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

《杏花》：不时听到有人说西方的宣教士是坐着炮舰来中国的，请恕我问一个可能会让你见笑的问题，真有传教士是坐着炮舰来中国的吗？

孙长老：请恕我孤陋寡闻，或许后期的时候有吧，但多数传教士，特别是在早期的时候，并不是他们的国家用战舰送来的。人们这样说无非是说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是和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联系在一起，和近代列强与中国之间的战争及随后的不平等条约联系在一起。

从时间上看，中国与西方列强直接冲突始自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这时距马礼逊1807年来华已有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在鸦片战争前的几十年，基督教在中国已经开始传播。虽然中国与列强的冲突以及随后所签订的条约客观上有利于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但也可以设想，如果没有这些条约，基督教仍然会以其特有方式在中国传播开来。其实，现在看来，基督教向中国的传播，只是在时间上与整个世界性的现代化大潮重合在一起，与列强向中国的开拓进程重合在一起。

说传教士们是仗着洋枪开路而进入中国的，这种表达带有浓厚的民族主义的成份，有时容易让人产生误解。实际上，新教第一位传教士马礼逊来华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传教士来华并不是仗着他本国的势力来的。马礼逊来华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他是绕道美国后乘美国的商船来到中国的。他绕道的原因是因为当时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对传教士去海外传教有强烈的偏见，认为这些传教士会给他们与当地的商业往来带来麻烦，所以他们不允许马礼逊乘他们的船来中国。从一开始，我们就可以看到，如果东印度公司代表了英国国家利益的话，这种利益与传教士想要达到的目标并不是一致的。

《杏花》：这么说，传教士来中国并不是他们的政府派来的了？那么他们是谁派来的呢？

孙长老：他们确实不是他们的政府派来的。几乎可以说，每一个传教士来中国都首先是出于宗教信仰上的原因，即蒙神的呼召要在中国传扬福音以拯救灵魂的这样一个根本的目的。由于这个宣教的目的，他们多数人得到了差会的帮助。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也可以说是由那些主要以宣教为其存在宗旨的差会差派来的。

马礼逊就是由伦敦差会派到中国的。他在来华前为自己确定了两个具体目标，就是翻译出一部完整的中文圣经，并编出一部英华字典。实际上，在写给一位美国记者的信中，马礼逊明确表达了他在东印度公司的工作给他带来的问题。他说在东印度公司所担任的职务大大地阻碍了他所做的传教工作。他的传教工作需要他全职侍奉，任何其他职业与他的初衷都是相违背的。

不过，经过马礼逊六年不懈的努力，以及传教士米怜的协助，圣经新旧约中译本终于在1823年出版，取名为《神天圣书》，共21卷线装书。这部圣经译本是第一部中文全译本，史称马礼逊译本。另外，马礼逊独自编纂的《英华字典》这个庞大的工程也在这一年全部完工并出版，共计6大册，4595页。这是中国历史上出版的第一部英汉字典.这两项工作的完成，为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中西文化日后的交流，都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杏花》：确实有传教士在中国一面传教，一面又为他们的政府工作。拿马礼逊来说，为什么他要为东印度公司工作，以致他的宣教工作为许多中国人所诟病呢？

孙长老：按照马礼逊自己向伦敦差会汇报中的表述，他接受这个聘请主要是出于如下三个方面的原因：这项工作首先可以使他有一个合法的身份居留在中国；其次可以增加他使用中文的机会与能力，有助于他中文的进步；第三，东印度公司给他的年薪可以减少英国差会的经济负担，还可以使这里的东印度公司的大老板们，因他答应为公司服务，而减轻对他及传教士们的厌恶感。

《杏花》：在鸦片战争前，传教士的宣教工作基本上限制在广州这个城市，如果不是战争及随后的不平等条约，很可能宣教工作在中国的影响就是非常有限的。为什么你认为战前宣教士的工作对日后的宣教就已经具有重要的意义了？

孙长老：在鸦片战争爆发以前，马礼逊在华的工作并不只限于上述两项工作。为了圣经的印刷，马礼逊和米怜在马六甲设立了印刷所，培训并使用中国的印刷工人。在这个印刷所中印出了第一份中文月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同时，他们也在马六甲创立了英华书院，招收中国孩子入学接受教育。另外，马礼逊也在澳门建立了中西医结合的诊所。所以，从马礼逊的工作中，我们已经看到以后传教士们在中国所做工作的雏形，即译经、出版、教育及医疗等方面的宣教工作。以后传教士的传教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说，基本上是以此为样本，是对这个雏形的放大而已。而这些都是在马礼逊默默无闻的工作中完成的，是在一个和平的过程中完成的。因而它们并没有也不需要借助于不平等条约，更没有借助于洋枪洋炮。而他所做的工作，却为这两个不同语言的文明及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奠定了一个重要的基础。马礼逊的经历具有这样一个象征的意义：即基督教是在和平中来的，是带着和平来的，也是为着和平来的。

《杏花》：不时听到人们把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与不平等条约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还以为那些不平等条约就是专为传教士们签订的呢。

孙长老：鸦片战争的爆发对于中国社会有着巨大的影响。在这个标志着中国社会进入到近现代时期的重要事件中，我们注意到的一个事实是，冲突本身既不是因为传教的原因而起，也没有传教的因素或动机包含其中。1842年签订的《南京条约》及随后的一组条约，完全没有涉及到传教的方面。条约中主要涉及到的乃是国家间的利益。这充分表明，冲突直接涉及到的是国家间经济利益的冲突。更深的方面涉及到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同时也是世界性的现代化大潮对古老中国传统的冲击。

在后来中国与列强的条约中，开始涉及到有关传教的条款。不过可以说，有关传教的条款并不是签订这些条约的主要目的。当然，这些条款确实给基督教向中国内地的传播提供了条件。不过，很难说这是多数传教士开始就想到的途径，或是他们事先有意努力的结果。

《杏花》：请你解释一下当时传教士在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孙长老：个别传教士确实参与了条约的签订，甚至与自己的国家政府之间保持着某种关系。一般地说，传教士在条约签订中所起的作用主要是沟通双方的工作。因为当时只有传教士在语言上具有这个优势。不过，也有传教士借此机会，建议在条约中加入有关传教的条款。例如，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和伯驾作为翻译参与了中美《望厦条约》的签订过程。当时美国使的团长顾盛事后就曾评价说，这次和中国谈判，本国传教士特别是裨治文和伯驾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只有他们懂得中文，使他们能够担任使团的翻译.他们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详细了解使他们成为美方的重要顾问。总之，这使他们有机会建议加入保护传教士的条款.当然我们不赞成传教士通过这种方式来推进在中国的传教;也不排除个别传教士在参与的过程中，会偏向本国利益的一边。传教士们发挥的作用是在两种语言、两种文化以及中国与西方国家交往之中架起了中间的桥梁，正是由于他们所发挥的这种作用，推动和加速了中国向世界的开放。

《杏花》：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也遇到了很多的阻力，其结果就是教会历史上教案的发生。你认为教案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孙长老：其实仔细地分析产生教案的原因，我们会看到其中更多地涉及到文化与习俗方面的差异，还不完全是宗教信念之不同所产生的结果。

首先,产生教案的直接原因主要是中西习俗不同所产生的误解。由于传教士和教会的作法与中国习俗不合，使当时的中国人存在着许多怀疑和误解，再借助于久已渗入人心的迷信观念和种种讹传，于是民众激愤日益高涨，从而引发了一些冲突和教案。例如，中国人特别重视男女之别，基督教进入中国面临着这方面的冲突。教会内部独特的礼仪方式，比如牧师在为妇女举行洗礼时，就存在着一些在中国传统观念看来不甚合适的礼节。又如男女坐在一起礼拜祈祷，在讲究男女授受不亲的传统观念看来，无疑也是不能容忍的，更是不能理解的。

其次，基督教的传播对宗法制度及乡绅的利益造成冲击也是一个原因。当乡民成为信徒以后，逐渐远离等级化的宗族关系，甚至一度享有治外法权，这无疑是对乡绅宗法权力的无形削弱。这种影响会在宗族的祭祖活动和其他的地方性活动，如迎神赛会和社戏等中，体现出来.另外,教会通过购买及信徒捐献而在地方上教产的扩大，似乎也与乡绅的利益产生了冲突.不过，对乡绅地位影响最为直接的恐怕是传教士开办新式学校，让学生学习新知识，使乡绅不再是一方知识上的权威。而维新派在这方面的改革，也使无数想要借科举之路进入仕途的乡绅之家对此西学有切齿之恨。

最后，当然乡绅所持传统的儒家观念与基督教的观念的冲突也是更为深层的原因。在这个方面，冲突最为明显的是基督教对儒家人伦思想的冲击。对于很多乡绅来说，洋教尊奉一个共同的天父上帝，彼此互称兄弟姐妹，这使君臣父子、长幼尊卑、夫妇人伦的纲纪荡然无存。他们认为 此为无父无君，禽兽不如。不过在 19 世纪，中 国的乡绅阶层对于基督教教义的了解或研究还是 十分有限，还没有到达在思想观念上真正发生碰撞的阶段。

19 世纪 60 到 90 年代是教案比较集中的时期。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当时的教案中，针对基督 教的教案只占比较小的比例，多数教案是针对天 主教的。原因有多个方面。例如，基督教因为是 新近传入，相对天主教来说，不存在由于归还以 往被禁教产而与地方乡绅所产生的冲突。另外， 可能也与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方式有关。

《杏花》：那么请简单地描述一下那个时期基 督教的宣教士在中国内地的宣教方式。

孙长老：我们就以内地会为例来看 19 世纪 下半叶基督教在中国内地的宣教方式。在这个时 期，英国传教士戴德生所创办的内地会是在华传 教士人数增长最快的差会。到 1889 年，其传教 士总数已经接近基督教所有差会在华传教士总数 的三分之一，即有一千多宣教士在中国。并且， 内地会也是向中国内地传教发展最快的一个差会。到 1898 年，它已经在中国内地的 14 个省份派有传教士。

在传教的方式上，内地会有其明确的原则。 第一，其传教的目标是中国内地。尤其是中国内 地乡村的下层贫民。第二，要求传教士穿中国服 装，留中国发式。在语言和生活上尽量中国化，与下层贫民一样。传教士们穿着当地人的服装， 说着当地人的方言，吃着当地下层人所吃的饭食， 这无疑拉近了与下层中国人的距离。第三，经济上不主动募捐，不借贷，不保证传教士的收入， 只按当时得到的捐助供给。

另外，内地会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在与当地民众发生纠纷的时候，尽量不向中国政府 申诉。内地会的财物受到损失时，一般不向中国政府申请赔偿。就是中国政府主动提出赔偿，也 不会接受。在义和团事件中，仅内地会就有 58 名传教士及他们的 21 名儿童受害，房屋财物损失殆尽。但从当时内地会传教士的书信中，却没有找到任何怨恨或要求赔偿的言语。他们也没有接受政府事后的赔偿。

二、 基督教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影响

《杏花》：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在公开出版物中看到的更多的是对传教士负面的评价。然而，近些年来一些学者开始比较客观地研究传教士对中国社会的变迁所产生的影响。情况是这样的吗？

孙长老：在上个世纪确实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人们总是把传教士在中国的宣教工作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联系起来，特别是与一种文化侵略联系起来。这样就在总体上给传教士在中国的宣教运动定了调子，即使有人再从某个方面说明传教士对中国社会产生的有益影响，也很难比较客观地评论宣教运动整体对中国社会之变迁所产生的影响。

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这二百年来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与中国社会的变迁，从一种架起文化沟通之桥梁的角度来看传教士们那150年在中国的宣教活动，那么，我们对于宣教运动与中国社会的变迁就可以有一个更客观的看见。这也正是一些学者现在考察这个关系的角度。

基督教传教士和各差会通过办报刊、办学校、办医院以及社会服务等方式将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知识传入中国。特别是1900年到1920年的20年间，传教士一方面注重传福音以救个人灵魂，另一方面也将更多的工作放在对整个中国社会文化的影响上。他们的主观目的本是为了取得社会各阶层的支持，吸收更多的信徒，但在客观上却架起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促进了中国社会由古代向现代的转变。可以说，在中国社会的这种重大历史变迁中，宣教运动起到了最直接的推动作用。       

《杏花》：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你的意思是说出版、教育、医疗及社会服务是中国社会进入到现代的一些重要标志。如果是这样的话，传教士们在这些领域中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工作？比如先说出版吧。

孙长老：19世纪英美传教士创办的报刊，直接推动了中国现代报刊业的出现。其实早在1815年，马礼逊就在马六甲出版了期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这是传教士创办的以中国人为对象的第一份中文期刊。这份月刊80%以上的内容介绍基督教的教义，20%的篇幅介绍世界历史、自然科学方面的内容。1833年7月，德国传教士郭实腊在广州编辑出版《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这是传教士在中国境内创办的第一份中文期刊。据统计，英美传教士在19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的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先后创办了近170种中外文报刊，约占同时期我国报刊总数的95％。

传教士们出版书籍，进行文字事工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先进的印刷出版技术。中国传统的木版印刷效果不佳，且批量小、耗时长。为印刷圣经和其他宣教材料，传教士从西方国家引进了新式印刷设备。传教士经办的墨海书馆、益智书会、广学会等出版机构大都使用新式机器。这 些 新 技 术 新 机 器 的 使 用，对中国出版行业从传统转向近代影响很大。当然，基督教印刷出版机构在引进了西方 先 进 的 印 刷 机 器 的 同 时，也不能不采用西方出版业的组织和管理模式，注意对工人的培养，以及采用新式推销方法等，从而一改中国社会传统上木版印刷业一直以官刻、家刻、坊刻为主的面貌。可以说，中国新型印刷出版机构的出现，传教士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当然，我的意思也不是说一种机构或者新产业的出现就是中国社会走进现代的标志。印刷出版业的出现直接推动了人的思想观念的变化。可以说，正是传教士们所开办的出版机构，印出了第一批注定会改变少许中国仁人志士们的报刊和书籍。这些报刊和书籍成为真正意义上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

对当时人们思想观念有着直接影响的恐怕就是传教士们所办的刊物。比如当时流行的《万国公报》就大量刊登介绍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知识、历史和政治制度的文章，涉及教育、经济和政治改革的主张，对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人士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另外，多数基督教出版机构除了出版宗教类书籍，也出版非宗教类社会读物。出版的图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读物，如数理化、天文地理、军事、医学、植物学、历史、政治、法律等方面的书以及教科书等。在维新运动中光绪皇帝订购了129种书籍，其中89种是广学会出版的。孙中山也是在教会学校读到许多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和科学技术书籍，产生了学习西方、改造中国社会的思想。而像陈独秀、胡适这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也都受到这些书籍的影响。

《杏花》：说到书籍及人的思想观念的改变，恐怕就不能不涉及到中国现代化教育体制的出现了，这也与传教士们有关吗？

孙长老：客观地说，确实是传教士们带来了近代西方教育制度,早在鸦片战争前的1818年，马礼逊就在马六甲建立了英华书院。1830年,美国公理会传教士裨治文在广州创办贝满学校，收留几个穷孩子读书，这是近代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本土建立的第一所学校。在传教士看来这些孩童不仅可以作为他们布道的对象，也可成为传教助手乃至传道人，这是他们兴办教会学校的最初动因。但客观上，作为中国境内最早的西式学校，它们的出现打破了中国传统的封建教育体制的垄断地位，对晚清后中国教育体制变革具有长远意义。

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期正是中国社会急剧变革的时期，由于兴办实业以及与西方国家交往的需要，西学和西式教育逐渐获得越来越多中国人的认可。从1877年到20世纪初，出现了第一批教会中学以及教会大学。这些学校按西式教育模式，建立起正规的教学体制；世俗知识在教学中的比重大大增加，并开始强调“中西并重”。这些学校成为近代中国西式教育的开端。1900年庚子事件以后，传教士除了利用赔款恢复原有的教会学校以外，在各省又新开设了一些教会学校。比较出名的学校有：北平燕京大学、山东齐鲁大学、南京金陵大学、苏州东吴大学、上海沪江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四川华西协合大学。这些教会大学设有文、理、法、医、农、商、工、教育等学院。到1926年全国基督教教会学校增加到5000余所：大学16所、中学200余所、小学5000余所，共有学生30多万。与公立（国立、省立、县立）学校、私立学校相比，教会学校显然占据着最大的比重。

教会学校对于中国近代教育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体现在观念的改变上：教会学校学生来自社会各个阶层，更接近全民性的教育模式；教会大学是近代意义上的全面教育，即一定程度上强调德、智、体、美四育；教会学校开设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课程，开办专门学院培养翻译、外语、法律、医学和工程技术等专门人才，实现教育与社会生产和生活相结合；教会学校实行分科、分班和分年级教学，注重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及实验方法等。

《杏花》：真没有想到传教士的工作对近代中国的教育界产生如此深的影响。那么在医疗领域也是这样吗？

孙长老：最早把西方医学带到中国的是传教士。他们不仅造福了中国广大人群，而且把现代医疗事业引进中国，开创了中国现代医疗事业。早在鸦片战争前的1820年，马礼逊就邀请东印度公司的李文斯敦医生在澳门开设诊所，推行医疗事工。1835年，伯驾在广州创办博济医院，开始医疗传教工作。1838年，“在华医药传教会”在广州博济医院成立。这些诊所不仅医术好，还对贫穷的病人免费就诊或酌情收费，因此短时间内就吸引了众多中国百姓。此后，随着中国门户的进一步打开，基督教在中国陆续建立了更多的医院，比较著名的一些大医院除广州的博济医院外，还有北京的协和医院、济南的齐鲁医院、上海的同仁医院等。据1938年出版的《基督教差会世界统计》所载：到1937年为止，在华英、美教会所办的医院共有300所，病床床位数为21000张，另有小型诊所600处。教会医院不仅分布在沿海的通商口岸，也分布在许多内地省份。

除开设大量的医院外，教会还在整个社会中从事公共卫生教育工作，同时也发展医药教育事工，创办医学院校，培养医药人才，进行医学科学研究。基督教在教会学校中设立了专门的医学科或医学院，比较著名的如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广济医学专门学校、金陵大学医科、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北平协和女子医学校等。其中夏葛医学院——该学院初名广东女子医学校，1899年开办，是中国最早的女子医学校。在基督教与中国的医药卫生事业中，比较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协和医院.1861年伦敦会传教士骆克和在英国驻华使馆旁创设一间“施医院”,1864年由德贞医生接办，迁院址于米市大街，收学生数十人。1895年增设妇女儿童医院。1900年，义和团事件中医院被毁。1901年租房开诊，逐步恢复原有规模。1903年增设大药房。1905年开办协和医校，为中国当时层次最高的医学院校。

《杏花》：除了出版、教育和医疗领域，传教士们在中国的宣教活动还在那个方面比较深地影响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

孙长老：基督教在中国妇女问题上也作出了很大贡献.与中国社会漠视妇女的状态相比，早在19世纪下半叶，西方来华传教士就已开始用基督教的道德伦理来审视中国的妇女问题，宣传在上帝面前男女平等, 并强调婚姻关系中对妇女权益的保护，特别反对封建婚姻、纳妾、一夫多妻、娼妓及养家奴。缠足也是中国妇女受到的一个很大迫害。传教士发现，缠足陋俗残人肢体不仅与基督教道德不符，而且不利于女子走出家门进入教堂和学堂接受福音和教育。一些传教士率先在教会学校里发起反缠足运动。1874年，厦门的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加温倡议成立了厦门戒缠足会，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反缠足组织。

在努力改变中国妇女生存状况的同时，传教士和教会也推动近代中国女子教育的发展。在19世纪以前，中国女子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只能在家接受“三从四德”之道。她们被禁锢于狭窄的天地，对于外界一无所知。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女子教育始于教会女子学校。可以说，正是教会女子学校的兴起使部分女子打破闺门禁锢，开始接受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逐步走上自强、自立的道路。教会女校的毕业生遍布各个领域，成为中国第一代觉醒的女性。

三、对传教士在中国宣教运动的评价

《杏花》：你在前面把19 世纪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分为战前及战后两个时期，认为战前的宣教工作已经为战后的宣教工作打下了一定的基础。那么，传教工作与随后列强和中国的冲突就是一种偶然的重合了？

孙长老：从人的角度来看，是有一定的偶然性。我作这个区分只是想强调，传教士们作为一个整体，其在中国的宣教工作，从根本的宗旨、目的到做法都与其所在的民族国家利益有分别。他们在随后民族国家间的冲突中，并不是完全站
在民族国家的立场上。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传教士的宣教工作，并不需要他们站在自己民族国家或者文化优势的立场上，借着国家的强势，才能推进。至少我个人相信，凭着已经看到的多数传教士的牺牲精神，即便他们没有借助于那些不平等条约，基督教也一定会在中国传播开来。

不过，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个正确的角度观看的话，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与世界性现代化大潮的重合也有着必然性。这个角度就是：把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看作是神对中国的怜悯，而不是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先锋。历史上有很多国家都遇到过因与其他国家利益上的冲突所导致的战争，进而陷入可能有的生存之危机。在历史上，确有不少国家或者其文化因此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今天我们只能在博物馆中才能看到。但历史上也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就是希腊文化在公元5 世纪经历了蛮族入侵带来的毁灭性打击，但在一千年后却奇迹般地发生了文化复兴，并最终成为近代世界大潮的主流。如果仔细地考察希腊文化复兴的历史，我们会看到一个重要的事实：在希腊文化陷入到空前危机之前，神差派他的工人，借着马其顿传来的谦卑的呼声，进入到希腊文化圈中。借着在那里建立起来的教会及修道院，在日后蛮族入侵带来的社会重大变迁中，保留下了真理及文明的种子。

由鸦片战争开始的世界性现代化大潮对中国社会的冲击，使中国社会及其文化陷入到“ 三千年未见之大变局” 中，让中国社会经历到前所未有的危机。然而也正是在中国处于千年之大变局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不可思议的现象：这正是历史上传教士在华人数达到最多的时候，是整个基督教历史上宣教运动最为兴盛的时期。难道这是一种历史的偶然吗？人们常以罪人特有的扭曲或者颠倒的逻辑去看问题。因为人们经历了危机，并且在危机中有人注意到宣教，人们就以为传教士的宣教是危机的原因。其实正好相反，不是因为有宣教才有危机，而是因为有危机，所以才有神的怜悯与他仆人的宣教。而且神的怜悯常常是先行一步。如果我们不认为这些传教士们是西方文化的侵略者，难道我们从中看不到神的作为，特别是他对中国的怜悯吗？难道我们一点也感觉不到我们正在消费着他的怜悯，以及他借着传教士的宣教带给中国社会的祝福吗？作为一个中国人，难道我们不应该为这一点感恩吗？

《杏花》：你这么一说，让我有点眼目顿开的感觉。为什么我们过去接受的教育让我们很难看到这一点呢？

孙长老：过去我们看传教士在中国的宣教活动常常是从民族国家的角度去看，从国家利益或者文化冲突的角度去看。这当然是看待宣教运动的一个角度，但也有其他的角度。反思这段历史，我想大概可以有这样三个角度：国家利益的角度，文化交流的角度以及神的作为的角度。第一个是政府机构看这段历史的角度；第二个是学者们看这段历史的角度；而第三个则应该是教会回顾这段历史的角度。前面两个角度我们经常提到，但第三个角度我们刚刚才看到。中国教会如果只是从前两个角度来反思传教士在中国宣教的历史，这表明她还没有站在普世教会的立场上。

基督教本质上是一种普世性的宗教。在这个意义上，它并不完全属于某些（西方）国家，也不完全属于某种（西方）文化。基督教信仰可以“ 道成肉身” 进入到任何一个文化形态中。在这个意义上，闻道无先后。中国教会作为普世基督教会的一部分，她看此问题的立场应当与民族国家的立场有别。而如果我们把那些来中国的传教士也看作是大公教会的一部分，那么我们也不应该把他们的作为与他们的民族国家利益混为一谈。当然，不排除个别的传教士在某些时期或某种处境下会站在自己国家的立场上，但对于传教士整体而言则很难这么说。多数的传教士，尤其是那些没有名气，或许只有神知道他们名字的传教士，历尽艰辛来到中国，并把生命献给这块土地，这主要是神呼召的结果。因此我们从他们身上看到的更多地是神的工作。我们不仅当以感恩的心来领受，也要看到神借他的仆人把他的恩典延续到他所怜悯的这一群人上所显明出来的召命。总之，我们的感恩与敬畏来自于我们这样的一个看见：基督信仰借着传教士进入并扎根于中国，有神对中国的怜悯，有他对这块土地美好的旨意及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