势。但他的论述却表明他是个严肃、热诚的思想家。他用《马太福音》第5章末了的话作为主题，详细解释耶稣教导门徒该如何对待毁谤者、逼迫者和仇敌。他讲论的方式和主题本身，让听众很感兴趣也心悦诚服。论到对待仇敌，他提到中国人惯用的方法，引用中国古训，把它们和救主为跟从者所定的行为标准——该如何对待那些‘咒诅’、‘仇恨’和‘刁难并逼迫’他们的人——作了鲜明惊人的对比。我只能感恩，如此平白而热切的讲道，与未信主华人的思想和行为可谓天壤之别。
第二位讲者二十五岁。他的讲道方式比第一位悦人得多，并且有口才。他宣布他的主题是《约翰福音》第15章25节，‘他们无故地恨我’。然后就开始讲述中国人对耶稣各种不合理的反对。他宣告，这节经文如今在福州应验了，因为耶稣无故地被人恨恶。他一面很熟练地揭露大众对基督信仰的各种推脱与反对，一面也点出中国人不信基督的真正原因。他的话简单但中肯，意义明确。他的诉求是大胆和深入人心的。当他结束时，我很感恩真理能这样被讲说出来。
第三位讲者二十岁。他讲解《马太福音》10章28节，他的声音又快又高，但很清楚。他用一种动听而直接的方式，讲论每个人都要敬畏神，而不是惧怕人。他讲到灵魂的本质、价值和不朽，他的讲法抓住了听众的注意。他否定了人死灵魂也死的说法，不少中国文人都持这种观念。当他放胆振作催促人要敬畏、顺服那一位‘把灵魂和身体都灭在阴间的，’而不要惧怕那只能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人时，听众都非常专注。
上面所说当晚聚会的情形，还有未说的细节，表明了两个有意思、也让人鼓舞的事实，我们相信这是中国各处华人助手的特点，不只限于福州。
第一个事实是，他们会选非常实际而重要的题目。他们不喜欢搞深奥，脱离实际，或牵强附会，充满想象的主题，也不喜欢发表教义的要点和原则，除非对心灵和生活会产生明显有用的影响。他们的传讲里没有多少科学，哲学，历史，但有很多与最实际的问题相关的重要真理，用热切而温和的方式提出来，加以解释、运用。
第二个事实是，华人助手不怕、也不以大胆宣扬救主为耻。他们实在是在公开讲道中刚强地‘为耶稣站立’。因为他们的讲道里都是耶稣：耶稣的为人是唯一完全的榜样，耶稣的教训是各邦各族唯一无误的权威标准，所以常惹动听众的怒气。经常听见那些听道的人在离开时评论说‘三句话不离耶稣，’不少人边说边怒气冲冲地离开会堂，大声恶毒地咒骂这些华人助手。”<71>
按照年龄，二十五岁的助手是王炳臣，两位二十岁的助手是倪玉成和刘孟湜。虽无法进一步确定，但从以上描述可略微看出倪玉成和他的同伴尽职时的情况。华人助手的薪水微薄，根据受雇时间长短和家庭人数不等，卢公明书中提到月薪五到七元，所有家庭开销都靠此维持。助手一家通常住在服事的教堂或福音堂附近。<72> 教士们也很重视对助手的辅导和监督，特别为他们开课进修。教会增长仍缓慢，新成员除来自卢公明的寄宿学校外，绝大多数是教士的家仆等人。公开传道虽然听众人来人往，但大多对福音漠然。根据摩怜1860下半年年报，截至年底：
“今年有四人加入教会。自1857年教会成立以来，共受洗十八位，一位被除名，一位被停，两位去世，到1860年底共有十四位正常成员，还有几位候选人。八位男成员中有五位，他们对福音真理的认识，已够作助手，其中三位已经被雇用，在主日和其他场合，练习教导真理。已过半年中有四个月，教士们给这些华人助手特别辅导，为使他们能更好尽职。课程由夏先生负责，每周二是神学课，周四是圣经课。”<73>
1859年3月弼利民续弦后回到福州，住南台卢公明处。1860年2月，摩怜一家和吴思明夫妇到福州，美部会教士增加到五位。
1860年美部会与美以美会协调部署，决定把力量集中在闽江以北和福州城内，卖掉中洲的房屋校舍，把闽江以南下渡和观音井的堂点转给美以美会。<74> 1月夏察理搬入福州城内，暂租住英国圣公会教士处。弼利民卢公明摩怜集中在南台。原本在下渡服事的倪玉成也随之转到南台。<75> 这一决定顺应了时局，同年10月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通商口岸的教士享有更多权利，可以在城内居住传道。
美部会受洗者及救主堂教会初期成员表：<76>
| 受洗时间 | 姓名 | 备注 | ||
| 1 | 1856.4.13 | Ting Hau Chuang | 卢公明学校教师 | 1858.8 被除名 |
| 2 | 1857.1.7 | Ting太太 | 1857.6.27 去世 | |
| 3 | 1857.7.6 | 沈守真 | 卢公明学校寄宿生 | |
| 4 | 1857.10.19 | Hung Nguo Cheng | 卢公明学校教师 | 1858.9.26 去世 |
| 5 | 1857.10.19 | 王炳臣 | 卢公明学校寄宿生 | |
| 1857.10.19 | 铺前顶救主堂教会成立 | |||
| 6 | 1857.12.20 | 倪玉成 | 卢公明学校寄宿生 | |
| 7 | 1857.12.20 | 刘孟湜 | 卢公明学校寄宿生 | |
| 8 | 1858.8.15 | Lo Li | 卢公明学校走读生、家仆 | |
| 9 | 1858.8.15 | 金凤 | 卢公明学校女宿生 | 嫁王炳臣 |
| 10 | 1858.8.15 | 牛宝珠 | 卢公明学校女宿生 | 嫁Li Sui Tung |
| 11 | 1858.8.15 | Sa Mik | 卢公明学校女宿生 | |
| 12 | 1858.9-12 | 某鳏夫<77> | 救主堂看守人 | 夏1858年报 |
| 13 | 1859. | 中年离妇 | 圣公会麦高 | 1860.2-6去世 |
| 14 | 1859.4.3 | Hung祖母 | 教名“天年” | |
| 15 | 1860.1.29 | Ting Chio | 弼利民家女佣 | |
| 18 | 1860.10.14 | 三华人 | ||
| 19 | 1861上半年 | 年轻人 | 卢公明家仆 | 弼1861.6.17 |
| 20 | 1861上半年 | 60多岁寡妇 | 弼1861.6.17 | |
| 22 | 1861.7-12 | 二人 | 1861下半年报 | |
四、1862.1～1866.12 开展城内和外围，成婚与事奉
1862年4月，卢公明因夫人身体欠佳，遵医嘱离福州往北方休养，铺前顶教会遂交给摩怜照顾，二十岁出头的倪玉成任传道员（Catechist），协助摩怜。
“婆奶山主日两场礼拜，由摩先生主持，倪传道员协助，参加者包括住在附近的教会成员，与日校和教士家庭有关的人，还有二十到一百位路人。”<78>
8月，夏察理和吴思明搬入城内于山北麓的新居安顿下来，并在住处旁边买地作学校和传道点。<79>
[插图2:福州宣教站。图片由作者提供]
1863年，美部会教士开始向外开展，城内的夏察理和吴思明每月走访南屿。南台的弼利民和摩怜走访兰圃、长乐等地，倪玉成等助手也陪同他们外出佈道。5月31号，铺前顶教会扶持成立了长乐教会，弼利民在信中说：
“上周六，摩先生、我和教会三位助手，下到长乐县城去建立教会。我们在周六下午考察了三人，主日上午又考察了四人，结果让弟兄们和我们都相当满意。七人递交了书面申请，请求成立教会，并同意遵守会规，之后就由福州来的弟兄们和我们为他们施洗，接纳他们成立教会，随后领受主的晚餐。整个过程十分庄重。”<80>
6月，铺前顶教会又移民九人暂居福州城内，成立了城内教会，夏察理和吴思明希望以此吸引周围的居民。
教士们对华人助手的栽培包括婚姻。摩怜在1864年给《佈道者报》的信中说到倪玉成婚姻的背景：
“我们所负的责任中，有一项非常现实，可用简单事例来说明，那就是本地基督徒的婚姻。中国有一类‘媒人’，她们负责协商包办婚姻，借此挣钱。但成为基督徒后，自然只能靠洋教士来提议帮忙了。除婚礼上从教士收到的礼金外，这过程通常不涉及物质的帮助，他们看重的是我们在道德和信仰上的帮助。我们有正在为事奉而学习的年轻人，他们如果结婚，必须娶基督徒，才能确保他们日后有最大的功用。我们在传教初期，很缺基督徒女生，因这缘故，我们的两位传道员前不久向广州和宁波的女校发出请求。一位教士作媒人，促成婚配，虽‘未见未闻’，也只能如此。媒人不收费，反要为此工作自掏腰包。两位妻子现如今正安静的在她们的新家里学习福州话——在她们听来又怪又粗鲁的土话。”<81>
信中提到向广州女校发出请求的传道员就是倪玉成。据翁怀友记，向宁波女校发出请求的是沈守真。<82> 摩怜提到缺少女生，前在卢公明寄宿学校三位女生，均为基督徒，但已出嫁，一位嫁给王炳臣，另一位嫁给看守教堂的李先生，最小的一位很早就定亲给一不信的人。<83>
“1858.11.23，周四。今天上午我在救主堂主持了王炳臣和Taing Chio的养女金凤的婚礼。在场的有夏先生夫妇，基顺夫妇和万为医生，还有一些中国人，包括守真、玉成、孟湜、Lo Li。”<84>
“夏夫人照顾的三位女生中，又有一位在（1860）圣诞节那天，嫁给了看管教堂的助手李先生。”<85>
美部会在广州的女校是邦呢夫人（Catharine V. R. Bonney）负责的。邦呢夫妇于1856年12月到香港，适逢太平天国之乱，在广州的洋人和教士纷纷逃往香港和澳门避难，于是邦呢夫妇就在澳门租房住下。1857年2月，邦呢夫人开办女子寄宿学校，她在其回忆录《往事拾穗》里写道：
“太平天国叛乱引发很大的恐慌；每个洋人人头悬赏一百五十元。我刚到（香港）没几天，广州外国人的住处就被烧毁，传教士的学校尽被破坏，外国人不得不逃到香港或澳门避难。……我们被迫在澳门停留两年。抵达中国两个半月后（1857.2），我在夫君的赞同支持下，开始了‘华女寄宿学校’。有些教士觉得这样有点冒险，因为我们随时都会被赶出澳门。学校第一年，九个女孩的费用都是我们自己负担，加上一些朋友慷慨解囊。女孩都来自贫穷家庭，我们包揽她们的衣食，免费给她们教育，她们就住在我们家里，好像我们的孩子一样。
她们刚来的时候都衣衫褴褛，我们高高兴兴地把她们又脏又破的衣服扔掉。我用从美国带来的两件衬衫给她们做了内衣。……
一天我们去拜访一位将返英国的友人，门口一个眉清目秀的小女孩向我们问安，她大约十岁，是用十元钱从一个很穷的人家买来，来作这家孩子的玩伴。友人太太是个基督徒，很为这女孩的前途担忧，因为有好几个中国人想要买她作妾。当她听说我在准备办学时，当即把女孩交给我，还附送一年穿的衣服，并且承诺以后每年给我三十银元。我们住在澳门的‘白鸽巢’，这个女孩子阿娇就是我们巢里的‘蛋’。后来她成了一个真实的基督徒，邦呢先生为她施洗，使她可以领主的晚餐。她十七岁的时候，由本会在福州的摩怜牧师主持，嫁给一位华人传道，现在她有两个孩子，在教会学校帮忙，也受众人的爱戴。当我返回美国的时候，她和她先生送给我一张家庭合照，和一对漂亮的青田石塔，作为爱和感谢的纪念。
在我接收阿娇两年后，她的妈妈听说她在广州读书，就从很远的内地，带着另一个女儿跑来，请求我也买下她。她长得很像她姐姐，有聪明快乐的脸庞。传教士收养孩子是有严格限制的，我们尽了各种努力，想把她留在学校，但没有成功。她的不信主的妈妈非常顽固，只用几元钱就把她卖给了一个中国人。哎！如果她留在我们身边，她的命运将是何等不同。”<86>
这位阿娇，邦呢夫人寄宿学校最早的学生，就是倪玉成未来的妻子，也就是倪柝声弟兄的祖母，她本家姓陈，1847年生。
[插图3:“邦呢夫人的中国人寄宿学校，中国·广东”。图片来自A Legacy of Historical Gleanings, compiled and arranged by Mrs. Catharina V. R. Bonney. Volume II., second edition (Albany, N. Y.: 1875), 472-473]
“后排左二，手里拿着扇子，辫子从左肩垂下的就是阿娇，她在1857年2月成为邦呢夫人的第一位学生。她的父母非常贫穷，十元钱把她卖作女佣，一位英国女士赎了她，在回国前把她交给邦呢夫人，作为女儿来教育。她在学校好像一个小妈妈，照顾其他女孩子。”<87>
“这些孩子的妈妈每月可以来看望一次，也欢迎来参加每周的祷告会。在校期间，我有权力为她们安排婚姻，尽量嫁给华人基督徒。一旦从学校离开，她们的婚姻就完全在父母手中。所以传教士才这么焦急，随时留意，又要谨慎从事，因为‘促成一桩婚姻乃是崇高的事业，’时候到了，就要为这些基督徒孩子寻找合适的人选。中国人习惯上，孩子在婚姻里没有发言权，女孩子只有到婚礼结束才第一次见到新郎，就好像买彩票一样。服饰虽然华丽，但婚姻绝大多数都很不幸。教士给她们婚配时，尽量在结婚前，把双方带到一起见面。我们盼望这些女生都能嫁教会学校的男生。”<88>
1863年10月14号，倪玉成与阿娇在福州救主堂正式成婚，仪式隆重而丰盛。婚礼的过程详细记载在邦呢夫人的书中。
“阿娇的婚礼
我学生中年龄较长的阿娇，和一位福州美部会的华人助手订婚了。我是牵线的媒人；已经交换过礼物了，包括照片；婚礼的一切也都安排好了。成婚之日将至，我自然要陪伴而行。邦呢先生收到大红婚礼请帖，因工作无法脱身，只能回帖表示遗憾，但他还是亲自来香港送我们上船。
1863年10月16号，福州：上周三，7号下午，阿娇、爱玛和我坐‘福兴号’离开香港，经过闽江口俗称‘白狗’的双岛，周五傍晚六点，在城外十里的罗星塔下锚。一路上风急浪高，旅途颠簸，但我能从学校暂时抽身，换个环境，仍觉相当愉快。我的小幼苗，马上要作新娘的阿娇，一路晕船，一直都没离开床铺，直到船停在罗星塔。福州四围景色秀丽，‘山峦起伏，平原滴翠，奇峰矗立，河如明镜，瀑布飞挂，村庄塔影交织如画。有些欧洲旅行者认为这里的风光堪比瑞士，美国人则会想起哈德逊河谷高地。巨峰高地标出闽江入口，从闽江口再上行三十五里，就到了福州城这块福地。’<89>第二天早上，我们坐旂昌洋行舒适的渡轮沿江而上。克拉克先生友好接待我们，在丰盛的早餐后，特意用他漂亮的轿子把我们送到传教站，那里是弼利民牧师，摩怜牧师和卢公明牧师的住处，房子有大阳台和绿色百叶窗。我们受到非常亲切热情的欢迎。
阿娇与倪先生的婚礼于14号在美部会的砖石教堂‘救主堂’举办，由摩牧师主持，令人印象深刻。教堂挤满了各公会的教士、华人基督徒和围观的人。这是一个新奇有趣的场面，两个华人站在众人面前，用基督教礼仪宣誓成婚。这对新人能丢弃传统习俗，实在是一大得胜。阿娇的妆容由一位华妇负责，她给她作了福州风格的发型，看起来很漂亮，再穿上美丽的婚服，更是动人。新娘、新郎、教士和本地基督徒共五十人，出席了在摩牧师住处举办的婚筵，美国女士们预备了丰盛的午餐，长条桌用花叶装饰整齐，每样食物都让客人们胃口大开。新娘安静的坐在我身边，雍容镇静，但没吃东西。她举止合乎中国礼仪，安然度过这场累人的仪式，令人佩服。
婚筵之后，我们把新娘送到她的新家。我们经过万寿桥……桥的一部分连接福州城和一个人口稠密的小岛（中洲），是欧洲侨民的聚居地。轿子很快穿过狭窄的街道，进入郊野和开满小花的田地，最后来到了一个门口，<90> 我们被请进新郎的家，他已经按照传统礼节安排好了筵席。婚事安排有次有序，宾主尽欢。新婚夫妇安顿好了，看上去非常满意高兴，我为这一切非常感恩……”<91>
弼利民夫人日记中也提及这次隆重的婚礼。
“邦呢夫人带着她的中国女儿来了，她将要嫁给这里一位学校教师。她很年轻（17岁），懂英文，在中国女孩中是很好看的。”<92>
三年后（1866），邦呢夫人在澳门的第二位学生，阿娇多年的同窗阿活，嫁给了称为福州美以美会“七灯台”之一的许承美，婚礼由保灵牧师主持。这两位旧友得以在福州重逢，并且都嫁给了华人传道。
教士们早就意识到培养华人助手的重要。摩怜在1865年给《佈道者报》的信中对训练助手的要点有详细说明：<93>
“必须要从学校挑选合适的学生接受深造。如果从成年信徒中选，就要好好甄别，免得所选的人‘为高傲所蒙蔽，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审判里。’要帮助入选者在圣经上建立扎实根基，常常乐于在谦卑和祷告中研习它，勤受警戒，把学问的骄傲服在圣经的超绝和真理之下。最难的或许是帮助他们把中国哲学和伦理学里的真理和谬误筛选出来，因为这需要我们对那些理论和基本思想有相当的认识。
除培训外，我们还采用了季考制度，用事先定好的题目考察华人助手。第一天有两堂，考察对经文严谨的查读，涵盖十二到二十章经文。它结合了教义问答和释经教导两者的长处，所以能引出许多关于范围、分析和内含的信息。第二天我们听他们宣读命题论文。主题五花八门，有时超验的，有时教义的，或实行的内容，通常与责任、基督徒经历、传道模式等有关。上次季考，一部分主题是第一类的，为了激发思想，引起对中国经典里某些术语和理论的讨论。”
摩怜接下来引用卫三畏《中国总论》里一段论到中国宇宙起源学说，然后列举了助手们写的五篇论文，题目分别是：“论元神”、“论生万物之道”、“论阴阳”、“论无极与太极”、“论儒教有说到统管天地者吗”，其中讨论了儒道学说，如朱子的《太极解义》等。然后摩怜继续说到教士的责任：
“尽力引导这些有潜力的年轻人是我们的重大责任，这包括很多方面。除了谨慎的教导外，还有做事方面的指引。教士们要给他们合宜的榜样可循，还要有充足的耐心，包容他们因生疏出错。调整助手的薪水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需要极大智慧以避免致命的极端，无谓的浪费和不当的吝啬。作为一个过来人，我可以向你们保证，这些纯粹的责任——或俗或圣，或立法或行政——所需的工作，绝无书斋学者所享的悠然自得。我们经常、大量地需要良策、审慎、谦卑、忍耐和信心。”
1864年2月，卢公明因喉疾严重返回美国，10月夏察理夫妇痛失爱女，1865年5月夏察理夫妇也因病返美。福州教士只有城内的吴思明和南台的摩怜和弼利民三位，恰逢美部会在快速开展，城内有两处传道点。南台有铺前顶和霞浦街，外围有南屿、兰圃和长乐，又新开了永福，还有助手培训班和两所学校。
“（1865～1866年）吴思明负责城内，有两处……主日每处两堂礼拜，周中还有二到三次传道……南屿的传道站，和新开的永福站（城西南五十里）都在吴教士照顾下。南屿有两位助手，主要是撒种，还未看见收成。永福有一助手夫妇……城郊南台，教堂每天开放早祷和传道，听众从一百到二百多人不等。另一条大街上，一座民房改成了福音堂……摩怜照顾的长乐有两处传道点，一位助手主日上下午和周中轮流去……弼利民照顾兰圃站……城内吴教士负责培训班……南台摩夫人负责寄宿女校……教士们每季度给助手考核，每次两天，除了考圣经，也宣读点评他们的论文，讨论一些事先提出的实行要点。‘作为事工的预备，这些年轻人所掌握的圣经知识，相当令人满意。’……在城内和南台，教会成员和寻求者每周有一次大会，助手们自己有祷告会。只要健康和精力允许，教士们会走访外站和周围村庄。”<94>
教士们多次在信中请求支援。1866年夏，吴思明因夫人健康状况，去北方休养，福州仅剩弼利民和摩怜两位教士担负全部责任。华人传道们也向美国美部会投书，迫切呼吁。幸而吴思明夫妇身体改善，10月返回福州。
“（1866年）9月27号的南台教会聚会暨本会年会很值得一提。我们唱了锡安的歌，交通主的工作，最后一起记念救主，在这异邦之地有分他的晚餐，是何等权利。其间，一位华人传道请求我们，呼吁美国基督徒为这里传教工作代祷。后来有人建议他们亲自写信。下面是信的内容：
‘中国福州——林、王、倪及诸生，致美部会各教会牧者。吾侪生长于华夏，从未闻永生真道，后借救主大恩慈，吾侪得听福音并接受之。每思及吾侪无德以受此洪恩，无能以配此尊荣，心中便忧伤痛悔。
教会虽成，信徒却少，人心顽梗不化。若非圣灵开人心眼，引人悔改，何以归回正道，结出信德？
古时华夏，略略知神；然民受欺而拜偶像，历数千载。每告以圣道，嘱拜真神，皆心智混沌而不明。此一难也。民又众多，数不胜数，然传道之人，或华或洋，尚不足五百。以五百领千千万，何日得竞此大功？又，国人积习各异，皆远离真道。富者欲弃其恶，又恐族人以不拜先祖之故夺其遗产；穷者欲悔其罪而服于真道，又恐因守主日而生计无依。
圣道恒常，唯人力不逮。非人可为，乃圣灵无所不能也。若神救人出罪，更新之，赐以生命活水，则所谓难者，皆极易也。吾侪细思之下，敬请诸牧者及众教会之基督徒，迫切代祷，求神于其怜悯中，早日降下圣灵，如大风涤荡，促人悔改，真道广传。嗟夫，此喜乐何大哉！
吾侪借此机会，祝诸位牧者兄弟，万福金安！’
华人弟兄们在后记中建议，在要来的‘祷告周’中，各地教会用一天时间特别为中国祷告。他们谦卑地说，‘我们不知这样是否可行。’这封信最近才到我手中，也许已经错过祷告周了，但信中所提的事实，值得所有爱主并愿他在亿万人中显出荣耀的信徒，认真祷告寻求。教会若为此以相称的信心和迫切束腰，中国就必蒙拯救。”<95>
或许是因南北战争之故，美部会无力回应这样的诉求。广州的邦呢先生1864年7月不幸去世后，到1866年仅剩邦呢夫人独自一人，苦于无人支援，10月她最终关闭学校，年底返回美国，广州传道部遂停止。
“邦呢夫人将要离开广州时，她回顾在这座城市十年的传教生涯，在她到中国不久就开始的女子寄宿学校，十年间照顾了六十七位女孩，都来自贫困家庭。她学校的老师和十二位学生都已受洗加入教会，两位学生去世，一位因行为不好被退学，两位作了华人传道的妻子。”<96>
五、1867.1～1871.12 自养与降薪
进入1867年，福州美部会继续快速开展，摩怜照顾的长乐地区，新开了江田和梅花，弼利民照顾的兰圃，新开了尚干和扈屿，1867年10月救主堂分出四人去兰圃成立教会。1868年又新开尧沙和青口。南台的华人助手都分散在外站，救主堂成了传教中心。
“南台仍由弼、摩两位先生负责，继续在教堂、马口福音堂和寄宿女校有聚会。今年教会接受了五位新人，去世二位，另分出四人去新成立的兰圃教会，目前总共三十二人。人员很分散，有些去城内培训班，其他如华人助手和他们的妻子，则住在外围的传教站，所以主日礼拜和周中接谈传道，参加的人不多。但我们相信华人弟兄们有信心，知道这样分散是为推广福音的缘故，这样的传教工作也会反过来加强教会。”<97>
吴思明在城内津门楼和水部门外人口密集的近郊，开了新传道点。他照顾的南屿，新开了窗厦，永福也在1868年4月成立教会。
城内购地建教堂过程漫长曲折，吴思明为此付出大量时间精力。1865年1月在南街购地，遇阻无法过户，年底尝试在南街靠近南门处再购地。但拖延两年之久仍未交付，其间与官府反复交涉，甚至求助驻京的美国公使，都未成功。最后定金被退回，只得另觅地方，直到1868年终于购地成功，7月在城内靠近教士住所的地方，建成一座小教堂，即太平街福音堂。
幸而夏察理一家1867年10月回到福州，真如雪中送炭。他负责城内教会和助手培训班。夏察理离开福州将近两年半，他发现保守沉寂的中国，开始新潮涌动。民众对教士的信任和友善都胜过以往，并且政府在马尾新成立了船政局，年轻人踊跃学习西学，有两所官校已经开始教授英文。福音开展很快，新堂点不断增加，现在最大的难处就是缺人。<98> 夏察理也提到华人信徒的奉献，他认为相比美国信徒毫不逊色。
“夏先生说，今年本会助手的季考，‘很有助益’。第二天宣读论文，很多论文都提到为教会和行善奉献钱财的问题，对犹太人是什么要求，基督徒又当如何等等。夏先生说，‘我们相信，这些讨论很有帮助。我听说很快会有专为本会的募捐，定好每月例会和圣餐会要达到的目标；结果尚未公布……但我认为，一些华人基督徒在行善方面的付出，要比很多本会的赞助人多；后者所享受的富余和舒适，是华人信徒做梦也想不到的。我听说一位华人助手，有一段时间每天禁食一餐，为省下一点钱，救济在另一城一个他不认识的穷人。’”<99>
1868年，在教会事奉多年的王炳臣转投新设的船政学堂，给英文教习曾兰成作助手，薪水丰厚。<100> 王炳臣英文并不好，因为卢公明的寄宿学校不教英文，他是靠后来抓住机会自学而成。<101> 作为资深的传道，王炳臣的选择必定让教士们相当失望。教士们培养的年轻人，是否会受影响步其后尘呢？
1869年2月，吴思明的助手培训班首批学生毕业。吴思明在信中说，培训班从1864年开始，最初九位学生中有四位离校，其中一位就去了船厂工作：
“剩下五位年轻人在2月4号完成学业，现在都担任助手，在美部传道会外围传教点作工。五年来，我除了去北京休养的几个月外，一直担负照顾学校和学生的全部责任，看到他们学成，且都愿意投身传道事业，我非常高兴，也感谢神。这特别令教士们感到欣喜，因为一位他们都认识的前助手，也是他们的同学，就去了福州船政工作，薪水比作美部会助手要高很多。教士们因此担心他们会作同样选择，而放弃传道。”<102>
在此背景下，10月美部会年会竟提出了给华人助手降薪的决定，即刻引起很大风波。美部会作此调整，目的是为实现教会“自养”而作准备：
“（1869年）10月，传道会作出决定，将华人助手的工资降到‘本地水准’。起初，这激起了很大反应，华人助手们甚至‘联名写了辞职信’。几天后，他们对传道会的意图和计划有了更多了解，就认了错，接受了调整计划。我们相信这次调整是有益的，让所有人知道我们并非用高薪来诱人作传道，也避免让助手们的生活方式高人一等，是他们的同胞无法负担的。‘美部会和美国基督徒，盼望所有助手，若是可行，能从本地信徒得到供给。’”<103>
这场风波虽暂时平息，仍余波不断。1870年年会考核上所讨论的题目几乎都与此有关：牧师按立问题、薪水问题、教会自养的责任等。教士们希望教会自己能够供应被按立牧师的薪水。
“（1870）年考在美部传道会的工作中占重要位置。传道人和传道员按事先布置好的题目，递交论文或讲论，然后教士和全班助手公开讨论。题目很多，包括‘华人教会牧师的按立’、‘薪金额度与发放时间’、‘教会供养福音的责任’，都开放自由讨论。
众所周知，在要求按立的牧师要靠教会自养这件事上，华人助手并非完全赞同我们的意见。因此我们很期待上面提到的年考，对它十分关切。我们在每周英文祷告会里，为此很多祷告……年考的每天早堂，都是以半小时中文祷告开始。我们觉得神答应了我们的祈求……我们相信，华人助手现在更确信所讨论这些议题的极大重要性，也确信教士们的热忱和单纯动机，就是要用最好、最符合圣经的方式，帮助在华人中间推广福音。进展虽缓慢，但仍扎实可见。我们有些助手不仅受了良好教育，也热切而忠诚，并在最佳作工法的实际经验上有进步……助手和教士间的龃龉，主要是因为薪水额度和一些琐事。在此关头忽传来消息，美以美会和圣公传道会也给助手降薪了，额度和我们差不多，这实在有如天助。我们相信这是神的手，赞美他，这会大大帮助我们喜乐地完成调整工作。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需要洋溢之恩。”<104>
可以想象，这个调整对负有沉重家庭负担的倪玉成来说，必定是一次艰难的经历。
1870年1月，柯为梁医生到福州，美部会医疗传教工作从此开始。2月21号傍晚，南台大火，近千房屋被焚毁，救主堂也未能幸免，倪玉成的家恐怕也付之一炬。弼利民在信中描述当时的情景：
“21号傍晚约六点，我们隔壁有人喊着火了，我跑出去，看见我们住宅后面只有几杆子远处，通往城内的大街上，冒着浓烟。立刻所有人都乱了阵脚，随着夜色降临，火越烧越大，把整个地方都照亮了。很多男人、女人和孩子站在小山和房顶上，焦急观望着火势……火吞没了整条街，包括我们的教堂。报告说，火势被控制住时，已有七百到一千间房屋被烧毁……本会已经决定在原址上尽快重建一座教堂。”<105>
10月2日，被烧毁的救主堂原址上，新教堂落成开始礼拜。<106> 年底，劳苦十年的吴思明夫妇首次返美休养。
1871年3月弼利民夫妇回美，美部福州传道会的第二位先锋，从此告别福州。7月，从广州开始的“神仙粉”谣言传至福建，谣传教士给人下毒，逼人入教。8月，摩怜照顾的长乐地区、潭头的传道点被洗劫。古田美以美会和圣公会的堂点被毁。所幸福州未有动乱，风潮也很快过去。1871年10月的年会照常进行，摩怜在信中提到，助手们逐渐接受对教会自养的看法，只是担心实行有困难。
“这是一次很有意思的聚会，各场会议都用中文进行，为让在本会指导下服事的传道人、学生和售书人受益。除两位助手外，所有人都到会。内容有让人深感兴趣的基督徒经历陈述、全年工作日志、考《出埃及记》和《罗马书》和小册《儒耶对比》、有实践方面的论文和讲道、自由讨论教会成员的接纳与除名、维持与分发教款以扶持传道和穷人的最好方法……教士和助手们的简短发言，和关于这些陈述、日记、论文中论点的自由讨论，使得会议非常活跃……在关于教会牧师和自养的事上，他们也逐渐与我们的观点合拍。虽然承认圣经在这些事上有明确教导，他们还是担心如果变得太快，会遇到困难。……
最后，我们深感这些助手和他们所带领的信徒是值得信赖的。如果懂得他们的语言，观察他们的行为，就可知他们与别处的基督徒一样言行一致。他们不是不可理喻和愚钝的，也不是自欺和假冒的。虽然有些世人是这样认为。但要我们认同这种看法，就是要我们不顾最明显的证据，放弃我们基本的洞察力。最好停止这些毫无理由的指责，为他们祷告，活出好榜样来鼓励他们跟随。”<107>
“今年教会奉献传道人薪水，最大比例是担负四分之一，给城内教会的年轻传道，他的月薪只有四块半……助手们渐渐看见自养的合理性，也比以往更认同我们的观点。”<108>
这个月薪低于卢公明在书中提到十年前助手的薪水（五到七元），可知调整的幅度。
六、1872.1～1876.12 开拓闽西北，按立牧师
1871年摩夫人回美，1872年3月摩怜也返回美国，美部会在福州只有夏察理在城内，柯为梁医生和孙小姐在南台，负责医馆和女寄宿学校，人手严重短缺。6月吴思明夫妇回到福州南台，年底又来两位新教士，很快结为夫妻，即和约瑟夫妇。
1872年美部会礼拜单，列出二十一处堂点，分布在闽、候官、长乐和永福四县。
“福州耶稣教美部传道会在福州府属城乡各处设堂宣道，逢礼拜日巳正（10点）未正（2点）礼拜上帝并讲解经理，余日亦有宣道售书，请诸君到附近书堂听道并买书籍……
本会设有圣教医馆，每拜二拜五未初（9点）在南台铺前顶救主堂内施医，凡就诊者按期务必早到为要，如遇险要重症，则不拘日到馆均可诊视，至于割瘤补嘴等症，无不悉心医治，此佈。”<109>
自杨顺1847年来福州开拓，已过了25年，三公会基本覆盖了福州地区重要乡镇。1873年美部会发起福音推进运动，开拓闽西北的邵武府，主要推动者吴思明在1月的信中说：
“美部传道会刚刚发起推进运动，靠神祝福，开拓闽省福音未至之地……2月4号，差六传道人和售书人去闽西北的洋口，将乐县城和邵武，租堂传道售书。虽然那一带有说福州话的人，但为了传道有效，他们要学本地话。离福州最近是洋口，最远邵武。……讲福州话的地区，所有重要的地方都已有或很快有人传道，三公会在福州府作工二十六年，已将基督教扩展开来。运用在这里所得的经验，将福音传到邻近不同方言的各府，需要重新得力……这次差遣的人中有三个家会搬去。
他们坐船沿闽江逆流而上到洋口，大约十天，再用两天到将乐，去邵武还要四天。回程顺流而下则不需一半时间。期间教士会访问，作短期停留，等找到居住地方，即可呼召教士前往。”<110>
新来的和约瑟忙于学习语言，资深教士只有夏察理和吴思明两位，直到1873年11月，摩怜夫妇第三次回到福州才稍得加强。三公会中美部会教士力量最为匮乏，以致1873年年报中，破天荒第一次教会总人数减少。摩怜在信中流露出信心的挣扎：
“我必须承认，在回到福州开始第三期服事的时候，我心里多少觉得沮丧。这真是一块硬土，人得救非常慢。但对我们这些老教士来说，还是有很多事情让人鼓舞。我们已经有了一个何等荣耀的起头！我们忘不了年轻时的干劲，靠着神的恩，维持我们度过九年拓荒期，才得收获第一个信徒。
在我们各站点，一向都有严格的筛选过程，这是为保持教会纯洁必须的，也是真实的进步。所以我没有失去信心，只是一直经历挣扎，再兴起，再被炼净，充满盼望，而达到神应许的高处。”<111>
吴思明与柯为梁、和约瑟是奔波出访外站上的主力，年长的摩怜和夏察理都住在城内，将重点放在造就华人传道助手和文字上。夏察理将福州助手们按地理位置分为三组，每组每两月有三天聚会。
“今年（1874）在自养上有进展，三间教会供给传道人两个月薪水，另外五间供给一个月薪水，这样，还剩下85元薪水需要教会负担。根据去年提出的计划，冬春季每两个月，福州的助手们分三区，有一次三天的聚会，九月是所有助手都参加的年会。这些显然对助手有益，但不确定的是，这对培养助手是否充分，所以今年就提出，为一些有潜力而受教育不多的助手开一个培训班。”<112>
摩怜负责外站助手的培训班，每年四到九月开课，帮助认识圣经。新约福州平话版多年前已经完成，三公会协调着手翻译福州平话旧约圣经，美部会分派摩怜和吴思明参与此项工作。
1874年年报中，教会情况有改善，人数明显增加，特别是永福地区似有复兴。吴思明年中六次访问永福，每次停留十天，他在信中说：
“永福地区教会过去数年，陈先生是主要负责人，他是一个真属灵的人。1874上半年，在县城和台口之间，间隔六里地，兴起一股对信仰的热情，至今仍未消退……似乎起因于一位钟姓年轻传道火热作工。”<113>
年底，力腓力夫妇加入，接替柯为梁外访，柯为梁得以集中力量投入医馆工作。夏察理从城内搬至南台，天凉时住长乐传道。
1874年福州美以美会第一次派代表参加美部会年会，此后闽中各公会间来往密切。《闽省会报》记载1875年美以美年会，美部会也派代表参加，倪玉成名列其中：
“光绪纪元秋九月十五日起至二十二日止，本会年会监督委举保灵主理，在福州南台仓前山张盖帐幕，颇为宏敞，辱蒙厦门伦敦长老二会选举外国中国五牧师，并本省美部安立间二会外国牧师师娘及本地传道十余人，暨本会美国牧师师娘姑娘十余人，本地牧师传道八十余人，统计百余人，维如五旬节，远近门徒咸集，惟一心之景象。……十七日上午八点半，潘贞惠主理祈祷会，九点至十二点为年会议，下午二点半保灵主理，礼接厦门伦敦会施牧师约翰、黄牧师承宜，本省美部会和牧师约瑟、倪先生玉成、林先生朝森到幕主理，循次接手行礼，会众咸避席致敬，礼毕，施、黄二牧师述伦敦会公举道安之意，并论漳、泉、台湾等处教会嘉音，和牧师、倪先生、林先生论美部会现在景象未甚振兴，吾侪宜如何合力同心传道于城厢内外，俾能得救多人，尝引亚伯拉罕外传以勉励众人，闻者中心如焚，皆奋然思欲于今年中效命于十字架之下，是夜夏察理说经，以彼得前书二节至五节，如孩提初生索乳，至献上帝喜纳之灵祀为题。”<114>
1875年11月4日，南台又发生火灾，铺前顶救主堂再次被焚毁。《闽省会报》记：
“十月初七日，南台铺前顶不戒于火，延烧数百间，本会救主堂亦被焚火。因火势甚烈，致大钟竟为镕化。幸在堂之友俱无受害，亦搬出些微物件。”<115>
吴思明信中也提到火灾情况，恰逢美部会资金紧缺，真是雪上加霜：
“婆奶山的教堂，花费二千元建成的佳美建筑，11月4日被烧尽。与教堂隔一条小巷的房子先起火，延烧至周围房屋，最后烧到教堂，大火吞没，只有砖墙还屹立不倒，无需重建。损失很大，又发生在本会资金短缺时。我们日常对教堂需求极大……火势很猛，一度我们担心会烧到教士住宅，但主保守没有发生。”<116>
1875年底，美部会共有22处传道堂点，摩怜信中说：
“……可以全年自由传福音，没有公开反对的，很多人从华人传道和教士那里听见了神的话。除极少数例外，传道人和售书人都很勤奋热心……绝大多数华人弟兄在传道的知识和能力上都有进步，虽然慢却很扎实。这可以从圣经、论文和传道季考中上看出来。他们仅需要更充分经历圣灵的洗，好让基督的爱在他们心里推动、维持他们去作工。”<117>
1876年是美部传道会又一个里程碑。4月23号，美部会在永福教会按立了第一位华人牧师陈烺皋。<118> 一个多月后，又在铺前顶救主堂教会按立了第二位华人牧师倪玉成。1876年年报中说：
“今年年报特别提请注意两件大事，一是开始按立华人牧职，二是两个家深入内地定居。去年我们提到要按立两位华人牧师，教会分担他们部分薪水，这标志本会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当初的期望，现在已完全实现了。华人传道看到他们在牧师职任里将背负的责任，都得激励要更有志向更上进。牧师们把教会的进步，无论是得救人数，还是成员状况，都视为己任。他们不再仅仅是本会的雇工，而是照顾自己的百姓，有一种亲身的责任感，这在他们从前与传道会的雇佣关系里是不大可能有的。在有牧师的地方，教士们的担子也大大减轻了，大家都觉得已经有了一个好的起头。”<119>
吴思明1876年5月给美部会的信中，详细描述了按立第一位牧师陈烺皋的经过：
“（永福）教会在向牧师发出牧职的呼召并收到他接受的消息后，就给美部传道会所有教士发出邀请，来为他举行按立礼……我们有三处教会的代表到场，与永福教会一起组织了第一次公理议会，我相信这是在中国与华人举办的首次议会，就在永福，在按立礼的前一晚。代表们是受永福教会之邀，来协商按立牧师之事。我简短解释了什么是议会，提议选举倪先生为文书，摩牧师为主持。
然后我们分工：全体代表有分考试，和约瑟先生作按立祷告，力腓力先生行右手相交礼，吴思明先生交托牧职，摩怜先生交托会众，牧师祝福。仪式用了整个下午，众人都聚精会神。下午一人被接纳入会，牧师为一孩童施洗，并与和约瑟先生一起主持擘饼。教会约有四十位成员，真心爱他们的牧师，愿意承担他薪水（每月十元）的四分之一。
我们预期一个月后在婆奶山教会按立牧师，教堂已基本建好备用了。”<120>
5月，闽江发生历史罕见的严重水灾，成千上万人被洪水卷走，无数房屋被毁，教会忙于赈济灾民。和约瑟信中说：
“整个福州平原成为泽国，有的地方水深达八到十尺，百姓被逼上房顶。许多房屋被水冲走，还有很多泥瓦房倒塌，结果成千上万的人或溺死，或被压死。不仅如此，趁火打劫的人夜里坐船群起出动，抢劫杀人。过去两夜南门外简直像暴乱……今天（6月14日）水位降了五六尺，差不多到了历年水灾的常见水位。”<121>
6月4号主日，水灾尚未退，去年焚毁的救主堂建成举行献堂礼拜，教会同日按立倪玉成为牧师，吴思明在6月给美部会信中说：
“我在五月的信里说到按立本会第一位华人牧师。你们一定很高兴听到，本月四号在婆奶山教会按立了本会第二位华人牧师。和在永福一样，本会各处教会代表组成议会，协助各项准备。按立当天也同时为重建的教堂举行献堂礼。
应我们邀请，英国圣公会在福州唯一的教士和唯一按立的华人司祭，美以美会绝大多数同仁，圣公会和美以美会许多本地会众到场，救主堂挤满了人。一位美以美会按立的华人传道读经，美以美会教士献祷告，另一位有分按手。整个典礼给人印象深刻，编排很好，让众人受吸引也得造就。下午一位尚未按立的华人传道讲道，然后两位本会华人牧师主持圣餐，新牧师先为一人施洗并接纳入会。和永福一样，这里教会负担牧师三个月薪水。他有一大家庭要照顾，所以他比永福陈牧师月薪多一元。他是我们所有传道人中最好的学者，是卢公明先生开办的本会第一间男寄宿学校的毕业生。他为人冷静、稳重、温和，是一位可靠而能干的传道者，但不像陈牧师那样热衷作工。这两间教会各有四十人，是最大的教会。其他教会最多不过二十人，所以暂时不会按立其他牧师。
我们期待这新的一步，会给全体教会带来很大益处，让他们明确知道，教会是属他们的，是为他们的，也是尽早由他们来自治和自养的。
重建的教堂改进了设计，特别注意防火问题，明显比以前更安全。”<122>
从吴思明的信中，我们大致可知倪玉成的性格特点，他是美部会传道人中“最好的学者”，“为人冷静、稳重、温和，是一位可靠而能干的传道者”，必定熟悉圣经，善于传道，但作工不如永福陈牧师热切。
1876年12月4号，和约瑟和力腓力两家到达邵武，这是美部会年报中提到的第二件大事。邵武成为福州城和南台以外的第三个传教中心。
七、1877.1～1886.12 救主堂牧会，儿女
这段时间，美部会年报和刊物中倪玉成消息不多，教会仍缓慢成长。他的儿女逐渐长大，也投身教会中。
1877年，柯为梁夫妇因病去北方休养，夏察理夫妇回美，福州教士又只剩摩怜和吴思明两位。3月，新加入的惠亨通医生夫妇到福州，然后去邵武。春夏之际，福州又一次发大水，水势甚至超过去年，连万寿桥都受损。《闽省会报》记：
“榕城客岁水灾，计常度高一丈二尺，有奇耆老则以为仅见，谁料今岁较客岁更高一尺余，实称为创见者也，其水于五月初六夜渐增至初七晚，是晚及早，闽江成海，闽野成江，惨然一泽国而已。初八晚水渐退，初九夜始平，内外居民半皆波及其家……闽江万寿桥，创始元代，迄今六百余年，乡老谓修葺则有之，被水倾圯实鲜有闻，兹则倾圯两门……最惨者，自洪山桥至鼓山山边止，两岸入洋之腴田，不下数十万顷，农力已倾，收成可望，一旦将实之时，付之东流。”<123>
夏秋又流行霍乱，死者过万。
1878年1月，福州美部会开拓者弼利民在美国去世。8月，柯为梁为之殚精竭虑的南台医馆终于建成，有病房、手术室，可容50位病人。12月，夏察理夫妇返回福州。
1879年夏天的酷暑和随后流行的疟疾和痢病，使教士身体经受严峻考验，福州和邵武的教士们纷纷病倒。邵武力夫妇和孙小姐因病返美，南台女校由唐意雅（Ella J. Newton）小姐接替负责。
1880年6月，倪玉成的恩师卢公明在美国去世。《教务杂志》讣告中摩怜回忆中特别提到沈守真、倪玉成、刘孟湜，是卢公明办学传教成功的例子。
“卢公明先生是非常出色的校长。他的管理特点是严格的纪律和透彻的教导。新兵训导都做不到像卢公明训练学生那样。从华人教师到最小的学生，人人都要‘严守规矩’。他给学生在基督教道理上立好根基，在信仰经历和日常学习上给予引导……四个最早的学生住在学校，接受特别训练。他们都成了传道人。最大的沈先生，现在是寄宿学校的主要教师。倪先生是第一所教会的牧师。刘先生是长乐县城的传道。最后一位王先生恐怕已经彻底离弃基督，忙于发财，就如他公开宣称的一样。”<124>
8月，柯为梁在川石岛休养所去世。柯为梁在福州十年间，恰逢水灾泛滥，瘟疫流行，他接诊传道鞠躬尽瘁，又盖造圣教医馆，开设鸦片戒毒所，在生命最后四年，还利用一切空闲时间，翻译绘制医学解剖书《全体阐微》，在出发去川石岛休养前夕才最后停笔，以致身心俱疲。<125> 和约瑟在记念柯为梁的文章中说：
“柯为梁一天接触的污秽多过传道人一周所接触的，并且近距离触摸。一次我对助手说，‘万金难买柯医生，’助手说，‘岂止万金，几十万金都难。他的病人都是别的医生治不了的。’后来他虽有助手帮忙，但仍需每天亲自问诊。如果你去过医馆，到处看到的尽是溃烂、肿瘤、伤口，医馆虽已尽量保持通风，但腐败的味道仍充斥其中……他不仅是个医生，也是个勤奋的传道者。”<126>
关于南台教会和倪玉成的情况，仅见于吴思明1880年福州年报：
“华人牧师传道和教会成员都有灵性的进步。两位牧师之一在熟悉圣经真理和中文修养上极为出色；另一位擅长接触人，很适合牧养工作。我们相信两位牧师的勤勉和在牧养带领教会中的经验，补满了他们的欠缺。”<127>
对照之前吴思明信中的描述，熟悉圣经、且中文功底好的是倪玉成，善与人交往的是永福的陈烺皋。倪玉成在救主堂牧会期间所得的果子，有后来成为美部会太平街福音堂牧师的郭百植。<128>
1881年，邵武和约瑟夫妇陪柯夫人返回美国，惠亨通回南台接替柯为梁负责圣教医馆。邵武站教士全部离去，福州也仅有摩怜、夏察理和吴思明三人。摩怜在城内，夏察理和吴思明在南台。吴思明与倪玉成负责南台教会。
吴思明前面提到，倪玉成有一个大家庭，所以他的月薪比永福的陈烺皋要多一元。《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六册记载，陈烺皋有七子五女，但三子三女均早殇。<129> 倪玉成准确的家庭情况未知，从《申报》1925年倪玉成妻陈太夫人的讣告可知，有七子长大成人。另根据倪柝声母亲林和平的回忆，还有五个大小姑，即倪玉成有五个女儿。考虑到当时儿女夭折早殇的普遍性，很可能倪玉成曾有更多儿女，有七子五女长大成人。<130>
倪玉成的儿女自然是在美部会的男校和女校读书。他们都渐渐到了加入教会的年龄，并开始参与服事。吴思明1880年年报中提到：
“今年福州新接纳入会的十一人中九位妇女……两位男子中，一人是牧师的儿子，另一人是柯医生的家仆。”<131>
这里“牧师的儿子”就是倪玉成的儿子。一年之后，倪玉成的两个女儿也被接纳入会，他的女儿还开办日校。
1881年还有一件大事，就是美以美会办英华书院，率先引入英文课程。此前，三公会学校都秉承不教英文的原则，因为担心教授英文，会令学生流失入洋行和政府。但环境已变，甚至政府官校都已开始教授外文。摩怜在回顾美部会历史的文章中特别提到这一变动的影响。
“美以美传道会1880年开始筹办英华书院，引进英文和西方科学课程，邀请其他传道会的学生入学。我们有十到二十位年轻人转去英华书院，因为预期将来可以在洋行和官场获得待遇丰厚的职位。他们本来会留在我们身边，接受培训成为传道人或教师。当然，他们的决定是经过家长同意的。”<132>
教士们的担忧很快得到印证，甚至本会牧师和传道的儿子也纷纷入读英华，之后进入洋行、海关、电报局等任职。倪玉成和刘孟湜的儿子几乎都走了这条路，唯有陈烺皋的儿子毕业后留在美部会。
从1882年开始，倪玉成的名字首次以华人牧师身份，正式出现在美部传道会年报上，并且年报也列举华人牧师的工作，与教士并列。
“福州城郊——夏察理、吴思明教士、惠亨通医生……一间教会，华人牧师倪玉成，一位传道，四位教师，二位助手。
吴先生总体监督南台的教会和永福县城的教会，两处都有能干的华人牧师……他在南台教会传道，有时也在医馆给病人传道。他外出传道，有八十一天不在福州。吴夫人负责每周的妇女祷告会，也在主日学给一班女孩上课。南台教会的倪牧师照常主日讲道，并在惠医生和唐小姐的协助下，负责一个蓬勃发展的主日学。他每周也向外人传道两次，听众三十到八十人次不等，他的女儿在教堂刚刚开办的日校任教。教会新增七人，绝大部分来自寄宿女校，其中两位是牧师的女儿。”<133>
除了主日和平时传道，负责主日学和教会其他活动之外，倪玉成也受惠亨通之请，到福州圣教医馆给病人传道。在圣教医馆1882年报中提到：
“仍在继续给病人分发书籍、小册和单张，所有已收治的病人都参加周日救主堂礼拜和主日学，吴思明弟兄继续偶尔来医院，与那些没去周日下午聚会的病人见面。最近，我也安排请救主堂的牧师每周三下午来医院传道，这样，再加上医馆助手轮流带领的晚间祷告，给这些住院的病患有充分机会认识信仰。”<134>
1882年夏末，摩怜从城内搬到南台，与夏察理有工作的转换。倪玉成仍在救主堂教会服事，同时协助女儿的日校。年报中说：
“1882年4月，福州城内和水部城郊，包括培训和寄宿男校，都由摩怜负责。夏末，他搬到南台，这些都交接给夏察理，摩怜接过夏察理的工作。……南台教会有一位能干的牧师倪玉成。他除了主日的服事，也在周中传道，并在他女儿的日校帮忙授课，日校约有三十位学生。去年教会承担了牧师半年的薪水，今年会承担三分之一。……寄宿女校有三十二位寄宿生，因唐小姐病，大部分照顾工作落在摩夫人肩上……为实现自养的目标，学生除了要付部分宿费和学费外，现在也要自己负担课本用具。……南台传道部的主日学，是由唐小姐挑选的先进学生来授课的。”<135>
1883年，南台吴思明回美休养，7月，夏察理夫人去世，南台唐小姐因劳累身体不支，去华北休养。
1884年，惠亨通夫妇因病返美。当年教士们的精力主要用在文字工作上，其它方面没有明显进展，美部会年报中对此有评论：
“本会今年大部分工作都在文字上：翻译圣经，编写字典和语言手册，出版课本和刊物。美部会在这方面投入的精力占比甚大，远超其他传道会，他们则在教会和人数上收获更多。……这工作是必要且极具价值的，但一个小传道会花这么多时间和精力在其中，明显阻碍了其他方面的进展。”<136>
1884年8月中法在福州城外闽江的马江之役，引起大乱，福州群众纷纷逃难，仇外情绪高涨，整个传教工作几乎停顿，似乎要前功尽弃。圣公会和美以美会教士多远避香港上海，但美部会教士和牧师传道大多驻守福州。和约瑟在信中提到城内的传道林日新在战乱中情况：
“城内传道林日新先生，在战乱开始时想带妻子回永福娘家避难，但他发觉所有邻居都在盯着他，只要见他动身就随时跟进，于是就留在原地直到警报暂时解除。因娘家催促妻子返乡，他就将妻子送走，自己与父母都留守福音堂。”<137>
倪玉成在南台坚守教会，战乱期间从未停止主日礼拜。唐意雅返回福州后，在信中提到倪玉成一家和救主堂信徒情况：
“福州尚未完全恢复平静，但我们希望最坏的时刻已经过去。摩怜夫妇和我一周前从川石岛回来，现住在南台。我们是闽江北岸唯一的外国人。从下船到家一路上基本没听见人发恶语，反而民众好像欢喜看见我们……路上我们拜访了教堂，给牧师家一个惊喜。他的大女儿正在教室里和一群学生在一起。……很感恩看见我们本地基督徒有尊严地站住，教会的公开礼拜一次也没有停过，甚至当几里外的船厂遭到炮击，空气中炮声隆隆的时候，他们还在教堂继续祷告会。有些外人进来看见他们这么专注祷告，都觉得希奇。”<138>
1885年报认为中法之战令华人对美国人的态度更敞开：
“中法闽江之战引起大震动，一度看似传道工作会完全停止，许多已建立的东西好像要前功尽弃，但结果并未发生，反而在很多方面使我们的工作更往前了。中国人经此一役，学会了区分美国人和其他外国人，对本会教士事业和情感的友善更加确信。
南台教会在华人牧师倪先生的讲道和牧养之下，主日上午礼拜平均有75人，教会负责牧师四个月的薪水，并捐出21元给穷人。”<139>
1884年底，吴思明夫妇与弼夫人，与新加入的教士许高志夫妇，富氏两姐妹到福州，此外还有宋蔼之小姐从华北转来福州，人员增加不少。富氏姐妹和弼夫人驻城内太平街，富克理办诊所，富哈拿与弼夫人办妇女学。吴许两家和宋小姐驻南台，宋小姐协助唐意雅照料女校。
1885年报中照例提到倪玉成的情况：
“在福州城郊的教会，华人牧师倪先生每主日上午讲道，下午主理或协理主日学，也教课。他和一些教会成员轮流主持每周祷告会，周中两次给外人传道。天气好的时候，周日礼拜通常满座，其中包括学校学生，外人过客也很多。今年教会新增5人……现有50人。教会捐81.8元，其中55.6元用于牧师薪水，其余给穷人和行善。一位与美以美会相联的华人基督徒富商为牧师捐22元。”<140>
这位基督徒富商很可能是捐款给英华书院的张鹤龄。11月，弼夫人成为夏察理夫人，惠亨通夫妇从美国回来，负责南台圣教医馆和教会主日学，倪玉成协助他。
1886年1月，福州传道第一人杨顺在美国去世，3月，在福州劳苦近四十年的摩怜夫妇退休返美，但一年多后，就主动请缨再回福州，与夏察理同住城内。1886年年报中简略提到倪玉成，特别是倪玉成的儿女也投身教会的服事。大儿子倪文炳曾任勉励会主席，女儿从美部会女书院毕业后，在日校教课：
“周日礼拜讲道和平时讲道由吴思明、倪牧师和他人负担。偶尔教士传道人和青年社成员会举行为期一周的晚间聚会，使南台教会整年都有良好信仰气氛。今年11人被纳入教会，10位都是年轻人，1位是长期受雇于教士家的男人。……教会给牧师和善事捐56.7元。
一年前提到的勉励会，继续兴旺并且发挥良好作用。勉励会先在一教士家中聚会，后转到教堂。倪牧师的大儿子与许高志先生轮流做主席，唐小姐和其他人积极配合。
两间日校由两位寄宿女校毕业生任教，一是医生助手的妻子，一是倪牧师的女儿。”<141>
八、1887.1～1890 早逝
倪玉成的儿女分别入读美部会男女寄宿学校，男校在城内，即后来的格致书院。女校在南台，即后来的文山女中。女校发轫于卢公明夫人，当时有三位女生，她死后转给夏察理夫人照顾。后来历经摩夫人、孙小姐、唐意雅小姐和宋蔼之小姐打理，逐渐兴旺。1881年在南台盖造了新校舍，命名“美部会女书院”。摩怜夫人在1887年4月的《教士先驱报》里详细介绍女书院情况，并附照片，其中有沈守真、倪玉成的两个女儿，张鹤龄的女儿和儿媳，陈烺皋的女儿和唐意雅小姐等女书院的重要人物：
[插图4:美部会女书院，Missionary Herald, Apr. 1887, p.134]
救主堂的主日学相当兴旺，倪玉成和夫人阿娇，还有两个女儿都各教一班。1887年年报中说：
“吴思明负责城郊的教会，今年绝大多数时间教会都相当和谐，对信仰热心。接纳13人入会……救主堂主日学使用万国主日学课程，1887年课程由许高志先生译成中文，1888年由惠亨通先生译成福州话和官话，官话供邵武地区用。主日学开办至今，已是第八年了，很高兴看到它每年都在改善……总共有12班，7男班，5女班，平均人数75，最低47，最高90，男生平均45，女生30。女生来自寄宿学校，男生来自救主堂日校学生、医科生、家仆，还有本教会男女成员，医馆病人和少数外人。……
老师都是我们身边最好的人选，有惠大夫和宋蔼之小姐，牧师和夫人各教一班，牧师的两个女儿都是女书院毕业生，还有两个医科生，也各教一班；还有女书院的男老师，一位教会执事，一位前执事，医馆厨师也各教一班。许夫人和唐意雅小姐补缺代课。
教会每年有三次特别集会，分别在复活节、年会和圣诞节举行，到时教堂装饰整齐，霞浦街学生也参加，外人也来，通常教堂爆满。有祷告、唱诗、朗诵、对话，有时会有黑板演练，学生们都很喜欢，外人则来看热闹。
勉励会对主日学也很有帮助，很多会员也是主日学学生，互相帮助。……对不在本会学校的人，主日学几乎是唯一教导他们圣经的途径。很多来主日学的人不识字，若无人教导，他们单凭每周一次听道是无法明白真理的。”<142>
倪玉成大儿子文炳1887年5月从英华书院肄业，入福州闽海关作见习生，一直在海关供职，位至超等帮办。在上海江海关任职期间，多年任上海基督教青年会董事。此外还有三个儿子，也陆续入职海关，分别是文明，文彩，和倪柝声的父亲文修。
1888年1月，霞浦街福音堂搬迁后献堂礼拜，霞浦街的诊所归回南台。6月圣教医馆装修后重开。年底，弼利民儿子弼履仁到福州，在城内专门负责男校。
1889年3月，救主堂再出9人加入霞浦街福音堂，正式成立霞浦街教会。这一年城内教会进展颇多，教会助手从新年开始，倡设“殷勤祈祷会”，会员每晚聚集一小时，祷告家访。到3月底，就有13人入会。礼拜堂也每晚开放传道，全由助手和本地信徒安排。7月，又加5人。11月，又加8人，似有复兴的光景。男校新建了校舍，5月富克理主持的妇孺医馆建成启用。城郊的许高志教士在霞浦街和川石岛的工作也有进展，但南台教会没有特别报告。
1890年6月，城内教会传道林日新被按立为牧师，是美部会第三位牧师。南台教会则经历艰难时期，牧师倪玉成正值壮年去世，但年报和教士书信中都没有提供更多细节。
“城郊南台的教会在吴先生照顾下，全年增加4人，今年教会经历了牧师去世的艰难时期，会众间有一些不满的情形，幸亏只延续了很短时间。”<143>
纵观美部会福州传教的历史，从1847到1855艰难开拓，无一人受洗，之后1856到1879，是极其缓慢的孕育期，1880年代开始积蓄力量，向外扩展，到1890年代，教会人数快速增长，盼望已久的收获季终于来临。
倪玉成一生见证了这段历史的头两个时期，他亲身目睹、经历了其中的艰辛和忍耐，他没有等到收成的日子就英年早逝，遗下妻子和一众儿女。他的儿女均接受教会学校的中西教育。他的妻子陈阿娇，直到1925年以79岁高龄辞世。<144>
<1>查时杰，《中国基督教人物小传》，台北：中华福音神学院出版社，1983年，第307页。
<2>闽中三公会分别是美部会，美以美会和安立甘会，后发展为中华基督教会闽中协会，中华基督教卫理公会和中华圣公会。
<3>倪柝声，“直道特刊叙引”，《基督徒报》第17期，1927年5月。
<4>林立强，“卢公明与福州基督教教育的发端”，《教育评论》2005年第6期，第88—91页。
<5> Social Life of Chinese, Vol.2, pp.408-409.
<6>本文西教士中文译名均根据A. Wylie所著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Shanghai, 1867，或照惯例译出。按照1872年美部会礼拜单，preaching place作传教堂，chapel作福音堂，church作教会或教堂。此外，另有helper（助手）、catechist（传道员）、preacher（传道人）、pastor（牧师）、colporteur（售书人）、evangelist（佈道者）、bible women（经姑）。
<7>又译作摩嘉立。
<8> Missionary Herald, July 1847, p.223.
<9> Missionary Herald, Dec. 1848, p.422-423.
<10> Missionary Herald, May 1848, p.153.
<11> Missionary Herald, May 1848, p.155.
<12> Missionary Herald, July 1849, p.222.
<13> Missionary Herald, Sep. 1849, p.302.
<14> Missionary Herald, June 1850, p.189.
<15> Missionary Herald, July 1849, p.222.
<16> Missionary Herald, Oct. 1850, p.346.
<17> Missionary Herald, Apr. 1850, p.137-138.
<18> Missionary Herald, Apr. 1850, p.138-139.
<19> Missionary Herald, Apr. 1850, p.136. 或许南北方言在语调上的难易，也是造成看法不一的原因。
<20> Missionary Herald, Apr. 1850, p.137.
<21> Missionary Herald, Feb. 1851, p.39.
<22> Missionary Herald, Oct. 1850, p.346.
<23> Missionary Herald, Feb. 1851, p.39.
<24> Missionary Herald, Nov. 1851, p.384.
<25> Missionary Herald, Nov. 1851, p.383. 图中Tuai Liang Ting大岭顶、Tuai Mieu Sang大庙山、Nang Sieng Sang南禅山、Puo Na Sang婆奶山、U Sioh Sang乌石山。
<26> Missionary Herald, Jun. 1852, p.187.
<27> Missionary Herald, Jul. 1847, p.224.杨顺称住在中洲洋行一带，而华南道是洋行集中处。
<28> Diary of Justus Doolittle, p.88, 85.
<29> Diary of Justus Doolittle, p.14-15.
<30> Ibid, p.78-79.
<31> Ibid, p.80.
<32> Missionary Herald, Dec. 1852, p.376.
<33>圣公会因英领馆在城内乌石山，故教士有机会在城内安家，这是美部会和美以美会都望尘莫及的，但也因此特别引起官府压制。
<34> Diary of Justus Doolittle, p.106.
<35> Ibid, p.99-100.
<36> Diary of Justus Doolittle, p.100-101.
<37>参见哈佛燕京图书馆藏1853年福州平话《灵魂篇》。
<38> Diary of Justus Doolittle, p.106-107.
<39> Ibid, p.107.
<40> Ibid, p.96.
<41> Missionary Herald, Jun. 1856, p.166.
<42> Diary of Justus Doolittle, p.108.
<43> Missionary Herald, Dec. 1855, p.370.
<44> Missionary Herald, Dec. 1854, p.386.
<45> Diary of Justus Doolittle, p.132.
<46>比较美以美会第一位受洗者陈安Ting Ang，见Foochow Missionaries, 1847-1880, p.66-67。
<47> Diary of Justus Doolittle, p.136.
<48> Missionary Herald, Sep. 1856, p.283-284.
<49> Diary of Justus Doolittle, p.141.
<50> Missionary Herald, Jun. 1857, p.173.
<51> Missionary Herald, Jun. 1857, p.173.
<52> Report of the A.B.C.F.M. 1857, p.125.
<53> Missionary Herald, Apr. 1857, p.130.
<54> Missionary Herald, Apr. 1857, p.173.
<55> Diary of Justus Doolittle, p.146.
<56> Missionary Herald, Jan. 1858, p.29.
<57> Missionary Herald, Jan. 1858, p.29.
<58> Diary of Justus Doolittle, p.151.
<59> Missionary Herald, May 1858, p.132.
<60> Diary of Justus Doolittle, p.152.
<61> Ibid, p.158.
<62>“Letter of Doolittle, Jan.4, 1869,” in The Evangelist, 1869-6-24，内含关于王炳臣和金凤的故事。
<63> Diary of Justus Doolittle, p.158-159.
<64> Missionary Herald, Feb. 1859, p.59.
<65> Missionary Herald, Jun. 1859, p.184.
<66>“为已故夏察理教士举行记念会演说文”，《通问报》第188期，1906年。
<67> Missionary Herald, Jun. 1856, p.167.
<68> Missionary Herald, Oct. 1859, p.297.
<69>指王炳臣娶金凤。
<70> Missionary Herald, Oct. 1859, p.295.
<71> Social Life of Chinese, Vol.2, pp.408-409.
<72> Social Life of Chinese, Vol.2, pp.415. The Evangelist, 1869-9-30, p.3.
<73> Missionary Herald, Jun. 1861, p.164.
<74> R.S. Maclay, Life Among the Chinese, p.220-221.
<75> Report of the A.B.C.F.M. 1860, p.117. Missionary Herald, Jun. 1861, p.163.
<76> Diary of Justus Doolittle, p.146, 149, 151, 152, 158, 159, 163, 167, 169. Diary of Mrs. Peet, p.83.
<77> Missionary Herald, Oct. 1859, p.295.
<78> Report of the A.B.C.F.M. 1863, p.120, see letter of Baldwin dated 1862.10.4.
<79> Missionary Herald, Jun. 1870, p.176.
<80> Missionary Herald, Oct. 1863, p.301.
<81>“How they get married in China,” in The Evangelist, New York, 1864.11.17, No.46, p.2.
<82>翁怀友，“福州公理会传道史”，《神学志特号》1924年秋季，第十卷，第三期。
<83>“The Girls’ Seminary at Foochow,” in Missionary Herald, Apr. 1887, p.132.
<84> Diary of Justus Doolittle, p.160.
<85> Report of the A.B.C.F.M. 52th Annual Meeting, 1861, p.108.
<86> Legacy of Historical Gleanings, Vol.2, pp. 468-469. 这段话写于1868年。
<87> Legacy of Historical Gleanings, Vol.2, pp. 470-471.
<88> Legacy of Historical Gleanings, Vol.2, p. 472.
<89>邦呢夫人对福州风景和万寿桥的描述，参考了卢公明《中国人的社会生活》。
<90>婚礼在救主堂举行，之后往南经万寿桥到中洲，倪玉成的家大概在中洲，但邦呢夫人没有提到倪玉成的父母或家人。
<91> Legacy of Historical Gleanings, Vol.2, pp. 389-390.
<92> Diary of Mrs. Peet, p.141.
<93> “Letter from China,” in The Evangelist, New York, 1865.9.7, No.36, p.2.
<94> Report of the A.B.C.F.M., 1866, p.129-130.
<95> Missionary Herald, Mar. 1867, pp.75~76.该信中“三人”应是林朝森、王炳臣、倪玉成。
<96> Report of the A.B.C.F.M., 1867, p.113.
<97> Report of the A.B.C.F.M., 1868, p.87.
<98> Missionary Herald, Jun. 1868, p.184.
<99> Missionary Herald, Sep. 1868, p.278.
<100>沈岩，《船政学堂》，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其中提到教习的薪水初聘即二百两，助手的薪水也应相当丰厚。
<101>“Letter from China,” in The Evangelist, New York, 1869.6.24, p.3. 船政学堂第一批学生里，还有两位原是卢公明寄宿学校的学生，1858年学校关闭后转入美以美会的寄宿学校。据卢公明回忆，他与曾兰成早在首次来福州的船上即相识。
<102> Missionary Herald, Jul. 1869, p.231.
<103> Report of the A.B.C.F.M., 1870, p.74.
<104> Report of the A.B.C.F.M., 1871, p.68-69.
<105> Missionary Herald, June 1870, p.197.
<106>详情可见J. Doolittle, “Letter from Foochow,” in The Evangelist, New York, 1870.12.22, p.2。
<107> Missionary Herald, Mar. 1872, p.85.
<108> Report of the A.B.C.F.M., 1872, p.61-62.
<109>哈佛燕京图书馆藏。
<110> Missionary Herald, Jun. 1873, p.194-195.
<111> Missionary Herald, Apr. 1874, p.120.
<112> Report of the A.B.C.F.M., 1874, p.48-49.
<113> Missionary Herald, Jun. 1875, p.177.
<114>“美以美会1875年会略记”，《闽省会报》1875年第14卷，第117页。
<115>《闽省会报》1875年第14卷，第115页。
<116> Missionary Herald, Feb. 1876, p.61.
<117> Report of the A.B.C.F.M., 1876, p.71.
<118>1883年年报称牧师名林日新Ling Nik Sing，当属笔误，林实乃城内教会传道人，1889年6月被按立为牧师，在福州城内教会事奉（1891 Annual Report, Foochow Mission, p.57），为美部会第三位华人牧师。
<119> Report of the A.B.C.F.M., 1877, p.56-57.
<120> Missionary Herald, Aug. 1876, pp.255-256.
<121> Missionary Herald, Oct. 1876, p.316.
<122> Missionary Herald, Nov. 1876, pp.375-376.
<123>《万国公报》1877年，转载自《闽省会报》。
<124> Chinese Recorder, Jan.-Feb. 1881, p.62.
<125> Missionary Herald, Dec. 1880, p.489.
<126> Missionary Herald, Feb. 1881, p.69.
<127> Missionary Herald, Sep. 1881, p.356.
<128>《通问报》1909年4月21日，第345回。
<129>《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六册，1912年，第274—275页。
<130>倪林和平，《恩爱标本》，1948年4月，第12页。
<131> Missionary Herald, Sep. 1881, p.357.
<132> Missionary Herald, Sep. 1889, p.361-365.
<133> Report of the A.B.C.F.M., 1882, p.55-57.
<134> Missionary Herald, Nov. 1882, p.494.
<135> Report of the A.B.C.F.M., 1883, p.69-71.
<136> Report of the A.B.C.F.M., 1884, p.51-52.
<137> Missionary Herald, Dec. 1884, p.516.
<138> Missionary Herald, Jan. 1885, p.30.
<139> Report of the A.B.C.F.M., 1885, p.60.
<140> Report of the A.B.C.F.M., 1886, p.63.
<141> Report of the A.B.C.F.M., 1887, p.101.
<142> Report of the A.B.C.F.M., 1888, p.65-66.
<143> Report of the A.B.C.F.M., 1891, p.57.
<144>《申报》1925年6月1号专栏。
（作者为独立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教会历史人物。现居香港。yang0302@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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