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哈拿(节选之三)/书拉密

[题图:女医疗宣教士施爱华正在给远方的挚友哈拿写信。绘图:陆军]

作者前言:

《亲爱的哈拿》是一本围绕史实创作的虚构类长篇小说,以书信体的形式讲述了苏格兰女医生兼宣教士施爱华(Ada)及其中国养女施幸媛在中国东北的行医和宣教经历,时间跨度60年(1897年至1957年)。

小说选用的所有资料皆来自真实的历史记录,重要人物皆有原型,重要事件皆有史载。在创作中,作者有意对人物关系、人物心理、事件细节与情节进展予以文学性的虚构、重建、塑造与刻画。

《世代》曾于2020年总第11期和第12期刊登过1900年的四封信。

此次截取的小说片段位于全书第六章,由叙述者之一施爱华写给好友哈拿的三封书信组成,时间为1932—1934年。

 

                                                                                                                                                                                          施比受更为有福。

                       —— 《使徒行传》20:35

 

1932年10月30日(主日)

 

亲爱的哈拿:

 

感谢上帝,奉天的邮政恢复正常了。

这座城市,今天重新恢复了这个名称。因为我们现在生活在“满洲国”。国旗换成五色旗——和民国政府初年的五色旗不太一样,满洲国的国旗以黄色为旗底,一角有红、蓝、白、黑四道横条。据说含义很多,其中一个是这样的:黄色代表满族,红色代表大和族,蓝色代表汉族,白色代表蒙古族,黑色代表朝鲜族,其他四个民族都在满族的统领下携手建设满洲国。是的,这里变成了一个和国民政府不同的新国家,满族的清朝皇帝溥仪是这里的执政者。但所有人都知道,对这片土地拥有实际控制权的是日本人。

我被长老会派到春来镇的女子医院做院长。这里比奉天的情况略好一些。它地处偏远,不像大城市那样繁华,动荡带来的破坏很快会消泯进穷乡僻壤的破败中。

日本人到达之前,提前告知当地官员,他们希望得到应有的欢迎——悬挂旗帜。

当然没问题。满洲人的家中,向来有各种各样的国旗存货:清政府的黄龙旗、民国政府的五色旗和青天白日旗、俄国的三色旗和日本的太阳旗。无论哪个胜利的军队经过这里,他们想看见自己的国旗迎风飘扬,都能看见。但没有一面旗是满洲百姓甘心乐意插在门楣上的,除了十字旗。

所有国旗都能在店铺买到,唯独十字旗要自己用红颜料画在白布上。他们认为,那些国旗都是为了取悦胜利者,只有十字旗是保佑他们自己——不然,为什么洋人开的医院都插着红色十字旗呢?

对春来镇的普通居民来说,客从远方来,无论是否情愿接待,都要表达欢迎,何况客人们常常带着枪和炮,手无寸铁的他们只能笑脸相迎。不过,常年驻扎在这里的守军似乎不这样想。他们人很少,武器也很粗糙。穿着军装、骑马携枪的日本人经过山路时,他们在山口发动伏击,杀了一队士兵。这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有更多的日本士兵向镇子发起了进攻。

上个月中秋节,中国自卫队在抚顺地区沿途烧毁了日本人建的工厂、仓库、派出所和事务所;出于报复,第二天,日本人就派军队杀光了附近一座村子的所有村民,包括孕妇和几个月的婴儿。村庄在几个小时内被夷为平地。逃出来的人说,血凝在地上积了几寸厚。

几千年来,平民总是战争的牺牲品。

这一次,灾难临近了春来镇。日本人先攻打城东门,镇上的官员和守军早已撤离,没有领袖,没有军队,没有枪炮,除了祈求上帝的保守和帮助,人们没有任何抵挡的能力。

在女子医院住院的患者不多,能走路的都回家了。几位无法行走的,被安排到一间屋子,留下两位护士轮流照管。

孤儿院距离东门不远,路得把五十多个孩子带进教室,安静地背读课本,要求他们听见任何声音都不要出来。

维恩和我跑到两条街外的法国天主教堂找高善通神父。高神父就像他的中文名字一样,擅长说多种语言,包括日语。还有春来教会的两位长老,申长老会说日语,孔长老会说法语,他曾陪格林牧师一同在中国劳工军团服役过。有些日本人会说一点儿法语,估计水平和我差不多。

我们总算在日本兵攻破东门之前,及时打开了大门,列队欢迎,为先前发生的枪战道歉,告知不是镇上居民的本意。我们每个人交叉用中文、日文和法文说尽各式各样的花言巧语,期望他们不要打扰平民百姓。我们为他们每个人都预备了一只手表做礼物,还有一顿丰盛的大餐。(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家里开手表店,教会愿意为此付一些代价。)这些日本兵长途跋涉,此刻已经精疲力尽,听说有热气腾腾的午餐,他们脸上的肌肉明显放松下来。有一个个子不高、眉眼长得像孩子的士兵听见“鸡肉”一词,鼻翼马上欢快地鼓吸了两下,脱口问我们:“也有味噌汤吗?”

“当然!”

他从高神父那里得到一个响亮干脆的答复。

“妈妈的味道!”他们临走时,嘴唇油亮,打着饱嗝。每人腕上戴着一块精致的手表,列队离开。那个小个子日本兵一边走一边把手表贴在耳朵上,眉开眼笑,神情欢喜,越发像个孩子。

我们松了半口气,又提着半口气,因为他们离开之前,趁着体力尚佳,顺手砸坏了城门和周围的防御工事。

春来镇的防御工事不是一堵墙,而是一道通电的栅栏,栅栏外面有一条又深又宽的沟渠。多年以前,一位贫苦人家的少年出外上学,成为军人,成年后做了将军,惦记家乡的父老,就出资为镇上建了一座发电厂。不过,不是每天都有电,每周至少停电一次,但它足够让镇上的人自豪。男女老少都受惠于这座电厂,粮食谷物加工用电磨,省了不少人力。夜晚有路灯照明,所有的学校都有灯光。

我们知道日本人不会守信用,他们回去之后,还会寻机报复。电栅栏被破坏,让镇上的安全大受威胁。自从满洲国建立,土匪的数量比从前多了许多。一些拿不到粮饷的散兵游勇,会纠集成匪帮,他们既打击日本兵,也抢掠中国人。前段时间,住在邻村的裁缝杨念亲刚结婚,门上的大红喜字还没褪掉,一伙强盗认定他家中有充足的嫁妆,就提着枪闯进来抢财产,包括他身上的皮鞋、礼帽和新娘周纯洁戴的所有首饰。

他们翻查他家中的每处角落,发现墙上没有悬挂任何神像,问他家里为什么没有神仙像?

他回答说自己是信上帝的,上帝没有形象。

强盗大怒,打他的头,骂他:“你竟然不信佛!竟然还长了鬼鼻子鬼眼睛,信不信老子一枪毙了你!”

长着蓝眼睛、高鼻子的杨念亲很平静,回应说自己并不怕死,但希望对方回答他一个问题:“我做了什么伤害你的事吗?”

听完他的话,比别人都高半头的强盗首领感慨地说:“咱们又拜佛又抢东西,这个不信佛的家伙看上去倒比我们善良。”

然后,他们把皮鞋和礼帽还给他,给新娘留了一把梳子和一把阳伞。

但他们对春来镇没有办法。

为了修复防御工事,镇上的每个男人都起来参与建造,就像尼希米重建耶路撒冷城墙时一样。男人们分成两组,一组手持长矛、铁锹、锄头、斧头和自制炸弹守卫土墙,另一组找来土木砖石和铁丝,补修残破的地方。上了年纪的女人在家做饭,年轻女性则到田里收蔬菜运回来。

新修的电网和外围的沟渠把盗匪拦在了镇外,他们非常恼火,在镇外向发电厂高耸的烟囱开炮,炮弹从孤儿院的上空飞过,有一枚擦过教堂的钟楼,打掉了半块砖石。还有两枚落在了附近的菜地。他们的大炮太古老了,射程不足,没有一颗击中烟囱。

[插图1:“炮弹从孤儿院的上空飞过,有一枚擦过教堂的钟楼。”绘图:曹青]

孤儿院的孩子们照常上课,这样他们才会因为有事做,保持安心。教会派了同工把窗户用木板遮住,只留出下面窄窄的一条,让光线透进来。这是为了防止流弹。维恩取消了课间的操场活动,改成小组祷告会。下课回宿舍的路上,他们已经学会听见枪声马上仆倒,慢慢爬到更安全的地方。在危险面前,孩子们都表现出很好的合作和友好态度,远比我们期待的更勇敢、有序。适当的危机好像更能帮助人成长。

在西门,有一座著名的穆斯林男校,那里的阿訇建议,如果基督教会能起来组织的话,他愿意开放教室,安置那些陆续从周边逃难过来的农民。

没有了政府官员,大家临时推举高神父和申长老帮助指挥。不知道土匪会攻打多久,我们唯一的优势是守在当地,吃的东西比他们充足。但也不敢有任何浪费,突然增加的一千多位难民也在等着吃饭。指挥团队设计了每人每天的粮食配给份额,以尽量延长对峙的时间。

镇上和难民中的佛教徒主动提出去收粮食,这项工作让他们很欢喜,既减轻了镇上人的负担,又帮助了有需要的人,并为自己积蓄了功德。他们说这是一举三得。

基督教会设了两间粥棚,为难民提供食物。女子医院正常运转,医生、护士、药剂师和稍微懂一点儿医护知识的人,都在全力照顾那些突然生病和偶然受伤的人。有老人离世,也有婴孩诞生。尽管外面的世界充满混沌,生命仍在自由地来去运行,让人认定上帝的手依然在掌管,依然在护理。

日子一天天过去,枪炮声没有中断。晚上,所有人都是合衣而眠,有敌人在外面虎视眈眈,谁也不敢松懈。说起来,这多么像圣经里所描写的啊,仇敌如狮,遍地游走,我们必须时刻警醒,小心提防。

谁也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何时会结束,每一天都处在隐隐的紧张中。时间一长,个人的身体和精神经受的消耗让人有一种脱水的无力感。越来越丧失斗志的土匪开始火烧麦场,我们只能忍耐,眼看他们作恶。长老们劝勉麦田遭受损失的人(申长老的麦田也在损失之列):“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人们便默默无言地承受下来。

但上帝的保守并未消减。孩子们每天晚上祷告时,都会特别感恩天父的保佑——孤儿院与电厂的烟囱处在同一条线上,却没有一次被击中,也没有一个人受伤。

村民感受最强烈的是:平时,电力供应非常不稳定,每隔几天必然停电一次;与土匪对峙的一个多月,它竟然一次都没停电,无论白天黑夜,始终忠实地保护着我们的小镇。似乎有一位专管电力的天使,张开羽翼,护庇电流正常持续地运行。

过了一段时间,其他宗教信徒期望基督徒“讲圣经故事来安慰人们”。我们闻听这个建议,满心欢喜,把讲故事当作传福音的机会。必须承认,这些有自己信仰的宗教徒——穆斯林、佛教徒、道教徒,表现出极大的善意,他们自律,遵守礼仪规矩,对基督耶稣的故事充满兴趣。基督徒唱圣诗的时候,他们会坐在下面随着节奏拍掌。以至于一个喜欢在大庭广众之下高声批评他们的中年基督徒当众向他们道歉,说自己太高看自己——我想,他的意思是说他道德优越感太强了——现在,他看到,在共同的磨难面前,别的宗教徒的品行并不比他差,甚至更温顺友善,他觉得自己需要更多的改变。

终于到了进攻者的食物供应比我们更艰难的时候了,土匪兵的士气开始受挫。孔长老想出一个主意。

孔长老是孔夫子的直系后裔,也是一位谦谦君子。他身材矮小,微微近视,平时会戴一副眼镜。维恩告诉我,有一次,她穿过操场回宿舍。他看见维恩昂首挺胸,大步流星走过操场,就等她走近,很谦逊躬身打个招呼,然后礼貌地建议她:是否可以把腰稍微弯一点,步子迈得小一些,走路慢两拍——女性在行走时要尽量保持动作轻柔平缓,“步子要从容,脚趾略微外翘。”女性,尤其是做教师的女性,走路不能仓促匆忙,有失尊严,不符合礼仪。他认为维恩走路的姿势,应当向我学习。他赞赏地说:“施大夫走路的样子才像一个地道的中国女人。”他又补充问道:“你能不能像施大夫那样,戴一副眼镜?如果人们知道您是一位有知识的学者,习惯于阅读和研究,他们看待您的方式会不一样。”

维恩认为他的建议很有道理,赶紧去配了一副度数不算高的眼镜,借此提升她在中国人眼里的学识高度。但直到今天,她说自己仍在学习如何走得更从容平缓,以符合中国女性的举止礼仪。

我告诉她,其实只有一个字——“慢”。中国男人认为,女性属阴柔,故而言谈举止,包括行礼、扭身、微笑、回应,都要尽量缓慢,才不失礼。

孔长老对女性的要求虽然略显保守,自己却是一个思想活跃的文人。他提出一个建议:让一队训练有素的民兵拿着长矛、锄头和自制的短枪、炸药,在门里大声喧嚷,准备破门而出,仿佛长久的等候已经有外援来到,现在是里应外合的时候。“不然为什么嚷嚷着要出去呢?”土匪可能会这么想。

这队民间勇士携一腔豪情发起突围反攻,早已丧失斗志的土匪果然四散跑掉——突围成功!人们纷纷向那些敢于冒险的英雄们发出赞美。教会奖励他们五头猪,犒劳他们的勇猛和舍己;除了这顿饱足身体的大餐,还赠送了五百本福音小册子,教会认为他们同样需要灵魂的满足和滋养。

牧者们带领所有信徒和非信徒祷告,把平安的结果和胜利的荣耀归给上帝,他们引用诗篇的句子说:“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从前说这样的话,会招致非信徒的反感——他们为这座小镇付上过自己的祷告代价,凭什么在享受美好结果的时候,就只把荣誉归给基督教的神呢?但这一次,当众的祈祷并未引来非议。这要归功于神父、长老和基督徒们在灾难面前表现出的担当和勇力。

外围的忧患总算结束了,小镇的各行各业重新进入正轨。穆斯林的学校开学了,难民们开始四处寻找自己的归处,或回家,或去外地,也有人留在镇上。教会每个周间的查经班和祷告会正常进行,主日仍然有敬拜和圣餐仪式。经过一次患难,进教堂的人比以前多了不少。

能重新恢复正常的生活,真不容易。

先写到这儿,马上要熄灯了。

 

愿主保守祝福你,替我向安吉尔和芬妮问好!

 

 

                                     重新得力的  施爱华

 

1933年7月31日(礼拜一)

 

亲爱的哈拿:

 

随信附寄一张照片,是我和上个月买的小毛驴,我叫它“提摩太”——因为它是“教会的帮手”。我已经学会用汉语赶驴车,真是奇妙得很。比如,“得儿驾”就是起步走,“驾驾驾”就是前进,“驭回咧”是左转,“斡斡斡”是右转,“稍稍稍”是向后倒车,“靠——”是暂停路边,“驭~~”长音是刹车。会车的时候,要叫“斡咧斡咧”,小驴就会自动靠右贴边走;要是它总想贪吃路边嫩草,就得说“咦”,让它别走神。

我试了两次,它果然都能听懂。卖牲口的老板告诉我,这套口令到哪儿都好使,驴听得懂,马也听得懂——早知道有这一天,当初应该多向老成请教赶车技术。

“提摩太”看着身量小巧,但力气蛮大,可以拉一辆轻便的小车。我们把一些随身的行李和书籍放到车上,两个体重不算太沉的女士轮流坐到车上驾驶,它依然可以迈开步子,慢悠悠地走,一副温顺无辜的表情。

这次,我和幸媛结伴,去汉蒙基督徒居住的小村庄,为当地人巡查疾病,坚固他们的信仰,赠送属灵书刊。那些地方,多年前我曾和安妮一起去过。但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与奉天、铁岭和春来镇这些地方的教会失去了联系,不知道在属灵的沙漠中,他们是否仍在坚持信仰基督教。那里没有铁路,只能坐骡车或者牛车,不然就得雇人挑行李。现在,马、骡子和牛都被抢走了,也没人愿意去那些偏僻之地,即使给钱也雇不到人,因为那里常有土匪出没。

我们祷告清楚了,觉得虽然有诸多未知的艰难,还是要去看看他们。

在奉天和春来镇,此时正是盛夏,越往东北方向走,越清爽凉快。原野豁然变得辽阔,大块大块的云在大地尽处翻涌,时间仿佛静止了一般。

我们赶着驴车,一路沿着车辙走。偶尔遇到一片林地,就下来休息,在林间空地生火,煮鸡蛋和米饭。同时帮“提摩太”卸辕,把它拴到树边。绳子足够长,能让它尽情地啃吃青嫩的草叶。我们试了两次系活结,都被它挣开了,只好用力系了一个死扣,守在它旁边,随时帮助它。驴子吃草,会一边吃,一边用绳子把自己绕到树上,把可吃的领域越绕越小。幸媛一边向柴堆里添火,一边瞧着小驴说:“人有时候多像这头傻毛驴啊,上帝明明给了一大块丰茂的土地,自己看不见,只顾跟着眼前那几根草转悠,越吃越少,越转越窄,到最后把自己绕到树上动不了,还不知道原因。”

好在,毛驴虽然傻,还知道绕不动的时候“呜啊呜啊”大叫,我们就过去帮它解开,重新系扣。

饭后继续赶路,近黄昏才到达狼石湾。从高冈上下来,远远看见村口一户人家的墙头画一个红色十字架,真是太让人激动了。要不是因为“提摩太”拉车辛苦,我肯定忍不住要催促它走快点。

驴车停在路边,幸媛去敲门,出来一位年轻的妇人。她把门打开一道缝,侧过脸,听幸媛询问这是否是基督徒的家;突然,她看见了我,猛地把门拉开,喊道:“爱华大夫!”

我完全想不到,在如此穷乡僻壤,竟然有人认识我,能叫出我的名字!她看出我眼神懵懂,自我介绍说:“我是樱桃!”

我记起来了,她是慕真的妹妹。慕真离世前,让我们找到妹妹,带她信主。我拿到地址,曾去望村见过她们一家人。那时,樱桃还未出嫁,梳两条黑光油亮的长辫子。她们接到信,听说杏儿(慕真的乳名)高高兴兴地离世,既难过又惊奇,都在盼着我们去,想听听福音是什么,耶稣是谁。樱桃果然像她姐姐期待的那样,受洗成了基督徒——她始终记得,是姐姐代替她被卖到大户人家里做婢女,才让她成为自由人。现在,她的头发在脑后盘成发髻,插一根银簪子,先前瘦削的小尖脸变成了圆脸。她说这是她的婆家,多年前,她从望村嫁过来,已经做了妈妈。

我们被请进屋。房间相当简陋,一头驴、一头猪和两只羊与人们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

樱桃把她的公婆、丈夫和一对儿女一一介绍给我们。一看他们的神色,就知道他们是地道的老实人,见到我们,几乎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把炕上最重要的位置让给我们,为我们端来两碗热茶。

听说我想见当地的基督徒,樱桃的丈夫起身出去。过了一刻钟,他带来了三位老人、两个年轻人和一个中年妇女,他们分属于两个家庭。交流中才知道,多年前我和安妮看望的一户基督徒已经离开这里,但把福音留了下来。樱桃的公婆和丈夫,就是那户基督徒结的果子。

三位老人中有一位胡子花白的王老先生,他笑起来很明亮,脸上仿佛有光。他说,为他施洗的人是格林牧师,他也参加过1908年戈达礼牧师的复兴大会。搬到狼石湾之前,他在当地村里的教会做长老。他拿出一本圣经和两本赞美诗集。能看得出来,圣经被翻读太多遍,边缘留下了一道道灰黑的手指印。有些纸页松动,随时都可能掉落下来。这是他们唯一的书。看到我们带来的圣经和诗歌本,他们的表情就像饥饿的人看见美食,个个眼里闪光。樱桃的小女儿把圣经捧在鼻子前面闻了又闻,胖乎乎的小手点着封面上的字,告诉大家:“约,这是‘约’!”

这十个信徒当中,有一多半的人都能读书,包括樱桃和她的丈夫、中年妇女,还有两位年轻人。那位中年妇女(她是老先生守寡的女儿)能背诵整卷《路加福音》,她的儿子——一位面容清秀的年轻人,能背诵整卷《罗马书》《希伯来书》和四卷狱中书信,樱桃的丈夫能背诵《诗篇》119篇。我真是羞愧难当,算起来,我信主比他们时间长得多,却只能背诵片段章节。最令我惊异的是樱桃的婆婆,她能读圣经上的话,却不认识字——樱桃解释说,如果把一个字从圣经里拿出来,老太太不知道怎么念,也不明白意思是什么;但是,只要打开圣经,随便指上一行,她就能准确地读下来。当着我们的面,老太太再次展示了这种神奇的能力,她顺着小孙女的指尖轻声细语地读完《诗篇》第16篇和《约翰福音》第6章,抬头看我们,用手捂住缺了门牙的黑洞洞的嘴,笑着,眼里闪动羞涩的光。

这可真是伸手可触的神迹啊!我们禁不住归荣耀给上帝。

接下来,王老先生问我,能不能为他们主持一次圣餐仪式。

我问他:“你们过去这些年领过圣餐吗?”

他说:“一开始大家不愿领圣餐,后来我们发现没有圣餐不行,现在我们就按自己定的规矩做。”

我说:“那就照你们平时的规矩来吧,我们跟着做。”

樱桃和她的丈夫很快把东西预备好:方型粗木桌子上铺了一张报纸,中央放一杯清茶,一只拳头大小的圆馒头。

我和幸媛照着他们的样子,围坐在炕上,听老先生朗读《诗篇》23篇和《路加福音》中耶稣设立圣餐的经文,之后,每个人分别祈祷,再一起祷告,结束时唱了几首歌。

然后,每个人都怀着崇敬的心情,一个接一个走到桌前,微微鞠躬,掰一块馒头,再喝一口凉茶。我们把手里的馒头碎块吃下去,站在一起背诵:“上帝爱世人,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祂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最后,大家共诵主祷文。

[插图2: “每个人都怀着崇敬的心情,一个接一个走到桌前,微微鞠躬。” 绘图:曹青]

我领过几十年圣餐,在不同的教堂,与不同的信徒在一起,似乎这一次的圣餐仪式比哪一次都真实。道成肉身的那位上帝,以如此特殊奇妙的方式回答了我的问题——基督信仰可以在沙漠中存活下来,因为祂在渴慕的人心中!

夜里,我躺在炕上,感觉到“提摩太”和主人家的小驴在低矮的隔墙上对着我的脖颈呼气。圣餐带来的美妙欢喜让我由衷地喜欢这群温良的动物。它们与人同居,分享着人的睡梦,这没什么不妥。毕竟,可爱的小驴也曾在伯利恒的马槽旁边,向柔弱的圣婴轻轻呼气。

 

这次巡访,我们带回了一个小姑娘,她也是一个孤儿。

从狼石湾出发,傍晚时分,我们总算看到几处炊烟,就朝着那个方向继续走,到达秀水台,正好赶上“大顺客栈”在预备晚饭。

看见我们进去,客栈里的人显出对我的好奇。虽然我穿着中国女人的衣服,用熟练的东北话和他们打招呼,而且,我能像中国女人那样稍微弯着身子走路,他们仍然看我为怪。

趁着晚饭在锅里尚未烧好,我简短地回答完他们的问题,开始讲圣经故事“浪子回家”。他们听完这个跟父亲、儿子和兄弟相关的故事,总算把注意力和好奇转移到角色的身上。

有人问:“那个父亲为什么要先拥抱小儿子?难道不应该先打他一顿吗?不孝顺的败家子就应该受惩罚。”

还有人问:“小儿子回来,难道是想再分一次家产吗?”

幸媛刚刚开口解释了两句,房门突然打开,走进来一个身材魁梧、一脸络腮胡子的男人,身后跟着一队背枪的男子,个头和枪杆,高低长短不一。一个长得像只圆桶的男人眯着眼睛,嘴角叼一支长杆铜头烟袋锅;另一个长得像竹竿的男人手里拿把枪。络腮胡子肩上手里都没有枪,他在地当中稳稳地站定,目光犀利,扫视了一遍房间,围在桌边听故事的人便悄悄地退缩到角落。

我听见离我最近的一个人轻声说:“‘大家好’来了!”

我和幸媛迅速对看了一眼。我们在狼石湾听说过这个名号,他是这一带游击队的领袖。

满洲变成一个假装独立的国家之后,强盗的数量陡然增加,速度远超过受洗的基督徒。有一批强盗由日本人武装和培训,专门攻击小镇和乡村。手无寸铁的乡民只好向日本人求助——他们当然很乐意了,不只保护,而且直接接管。这样,对外宣传的消息就变成:“日本军队是应当地人民的恳求,为了保护他们的家园和领土不受强盗侵袭才进驻的。”但仍有一批绿林好汉,不受指使,组成自己的游击队,专门攻击日本巡逻队。

我们在秀水台遇到的就是其中一支。

他们虽然与日本人为敌,但缺衣少粮时,也会直接向当地的乡民伸手。毕竟,他们是土匪。

在客栈偶遇,看着那一排黝黑的枪管,我立时想起从前总会的告诫——“没有赎金”,心脏不由得“咚”地一声停了半格。幸媛表现得相当镇静,她站起身,向这队威风凛凛的男士微微鞠了一躬,顺手拿起手边的茶壶为他们倒水。一缕茶香慢慢地润开,男士们的表情和姿态开始放松下来。

我继续回应房客们的问题。拿枪的高个男人听了几句,打断我,让我再讲一遍故事,这样才能知道我们在谈什么。我满足了他的期待。“大家好”进来后,一直没说话,有人把桌边最尊贵的位置让给他,他毫不客气地坐到上面,一边摸着络腮胡子,一边安静地听,最后赞赏地点点头,说:“这真是一个好故事,每个男人都希望有一个这样的父亲。”他拍拍手掌,感叹了一声,继续说:“可惜,我们这群人,出来做了浪子,就再也回不去了!”

我理解他的意思,那些出来参加游击队的人,全都隐姓埋名,不能回家。家人也不能提起他们,否则被日本人找到线索,父母亲就可能替他们受死。

我说:“愿上帝保守看顾你们家中的父母健康、平安!”

他很高兴听到这句祝福,用粗厚的手掌猛击桌面,大声说:“借您吉言!”

然后,他用很文雅的古语问我“贵庚”——就是“多大年纪了”,他认为我一头浅灰的银发是年事已高的标志,他当然没理解错。当他发现我比他大了24岁,他扬下眉毛:“这么说,您也属虎?”

“是的,属虎。”我说,又补充一句,“我是下山虎。”他听了大笑,满屋子的男人都跟着笑,震得窗棂嘤嘤响。

我在北平进修汉语时,有一位中国老师,他多才多艺,擅长绘画和泥塑。他记下我们的生日年月,告诉我们按照中国十二生肖每个人的属相,有人属鸡,有人属狗,有人属马,我属虎。讲课时,他铺张开或长或方的中国画当教材。每张画都出自他的手笔,其中一幅是《猛虎下山图》。一头猛虎,虎目圆睁,嘴里露出血色的舌头和数颗尖利的白牙,长身扭动,背上有一道道黄白相间的条纹,一对厚墩墩的黄爪子一前一后扑在落满白雪的大石头上,柔韧多彩的尾巴在身后摇摆。背景处,一轮明月映照山峦。学习结束后,老师送给每位学员一张画,我选了这一幅。我将在冬天赶回满洲,那里常常大雪纷飞。我拿着这幅画做结业演讲,对大家说:“现在,我这头猛虎要下山了!”

“大家好”听完,想一想说:“您从北平来东北,那不叫下山虎,应该叫上山虎!这儿比那儿高多了!”

确实如此啊——这回轮到我拍掌了。如果不是他提醒,我完全没意识到这个差别。下次再去北平,也许应该向汉语老师再求一幅《猛虎上山图》。

吃饭的时候,幸媛问房客和游击队员,是否我们两位女士可以为所有人做一次饭前祷告,他们出于好奇,都接受了。幸媛的祷告充满圣灵的带领,面对一桌热气腾腾的饭菜,一群饥肠辘辘的男人竟然能忍住不动,而且,等祷告结束,抬起头来,有两三个男人在偷偷地擦眼睛。

晚饭后,我们被安排在单独的女士卧室。

拿行李的时候,一个住店的客人随着出来,友善地提醒我们,明天最好悄悄溜走,别让游击队员们发现。我们谢了他的好意,知道完全不可能偷偷离开。我们两个穿长裙、戴宽沿帽的女人,带着两包行李,一大包书,还有一头会喘气磨牙的小毛驴,怎么能做到一声不响了无痕迹呢?

与其不辞而别,不如大声宣告。拿好行李,再次进门,我拿出几本圣经和书刊送给房客和“大家好”,然后向围在桌边划拳的一群男人公布早晨准备出发的时间。“大家好”站起来向我们道别,他彬彬有礼地说:“我刚才已经下令,不管你们走到哪儿,都不会被骚扰。”

然后,他让那个身材像圆桶的男人教我们几句“春点”——这是土匪之间交流的秘密行话,不是圈里人,听不懂也说不出。

这套行话有自己的对应逻辑。他们很迷信,费尽心机避免说出不吉利的字眼。比如,他们忌讳“死”字,把死了称作“睡了”——这倒很像圣经里对“死”的表达呢;忌讳“犯”字,把吃饭称作“啃富”;忌讳“差”字,把喝茶称作“软富”。路上若有人问我们去哪儿,我们要回答:“海瞧!”意思就是“看朋友”,听见的人就知道我们懂几句“春点”,被某队胡子罩着。

这真是一场丰盛的精神晚宴啊!我们两个学得很认真,让圆桶老师颇有成就感。

夏天黑得晚,借着太阳落山后的光线,我们走进卧室。一个小女孩正站在炕边用布口袋玩“嘎拉哈”。“嘎拉哈”四只算一副,是羊后腿的膝盖骨,被剔净晒干后,会变得晶莹洁白,像玉石,拿在手里,散着香腻的羊膻味。这是东北小女孩常玩的游戏。

看见有人进来,她停下手,扭头看我们,和多数东北女孩的长眼睛不一样,她的眼睛是圆的,像杏核。幸媛点亮台子上的马灯,把行李打开,我们半躺在炕上。天光渐渐昏暗,马灯的光线从她的头边倾泻下来,把她的影子打到墙上,我们一边看她玩,一边和她聊天。她叫妮子,12岁,没有妈妈,6岁的时候,妈妈生病去世了。也没有了爸爸,去年,在北边开客栈的爸爸被日本人带走,再没回来。有一个哥哥,跟着好叔(就是“大家好”),她暂时寄宿在这间“大顺客栈”。

夜里翻身的时候,我察觉到她从自己的被子里钻出来,靠着我。我摸摸她的额头,指尖触到她的眼泪。我问她:“想妈妈了吗?”她呜咽地“嗯”了一声。我把她搂在怀里,她慢慢安心地睡着了。

天光微熹,我和幸媛早早起来,尽量动作轻缓地穿衣,收拾行李,穿过后门。客栈主人已经帮我们把驴牵出来,套好车,我们就此出发。

早晨的空气清爽透明,仿佛每吸一口,肺叶都在扩张。在山坡和树下,有三五群农家的牲畜和家禽,每一种都有“春点”的说法。我们凭着记忆,努力把它们对应起来。一路上,有五只“尖角子”(牛)、一群“山头子”(山羊)、两头“哼哼”(猪),河里有一队“扁嘴子”(鸭子)和七只“长脖”(鹅)。

我们正在点数的时候,听见身后传来马蹄声和呼喊声,似乎与我们有关。好在“提摩太”走得不快,我们自然而然地停下来等着。

是圆桶先生,他身材矮胖,从马背上跳下来的动作却灵活敏捷,立定在地,也像圆桶一样,稳稳当当。他让我们稍等片刻,“大家好”马上就到。

我和幸媛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只好垂下眼睛,默默祷告。

过了一会儿,远处再次响起马蹄声,奔过来两匹马。一匹枣红马上骑着“大家好”,一匹黑马上是妮子和一个年轻人,看眼睛和脸型就猜得出,应该是她的哥哥。

三个人都跳下来,“大家好”把妮子推到我面前,说:“这是我干闺女,他爸帮我们送情报被日本人抓了,一年没音信,估计凶多吉少。我带小子打仗,丫头只能放人家里。她睡醒发现你们走了大哭,我看她和您有缘,就把她托付给你们了。这是丫头的口粮衣裳钱。”他说着,从怀里掏出一个钱袋,塞到妮子手里,让她交给我。

没等我反应过来,三个男人同时翻身上马,一骑绝尘,不见了踪影,只有一声又一声的吆喝从空旷的荒野传来。

这是我们此行最大的收获吧,我得了一个女儿,幸媛得了一个妹妹。她为妮子起名叫“幸娟”,意思是幸福美好。为了保护她,我们帮她改了姓。从此,她就叫“施幸娟”。

 

在东北大地上,每天都有许多奇异的事在上演。不知道,这样精彩的日子还能持续多久。

回到春来镇,我们才知道,在镇代表团的协调下,日本人和平进驻镇政府,没有一个平民受伤。但我们以后如果想出门宣教或巡访,必须先向日本人递交申请,写清目的地和理由,否则无法离开这里。

但愿我们的通信仍能照常。

 

愿慈悲怜悯的父神恩待、赐福我们和我们手中的一切!

 

 

                                     思念你的  施爱华

 

1934年12月25日(礼拜二)

 

亲爱的哈拿:

 

圣诞快乐!

此刻,教会楼顶的广播喇叭,正在播放常沛恩牧师在奉天广播电台向东北人民做的布道演讲。这是中国基督徒首次通过电台发声。他在演讲之前,向满洲政府先后提交了三份讲稿,最后一份,他们一个字也没改。(顺便说一句,今年的纪年的方式再次发生变化。满洲国更名为“大满洲帝国”,年号从“大同”变为“康德”。我是英国人,不必记这个,继续用公历没问题;但满洲人不可以,他们必须在所有标记年代日期的地方先写满洲国的年号,尤其不能随便出现“民国**年”字样。)

常牧师的嗓音庄重沉稳,就像他每一次在春来教会布道时那样有力量,也有魅力。这声音在冰冷空寂的街道上空回荡,让人不由得要感恩,上帝借着他宽厚温和的声音向这片辽阔旷远的土地发出呼唤,祂的恩慈从亘古而来,至今也不曾有半点减少。

今天,春来教会为365位信徒举行了集体施洗。这个数字打破了以往的记录,比10年前一年的施洗人数还多。

常沛恩牧师已经从奉天神学院毕业回来,继续牧养教会。他告诉我们,整个东北的基督教会人数都在倍增。自从这地被日本人占领后,人心充满惊惧、苦闷和哀痛,所有人只能过一天算一天。鸦片、吗啡、海洛因遍地成灾。在满洲,中国人的地位远逊于日本移民,也排在朝鲜人的后面,在自己的国土上做三等国民,被迫做最辛苦最危险的工作来养家糊口。许多人落入绝望的泥潭,越挣扎,陷得越深。在灭顶之前,基督信仰成为这幽暗之地唯一的光亮,但凡心存一丝盼望的人,都会试图抓住这根从天而降的救命绳。

不过,因为有多年前的教训,春来教会对受洗者的要求并未放松。除了必考的要理问答,每个人都会面临一个提问:“你准备好为主而死了吗?”

若是没有内心真实的相信,口里的承认很容易落入妄谈。这句提问,简单、犀利,直刺人心,令人无法逃避,也无力敷衍,只能面对事实——这死,对某些人,就是为主以身殉道;对更多的人,则是为主全然献上自己,破碎陈旧的老我,在基督里成为新人。

令我惊讶不已的是那些准备受洗的人,无论男女,年老或年少,竟然都能干脆利落地回答说:“是,准备好了!”

回想当初,我可没有这样的勇气和见识。幸好牧师没这么问我,不然,站在水里等待受洗的那一刻,我一定会因自己没准备好,羞愧得直接扑进水底。

春来教会近年信徒激增,牧师和长老们功不可没。难以想像,孔长老和常牧师会陆续用7年时间,对旧约和新约分别做了详细的注解。任何人读完这些文字,都会对他们的勇气和毅力生出钦佩赞赏。他们尽量用简洁素朴的字词表达,让识字的人看得明白,也让不识字的人听得懂。每个字每个词的使用,两位牧者都会仔细斟酌,在他们眼里,圣经如此神圣,对它的解读容不得半点轻忽。

牧者如此,辅助他们工作的执事也有同样认真的品格。宋执事是位商人,脾气极为暴躁,一度沉湎于烟酒和赌博。经历了一场差点导致失明的大病,他终于谦卑下来,愿意接受母亲所信的上帝耶稣。受洗之后,他常向身边的同事传福音。几年后,他进入另一家公司工作,在办公室的墙上贴了一张福音海报《圣经如镜》:一个衣着光鲜、面色洁净的男子坐在椅子上,一道光从天顶投射下来,照亮房间,他看见对面的镜子里坐着一个衣衫褴褛、满面脏污的男人。图画左右两侧各有一句话:“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和“人查考圣经觉各人原有的罪愆”;图画下方有两段文字:“主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主是看内心。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

他刚贴了两天,公司经理就趁他不在的时候,把海报撕掉了。从前熟悉他的人都认为,按照他火爆的性格,他一定会和经理大打出手。没人劝他,大家都等着看他如何收场。没想到,他的反应异常平静。他很有礼貌地找经理交涉了十几分钟。最终,他不但获准在办公室的墙上重贴一张福音海报,还获准在工休时间带同事们研读圣经。

中国人有句古语:“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形容人要改变天然的性格非常艰难,几近不可能。但宋执事的变化,让人看到福音的力量。那张“圣经如镜”的海报,到现在还贴在办公室的墙上。每天下班之前,他都会默读一遍海报上的话,反省一天的言行。他说,君子每日三省己身,好是好,却容易令人暗生骄傲,以为自己省察得足够多,就是君子;基督信仰让人在省察时常见己的本性,看得越多,越无地自容,不敢自认为君子,只能求怜悯,让自己从里到外能像个人。越知罪之多之深,才越知恩典之浩大宝贵。

另一位执事辛先生是卖布的货郎,每天赶车去偏远的地方卖布,车里同时放一箱圣经和福音画报,随走随传。趁着村民来看布,他说完布料和价格,开始解释圣经的好处:“读圣经让人明白道理,唯一的真神希望我们做好事,不做坏事。”

有上了年纪的老人不以为然,反驳他:“咱们不读书也知道要做好事,不做坏事啊!不识字的农民买书有什么用呢?”

不等辛先生回应,旁观的人就替他说:“老爷子,你不认字,你孙子认字啊,赶紧买一本栽培栽培他吧,别让他日后像你儿子那样,一天到晚用脏话骂你!”

他的话果然有作用,一圈围着看热闹的人,一共买了五本圣经,钱不够,还送了他两个鸡蛋。至于布料,一块也没卖出去。辛先生照样高高兴兴地赶车到下一个村子。

通常,如果遇到一个当地人对基督教有好感,他会极大地帮助销售圣经。有一天,辛先生进到一座小镇,他第一次去那里,必须先去警署登记,才能在那一带经商和传福音。办事的警察向他暗示要小费,这肯定不合规矩,辛先生假装不明白,一直没妥协。警察就故意拖延,直到傍晚,镇上的人都陆续回家了,才允许他拿着路条进入小镇。

他匆忙赶往客栈,坐下吃饭的时候,他做谢饭祷告,引起客栈老板的注意,和他一来一去交流了许多信仰的事。最后,客栈老板鼓励住宿的客人买书——因为这本书和别的书不一样。别的书只讲做人做事的道理,解决的是一天的小事;这本书告诉人活着是为什么,解决的是一生的大事。客栈老板的话让人看到,上帝真是不偏待人,即使他身处僻远之地,从未读过圣经,一旦被圣灵开启,他的理解能力远超过某些受洗许久却对圣灵陌生的人。

那天晚上,辛先生卖出了七十多份新约书卷和二十多张福音海报。

在中国,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群忠心、尽职的人,福音在满洲大地上才得以广泛地传播。

但愿这种为主而有的忠心能一代一代地延续下去!

 

祝福平安!

替我给安吉尔和芬妮代好!

 

 

                                         想念你的  施爱华

 

 

 

此文首发于《世代》第15期(2021年秋冬合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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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代》第15期的主题是“帝国与教会”,却也有并非可以简单分门别类的文字。如《世代》文章体例第1期卷首语所写,《世代》涉及生活各方面,鼓励不同领域的研究和创作。《世代》不一定完全认同所分享作品的全部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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