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走在城市或乡村的路上，我们很难想像，过去二百年间，曾有那么多有名和无名的宣教士们在这片大地上驱驰奔走，冒着各样风险，忍受着各种磨难和打击，只为了将上帝的道传播到这个封闭的世界，让一群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的人能听见上帝的召唤。他们柔弱卑微如一株风中的麦穗，他们的根系却深深地扎在中国的土地。

艾伟德（Gladys Aylward），一个普通的英国女子，就是这其中的代表。

关于艾伟德，我想，在21世纪的中国，听说过这个名字的人一定不多了。我不知道在中国宣教史的长卷上，这个名字是否能有机会出现在众多重要且富影响力的宣教士的名单当中，但我由衷地相信，这个名字一定会写进上帝的名册，尽管，在地上，它早已被湮没在岁月的尘埃背后，似乎已经被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慢慢地遗忘了。

艾伟德1902年出生在英国伦敦郊区，父亲是一个邮递员。27岁那年，艾伟德悔改信主。1930年，根本不懂中文的她回应着心中那个“到中国去”的催促，拿出作女佣赚得的全部积蓄，买了一张赴中国的车票，独自一人，带着一本圣经和几件随身的衣物，从伦敦启程赴中国，因中俄战争爆发，她被迫转道莫斯科，经符拉迪沃斯托克辗转进入日本神户，又从神户乘船到达中国天津，然后分别乘火车、长途汽车和骡车到达山西西部的阳城县。1936年，艾伟德申请加入中国籍。1949年，她因病回英国休养，算起来在中国大陆待了整整20年。

在这20年间，她与邀请她到中国宣教的罗森夫人开办了一家“八福客栈”，专门为那些途经阳城贩运货物的骡夫们传福音。这群单纯而执拗的乡野村民一开始恐怖地拒绝两个女“洋鬼子”的照料，后来便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她们传递的上帝的话语，最终，他们成了虔诚的基督徒。在日军入侵中原的时候，在家破人亡的时日，他们带着满身满心的创伤，仍然对上帝之国充满盼望。是艾伟德，这个蓝眼睛的小个子女人为他们指明了那条向上仰望的路径。

在这20年间，她学会了一口地道的山西方言，穿着一身当地农妇的土布衣裳，并成为阳城县长亲自委派的督察专员——专门到乡间宣传禁止缠足的命令。每到一个地方，她不仅检查成年女子和女童缠足的情况，向人宣传女人天足的好处，还用歌唱和讲故事的方式向人讲述那位代人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她所到之处，往往是人头攒动。人们把从她那儿听来的圣经故事和政府下达的放足命令一齐带回家中，告诉给更多的人听，让更多的人照着做。而那些人，曾经在她刚到阳城时，向她身上和脸上扔过泥巴、泼过水，只因为她长着一双蓝色的大眼睛，有一个又高又直的大鼻子。

在这20年间，她与阳城县长和监狱长成为好朋友，在当时的中国，几乎没有哪个女人能够仅仅因其才能而与男人建立彼此信任的友好关系。她四处宣教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上帝与我同在，他此刻就在这里”.一次，县监狱发生重大暴乱，囚徒们互相残杀，守卫的官兵无人敢进入狱中，县长和监狱长首先想到了她，派人把她接到监狱去处理这件事。他们的理由非常简单——既然有一位神与你同在，你自然有力量平息一场无人能解决的暴乱。艾伟德带着一颗祷告的心，镇静、温柔地完成了这个不可能的任务，并在日后带领数个囚徒认识了上帝。几年后，饱读诗书、深受儒家文化熏染的县长在一次精心准备的宴会上，向所有人宣布，自己要选择艾伟德的信仰，他说：“儒家的教导存在我头脑里，但我看出基督活在艾伟德的心里。我要作个基督徒。”

在这20年间，她先后收养了五个中国弃婴，把他们一一抚养成人。许多年后，已经为人父母的他们把自己的儿女放在她的手里，聆听她的祝福。这个终生未嫁、没有亲生儿女的女人在这块土地上也曾享受过片刻含饴弄孙的幸福。

在这20年间，当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大地上制造种种惨绝人寰的悲剧时，她带领那些侥幸生还的人们加入到重整家园的建设中。她忍着悲愤的泪水，号召男人们掩埋尸体、清理荒废的房屋，教导女人们帮助包扎伤者的伤口……她与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一同体验着失去亲人的悲哀。在最艰难的日子里，她给母亲的信中写道：“不要希望我会离开这里，也不要用任何办法把我弄出去，当这个考验还在的时候，我是不会离开的。他们是我的人，上帝也已将我给了他们，我将为了上帝和他的荣耀与他们同生共死。”

在这20年间，她多次利用她的外国人身份为中国政府军递送日本军队行动的情报，并向《时代杂志》的记者作证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罪行，以至于日本侵略者为得到她的人头悬赏一百美元。她也曾因身为基督徒，是否应该在这场战争中保持中立而犹豫过，但最终，在善恶判然的形势面前，她选择了与弱者站在一起。艾伟德相信，无论是在脚下这片饱受蹂躏的土地上，还是站在上帝的审判台前，她都是问心无愧的。

在这20年间，她还做了一件至今提起仍令人深感惊异的壮举：1940年3月，她带着一百多个4岁到14岁大小的孤儿难民从山西阳城出发，在日本侵略者的炮火之下，翻山越岭，渡过黄河，赶往陕西西安的战时孤儿救助中心。出发时，他们身无分文，只有阳城县长供应的两袋米.大多数时候，她带着孩子们风餐露宿，差不多每隔两三天才能找到一处栖身地，才能吃上一口热饭。历时一个多月，这个“大部队”最终到达目的地，一百多个孩子无一失踪、无一生病、无一伤亡，但她却在这个过程中身患多种疾病，终生未愈。

此后，她辗转于川藏边境，深入麻风病村，服侍那些身心受伤的人们，他们亲热地称她为“上帝派到麻风村的使女”。

1949年，她自己的病症加重，在一个美国人的资助下，她有机会回到英国与家人团聚，并得到相应的医治。

1957年，对中国和留在中国的孩子们念念不忘的艾伟德在无法进入大陆的情况下，转至台湾，从此在那儿定居，创立了著名的“艾伟德孤儿院”，即现在的台湾伯大尼儿童中心的前身。

1970年1月，艾伟德逝世，享年68岁。安葬时，她的头朝向中国大陆，朝向那片她至死热爱的土地。

当年采访艾伟德的记者曾在《小妇人》一书中谈及她对艾伟德的认识：“她平静地说着自己的故事。那些故事简直和圣经中所记载的古代英雄的故事一模一样，她完全没有意识到，实际上，她自己的故事也完全能够载入圣经中。”是的，这个柔弱的小妇人，她的一生可用“英勇”二字来概括，但她似乎从未以此自居过。她深深地相信，在她柔弱的身躯背后，是那位伟大的神以无上的怜悯支撑着她。

身为宣教士，艾伟德只是众多蒙召赴中国传教者中的一个，她的故事也只是无数可歌可泣的传教故事中的一篇.可是，当我有机会读到那些印在纸上的文字，当我透过单纯朴素的词句倾听文字背后历史的回声时，我却清晰地听到了一个声音–“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就不能结出许多子粒来”。事实上，没有谁单凭自己的努力就能做出伟大的壮举，但是当那被选定的人能够顺服地跟随时，柔弱的器皿常常会发出强大的力量，将从天而来的祝福十倍百倍地分流出去。而这，不就是那位至高者分配我们在此生要做的事吗？

（《八福客栈》，张继新等编译，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