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大都认为，人类历史上出于氏族种姓的繁衍，往往伴有生殖崇拜，都有母性象征物的图腾或女性神祇的形象存在。比如从古代伊朗高原的梅尔嘎赫文化（公元前2800—前2500年）墓葬中出土的大量陶制女形，到环地中海区域的大母神崇拜，从尼罗河流域出土的河马骨割切雕女像（约公元前4000年），到太平洋岛屿上的土著向月神与死亡女神亥娜（Hina）的献祭，莫不如是。<1> 

然而，中国历史上却少有远古女神崇拜的遗迹。红山文化的牛河梁遗址女神庙（约公元前3000年）的女性造像是这方面罕见的例证。这是独立起源还是另有沿袭，后来又如何销声匿迹，尚有待史家考证。

在有文字传承的近3000年历史中，女神没有成为中国文化的主调。尽管我们有女娲造人、嫘祖养蚕，以及有戎氏女简狄吞燕卵而生商的祖先契，<2>  有邰氏女姜嫄踩天神的脚印而怀孕生周的祖先后稷 <3> 等等族源传说，但中国历史上却没有形成全汉民族的女性崇拜传统，更没有母爱的文学主题沿袭。

但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母爱却成为非常显著的文学主题 <4>，影响所及直到今日，还在塑造着中国人的文化习性。在近些年来所有外来的西方节日中，最被主流文化接纳的就是母亲节。

笔者以为，诞生于新文化运动中的新文学，其中关于母爱的主题来自两个方面：欧美文学艺术和苏俄文学艺术的影响，而这两者文化中的母爱主题，主要来自基督教传统中的圣母马利亚的宗教影响。谦卑顺服、圣洁无罪、温柔怜悯和痛苦舍子，是构成母爱主题中的主要元素，而这些元素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时，再一次突出了自我牺牲的道德性，成为今天中国文化中母爱的核心价值。

 

一、尊崇孝道的中国文化却鲜有母爱的文学主题

 

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所有主题几乎都已见于《诗经》和《楚辞》。比如无论是家国情怀还是个人遭际的抒发咏叹，有屈原开创以“芳草美人”比喻忠臣，《诗经·颂》流传下来的颂圣追远。至于游子、思妇，伤春、悲秋，悼亡等等主题，都可以在《诗经》中找到名篇佳作。

但是奇特的是，最重视家庭伦理关系的中国文化，却并没有孕育出父慈母爱的文学主题，尽管这些情感已经在《诗经》中初见端倪，如《邶风·凯风》：“母氏劬劳”、“母氏圣善”、“有子七人，母氏劳苦”、“有子七人，莫慰母心”；《小雅·蓼莪》：“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哀哀父母，生我劳瘁”、“无父何怙？无母何恃？出则衔恤，入则靡至。”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 不过虽有开启，却未能发扬。

或许我们可以说，这与秦汉时期儒家学说实际上并未成为帝国主导思想有关。自春秋战国直到秦一统天下，倾向急功近利的法家思想地位日显，终为主流。汉初，黄老学派休养生息的意识占据上风。虽然流行的说法认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此时的“儒术”已是搀和了法家权谋之术的儒家。尽管西汉一直以孝治天下，有谥号的皇帝都以“孝”领首，如汉孝文帝、孝武帝、孝宣帝，但其实不过是幌子罢了。因此，汉魏乐府中虽有《长歌行》这样全诗演绎自《诗经·邶风·凯风》的作品，却未能对诗歌创作的母爱主题有更进一步的丰富和强化。

到了唐代，科举制度打破了贵族世袭的门阀制度，平民百姓有机会进入上层社会。因游学、宦游带来的离乡成为常态，自然也构成文人笔下抒发的感情元素，但是流传下来的母爱主题作品还是寥寥无几，除了孟郊的《游子吟》一枝独秀，后继者仍乏善可陈。由此推想，没有足够多相关主题的作品数量为基础，恐怕很难出现质量上乘的佳作。即使有白居易、韩愈这样的著名诗人写过同类题材，流传下来的作品却极少。以致到了宋代之后，虽然儒家学派理学、心学层出，文学创作却未能将此题材发扬光大，母爱主题大约多半留给了墓志铭和诔文写作。（明人归有光《先妣事略》是其中翘楚。）

或许中国儒家文化强调的是严格控制下的社会秩序，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伦理中的孝道更多侧重在于儿女对父母的位份和责任，而缺少感情连接的纽带，故而父子关系要求的是“严” <5>，而母子关系作为父子关系的附属，虽有“家慈”之称，却难有母慈子孝之实，反而在女性的“三从”——夫死从子，与儿子的尽孝之间多有张力。

西汉刘向编撰的《列女传》，将14位“母仪”列为楷模女性。这些母仪的女性大多都显得有些严厉，没有一位涉及母爱，只有“卫姑定姜”将守寡三年无子的儿媳送归回家，算是有一点点慈爱的意味。更多的母仪不在慈爱而在深明大义，是为子女的长远利益着想，教导他们成为成功人士，比如“孟母三迁”、陶母“截发留宾”等。

直到明朝以后，戏曲中的《双官诰》（又名《三娘教子》）以及《钓金龟》《天雷报》才开始强调母亲抚育儿女的辛劳不易，儿女应当孝顺以报养育之恩。不过，与波澜壮阔的历史题材和男欢女爱的市井故事相比，文学创作中母亲的故事依然是极为稀少的。欧阳修写下《泷冈阡表》以表对早亡父亲的思念，他的母亲的事迹才得以顺带流传；至于岳飞的母亲”岳母刺字”，则到清初的《说岳》才见诸文字，此后被话本和戏剧逐渐丰满补充。所谓“四大贤母”的说法，已然是近现代的事情了。有意思的是，正是讲求出世的佛教文化，弥补了儒家文化中母性温情的缺乏。无论是观世音菩萨的造像从男性变为女相，还是盂兰盆会的目连救母、地藏王菩萨的救母故事等等，都为芸芸众生中的普通百姓送去一丝安慰。限于篇幅本文对此不予展开。

这种局面直到新文化运动兴起，白话文写作日趋成熟，才有了改变。

 

二、欧洲文化中的圣母敬礼影响的母爱主题

 

马利亚是《圣经·新约》里面记载的人物。《圣经·马太福音》和《圣经·路加福音》记载耶稣诞生的神迹，他由童贞女马利亚经圣灵感孕而生。马利亚被天使称为“蒙大恩的女子”，在福音书中，她是谦卑顺服的代表，愿主旨意成就在己身的典范。

《约翰福音》中马利亚出现过两次。第一次是在迦拿婚宴上，耶稣和马利亚共同赴宴，马利亚敏锐地感觉到主人家预备的酒不够用了，耶稣却相当不客气地说：“母亲（原文作‘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约翰福音》2:4）这给读者的印象是，耶稣与马利亚的关系很疏远。约翰似乎也与另外三部福音书的作者一样，特别强调一种崭新的超越血缘纽带的人际关系开始建立起来：“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马可福音》3:35）而马利亚最后一次出现，是在十字架下：“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原文作“妇人”），看，你的儿子！’ 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 从此那门徒就接她到自己家里去了。”（《约翰福音》19:26—27）耶稣临终前将赡养马利亚托付给门徒约翰，门徒关系再一次超越了血缘关系。

路加在《使徒行传》中提及马利亚与门徒们一起祷告，但并没有提及她有特殊的地位，也没有谈到她的最终结局。使徒书信中则很少提及马利亚，只有保罗书信提到“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加拉太书》4:4）但这只不过是强调基督道成肉身的真实性，对马利亚似乎并没有特别对待。

到公元2世纪之后，开始出现圣母崇拜的迹象。特别是涉及马利亚的伪经《以赛亚升天记》《多马福音》《雅各第一福音》和《马利亚入睡记》，对基督教会影响很大。这些书卷虽然没有被大公教会列入正典，却给尊崇马利亚提供了凭据。尤其是《雅各第一福音》，后来许多关于马利亚的身世和节庆日期都出自该书。比如马利亚是她的父母年迈无子多年后神的恩赐，马利亚的母亲名安娜等等。<6>

天主教圣母学（Mariology）的主要圣经依据：

1、《创世记》：亚当、夏娃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子之后，神对蛇的宣判：“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创世记》3:15）教会历史上一致认为此处的“女人的后裔”就是预言耶稣基督的诞生，而“女人”就是生耶稣的马利亚。中世纪天主教神学家据此认为马利亚是第二个夏娃，代表人类接受救赎。

2、《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这两卷福音书都记载有天使报信、童贞女受孕、大卫的后裔等应和旧约《以赛亚书》的预言等内容。天主教由此衍生出马利亚童贞受孕、童贞分娩、终身童贞的信条。《路加福音》记载，马利亚去见年迈怀孕的表姐伊丽莎白时，伊丽莎白对马利亚高声喊着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里得的呢？”（《路加福音》1:42—43）由此产生了天主之母的称谓。马利亚对天使的回应：“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路加福音》1:38）“根据新经的记载，玛利亚（马利亚）同意天主的计划，而作默西亚（弥赛亚）的母亲，这在普世救主降临人间的事件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玛利亚以自由的信仰与服从，谦卑而甘愿地接受了作基督之母的使命。所以她生育基督，不仅仅是血肉的行为而更是她自由地与天主圣宠合作的行为。 因此，依照圣经，玛利亚为‘天主之母’应该是玛利亚论的基本原则。” <7>

 3、《约翰福音》：这卷福音书记载了迦拿婚宴和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托付。天主教对此理解为：“荣福童贞玛利亚在信仰旅途上前进，忠实地保持了她和圣子间的契合，直到十字架下， 她站在那里，不无上主的安排，和她的独子一起受了极大的痛苦，以慈母的心肠将自己和他的牺牲联系起來，热情地同意将亲生的儿子奉献为牺牲品。（教宪五八）……以服从、信德、希望和炽热的爱情和救主超绝地合作，为重建人灵的超性生命。（教宪六一）” <8> 由此舍子之痛后来发展出来圣母七苦：“这七苦就是 ：一、玛利亚听到西默盎（西面）的预言之苦。 二、圣家（即全家。——引者注）逃往埃及之苦。 三、与耶稣三日失散之苦。 四、在苦路与耶稣相遇之苦。 五、站在耶稣十字架旁之苦。 六、怀抱耶稣尸体之苦。七、埋葬耶稣圣尸之苦。” <9>

从中古世紀的神学家们开始，就认为马利亚在救援工程上的职分是延续不断的，因此从第九世纪起（在东方教会则更早），已经称马利亚为“女中保”，有时也称之为“女救主”，从第十五世纪时起，又把“女救主”改称为“协同救世者”。<10> 当然，罗马教廷一直没有认可女中保和女救主的名号，甚至始终非常警惕这个名号会混淆耶稣基督的救赎主地位。

4，《启示录》：“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她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启示录》12:1—5）这个妇人原本指涉教会，但是随着礼敬圣母热情的高涨，教会历史上的神学家也将其用来指称马利亚，并衍生出马利亚与教会论之间的关联。“玛利亚是基督救恩的领受者，也是教会的一个成员，她在基督的救援工程上，有了特殊的贡献。所以她是教会最完美的肖像，也是教会成员最超越的典范。因此，玛利亚论的正式位置是在基督论与教会论之間，作二者的连锁。” <11> 许多绘画作品表现得胜的圣母，就是依照《启示录》的描述，将马利亚画成头戴十二星冠冕披日踏月的形象。

公元431年，以弗所公会议将聂斯脱利派定位异端，后者反对“生天主者”的“天主之母”说，此后马利亚的地位一路飙升。至于后来被罗马教廷定为信条的马利亚无罪说、终身童贞说、灵体得救升天说等等，基本上都没有圣经依据，有些甚至是因为新教反对天主教的圣母崇拜，而特别强调加以确认的。

宗教改革运动初期虽然对天主教的圣母敬礼有所修正，却并没有完全废除。马丁·路德曾经承认圣母无染原罪，约翰·加尔文似乎也接受马利亚终身童贞的说法。只是这些伟大的神学家们小心地回避了对圣母马利亚做更多的阐释，或许是因为他们有更重要的神学命题需要面对，也可能是他们不愿伤及众多信众的宗教情感。

虽然罗马教廷小心翼翼地区分圣母礼敬和崇拜的概念，但是一千多年来，以基督教为核心价值的欧洲，艺术家们的圣母崇拜却不可拦阻，以圣母之名创作的教堂、修道院、祈祷书、圣母画像、圣母诗歌层出不穷，尊崇圣母为整个中世纪的文学艺术提供了无穷的创作主题。

文艺复兴运动将圣母主题带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但丁因在《神曲》里对马利亚的尊崇和赞美，被誉为是歌颂圣母的杰出诗人。如果说中世纪的圣母颂强调的是圣母马利亚的圣洁、无罪，那么文艺复兴后的马利亚恢复了人间烟火气，更加强调作为人性的马利亚产子后的幸福满足感，以及耶稣被钉十字架后的丧子之痛。尤其是与耶稣被钉十字架相伴而生的马利亚的主题，特别渲染她的哀伤，使宗教主题与人性的普遍性沟通，达到感染、震撼、撕裂人心的艺术效果。

在米开朗基罗著名的大理石雕塑那里，痛苦的圣母紧紧抱着从十字架上放下来的耶稣的身体。此时的圣母与人间的母亲毫无二致，是因牺牲爱子而充满悲怆的母亲。宗教题材音乐中的《圣母颂》也从庄严、静谧到痛苦哀伤，深切表达了“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路加福音》2:35）的母亲的苦痛。如古诺（Charles Gounod）的《圣母颂》等作品，至今仍然作为西方音乐中的瑰宝，活跃在最顶级的艺术舞台上。而马利亚的故事仍然是教会福音事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在更正教会内。笔者所在教会2010年圣诞节，由唱诗班排练演出大型清唱剧《马利亚你可知》，就是其中一例。

 

三、新文化运动带来的新主题

 

五四新文化运动极大地推进了白话文运动，大大扩展了文学创作的题材领域。冰心的散文诗《繁星》和《春水》，以及她后来出国留学途中所写的《寄小读者》，受到印度诗人泰戈尔的影响，其中多关涉母爱主题：“这些事——/这是永不漫灭的回忆/月明的园中/藤萝的叶下/母亲的膝上”（《繁星·七一》），“西山呵！/别了！/我不忍离开你/但我苦忆我的母亲”（《繁星·七二》），“母亲呵/我的头发/披在你的膝上/这就是你付与我的万缕柔丝”（《繁星·八0》），“母亲呵！/天上的风雨来了/鸟儿躲到它的巢里/心中的风雨来了/我只躲到你的怀里”（《繁星·一五九》），“造物者——/倘若在永久的生命中/只容有一次极乐的应许/我要至诚地求着/我在母亲的怀里/母亲在小舟里/小舟在月明的大海里”。

这些作品描述了孩童要躲进母亲的怀中躲避风雨，以这种孩童的视角创作的作品，与其说是写给小读者的，不如说是写给因为求学求职而离开家乡的青春期年轻人的，并且这些作品在这个读者群中得到了共鸣，并引来了一批模仿者。冰心的创作受到泰戈尔和基督教文化的双重影响，此说当不为过。

冰心于1900年出生在福建福州，1913年随父进京而迁居北京，转年就读北京贝满女中，这是一所基督教教会学校。1923年，冰心从燕京大学毕业，之前在燕京大学受洗。<12>   冰心所上的中学及大学都是有着显著社会福音派背景的学校，所以她对自己的基督徒身份几乎闭口不谈。但是，环绕在她笔端的那种温柔怜悯的情愫，既是天性中的，也是基督教文化赋予的。这种杯水微澜似的写作也保护了她，谁会跟这个唱唱小花小鸟，写点慈母游子的女作家太过不去呢？尽管在大的时代氛围中也曾经有作者对她的作品颇为不屑，但是她恰好在一个合适的时间出现，因此就占据了文学史上的一席之地。

此后，冰心也努力与时俱进，写过具有阶级意识的小说《分》。但她还是用了她所熟悉的笔法，借助一个初生婴儿的视角写阶级差异，委婉曲致。不过她怎么努力也赶不上大风大浪的时代潮流。一个更加突进的文学浪头已经打来了。

1929年10月，上海大江书铺出版高尔基的《母亲》第一部，由沈端先（夏衍）翻译，1930年11月出版第二部。无产阶级的普罗大众文学的母亲接替了母慈子孝的小情调，堂而皇之占据了舞台的中央位置。此后一大批底层母亲题材的文学作品喷涌而出。1932年，丁玲以自己的母亲为原型，撰写小说《母亲》（未完成稿），内容是辛亥革命前后的一代女性冲破封建家庭和传统思想束缚走进社会的故事。至于像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等反映贫苦底层人民生活的作品，也层出不穷。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苏俄文学对中国新文学运动影响巨大，但是苏俄文学中的底色却是基督教文化背景。东正教的圣母情结更早于天主教，只是东正教与受奥古斯丁影响的西方教会不同，（后者以为原罪是通过性交遗传给后代，因此对马利亚终身童贞那么在乎，）也并不认为马利亚无原罪。东正教13个大节期里面有5个与圣母有关，并且东正教的圣像神学使他们更乐于描绘马利亚的形象。俄罗斯人自己也说，即使拆掉俄罗斯所有的教堂，驱逐所有的神甫，烧毁所有的圣经书籍，只要还有俄罗斯文学在，有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在，基督教就不会消亡。高尔基《童年》中外祖母讲述的圣母马利亚的故事，可以从中看出圣母对于普通俄罗斯人的影响力，而他对中国革命文学影响最大的作品——无产阶级的文学作品《母亲》，其中这位母亲为了她的儿子的事业勇敢走上街头呼吁革命——其革命精神已经暗中延续了圣母那牺牲的爱的影子。

在纪念左联五烈士的文章《为了忘却的记念》中，鲁迅曾经写到：“我记得柔石在年底曾回故乡，住了好些时，到上海后很受朋友的责备。他悲愤的对我说，他的母亲双眼已经失明了，要他多住几天，他怎么能够就走呢？我知道这失明的母亲的眷眷的心，柔石的拳拳的心。当《北斗》创刊时，我就想写一点关于柔石的文章，然而不能够，只得选了一幅珂勒惠支（Käthe Kollwitz）夫人的木刻，名曰《牺牲》，是一个母亲悲哀地献出她的儿子去的，算是只有我一个人心里知道的柔石的记念。” 可见，鲁迅是知道基督教母爱的牺牲这一真谛的。

 

四、革命战争文学将母爱主题进一步贴近牺牲的原旨

 

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革命的战争文学几乎成为文学主调。这个时期开始了母爱主题的井喷式写作。无论是家破人亡含辛茹苦支撑家庭的母亲，还是大义凛然送儿当兵的母亲，都成为一个时代的主旋律：“哪年哪月才能见到衰老的爹娘？……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东北流亡歌曲《松花江上》）<13>  “母亲教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抗日歌曲《太行山上》）另外，战地通讯《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朱德所写的《回忆我的母亲》，在当时就传诵颇广。

1949年之后，战争生活进一步积淀成为文学创作的素材。长篇小说《苦菜花》、《野火春风斗古城》、《铁道游击队》、《烈火金刚》等等作品，其中无不出现一位深明大义的子弟兵的好母亲。这些母亲或者为了掩护与自己并无血缘关系的子弟兵而勇于牺牲自己，或者忍痛看到自己的儿女为国家民族牺牲生命。对于一位基本还是生活在旧宗族伦理关系的乡村社会中的女性来讲，她一生忍辱负重的期待，就是在她抚育的儿子长大成人后，能够给她做母亲做婆婆的尊荣。儿子的牺牲往往意味着她一生付出的毁灭，意味着她此后人生的毫无盼望。这种悲剧的生活经验是读者们熟知的，也是最能戳中泪点的。无形之中，牺牲成为战争文学中的母爱特征。

此后，母亲的牺牲的主题慢慢影响到了其他艺术创作领域。比如根据传统话本《杨家将演义》而流传的评书、戏剧《十二寡妇征西》、《百岁挂帅》等，原本都着力在忠奸二分的意识上，表现天波府的满门忠烈。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改编创作的京剧《杨门女将》，则特别将开场戏放置在为杨府的老太君举行百岁寿辰的宴会上，这时，边关传来噩耗：杨府单传、老太君的孙子、柴郡主的儿子、穆桂英的丈夫杨宗保为国捐躯。杨府三代十二个寡妇都经历了丧夫之痛，而戏剧特别渲染刻画老太君的牺牲精神，为国家献出丈夫、儿子和孙子，又带领重孙子披挂上阵，主动请缨。京剧《杨门女将》的戏剧感染力，得益于开场戏就将观众的情感完全抓住了，这种悲壮的情绪恰恰来自母亲的牺牲。而编剧能创作出这一场景，不能不说是受到了革命战争文学中的母亲的牺牲这一主题的影响。

随着和平日久，革命战争文学也尘埃落定，失去了战争背景，母爱的牺牲精髓也就渐渐稀疏，少有人精雕细刻了，即便有也难能激起强烈的社会反响。但其遗韵却波及到文学创作的其他领域，最为典型的是歌词创作。有关母爱的歌曲真可谓汗牛充栋，《烛光里的妈妈》里面的白发，《母亲》“你爱吃的三鲜馅有人给你包，你委屈的泪花有人给你擦”的细节，《白发亲娘》拄着拐杖等候在村口儿女离开的地方……

从搜索引擎输入“母亲”或者“母爱”，出来的相关作品累千上万，与古典文学作品寥寥十几条相比，真是天壤之别。只是恐怕少有人知道今天母爱具有如此显赫的位置，实在是有赖于新文学从西方引来的火种。只是圣母之爱在西方一直是安慰，是抚摸伤痛的良方；而进入中国后，忽然又变成了教化的棍子，想不当良母想不牺牲都不行了。

若干年前，笔者读到澳大利亚女作家黛博拉·阿德莱德的小说《死亡居家指南》，女主人公得知自己患了癌症，已到晚期。面对死亡，她发现自己最大的恐惧是怕被遗忘。连她自己曾经刻骨铭心试图永远记住因车祸失去的儿子，然而这份记忆在日常生活的消磨中还是渐渐模糊了。遗忘，第二次的死亡才是永远的死亡，她徒劳地挣扎着与遗忘厮杀，直到她突然发现，母亲一直在她身边痛苦地为她难过，为她生命所剩无几难过，为她经历丧子之痛却无以安慰而难过。母亲的痛苦是双重的痛苦。体会到这一点的那一刻，女主人公松开了自己被痛苦纠缠的心。

可见，基督教至今还在影响着传统上受其影响的文化。

 

 

<1> 孙隆基，《新世界史》，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44、122、156页。

<2> 《诗经·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

<3> 《诗经·大雅·生民》：“厥初生民，时维姜嫄……履帝武敏……时维后稷。”

<4> 对此问题，也可以参考萨莉·泰勒·利伯曼的专著《母亲与现代中国的叙事政治》：Sally Taylor Lieberman, The Mother and Narrative Politics in Modern China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98).

<5> 参见：赵园，《家人父子：由人伦探访明清之际士大夫的生活世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29—140页。

<6> 顾蓓，《圣母崇拜的历史研究》，复旦大学2003年博士论文。

<7> 温保禄编译，《救主之母玛利亚》，台中：光启出版社，1982年，第46—47页。

<8> 同上，第116页。

<9> 同上，第134页。

<10> 同上，第113—114页。

<11> 同上，第6页。

<12> 王炳根，《玫瑰的盛开与凋谢——冰心与吴文藻（一九○○～一九五一年）》，台北：独立作家，2014年，第129页。

<13> 关于《松花江上》歌词，有不同于此文引用的版本，详见：齐邦媛，《巨流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52页。

 

 

题图为《牺牲》（Das Opfer）。作者是德国画家凯特·珂勒惠支（Käthe Kollwitz，1867—1945）。原作藏于美国国家美术馆（National Gallery of Art）：https://www.nga.gov/collection/art-object-page.8190.html。

此用图来自：https://uploads4.wikiart.org/images/kathe-kollwitz/not_detected_235979.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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