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听说昂山素季，是在上初中的时候。那是上世纪80年代末，短波收音机有些像10年后开始流行的互联网，大约是生活在小地方的人了解外部世界最便捷的窗口。

那两年，虽然通过短波听说的不止昂山素季这一个在中国还很陌生的人名，但这个名字却似乎是最特别的。听起来有些像日本人的名字。而每当这个名字从收音机中传出，所发生的事情却让人想起中国和东欧。在这方面，昂山素季和她所在的缅甸引起世界的关注要更早一些，是1988年。

尽管有高考的压力，自己的学习成绩也不算好，高中的三年却仍然会继续收听短波。昂山素季的名字也就没有淡忘。非常意外的是，在这样的中学生活结束时，竟然也能升入大学，而且是去距离家乡千里之外的大城市攻读跟收听短波有关的专业——英语和国际新闻。

一转眼就要上大二了。学校的老师通知我们，有一个会议将在新学期开学前后召开，我们需要去做志愿者。这个会议叫做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是联合国也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际会议之一，有来自全球将近两百个国家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四万多人参加。

我被分到了非政府组织的会场，给与会者做一些基本的翻译。没有想到的是，在这个非政府论坛的开幕式上，做主旨发言的是昂山素季。那大概是我第一次看到她的样子，像中国南方的少数民族。

昂山素季本人并没有来到会场。人们通过会议的大屏幕观看她的演讲录像。她在演讲中解释了不能到场的原因。原来一个多月前，也就是1995年的7月，她刚刚被缅甸政府释放，结束了将近六年的被软禁在家的生活。她可以选择参加这个会议，然而一旦离开缅甸，她就可能因为缅甸政府的拒绝再也不能回到她的祖国。她说，她需要留下来继续为那些还没有自由的同胞工作。

之后的大学生活，偶尔会从短波收音机继续听到关于昂山素季的新闻。她被释放后的行动仍然受到限制。那几年，我开始寻找一些书，想知道包括昂山素季在内的一些人所追求的自由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阅读的范围大多集中在西方和中国，对于缅甸一直没有机会专门关注过。

大学就这样过去了。曾经尝试过进入非政府组织做自己想做的事，但发现难度比想像的大。看起来是非政府组织，实际上还是政府的。虽然不得已，因为对英语和国际新闻的喜爱，还是在国家电视台的英语新闻开始了记者的工作。在那里，了解世界的方式要比短波收音机丰富得多。尽管有诸多的限制，但对于刚刚离开校园的年轻人，在这样的环境也许仍然可以学到很多。

2002年5月初的一天晚上，我从一位同事那里接到一条新闻。昂山素季再次获得释放，结束了为期19个月的第二次软禁。这位同事负责当晚新闻节目的编排。我问她这条新闻是否可以播出，她说似乎可以。我有些不太确信。在当时我的印象中，可能除了1989年以前的一段时间，中国的官方媒体还从来没有专门报道过昂山素季。

后来已经不记得这条新闻的电视素材是路透社还是美联社传来的。在国际新闻方面，这两家通讯社是世界各大媒体最常采用的来源。记得的是，我在撰写新闻稿、编辑新闻画面以及朗读这条新闻的时候都有着意外的感受。没想到，自己正在记录的这个人是从小时候开始听说而且从此关注的一位被中国媒体几乎避而不谈的新闻人物。

那天晚上，这条新闻播出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在新闻管制方面发生了重大的改变，虽然在之后的几年，昂山素季的名字逐渐出现在中国的一些媒体上。昂山素季的再次被释放也没有表明缅甸的政治状况有了根本的变化。2003年，昂山素季第三次遭到软禁，直到2010年10月13日才重新获得自由。从1989年7月20日首次被软禁起，昂山素季在长达21年的时光中大部分生活在被限制行动的环境中。

在昂山素季最近一次被释放的时候，我已经离开国家电视台五年了。在这五年当中，看到过她的一本书，《免于恐惧的自由》（Freedom from fear），是当时在联合国工作的朋友从泰国买来的。这位朋友去过缅甸出差和工作过，但没有见过昂山素季。在这本书中，我第一次看到昂山素季和她的丈夫以及两个儿子的照片。她的丈夫名叫米迦勒·阿里斯（Michael Aris），一位研究不丹和西藏的英国学者。《免于恐惧的自由》是阿里斯在昂山素季第一次被软禁的时候帮助整理出版的。阿里斯在1991年9月完成这本书的序言。一个月后，他得知妻子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在那时，我还没有真正专心去读昂山素季的这本书。直到她这次被释放一年多之后，一个有些偶然的机会才让我感到需要抽出一些时间，尝试梳理一下跟昂山素季和缅甸相关的一些历史。那是2012年6月底的一个晚上，《杏花》杂志的一位同工在选题会上提及昂山素季。那晚的聚会之后，有些遥远的记忆一点点苏醒过来。

接下来的十多天，我通过互联网和国家图书馆找到一些有关的资源，包括《免于恐惧的自由》在2010年的新版本，以及昂山素季的书信集《缅甸来鸿》（Letters from Burma），她的访谈和传记，还有缅甸的历史。2012年4月，昂山素季当选缅甸联邦议会议员。从2012年5月到7月初，昂山素季访问泰国和欧洲，这是她在1988年回到缅甸后第一次出国。在回国之后，她开始出席联邦议会的活动。同时，很多与昂山素季一样被关押的人开始获得自由。在这一段时间，一些关于昂山素季和缅甸的细节通过世界舆论的广泛关注更多地显现出来。

1945年6月19日，昂山素季出生在缅甸最大的城市仰光。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的时候。一个多月前，仰光还在日本的控制之下。昂山素季的父亲昂山，是缅甸独立运动的领袖。然而在1948年缅甸独立的几个月之前，32岁的昂山和他的几位临时内阁成员遇刺身亡，其中包括昂山的长兄。行刺的幕后主使被认为是吴素。吴素曾经在1940—1942年间担任缅甸总理。他被查出是这次刺杀行动的主谋，后被判处死刑。

两岁的昂山素季跟着母亲和两个哥哥生活在一起。几年之后，昂山素季的二哥溺水身亡，不到10岁。昂山素季后来回忆，她二哥的离去对她的影响比父亲的去世更大。

与大多数缅甸人一样，昂山素季的一家主要信奉佛教。佛教在公元前就传入缅甸，后来逐渐成为这个地区主要的宗教。然而，昂山素季在童年和少年时上的学校却都有基督教会的背景。从5岁到13岁，她在一所天主教方济各会建立的学校上学。之后读书的中学是循道会在1882年创办的英语学校，被一些人认为是当时缅甸最好的中学。

选择有基督教会背景的学校似乎跟昂山素季的外祖父有关。昂山素季的外祖父原先家庭信奉的是佛教，妻子也是佛教徒。但在克伦族朋友的影响下，他在基督教浸信会受洗。在缅甸，基督徒的比例估计不到5％，大部分集中在少数民族。克伦族就是其中之一，基督徒的比例大约是15％，其余多是佛教徒。昂山素季一家主要是缅族，这是缅甸人口最多的民族，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二以上。

在昂山素季外祖父的10个子女中，有两个儿子是基督徒，有四个女儿在浸信会创办的女子学校就读。昂山素季的外祖父很看重社会关怀。包括昂山素季母亲在内的三个女儿都曾受到这方面的影响，她们选择了当时缅族人很少涉足的护士专业。在缅甸独立后，昂山素季的母亲做过社会福利部的首任部长。

在此之后的教育中，昂山素季继续在有基督教会背景的学校读书。1960年，15岁的昂山素季跟随母亲移居印度。那时的缅甸还没有发生军事政变。她的母亲被缅甸政府任命为驻印度大使。昂山素季转入新德里的一所教会女子学校，这是来自法国的天主教会在1919年创建的。之后她在德里大学新成立的女子学院读政治学。在这个时期，昂山素季开始形成喜爱读书的习惯。也是在这时候，她开始听说印度政治领袖甘地和他的非暴力思想。

但是，根据昂山素季一位同学的回忆，德里大学女子学院的课堂上几乎不讲授印度人的政治学，更多的是霍布斯、洛克、休谟关于自由的学说。学院的生活比较丰富。昂山素季担任过辩论协会的主席。她还将莎士比亚的悲剧《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改编成喜剧，她演的是男主角安东尼。这位同学说，别人认为普通的东西，昂山素季却从中看到幽默。多年之后，昂山素季在访谈中承认，幽默感的确是她得以生存下来的重要帮助之一。

在印度的四年，昂山素季还学习了弹钢琴。在后来被软禁在家的岁月，弹钢琴成了她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她家附近，人们可以从听到钢琴声来判断她还活着。她喜欢莫扎特、贝多芬、巴赫，以及被称为现代钢琴之父的克莱门蒂。她喜爱音乐，感到音乐比文字似乎更能够超越国界的限制，在被监禁的时候常常想学习作曲。在印度上学时，昂山素季也学习过骑马和日本插花艺术。在这期间，昂山素季认识了后来做过印度总理但是被刺身亡的拉吉夫·甘地。这个甘地家族与以主张非暴力著称的甘地关系密切，但不是一家。拉吉夫·甘地的母亲是同样担任过印度总理同样被刺身亡的英迪拉·甘地，他的外祖父尼赫鲁是印度独立后的首任总理，跟昂山素季的父亲有过交往。

1964年，昂山素季离开印度，前往英国。考虑到近代以来英国对印度的重大影响，有条件的年轻人从印度去英国留学是很自然的事。甘地曾经在伦敦大学读书，尼赫鲁和拉吉夫·甘地在剑桥大学，英迪拉·甘地在牛津大学，英迪拉·甘地的丈夫费罗兹·甘地在伦敦经济学院。昂山素季进入牛津大学的圣休学院继续本科的学习。圣休（St Hugh）是12世纪英国的一位圣徒，担任过林肯教区的主教。昂山素季读的是一个跨学科的专业，叫做“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Philosophy, Politics and Economics，简称PPE）。这个专业起源于上世纪20年代的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Balliol College）。与现代大学普遍注重专业教育不同，这个跨学科的专业继承了英国古典通识教育的传统。很多毕业生从事政治和传媒的工作，其中不乏首相、总统、部长、议员和评论家。

然而，昂山素季并不喜欢这个专业，她在1967年的毕业成绩只被评为中等偏下的三等。她想学英语文学甚至是林业，但都没有申请成功。多年之后的2012年6月20日，昂山素季在接受牛津大学民法学荣誉博士学位的典礼上讲到这一段历史。在她的记忆中，并没有关于专业的学习，而是听起来有些闲散的校园生活：与朋友坐船旅游；在学校的草地上读书；在图书馆，眼睛不是盯着书本，而是望着窗外。不过，在那个西方历史上以所谓鼓励人性解放著称的上世纪60年代，昂山素季的大学生活是保守的。在《免于恐惧的自由》中，她的一位同学曾经记录过这样一段对话：“一位大胆的女孩问她（昂山素季）：‘但是难道你就不想跟别人睡觉吗？’ 这迎来的是一个愤慨的回答——‘不！我决不会跟我丈夫之外的任何人上床。现在，我要抱着我的枕头上床睡觉了。’ 这引来了一阵哄堂大笑，而其中大部分是嘲笑。”

比起这一切，牛津的国际化氛围对昂山素季的影响要大得多。她大约是当时唯一在牛津读书的缅甸学生，她的同学来自世界各地。在这样的环境中，昂山素季认为自己在牛津学到最重要的不是书本上的知识，而是对人类文明中最好的那部分的尊敬。她认为最好的人类文明不是某些地区所特有的，而是来自世界各地。但是她强调，是牛津帮助她形成了这种尊敬。她说，对于牛津的记忆给她后来应对各种挑战提供了最重要的内在资源。在昂山素季看来，人们可以通过学习将那些不那么好的部分变成好的。她认为自己在被软禁的年月面对关押她的政府就是抱有这样的想法。

其实，从小时候在西方传教士建立的学校上学到跟随担任大使的母亲去印度学习，昂山素季就已经开始生活在国际化的环境中。牛津之后，她没有选择回到缅甸，而是去了更远的地方。1969年，她去到纽约，住在一位名叫Ma Than E（没有查到正式的中文译名）的联合国官员的家里。Ma Than E是缅甸人，1908年出生在缅甸的一个浸信会基督徒家庭。她曾经是上世纪30年代最为缅甸人所知的歌唱家之一，也在英国学习过，后来嫁给了一位奥地利的纪录片导演，长期在海外生活。她是昂山素季父母的好朋友。1947年初，昂山访问伦敦，与英国政府就缅甸独立的问题进行谈判。Ma Than E当时在英国，给昂山一家买了礼物，其中给昂山素季的是一个大玩具娃娃。多年之后，昂山素季仍然保留着这件礼物。在《免于恐惧的自由》中，收录了Ma Than E的一篇文章，就有对这段历史的回忆。

昂山素季打算在纽约大学跟随一位研究缅甸问题的教授进行研究生阶段的学习。但是根据Ma Than E的记述，她的家距离纽约大学很远，除了要坐很长时间的公共汽车，还要步行经过一段治安状况不好的路段，这对于昂山素季很不方便。相比之下，Ma Than E的家离联合国总部大楼只需步行五六分钟。她鼓励昂山素季申请联合国的工作。经过面试和一段比较漫长的等待后，昂山素季被录取了，开始在一个做行政和预算评估的部门工作。接下来的三年，Ma Than E经常带着昂山素季参加各种聚会，包括去当时担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吴丹家。吴丹是缅甸人［吴不是姓，而是尊称，相当于“先生”；丹是名；缅甸人一般没有姓，只有名。比如昂山素季（英语拼作Aung San Suu Kyi）中的昂山并非姓氏而是名，来自她的父亲，素是祖母的名字，季是母亲的名字。海外还译作昂山素姬、翁山苏姬、昂山舒吉、翁山淑枝］，他在年轻时就与缅甸独立后首任总理吴努关系密切，担任过吴努的顾问以及缅甸常驻联合国代表。

在纽约和联合国总部的生活，让昂山素季从工作的角度对国际政治有了初步的了解。到了1972年，她的国际视野获得了进一步拓展。这年的元旦，她在伦敦结婚。新郎是几年前在牛津认识的英国人米迦勒·阿里斯。之后，她跟随丈夫去了不丹，一个位于喜马拉雅山上夹在印度和中国之间的国家。当时，阿里斯担任不丹王室的家庭教师。因为有在联合国的工作经历，昂山素季在不丹外交部找到了工作。仅仅在一年前，不丹在印度的协调下刚刚加入联合国。
1973年，这对新婚夫妇回到英国，他们的大儿子降生。阿里斯在伦敦大学读博士学位，后来在牛津大学从事研究。1977年，他们的小儿子出生。这几年，昂山素季主要的经历花在家庭上。她原来在牛津的同学经常可以看到她骑着自行车往来于住处和市场之间，车子上挂满了装着廉价蔬菜水果的塑料袋。除了养育两个孩子，她的家里常有很多客人来访，这使得昂山素季每天的家务压力很大。

即使如此，昂山素季继续按照自己的兴趣学习。等到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多了一些后，她向圣休学院申请读第二个学士学位，专业仍然是她在上学时喜欢的英语文学。作为申请材料，昂山素季写过两篇关于《奥赛罗》的评论文章。她的同学安·帕斯特纳克·斯莱特（Ann Pasternak Slater）是《日瓦戈医生》作者的侄女，在牛津大学担任过文学教职。她说昂山素季的评论有英国作家简·奥斯丁的风格，既严肃又幽默。

但是，昂山素季的这次申请仍然没有成功。她开始自学日语，用于准备写一篇关于她父亲的传记。在领导缅甸独立运动的过程中，昂山跟日本的关系一度非常紧密。为了赶走英国殖民者，他曾经借助日本的力量。但是在日本宣布缅甸独立之后，昂山发现缅甸却在日本的控制之下，他继而又与英国联合与日本作战。1984年，昂山素季关于他父亲的传记由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出版社出版，作为“亚洲领导人”的系列之一。这本书只有42页，是昂山素季最早发表的作品，后来成为《免于恐惧的自由》的第一篇。

1985年，昂山素季带着小儿子去日本，在京都大学的东南亚研究中心做了一年的访问学者，继续研究她父亲在日本的生活。接下来，她与丈夫一起在印度的一家研究所工作。1987年，她被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学院录取，开始攻读博士学位。在这期间，昂山素季写了几篇关于缅甸的文章，主要涉及缅甸历史、英国殖民时期缅甸和印度知识分子生活的比较以及缅甸的文学和民族主义。对于不了解缅甸的国外读者，这些用直白清晰的英语写成的文章是很好的入门读物。如果按照这样的道路走下去，昂山素季似乎要过平静的学者生活。

这一切，在1988年3月的最后一个晚上改变了。那天晚上，在牛津的家里，阿里斯夫妇的两个小孩都睡着了。昂山素季和丈夫还在读书。这时电话铃响了。昂山素季拿起电话听筒。等放下电话，她已经开始准备行李。一旁的丈夫，有一种预感，他们的生活将永远不再一样。两天之后，阿里斯的妻子已经在万里之外的仰光。电话是从缅甸打来的，说她的母亲得了严重的中风。昂山素季赶过去是为了照顾母亲。三个月后，因为得知母亲的状况不会好转，她把母亲从医院接回位于仰光大学附近的家里。等到两个儿子的夏季学期结束，阿里斯带着他们到仰光跟昂山素季团聚。

1988年12月27号，昂山素季的母亲去世。然而，昂山素季并没有因此回到牛津。她本来应该继续已经开始撰写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关于缅甸文学。她在缅甸开始了另外一份工作。她加入了一场争取自由和民主的运动。在她还没有赶到母亲的病床边之前，缅甸已经处在这场运动当中。自1987年9月，就已经陆续有大学生、佛教僧侣、工人参加的游行，抗议政府新颁布的经济政策。后来，抗议的范围扩大到反对政府武力镇压游行和政府的一党专制。1988年7月23号，缅甸军政府的最高领导人奈温辞职。奈温年轻时曾经跟随昂山素季的父亲参与缅甸独立运动。缅甸独立后，他成为缅甸军队的领导人。从1962年领导军事政变开始，奈温一直掌握政府的最高权力。奈温虽然辞职，他的继任者没有改变原先的做法。

在把母亲接回家后，昂山素季的家开始成为这场自由民主运动的中心。昂山素季向前来访问的各界人士介绍与人权有关的基本观念。8月15日，昂山素季向政府发出公开信，呼吁建立一个独立的协商委员会，为举行多党选举做准备。根据当时国际媒体的报道，在此之前，尤其在8月8号前后，已经有为数众多的人在抗议活动中丧生。8月24号，昂山素季在仰光总医院门前发表了第一次公开演讲。两天之后，几十万人聚集在著名的仰光大金寺佛塔前。在丈夫和两个孩子的注目下，昂山素季在演讲中解释了她为什么加入这场运动。从1988年8月到1989年7月，昂山素季在仰光和全国各地进行了大约一千次的公开演讲。只有这一次是她将事先准备的讲稿拿在手上。

昂山素季说，这场争取自由民主的运动已经不仅仅跟政治有关，而是全体缅甸人关心的危机。她把这个全国危机称为争取缅甸独立的第二次努力。她说，作为争取缅甸摆脱外国控制的独立运动领导人的女儿，她不能对现在发生的一切无动于衷。她回应了有人对她国籍身份的质疑。她承认自己多年在海外生活，自己的丈夫也是外国人。但是她认为自己没有因为这些而减少对祖国的热爱。在三年后首次出版的《免于恐惧的自由》的序言中，阿里斯说，昂山素季没有因为嫁给他而放弃缅甸的国籍和护照。

昂山素季反复在演讲中说，这场运动的目的是通过自由公正的选举实现多党治理的民主政府。这一点已经在此前的游行中表达出来。不仅如此，早在1948年缅甸独立之后到1962年军事政变之前，缅甸就举行过几次由多党参加的选举。而在1962年之后，类似1987—1988年的由学生率先发起的抗议活动也发生过多次。昂山素季的不同在于，她在演讲中特别强调通过非暴力的方式实现自由和民主。在以后的演讲和访谈中，昂山素季更多地从效果而非道德的角度解释她为何选择非暴力的途径。她认为，以暴力为手段造成的伤害远远比非暴力大得多。但是，她不认为非暴力是唯一的选择。她借用甘地的话说，如果只剩下暴力和懦弱，她会选择前者。

在这个意义上，昂山素季对军队本身并不反感。她告诉听众，她的父亲昂山不仅是缅甸军队的主要建立者，在生前还曾经表达过关于军队存在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国家和民众，因为这样的目的，军队应该得到民众的尊敬，而如果民众开始憎恨军队，那么军队存在的理由就是徒劳的了。

昂山素季说，她对军队并不感到恐惧，而是有一种亲近感。这不仅是因为他父亲的缘故，也在于她小时候常常得到士兵的照看。她说，她不希望看到她父亲帮助建立的军队跟爱戴她父亲的民众之间有任何的裂痕和争斗。她在演讲中呼吁军队成为民众信任的军队。同时，她也劝说民众忘记仇恨。同时，昂山素季也从他父亲那里寻求资源，阐释民主和自由对于缅甸的重要性。她说，她父亲在生前曾经提醒缅甸不要走德国和日本的道路，民主是与自由匹配的意识形态，是缅甸应该争取的唯一的治理形式。

在演讲中，昂山素季重申最多的词是自律和团结。她告诉听众，缅甸民众应该向世界表明，他们是能够做到自律和团结的民众。在演讲中，她请求参加集会的人为那些失去生命的学生静默一分钟。她请求与会者在这一分钟争取做到完全的静默。对于第一次在如此众多的人面前演讲的昂山素季，她也许看到了冲动和纷争的危险。她的父亲和独立之后的缅甸就是类似危险的受害者。她提醒几十万与会者，他们所珍视的目标还未达到，因此有必要提前考虑到底需要做些什么才能实现他们的想法。她说，民众的力量在一天天增长，而这种在增长的力量恰恰需要自律才能结出有益的果实，民众的力量如果达到了顶峰，民众应该极其小心不至于对那些相对弱小的力量构成压制。她强调，民众应该清楚地表明他们有能力做到宽恕。

这次演讲帮助缅甸人开始更多了解昂山素季的背景和想法。她也回答了有些学生对她的质疑。有些学生问她有哪些政客站在她的幕后。他们担心政府通过操纵没有政治经验的昂山素季来控制学生。昂山素季说，她的背后没有任何政客。当然，对于这样的质疑，光靠口头上的否认和解释是远远不够的。不过，在这之后，昂山素季越来越成为这场运动的领袖。到了1988年9月，随着军政府废除宪法而且继续对抗议者实行武力镇压，昂山素季和她的支持者建立了新的政党——全国民主联盟。这个政党在1990年5月缅甸政府允许举行的议会选举中赢得了大多数的议席，但是没有得到政府的承认。在1989年9月之后的几个月，昂山素季不顾政府的禁令，访问缅甸各地，她和全国民主联盟为更多的人所知。那时，她的丈夫和孩子都已回到牛津，她尽可能地给他们写信。但是阿里斯说，相比较而言，媒体的报道可以帮助她的家人更快地得知最新的情况。

1989年7月20日，阿里斯从新闻上听说他的妻子被缅甸政府软禁在家。当时，两个儿子正在昂山素季的身边，这是他们在过去的一年之内第三次从英国回到缅甸。阿里斯因为自己父亲刚刚在苏格兰去世而未能与他们同去。他很担心妻子和孩子的状况，当他发现护照上缅甸的签证还没过期，就立即坐飞机去仰光。等飞机降落，阿里斯看到停机坪上有很多士兵。下飞机后，他很快被带走。本来跟他联系的英国使馆官员没有能够找到他。在接下来的22天，外界大都不知道这位牛津大学的学者倒底去哪里了。英国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英国政府和欧共体（欧盟的前身）通过外交途径询问阿里斯的下落，但都没有结果。

阿里斯后来说，这三个星期发生的故事可能需要写一本书。那是他和家人经历的最大的一次危机。简单来说，阿里斯被一位缅甸军官带走，这位军官要求他只要不跟使馆以及任何与政治有关的人联系，他就可以去见妻子和孩子。阿里斯答应了对方的要求，因为他认为自己的唯一目的就是见到家人。那位军官把阿里斯送到昂山素季的家。在门口，他难以想像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进门后，他发现妻子在绝食，已经是第三天了。她上一次吃饭是在7月20日的晚上，也就是被软禁的当天。她唯一的要求是，允许她跟那些从她家被带走的年轻人一样被关押在监狱中。直到8月1号，军政府的人过来向她保证，那些年轻人不会遭受酷刑，案子会通过合法程序办理。在这12天中，昂山素季只喝水，瘦了5公斤多。阿里斯说，她和身边的两个孩子都很平静。她读书，跟阿里斯和孩子说话。在昂山素季结束绝食的11天之后，军政府允许阿里斯跟英国使馆官员见面。

昂山素季的身体逐渐恢复。紧张的气氛也有所缓和。两个孩子还跟看守的士兵学习武术。在这些天，阿里斯没有像妻儿那样平静。即使如此，在阿里斯后来的描述中，这是他们多年的婚姻当中最幸福的时光之一。对于阿里斯来说，相比在局外的时候，跟妻子一同身处这样特别的环境当中让他踏实了许多。当9月份牛津新的学期即将到来，他带着两个儿子再次返回了英国。对于这一年多来发生的一切，他并不感到突然。其实，他不是在1988年3月31号的晚上才有了那个预感。

早在谈恋爱的时候，昂山素季就多次跟他说起未来的可能。在1972年元旦结婚之前的八个月当中，还在纽约工作的昂山素季给当时在不丹的阿里斯写了187封信。昂山素季反复向阿里斯提出一个请求，就是一旦缅甸需要她回去，她希望阿里斯能够帮助她履行这个义务。阿里斯答应了这个请求，但是他希望这个时间最好来得晚些。尤其是他们结婚生小孩之后，他希望这个时间的到来在孩子长大成人以后。当这个时间真的到来的时候，阿里斯感到还是早了些。在《免于恐惧的自由》的序言中，阿里斯曾经这样解释：“但是命运和历史似乎从来都不是以井井有条的方式进行的。时间的安排难以预测，并不等待方便的时候。不仅如此，人类历史的法则太不确定，根本不能用来作为行动的基础。”

从昂山素季当年的信件看，她也害怕这个时间的到来。因为他们安静的家庭生活会受到破坏，任何的分离都是一种折磨。但是，她又相信如果他们相爱，这样的害怕是没有意义的。在其中一封信中，她这样写道：“如果我们像现在这样尽我们的可能彼此相爱和珍视对方，爱和怜悯最终会获胜。” 由于没有看到他们之间更多的信件往来，不知道昂山素季和阿里斯关于这个问题是否还有更多的讨论。

不过，单从昂山素季在1971年的八个月当中写了187封信这个数量，大约可以看出她在婚前跟阿里斯进行了频繁而深入的交流。到了他们结婚16年后的1988年，这个问题的解决看起来已经顺理成章。在这16年当中，他们虽然在海外生活，但回缅甸的次数却很多。作为研究这一地区的学者，阿里斯对妻子的态度看起来是很认同的。1991年首次出版的《免于恐惧的自由》本身可能是目前可以找到的最公开直接的证据。

在1989年9月2号离开仰光之后，阿里斯被缅甸政府拒绝再次回到昂山素季的身边。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阿里斯将昂山素季的文章和演讲整理出来，对每一篇都做了背景的介绍。他在序言中表达了对妻子的感谢，不仅是因为昂山素季在多年当中承担了主要的家务，以让他安心做研究，还在于昂山素季的思考和陪伴对他理解喜马拉雅地区提供了新鲜的视角。按照2011年上映的电影《昂山素季》（The Lady）的编剧利百加·弗雷恩（Rebecca Frayn）的理解，阿里斯对昂山素季的支持是回报妻子多年来对他和整个家庭的付出。这样的支持一直到1999年3月27日，阿里斯在这一天度过了他53岁的生日。他在这一天因病去世，距离他最后一次去缅甸见到妻子已经有三年多的时间。

在丈夫去世13年之后的2012年6月，昂山素季才得以回到牛津。她去看了丈夫安葬的地方，一处乡村教堂的墓地。这也许是遵照英国当地的风俗，而跟信仰没有直接的联系。阿里斯和昂山素季都是佛教徒，他们当年在伦敦的婚礼就是按照佛教的仪式举办的。1986年，他们的两个儿子回到仰光时，参加了剃度为僧的仪式。这是短暂的出家，几乎是缅甸每个信奉佛教的家庭当中即将成年的男性都需要经历的。

根据阿里斯的记述，昂山素季在被软禁时常常背诵佛经。在《免于恐惧的自由》中，人们也会看到昂山素季在为缅甸呼吁实现自由民主的时候经常以佛经中的教导为基础表明自由和民主并非外来的价值观。不仅是昂山素季，在贯穿几十年的反对军政府专制的运动中，也可以看到缅甸僧侣的身影。在近来，最为国际社会所知的大概是2007年九十月间的那次。那年的9月22号，僧侣们游行到仍然被软禁的昂山素季的住处，呼吁政府释放昂山素季。

在人们的印象中，争取自由民主的观念似乎很少跟佛教联系在一起。在佛教的历史上，类似昂山素季和缅甸僧侣的举动很难说是常见的现象。即使在缅甸的佛教界，参加反对独裁政府的僧侣也不是多数。在一本1996年以法语出版的名叫《反抗之声》［La voix du défi，1997年的英文版名为《希望之声》（The voice of hope）］的访谈录中，昂山素季对这个现象进行了解释。她说，人们会将精神的自由跟社会、政治的自由分离开，不仅在缅甸是这样，很多国家都是如此，不仅是佛教徒占多数的国家。

昂山素季倾向于把精神自由和社会政治的自由看成不可分离的整体。她认为，真正的佛教徒不是仅仅做念经、冥想、祈祷这样的事就可以了，还需要真正做到慈悲和怜悯。昂山素季说，很多缅甸人的佛教信仰是继承式的，信仰没有进入人的心中。在这个意义上，缅甸在历史上不乏专制统治也就不奇怪了。包括古代的君王和现代的军事独裁者都可能自称是佛教徒，那些执行命令镇压民众的士兵很多也可能是。顺着这样的思路，昂山素季承认，她参与的这场争取自由民主的运动绝不仅仅是关乎社会和政治制度方面的，而是“精神的革命”。这也是《免于恐惧的自由》当中那篇同名文章表达的观点。

到这里，人们可能从昂山素季的个人历史中看到自己所在生活环境的影子。从昂山到昂山素季，缅甸近一百年的历史跟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很多国家所经历的相似。当然，每个国家和地区的具体情况有各自的特点。但是，每个地方都多多少少经历了昂山素季所谓的两种意义上的独立运动。第一个是摆脱外国控制上的，第二是摆脱国内专制上的。这两个运动大概不是以完全先后的顺序进行的。但大体上，摆脱外国控制是这些地方在20世纪中叶之前的一个焦点。在这个目标实现之后，国内治理的问题也就自然地凸显出来。

在如何解决这两个独立的问题上，昂山和昂山素季虽然所处的年代不同，他们的做法却有一致的地方。他们一方面从海外学习他们认为有用或好的精神资源（昂山曾是缅甸共产党的建立者之一，但后来的思想不限于马克思主义；他在1940年到过厦门，想跟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联系，但没有结果，转而去了日本），一方面也立足于本土从他们所在的传统中开发他们认为有用和好的部分。这使得他们既有广泛的海外联系，也有本土的有力支持。然而同时，他们分别所遭遇的却是极大的挑战，不管是昂山在独立前夕的遇刺身亡还是他女儿被长期软禁。

他们的区别在于，到了昂山素季这一代，她可以在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中有更长时间的学习和预备。相比父亲，昂山素季有条件开始深入到牛津大学和联合国总部这样的地方了解西方和国际社会的运作。不仅如此，她在印度、阿尔及利亚、不丹、日本这些有不同文化背景的环境下学习、工作或访问过。从15岁到42岁，她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本土之外，她的丈夫是在古巴哈瓦那出生并且研究亚洲的英国学者（阿里斯的父亲是英国驻古巴使馆文化教育处的官员，外祖父是加拿大驻古巴大使）。这样的经历不仅在缅甸人中是少有的，在世界各国中恐怕都不多见。然而在这方面，甘地早有相似的经历。他不到19岁去英国留学，后在南非工作，直到45岁才返回印度。

从这个角度，人们可以看到昂山素季已经不是一个在相对原生环境下生长的缅甸人。在被软禁的岁月，她长年的一个习惯是，通过短波收音机，每天花几个小时收听英国广播公司向世界播出的英语节目（BBC World Service）。她在佛教信仰方面的认识和做法其实跟大部分的缅甸人差别很大。她将她所认同的佛教称为“engaged Buddhism”。“engaged”是参与的意思，有些人将此译为“入世佛教”。信奉这种佛教的人认为，佛教信仰不能停留在口头和仪式上，应该按照具体的情况通过行动关怀他人。而且，昂山素季认为，不仅佛教有慈悲的观念，她所知道的其他宗教也都有。她举例，基督徒说：“神就是爱”，也说：“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在她看来，这里的“完全的爱”跟佛教中的“慈悲”是一样的。

不过，“入世佛教”的说法不是从昂山素季开始的。一般认为，是法籍越南人释一行（Thich Nhat Hanh）在1967年出版的一本书中首先使用了这个说法。释一行出生在1926年的越南，后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学习比较宗教专业，在哥伦比亚和康奈尔大学讲授过佛学，后加入法国籍。他因为参与呼吁停止越南战争，在1973年被越南禁止入境，禁令直到2005年解除。美国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曾经在1967年提名他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

在入世佛教的历史上，可以看到对基督教外在形式的模仿。早在昂山素季父亲之前的那一代缅甸人中，就有这方面的例证。1906年，一些仰光学院（仰光大学前身）的毕业生仿效基督教男青年会（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成立了佛教男青年会（Young Men’s Buddhist Association）。基督教男青年会创立于1844年的伦敦，最初致力于帮助在伦敦工作的青年人通过一起读圣经和祷告远离诸如酗酒、赌博、情欲的诱惑。相比之下，仰光的佛教男青年会是缅甸在1885年完全成为英国殖民地后第一个致力于恢复缅甸独立的组织。昂山素季在关于缅甸历史的文章中不止一次提到这个组织和所受的影响。不仅如此，她在访谈录《希望之声》中表达过对基督教会的看法。

她说，跟佛教相比，基督教的一个特点是每周都有至少一次的聚会，而且，人们常常在一间教会长期聚会下去，会众彼此比较熟悉，这样的凝聚力会很强。她进一步指出这个特点与她所关心的自由民主的联系。她强调，每周聚会的固有方式使得基督徒形成的政治活动更有效率，也很自然。她说，如果佛教徒这样聚会，缅甸政府的情报部门就会很警觉。昂山素季的这个观点与佛教男青年会的思路相似，都是看到了基督教的外在形式和由此产生的社会功用。

问题是，这看起来与昂山素季想要实现的 “精神的革命”还相距很远。按照昂山素季的思路，“精神的革命”应该是深入到人们的思想和价值观内部的变革，是关系到整个世界秩序的改变。从昂山素季对于这个层面的分析看，她大概依然把希望寄托于人的自我完善和自我拯救上。这在她的那篇“免于恐惧的自由”的文章中表现得很充分。

昂山素季看到了缅甸人在精神方面的问题。她说，无论统治的还是被统治的人大多都处在恐惧之中，前者害怕丢掉权力，后者惧怕被权力蹂躏。因此，昂山素季对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的名言做了修改。她认为，不是权力，而是恐惧导致腐败。如果恐惧成了日常的秩序，比如人们害怕被监禁、被折磨，害怕失去亲人、朋友、财产、基本的生活来源，害怕失败、孤独、死亡，那么人就失去了作为人存在的尊严和价值。在这种充满恐惧的空气中，昂山素季呼吁人们不要小看或嘲笑哪怕一点点的勇气。她自己主动选择留在缅甸经历多年软禁生活的举动会很自然地让人感动。这的确不是想做就能够做到的。她自己的行动是她所推崇的观念的典型体现。在任何与缅甸类似的国家，都可能有人感叹昂山素季的勇敢和坚持是极为需要却又极为缺乏的。

然而，昂山素季对自我完善和自我拯救的信心可能过于坚定了。她认为，面对专制权力，勇敢和坚持的源泉是在总体上坚信那些基本道德准则的神圣，加上一种历史感，相信无论多少挫折，人类状况都在最终朝着进步的过程中，既是精神的进步也是物质上的。她说，正是人的自我改进和自我救赎的能力最使得人跟兽区分开来。在另外一篇题为“追求民主”的文章中，昂山素季相信，人的精神能够超越人本性的缺陷。在有着太多历史已经过去的世界，这样的信心听起来似乎一点儿都不陌生。人的自信也许的确帮助过人战胜恐惧和懦弱，但在似乎获胜的时候，人的自信本身却又不可挽回地成为了人不得不面对的强敌。

2012年6月16号，昂山素季在挪威首都奥斯陆接受诺贝尔和平奖。20年前，1991年10月的一个晚上，她在被软禁的家里通过短波收音机得知自己获奖的消息。颁奖典礼后，她在接受缅甸民主之声（Democratic Voice of Burma）的采访时说到对于信心的看法。相对于盲目的信心，她说，真正的信心“是在对具体情况有一个实际和理性的分析基础之上才能建立起来的”。 她举例说：“如果你自己没有实际看到任何东西就相信这个东西的存在，这就只是臆测。信心意味着，你有能力明白真实的情况——而且你能够凭着信心继续做下去。”

昂山素季谈到的信心，可能会让人想起圣经中的信心。比如，“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 ”。“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 “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我们因基督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惟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你们也因着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以及，“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看起来，二者对信心的理解是有差别的。后者似乎就是前者所要避免的盲信。但是更大的区别在于，在昂山素季那里，信心的主体是人和人的理性。在圣经中，信心的主体是神——圣父、圣子、圣灵。在昂山素季那里，人有能力明白真相，而且也有能力身体力行。在圣经中，人的理性是神给人的恩赐之一，人需要完全信靠创造和拯救人的神，有了从神而来的信心，才能有爱的行为。在世界上，前者的信心是相对常见而比较容易被人理解的，后者的信心可能会被人觉得是无稽之谈。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二者呈现了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秩序。前者，人是独立自主的；后者，人的主权在于创造和拯救人的神。前者的世界秩序比较容易让人对自己的信心十足；后者却正相反。

昂山素季对人的信心在那些早先追求他们心目中的自由和民主的人群中已经存在。因为这样的信心，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似乎唤醒了更多的人加入到他们的行列。因为这样的信心，他们勇敢和坚持，虽然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失去了生命，却有更多的人前赴后继。外国势力的控制摆脱了，专制腐败的政权被推翻了或瓦解了。然而，新的偶像出现了。人们从被动的顺服变成情不自禁的崇拜。然后又是专制腐败。新一轮的争取自由和民主的运动又开始了。

当然，新的领袖可能会吸取以往的教训。他们也许会警惕不让自己成为偶像。他们所处的环境也可能跟过去的一代不同了。人们似乎不会那么容易变得狂热。新政府的模式可能不再是开国领袖们终身执政，自由公正的选举看起来正在开始成为人们的共同选择。在2012年前后的世界，这样的变化似乎开始在有些之前没有发生过的地方出现，缅甸也许是其中之一。如果是这样，人对自己的信心其实已经开始变得没有那么十足。

英国广播公司有一个以该机构首任总裁命名的年度节目，叫“里斯讲座”（Reith Lectures）。2011年6月28日播出的讲座由昂山素季主讲，题目是自由。她提到她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在仰光的总部。她说，有的人将这个地方称为全国民主联盟“牛棚”，因为太简陋了。她解释说，这样的称呼其实是一个赞誉。

她接下来补充，“毕竟，世界上最有影响的运动之一不就是从一个牛棚开始的吗？” 说到牛棚，昂山素季大概指的是基督教会的起源。在中文圣经中，一般说的是马槽。但原文的意思并非仅仅指马的槽，也可能是牛的槽或驴的槽。总之，耶稣降生在畜养马或牛或驴的地方。在这里，昂山素季再次从一个相对外在的角度——特别是基督教会卑微的起点和形成的巨大影响之间的对比——来看基督教会。

在同一个讲座中，她在提到主动选择受苦的时候借用了圣经中耶稣所喝的杯。她说，主动选择受苦就是抓住那个我们原本要避开的杯。在这一点上，昂山素季自己的行为看起来是主动受苦的典范。但跟信心的问题一样，昂山素季心目中主动受苦的主体是人，而非主动担当人的罪被人钉在十字架上的神。

在人们关注昂山素季参与领导的这场争取自由民主的运动时，昂山素季在讲座中提及的那场从牛棚诞生的运动早已来到缅甸。在17世纪，就有欧洲天主教的传教士到过缅甸。那场运动从一个更内在和根本的角度进行着昂山素季想往的“精神的革命”。

从时间上，那场运动也更漫长得多。几个世纪后，缅甸似乎在总体上还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但不仅仅是缅甸，几百年对于世界上的很多国家来说都还是太短暂了。

直到1835年，第一本缅甸语圣经才问世。译者是美国人耶德逊（Adoniram Judson），一位基督教浸信会的传教士。有些关于昂山素季的传记称，昂山素季曾经在她外祖父的晚年给他读缅甸语的圣经。

1813年，25岁的耶德逊和新婚妻子从美国坐船途径印度到达缅甸。耶德逊是美国独立后第一个前往缅甸的基督徒传教士。21年后，他完成了整本缅甸语圣经的翻译。21年，这差不多是昂山素季回到缅甸前后遭受软禁的时间。

耶德逊也编纂了第一本缅甸语—英语词典。1850年4月12日，61岁的耶德逊在孟加拉湾的一艘船上去世，结束了37年传教士的生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学院是昂山素季父亲的母校仰光大学的前身之一。在仰光大学的校园中，有一处以耶德逊命名的教堂。从昂山素季的家——仰光大学路54号——到那里不太远，大约三公里的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