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写“1919年前后中国的多重景象：五四运动，和合本圣经，及其它”过程中，遇到被广为忽视的历史材料远不止文中所记。

这里所选题图即是其中虽未使用却颇有价值的史料之一。根据美国杜克大学图书馆（Duke University Libraries）的说明，此照片为西德尼·甘博（Sidney D. Gamble，1890—1968） 拍摄于1919年6月3日的北京。

甘博是美国社会学家。其祖父为保洁公司（Procter & Gamble）的联合创始人，雅各·甘博（James Gamble，1803—1891，也译为詹姆斯·甘博）。

西德尼·甘博曾在北京的普林斯顿大学中国中心和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工作。该相片曾发表于甘博在这两所机构支持下出版的一本书中（46-47页间）。

这是1921年问世的《北京：社会考察》（Peking: A Social Survey）（New York: George H. Doran，纽约：乔治·H·杜兰公司）。此书基于甘博及其合作者步济时（John Stewart Burgess，1883—1949）在1918年9月至1919年12月间所作的实地考察。

鉴于该考察经历的时间和地点，连同书中细节，甘博与步济时的这本著述对于了解狭义及广义上“五四运动”所在北京的社会背景有着微妙帮助。

如同此张照片呈现的北京一段城墙及城河，这些背景未必是关注“五四运动”的人都在意的，似乎跟“五四运动”本身没有多少直接关联，却可能提醒人们注意“五四运动”的部分参与者或相关者们当时所处的北京是怎样的一座城。

对于当今在北京居住或旅行的人而言，照片中有着长段城墙及城河的北京看起来或许并非那么熟悉。那古城与郊野相映成趣的姿态可能是有些人心目中老北京该有的样子。

对于“五四运动”的不少参与者以及深受“五四运动”流行叙事影响的人们来说，此张照片记录的图景却也许正是亟待全盘革新的旧中国的某种象征或者旧中国本身的一部分。

这种全盘革新在1919年或前后还没有进展到大规模拆除北京城墙的一步。到了1940年代末、1950年代初，这一步开始成为现实。当时的有些人迫切要看到的是烟囱林立的新北京。当然，尽管是全盘革新，包括北京紫禁城在内的有些古建筑并未被大规模拆除。

在甘博和步济时这样的外来者那里，1919年的北京城显然是需要改造的。

以当时的官方统计，1919年3月的北京有519辆汽车、2222辆载人马车、4198辆货运马车、17815辆人力车（黄包车）。到了同年底，汽车显著增长至645辆。

这样的车辆规模，肯定无法与今日北京的相比。即使如此，甘博和步济时已经在他们的书中专门指出尤其在城门口常常发生的交通堵塞问题。他们呼吁多多开通新的北京城门并扩大现有的城门。

同时，他们也看到了拆除北京城墙的可能。他们估计，拆除要在很久之后才会因为需要而出现。1919年，北京城墙内仍有大片尚未使用的土地。（63-64页）

甘博和步济时的思路和预见，跟1919年前后北京流行的新思潮是接近的。如他们在书中所论，那些新思潮其实在相当程度上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多年传播工作的间接成果。

甘博和步济时是社会学家。他们同时也是传教士。然而，他们在基督启示及信仰与社会的关系上深受那时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自由派影响。在他们看来，基督的福音可以将现有的社会结构本身更新，而更新后的社会秩序就是他们认为的上帝之国。

跟新一代的不少西方传教士相似，甘博和步济时认为1919年前后中国年轻人对于西方思潮的开放有利于基督教在中国的进一步拓展。不仅如此，他们还指出当时中国政府内阁、议会、巴黎和会使团、中国海军领导层、外交委员会、北京学生联合会执委会之中都已经有基督徒在产生影响。（391-392页）

但是，北京乃至中国在1919年后的总体走向却没有如甘博和步济时所期待的那样。北京城墙的大规模拆除并没有像他们于1919年所想的会在相当长时间以后才可能发生。他们曾经执教的汇文大学及后来的燕京大学也正是在城墙开始被拆除之际从中国历史的一般记忆中淡出的。

也许正因如此，甘博和步济时的所论本身并不太值得借鉴；然而他们的所记，包括甘博拍摄的这张及其它诸多照片，加上他们的所论，却是帮助发现和反思1919年前后北京及中国丰富状况的珍贵素材。

此文题图：

北京城墙与城河，1919年6月3日（Wall & Moat, Peking, June 3, 1919) 。

此版本图来自：

Sidney D. Gamble Photographs, David M. Rubenstein Rare Book & Manuscript Library, Duke University,

https://library.duke.edu/digitalcollections/gamble_260-1484/。

此文首发于《世代》第7期（2019年春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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