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现代宣教运动明确了宣教事业的目标是建立本色化的教会（indigenous church）。^<1> 中文“本色化”一词何时出现已不可考^<2>，其内容一般包括两个层面：行政组织上如何达到自治（self-governing）、自养（self-supporting）和自传（self-propagating）的原则，文化和思想上如何处理基督教与非基督文化的关系，使基督信仰植根于当地文化。从这个角度来说，本色化的关怀主要是宣教性的。^<3> 放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语境中，宣教士来华建立的教会及其机构，其本色化要面对的问题，主要包括与西方差会和中国思想文化的关系。

早期基督新教来华宣教士曾致力于本色化教会的工作，但成绩并不理想，有关方面大规模的讨论和实践，仍在1920年代的非基督教运动之后。尽管百年前的本色化教会运动不能简单套用挑战与回应模式来理解，其产生的背景和发展动力亦包含多种因素，绝非民族主义一词可以囊括，但非基运动的刺激无疑是其最重要的历史背景。^<4>

五四新文化运动揭橥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对中国基督教带来重大考验，并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后者的思想意识和信仰表达。^<5> 1922年爆发的非基督教运动，从最初的理性讨论非宗教时期，蜕变为走向政治行动的专非基督教，进而步入彻底组织化的排外和国家主义时期，最后随着国内统一政权的初步奠立而归于平静。^<6> 在这六年的风云变幻中，中国基督教面临的局势越发严峻。基督教会内部因时发起教会革新运动，呼吁建立本色化教会或者“中国化教会”，这一呼吁在1922年5月上海召开的全国基督教大会上，成为基督新教主流教会的共识。^<7> 从内容上看，这场教会本色化运动主要围绕教会自立运动、探讨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基督教与中国社会的改造三方面的课题。^<8>

积极参与这场运动的中国基督徒领袖，其神学背景主要属于自由派。在当时急剧变迁的社会环境中，他们面对的或者说关心的主要问题是，基督教能对社会提供何种具体贡献和有效的改革方案，才能得到国人接纳。^<9> 随着全国政治形势的发展，救亡压倒了启蒙，这些积极回应时代处境的自由派基督徒领袖做出了不同选择，产生了分流。他们所提供的改造社会的基督教方案，最终没能被中国人所接受，他们也未能说服国人相信基督教对于中国是必须的。^<10> 尽管如此，他们所推动的教会本色化运动，某些概念或理念还是延续到了1949年之后，甚至是今天的“基督教中国化”运动中。^<11> 比如1920年代的教会本色化口号，其别称是“基督教中国化”或者“中国化教会”，其中所谓的“中国化”主要是相对于“欧美化”或者“西化”的提法^<12>，这与今人建立在“非中国”的他者意义上理解的“基督教中国化”并无不同。^<13>

一百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回顾和检讨中国教会的本色化运动，也许较为合适的切入点就是将其重新置于普世宣教事业的框架中。^<14> 事实上，1920年代不只有中国发起了建立本色教会的运动，从非洲到亚洲，当地教会领袖大多积极争取教会自立，摆脱西方差会的监督。^<15> 亚非地区提出教会本色化的要求，是现代宣教运动的结果。一方面，现代的西方宣教士越来越意识到，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福音传播的载体，他们不可避免都受到母国文化的影响，所开展的事工带有外国色彩。为此，他们尽力调适自己以适应当地的生活方式，以宣教禾场能理解的方式来传播福音。这种本色化的努力，可追溯至耶稣会的适应（accommodation）策略，使徒保罗的福音策略（林前9:19—23），甚至神子的道成肉身。另一方面，从19世纪开始，一种源自德国的宣教理念流行开来。该思想理念认为，宣教的目标是建立民族意义上的独立本色教会，此种教会应与当地民众所承袭的文化价值有紧密关系，故而强调整个宣教禾场群体的而非个人的归信。第三就是亚非基督徒反西方的民族主义。其代表就是1922年上海的全国基督教大会，严厉批判差会教会的组织和敬拜形式西方色彩浓厚，要求建立统一的全国性教会机构。^<16>

这种本色化教会的要求，致力于将教会的福音宣讲从传统的西方形式中脱离出来，其呈现要穿上亚洲或非洲形式的外衣，以便对于信徒和非信徒来说都是可以理解和相关的。此种教会本色化并无不当，其实恰恰源于福音本身。在基督里，上帝接纳我们，连同我们的群体关系和文化调适机制（cultural conditioning）。用已故著名宣教学家和教会史家安德鲁·沃斯（Andrew Finlay Walls，1928—2021）的话来说，试图“本色化”（indigenize），就是作为一个基督徒、同时也作为他所属社会的一员而生活，让教会成为一个有家的感觉的地方。^<17> 不过，沃斯也提醒我们，上帝不只是在基督里按照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他接纳我们是为了让我们转变成他想要我们成为的样式。因此，本色化原则（The “Indigenizing” Principle）固然让我们找到了一个有家感觉的地方，然而同样源自福音本身的朝圣者原则（The “Pilgrim” Principle）却告诉我们，世上没有永恒之城，忠心跟随基督不会让我们对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亦步亦趋。基督信仰与它周围的社会环境始终会保持张力乃至冲突，这一冲突不是因为接受了某种新文化，不是文化冲突，而是源于要将人的心思意念转变归向基督（林后10:5），本质上是属灵冲突。^<18>

淡化乃至取消这一冲突，不加批判地要求教会本色化，可能会使教会除去外来性（foreignness）的同时，失去其基督信仰的实质（substance），掉进信仰和文化融合论（syncretism）的陷阱。此外，过于强调教会的“国性”或民族性，不但会将自己隔离于普世教会之外，也会在教会群体中带来分裂。不仅如此，教会与传统文化过于紧密联系在一起，也会让教会面对历史变迁和意识形态挑战时变得僵硬，缺乏灵活性。^<19>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教会本色化运动，呼声最高的自由派神学基督徒领袖，他们在追求信仰本色化的过程中，或多或少都忽略了福音的朝圣原则，甚至将本色化的任务由主要是宣教关怀转变为文化关怀。于是，探索基督信仰的有效性与适切性，而非维护信仰的纯正与完整，成了自由派神学领袖的首要关怀。^<20> 相比之下，那些呼声不那么高，却在主流建制教会之外相当程度上实现了本色化的自立教会，所走的又是一条偏重福音朝圣原则的路。他们对探讨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基督教与中国社会的改造等议题兴趣不大，往往被归入基要派阵营，其中某些团体的信仰或多或少带有民间信仰的色彩。^<21> 这让我们有时不得不停下来思想，教会的本色化最终毕竟是圣灵的工作，没有人能预先确定其形式和进程，无论是宣教士还是当地教会领袖，他们所能做的，也许不是要刻意做些什么促进它，而是不要在其由圣灵主导的自然进程中拦阻它。^<22>

《世代》本期以“非基运动·本色化教会”为主题，所刊登的两篇主题文章，一篇梳理当时的基要派神学代表人物贾玉铭对“中国化”教会的批判，另一篇追溯当时的自由派神学代表赵紫宸将基督教“中国化”的尝试与后来所做的调整。盼望借此能引起读者朋友回顾和检讨一百年前非基运动背景下的教会本色化运动，并对思考当前中国教会的处境提供一些借鉴和启发。

 

<1> Stephen Neill,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Second Edition) (Penguin Books, 1986), 219-221; Wilbert R. Shenk, “The Origins and Evolution of the Three-Selfs in Relation to China,” in International Bulletin of Missionary Research, Vol. 14, January 1990: 28.

<2>英文indigenous由印欧语与拉丁语组合而成in+de+gena，意即“从里面而生”，引申为天生的(innate)、本土的（native），与外国的、异域的（exotic）相对。就其与土地的关系来看，indigenous可分为属于某地（belonging naturally to the soil, region）和植根某地生长（growing on the soil）。显然，基督信仰和教会的普世性表明其不可能属于某地，不是某地土产；教会的本色化指的是教会植根某地本土文化之中。就广义而言，植根本土文化涉及的不只是福音与文化的关系，也必然面对福音与社会时代处境的关系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广义的本色化可以含括处境化（Contextualization）。这一点尤其体现在1920年代中国的本色化运动议题中。本期《世代》卷首语选择用“本色化”来翻译indigenous，既考虑到其历史上的中文译法，也取其广义内涵。参Has Kasdorf, “Indigenous Church Principles: A Survey of Origin and Development,” in Readings in Dynamic Indigeneity, edited by Charles H. Kraft, Tom N. Wisley (Pasadena: William Carey Library, 1979), 72; “indigenous”, in English Dictionary On Historical Principles, Vol. V. H to K., edited by James A. H. Murray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01), 213。

<3>邢福增，“本色化与民国基督教教会史研究”，收入氏著《冲突与融合：近代中国基督教史研究论集》，台北：宇宙光全人关怀，2007年，第264页；梁家麟，《徘徊于耶儒之间》，台北：财团法人基督教宇宙光传播中心出版社，1997年，第35页。

<4>赵天恩，《中国教会本色化运动（1919—1927）:基督教会对现代中国反基督教运动的回应》，新北：橄榄出版有限公司，2019年，第176—241页；邢福增，“本色化与民国基督教教会史研究”，第270—274页；Chloe Starr, Chinese Theology: Text and Context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6),41-70, especially 59-60。

<5>邢福增，“启蒙与救亡——五四运动对中国基督教的洗礼”，收入吕妙芬、康豹编，《五四运动与中国宗教的调适与发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20年，第339—380页。

<6>叶仁昌，《近代中国的宗教批判——非基运动的再思》，台北：雅歌出版社，1993年，第55页。

<7>全绍武编，《基督教全国大会报告书》，上海：协和书局，1923年，第177页。

<8>邢福增，“本色化与民国基督教教会史研究”，第273页。

<9>吴利明，《基督教与中国社会变迁》（第四版），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276页。

<10>同上，第278—279页；邢福增，“启蒙与救亡——五四运动对中国基督教的洗礼”，第377—380页。

<11> Wilbert R. Shenk, “The Origins and Evolution of the Three-Selfs in Relation to China”; 关于2015年以来官方“宗教中国化”和“基督教中国化”的含义及其政策执行，见Richard Madsen, “Religious policy in China,” in Handbook on Religion in China , edited by Stephan Feuchtwang (Cheltenham & Northampton: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20), 17-33。Richard Madsen进一步区分了来自上层的“中国化”（官方的中国化）和来自下层的“中国化”（由不同的宗教知识分子、领袖和平信徒所推行，相当于本色化[indigenization]、本土化[localization]、文化适应[enculturation]）。二者的界限通常是模糊的。见The Sinicization of Chinese Religions: From Above and Below, edited by Richard Madsen (Leiden: Koninklijke Brill, 2021), 2。杨凤岗追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近几十年来“中国化”词源意义上的演变，主张用Chinafication而不是Sinification来翻译官方的宗教“中国化”概念，以显示其从上至下的政治本质，见Fenggang Yang, “Sinicization or Chinafication? Cultural Assimilation vs. Political Domestication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and Beyond,” in The Sinicization of Chinese Religions: From Above and Below,16-43.

<12>参“发刊‘生命月刊’宣言”，《生命月刊》第1册第1期，1920年6月，第1—3页；“生命月刊—证道团—本期特号”，《生命月刊》第2卷第7册，1922年3月，第10—11页；萧暄，“中国化的基督教”（1922年12月9日），《生命》第3卷第5期，1923年；崔爱光，“论中国化教会”，《真光》第23卷第11号，1924年；沈亚伦，“四十年来的中国基督教会”，《金陵神学志》“金陵神学院四十周年纪念特刊”，1950年，收入收入张西平、卓新平编，《本色之探——20世纪中国基督教文化学术论集》，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年，第539页；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第212—215页；史静寰、王立新，《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知识分子》，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91页。

<13>张志刚，“‘基督教中国化’三思”，收入张志刚、唐晓峰主编，《基督教中国化研究》（第一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年，第18—28页。

<14>即便是1922年正式提出建立“中国本色的教会”之口号的全国基督教大会，在某些方面也延续了1910年爱丁堡宣教大会的精神（比如教会联合协作推广福音）。是次大会成立的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也以接续委办会促进中华归主运动为己任。

<15> Dana L. Robert, Christian Mission: How Christianity Became a World Religion (Chichester: Wiley-Blackwell, 2009), 63.

<16> Peter Beyerhaus, “indigenous church”, in Concise Dictionary of the Christian World Mission, edited by Stephen Neill, Gerald H. Anderson, John Goodwin (Nashville and New York: Abingdon Press, 1971), 276-277.

<17> Andrew F. Walls, The Missionary Movement in Christian History: Studies in the Transmission of Faith (Maryknoll: Orbis Books & Edinburgh: T&T Clark, 1996), 7-8.

<18> Ibid., 8-9.

<19> Peter Beyerhaus, “indigenous church”, 277-278.

<20>梁家麟，《徘徊于耶儒之间》，第35、70页。

<21> Daniel H. Bays, “Indigenous Protestant Churches in China, 1900-1937: A Pentecostal Case Study,” in Indigenous Responses to Western Christianity, edited by Steven Kaplan (New York and Londo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5), 124-143; Lian Xi, “The Search for Chinese Christianity in the Republican Period (1912-1949),” in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 38, No. 4 (Oct., 2004), 851-898.

<22> Roland Allen, “The Use of the Term ‘Indigenous’,” in Th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Missions, Vol. 16, 1927: 262-270.

 

题图：封面，“建立教会”（太16:18），封底，“建定圣体”（约20:22—23），作者不详。图片来自https://ccposters.com/zh/classification/traditional-art/page/2/

本期美术编辑：陆军

此文首发于《世代》第16期（2022年春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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