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存在于个人、群体和社会的不同层面，有不同的形式，也有不同的严重程度。有语言的暴力，如侮辱、轻蔑；有情感的暴力，如冷漠，或攻击性的暴怒；有身体的暴力，如殴打，虐待；还有性暴力。暴力到底意味着什么？暴力对人性有怎样的伤害？

一

那非利士人又说：“我今日向以色列人的军队骂阵。你们叫一个人出来，与我战斗。”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非利士人的这些话，就惊惶，极其害怕…那非利士人早晚都出来站着，如此四十日。
——撒上17:10—11,16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又称“斯德哥尔摩效应”、“斯德哥尔摩症候群”。

1973年，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两名持枪者闯入银行，扣押了三女一男四名人质，把炸药和人质捆绑在一起。经过131个小时后，罪犯被制服，人质被解救。

但是，尽管人质们在5天中被威胁、虐待、恐吓，但却都无一例外地表示同情和支持这两名劫匪。在警方解救的过程中，人质将劫匪围了起来，试图保护他们不受警方的伤害。一名女性爱上了其中一名劫匪，在他服刑期间与他订婚，而另一名女性则设立了一个辩护基金为劫匪辩护。

由于这件事的轰动效应，这种受害者对施暴者产生依附情感的心理效应被命名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研究者发现，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征需要一种“胡萝卜加大棒”式的条件。所谓大棒，是指受害者了解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受害者与他人隔绝，并相信自己无论如何不能逃脱。至于“胡萝卜”，是受害者从施暴者那里感受到的“小小的好处”。这种所谓的好处可能是一点点善意表示，可能是一点点人性软弱的流露，甚至可能仅仅是在惯常施暴的时候没有施暴。施暴者还可能会把自己过去的不幸经历透露给受害者，给自己的行为寻找借口，让受害者产生恻隐之心。研究发现，当以上条件满足的时候，只需3—4天，这一效应就会产生作用。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严重的时候，人质甚至会和营救者对抗，站在劫匪一边，拒绝营救。更有甚者，会认同劫匪，成为其中一员。1974年，美国报业大王赫斯特的孙女派翠西亚被激进组织“共生解放军”劫为人质并受到侵害，之后宣布加入该组织，次年在参与抢劫银行行动中被捕。此事件被看作斯德哥尔摩效应的又一典型案例。

二

你们作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作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
——弗6:1—4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常见于一些长期受虐和受害者身上，如被虐待的妇女、儿童、战俘、人质、集中营受害者，乱伦受害者，邪教信徒等等。

在所有受害者当中，儿童是最可怜的。儿童的生活范围有限，他们所受的伤害，除了在战争等特殊情况下，很多是在家庭中发生的。

家庭是儿童成长的地方，是本该得到爱、保护和滋养的地方。但当暴力进入家庭时，不可思议的情况发生了。对此，从事创伤治疗的专业人士这样描述；“当创伤的来源是原本该提供保护的人物时，自然界开了一个最残忍的玩笑，也就是增加了对这个恐怖来源的依附需求。即使加害者不是平时的照顾者，相同的模式也同样会发生…”1

这里所说的依附，也称依恋，是指孩子和主要照顾者之间形成的情感联结。依附的模式一旦形成，会对人一生的亲密关系模式产生重要影响。

对于儿童受害者，他们不仅会对加害的成人产生更加强烈的情感依附，而且在成长过程中，还会发展出对加害者的认同，“借由转变自己为加害者，使他本身可以逃避最有压力及最痛苦的受虐记忆。在儿童受害者的经验中，‘世界上只有两种人，受害者与加害者，当他不愿意再忍受成为受害者时，他唯一的选择就是变成加害者。’”2

这一发现不仅在临床案例上看到，也在很多研究中有所反应。比如有研究发现，相比普通人群，家暴的施暴者有更多的心理问题和精神障碍的检出率。3儿时不良的教养方式、惩罚，以及自身的人格障碍是成人期家暴的重要因素。4其实在各种人格障碍的成因中，除遗传和生物学因素外，幼年的受虐、忽视、精神创伤是重要的因素。

我的一位同事，在原来的城市做妇联工作。当地曾经想给家庭暴力立法，为了配合宣传拟制作宣传片，她跟着去拍摄和采访。她说自己见过被殴打的妇女受伤的样子，甚至曾经进入太平间去看因家暴致死的受害者尸体。我问她施暴者是什么情况，她说，正如我们在媒体中所了解的一样——不仅包括低文化程度者，也包括外表看来文质彬彬的高文化程度者。后来这项地方立法不了了之，但那段工作经历却让她难以忘怀。

理论是苍白的，在各种概念和名词的背后，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让一个人对自己最亲近的人下手？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让受害者在伤害一次次加剧的时候，依然忍受，甚至丧掉性命？

三

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 ——罗13:1—3

在中国的一个村庄，有一个典型的中国家庭，有宽厚的母亲和严厉的父亲，一个男孩在这个家庭成长，他这样描述自己的父亲：“他性情暴躁，常常打我和两个弟弟。”在叛逆的年龄，他和父亲对抗，而结果是父亲态度的相对缓和。5在另一个乡村也有一个女孩，是母亲唯一的女儿，一方面得到母亲的疼爱，另一面，是被乡亲称为“狼”的父亲对她们母女的粗暴对待，母亲曾被打断小手指，她也曾被打掉一颗牙。她后来回忆说，“在我的记忆里，童年的生活是充满了恐怖、凄凉的情调。”6

如果在另一个年代，这个男孩也许会成为一个大学教授，或是一个落魄的文人；而那个女孩，也许能成为一个功成名就的艺人，也许生活充满波折，甚至成为人格障碍的病例。但都没有。他们生逢其时，这个男孩名叫毛泽东，这个女孩长大之后的名字，叫江青。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人心灵深处一道深深的创伤。当年，曾经以反抗权威的革命者姿态进入青年期的那个男孩和女孩，在心理层面，他们不仅认同了曾经粗暴对待自己的父亲，并且变本加厉，在文革中将这种伤害扩大化、极端化。在今日，对文革受害者心理创伤的研究正在进行，尤其是文革创伤的代际传递问题。而可以参照的就是对二战中纳粹大屠杀受害者的研究和治疗，而后者的结论是，大屠杀所产生的心理创伤会在代际传承，以至三代。

大屠杀的残酷让很多学者提出类似这样的问题：“德国曾是基督徒的避难所以及宗教改革的发源地，它也是国际上神学、哲学及美学的重地。为什么会有希特勒以及残忍屠杀的事情发生在这个地方？”7

有人研究希特勒的个人史，如爱丽丝·米勒发现希特勒童年曾经受过暴君式的父亲的虐待，父亲的部分犹太血统成了他仇视犹太人的肇始。8有人从德国的家庭结构入手，如埃里克·埃里克森发现德国家庭特别要求服从，父亲常以管教之名对孩子施暴，希特勒“好像一个青少年帮派的头头，以老大的姿态协助大家将心中的愤怒合理化”9 。还有的研究者，如西奥多·阿多诺等人提出“权威人格”这一概念，从社会心理的角度描述在德国民族中普遍存在的权威人格的特点：对上，是将权威理想化并依赖和屈从，对下，则是排斥、丑化、施暴10。也有人指出，在二战期间德国教会的作用相当不光彩，绝大多数教会服从并支持了纳粹政府对权力的滥用11，甚至协助纳粹迫害犹太人12。

暴力，就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从个体、家庭层面，进入群体、社会，乃至政治和历史的层面。

四

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3:23

记得有一次双燕牧师感慨说，有时候真不知道到底是罪，还是病。就暴力这一议题，从心理层面的病（illness），到伦理层面的恶（evil），到法律和社会层面的罪行（crime），并不能等同，但也很难完全区分清楚。无论如何，在最深和最根本的层面，依然是基督教所说的罪（sin）的问题。

如果说各种学科是在各自的范畴中盲人摸象，试图在局部探讨关于人性和社会的规律，那么从《圣经》的角度，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这种个体对极端暴力的反应，可以说是罪在世间运行的一个例证。正如魔鬼的最大诡计是让人认为没有魔鬼，罪的最大诡计是让人认为没有罪。被绑架的人质，反而认同劫匪，安于现状，觉得一切理所应当。

因此，暴力对人的影响远不止身体上的伤害以至肉体的消灭，它的影响远比我们所能想像到的更深刻、更长久、更复杂、也更邪恶。面对暴力，人会产生种种反应，从过度敏感的受害者心态，到以麻木、旁观作为自我防御；从逆来顺受谨小慎微，到极度的愤怒、反击；从对施暴者的恨，到认同暴力甚至自己成为一个施暴者。种种的反应，最深的原因，还是内心深处的恐惧。在一个有暴力因素存在的家庭、群体、社会结构中，暴力以及对暴力的恐惧已经成为个体人格结构的一部分。

在更普遍的范围内，不健康的人格结构和不合理的家庭、社会结构，成了罪传递的载体。罪歪曲了神在地上设立权柄和秩序的本意，使之成为对人的伤害。罪的一个谎言是，从家庭到社会各种层面各种程度的暴力都是“正常”的，毋需大惊小怪。而人自身为了逃避暴力所带来的痛苦，也会去忽略、压抑和遗忘。

圣经里有一句话，叫做“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竿直跑（腓3:13—14）”。难道忘记不是医治的良方吗？ 其实不然。有主内的辅导者指出，保罗要刻意忘记的，是自己曾经的辉煌，那些已成过去。而一个人曾经的痛苦、伤害，在未被光照和医治之前，并未成为“背后的”，不是过去时，反而是实实在在的现在时，是需要去面对、去解决的13。

在心理治疗中，治疗创伤各种方法，本质上都是要在安全的条件下，让创伤的幸存者在心理上重新回到创伤事件发生的情境，唤醒被压抑的记忆，并进行修复。14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犹如医生要治疗，必须将被掩盖的瘀血的伤口打开，清理、手术、缝合。在群体和社会层面这样的医治同样需要，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南非在种族隔离制度取消后成立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 21000名证人在这个道义的法庭上讲出真相。当真相被说出后，和解才能真的产生。

五

他对我说：“这水往东方流去，必下到亚拉巴，直到海。所发出来的水必流入盐海，使水变甜（原文作“得医治”）…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必生长各类的树木。其果可作食物，叶子不枯干，果子不断绝。每月必结新果子，因为这水是从圣所流出来的。树上的果子必作食物，叶子乃为治病。”
——结47:8，12

一个朋友在2008年奥运会时做志愿者。在服务站附近，他看到了这样的一幕：一个外国女孩举着一个牌子要购买某场比赛的票，有警察过来干涉，那个女孩的态度不是畏缩的，也不是对抗的，而是像一个真正知道自己拥有权利的人那样，用一种非常理所应当的态度回应并坚持自己举牌子的权利。

这个听来的片段曾让我有很多联想。想来，在这个女孩成长的环境中，并没有习得对权威的非理性的恐惧，从她的姿态、语气，流露出的是对自己价值的尊重和认可。而对于一个只能对成人和权威说“是”的孩子来说，长大之后需要学习的不仅是对不好的事情说不，而且是用一种温和而坚定的方式说出这个“不”。要通向这样一种坦然的态度，道路可能还很漫长。

在今日，作为中国家庭教会的基督徒，这个名称本身就有着沉重的历史涵义。在今天，在我们每一次与逼迫以及逼迫中隐含的暴力短兵相接的时候，可以感受到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个体的、群体的、现在的、历史的，各个层面经验的交汇。我们面对的既有自己以往生命中或大或小的创伤经历，又有中国基督徒群体在过去60年所经历的逼迫和因此带来的伤痛，更有主耶稣在被审判时所面对的暴力。

心灵的医治，首先来自能够正视真实，这是一个不再逃避、重新面对的过程，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无论对于个体还是群体，很多时候，未被说出或不能说出的部分，比已经说出或能够说出的部分有更强大和更真切的影响力。那些还未被完全处理的恐惧和由恐惧带来的种种反应，塑造了我们内心世界中的歌利亚，等待着一个有勇气、智慧和能力的大卫去战胜。

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   ——撒上1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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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心理剧与创伤——伤痛的行动演出》，凯勒曼，赫金斯著, 李怡慧，洪启惠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2    同上
3    “家庭暴力施暴者的心理学特征及罹患精神障碍的研究”，曹玉萍等，《中华精神科杂志》，2008（1）
4    “家庭暴力施暴者的社会心理多因素Logestic回归分析”，赵幸福等，《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8（2）
5    《西行漫记》，埃德加·斯诺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
6    《江青传》，叶永烈著，作家出版社，1993
7    《家庭会伤人——自我重生之路》，(美)约翰·布雷萧著，杨立宪译，蓝天出版社，1999
8    同上
9    同上
10    权威人格 ，http://baike.baidu.com/view/3488306.htm
11    “在上帝与凯撒之间——从德国教会历史看政教关系”，余杰，http://blog.stnn.cc/sanersbook/Efp_Bl_1002375167.aspx
12    “二战期间的德国教会：纳粹杀害犹太人的帮凶”，http://club.mil.news.sohu.com/newclub/show.php?forumid=zz0255&threadid=1967215
13    《鱼儿别上钩——揭开基督徒生活挣扎的12个迷思》， 克劳德，汤普森著，卓宜娟译，美国旅途出版社，2003
14    “真相治疗创伤——论PTSD心理治疗中的核心要素”，李凌江，彭红军，《上海精神医学》，2010（3），129—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