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尔文被称为美国之父。在荷兰首相，著名神学家亚伯拉罕 · 凯伯尔看来，加尔文主义是英美自由与繁荣的基石。凯伯尔的《加尔文主义讲座》是从教义和历史两个维度考察加尔文主义的力作。

刚刚热衷于《大国的崛起》的中国人，虽然津津乐道于荷兰、英国、美国的崛起，却很少有人知道，隐藏在西班牙（天主教国家）的衰落和英美（新教国家）的兴起背后的，是基督新教与后中世纪罗马天主教两种生活体系的角逐。凯伯尔认为正是加尔文主义在新教世界唤起了对自由的热爱，赋予了人们抗争到底的热忱。他说：“加尔文主义解放了瑞士、荷兰、英国，也为清教徒先父们发展美国的繁荣提供了动力。” （注：《加尔文主义讲座》在中国以《加尔文传》附录的形式出版，以上引自《加尔文传》209 页，以下出自同一书的引文只标明页码。）

本书说：“要不是因为加尔文主义在人心里植入了一个不同的原则，向人们的头脑显示了另外一个世界，上述的世界历史转折是不会发生的。”本书认为，加尔文主义的独特性，来源于它在人类生活三个基本关系上的独特原则。它们是：“人与上帝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世界的关系”。

一、人与上帝的关系

1、预定论带来了自由

“加尔文主义的崇高概念是：上帝虽高于一切被造之物，但却以圣灵与人直接交流。这也是加尔文主义预定论的核心所在。”“预定论保障我们内在的自我与永生上帝从永远到永远的交流。加尔文主义者反对罗马天主教的第一个理由是它人为地把教会本身置于灵魂与上帝之间。”

“而加尔文则是第一位画出一条线从上帝直接到人，从人直接到上帝之人 …… 而学历史的人越来越承认，加尔文主义创造出一个完全属于它自己的人类生活系统。”（216 页）

强调上帝主权的预定论，确立了人们对于救恩的确据，从最根本上解放了人的心灵，促进了对于自由的热爱。提到加尔文主义在西欧兴起带来的影响，凯伯尔说：“无论是工人、农民，还是商人、仆人、女佣，他们身上所具备的是同样的品格。他们心里都有永远得救的确据。”“因此，当这些与圣洁生活有份的男女老少被逼着放弃他们的信仰、否认他们的主时，他们以行动证明那是不可能的事。他们数以千计、数以万计地走上绞刑架，没有畏惧、没有怨言，嘴上唱着诗篇，心里充满喜乐。”（218 页）

富鲁英教授公正地评论说：“在瑞士、法国、荷兰、苏格兰、英国，任何一块基督教新教在刀剑顶着胸膛之际所建立起来的土地上，正是加尔文主义使这一切成为事实。”

“在荷兰，在法国，在英格兰，在美国，历史提供了最无可否认的证据与事实。那些专制者们从未见过像加尔文的跟随者们那样如此具有良心的自由与不可征服的反抗精神，如此英勇无畏而充满坚定不移的必胜信心的人们。”（240 页）

相对而言，路德对于中世纪的颠覆是不彻底的，“路德仍然将教会看作是站在信徒和上帝之间的代表”，在圣餐及敬拜礼仪上，路德某种程度上仍依靠罗马天主教会的观点；路德宗教会也保留着政教合一的体制，王公贵族成了教会最高的大主教。这背后最深刻的原因是双方在神学上的差异：“路德和加尔文都竭力要找到与上帝的直接交流。路德从主观的、人类的一边开始，而加尔文则是从客观的、宇宙的一边开始。”

2、上帝荣耀的中心性复兴人的心灵

对于加尔文主义来说，预定论所关注的中心，就是救恩上上帝完全的主权和恩典，其焦点是上帝的荣耀。由于这个预定论的起点，加尔文主义所宣告的是彻底以上帝为本的信仰，“宗教里每一个动机的起始点是上帝而不是人。人是器皿，是方法，唯有上帝是目的，是始点，也是终点，是众水之源泉，也是众水所流回的海洋。”（237 页）

加尔文与天主教的撒道莱特之间的论争，揭示了加尔文与当时罗马天主教之间的争执，也是以神为本的信仰和掺杂了人本思想的信仰之间的争执。“此争执的关键并不在于宗教改革的观点，即：称义的教义、神职人员的滥权 …… 对于加尔文来说，在所有这一切之中，最根本的问题是上帝的荣耀之中心性、绝对性。…… 加尔文指出，对增进上帝荣耀的热忱应当超过我们为自己的好处的所有关切之上，哪怕这种好处是永生。…… 这就是加尔文向罗马教廷的最大挑战。”

对于上帝的荣耀的终极性关切，能够极大地挑旺一个基督徒的心灵。凯伯尔说：“那位日内瓦的宗教改革家则以他那伟大的属灵能力一下子就在五个国家里并在此后的三个世纪中为人提供了生活的指南，将人心向着众灵之父的上帝提升，让人获得永恒的圣洁的平安。”（233 页）

在当代，重新提出上帝荣耀的中心性，会带来萎靡时代真正心灵的复兴，也为我们在生活中荣耀上帝注入持久不息的动力。

二、人与人的关系

“加尔文主义从人与上帝之间的根本关系上得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特殊解释。也正是这种唯一真实的关系使得 16 世纪以来，人变得尊贵。如果加尔文主义将整个人类直接放在上帝的面前，那么所有的人，男人、女人，富人、穷人，软弱的或强壮的，智慧的或愚拙的，在上帝面前都是被造之物，都是失落的罪人。”（220 页）

关于人与人的关系，凯伯尔论述了加尔文主义三方面的看法：

1、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这是我们在当代追求自由、平等以及公民权利的基础。人的这种平等不只是救赎意义上的平等，也是创造意义上的平等。所以哪怕是未得救的人，因着他是按照上帝形象被造的缘故，我们也要为他争取公民的权利。“因此，加尔文主义不仅谴责奴隶制、种姓制，也谴责对妇女和对穷人的奴役；不仅反对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制度，也反对一切贵族特权。由此可知，加尔文主义对生活的解释必定是民主的。”（220—221 页）

2、秩序与权威的建立

“凡事首先仰望上帝然后再看待邻舍，这就是加尔文主义为头脑与心灵提供的驱动力。民主的概念就是在这种对上帝的敬畏、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此民主概念也不断地赢得人心。”

但是，凯伯尔认为，因为仰望上帝，加尔文主义同时肯定上帝设立某些人在特殊职位上履行职责，因为人们会从心里顺服这些邻舍从上帝领受的权柄，所以社会秩序和教会秩序得以建立。

3、保守主义的变革态度

“加尔文主义的社会改革是从人心开始的。”“不是出于妒忌，不是低位的要越级登上高位，而是所有的人都屈膝在以色列的圣者面前。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加尔文主义没有与旧时代发生过突然决裂这个历史事实。即使是在早期阶段，加尔文主义并未直接废除而是通过道德上的审判来削弱奴隶制度。因此，加尔文主义允许了中世纪的等级制度、贵族特权的暂时继续。”

这是一种面对现实的保守主义态度，在中国教会寻求信仰自由的过程中，也许我们可以从加尔文主义的历史经验中有所学习。对于信仰自由，我们需要有极深的信念和清晰的立场；衡量一个公共决策是否合乎我们的信仰原则，我们也需要有高度的敏感。然而，我们最好的方式也许不是通过与现有宗教制度的断然决裂，而是通过在道德上谴责现有制度的不公正，以和平渐进的方式改变现有的制度。当然，这个过程中存在着极大的张力和危机。我们特别期盼既有信仰自由的获得，又有社会的宽恕、和平与爱。而在福音的荣耀之光里，这一切是可能的。

三、人与世界的关系

1、普遍恩典

加尔文主义“将世界视为神圣的创造。他旗帜鲜明地指出，救恩是上帝的特殊恩典，上帝也有一般恩典，维持、供应世上的一切生命，放缓对地的诅咒，限制世界的破坏。这就给了我们生活的自由发展的空间，让我们在生活中荣耀他的名。”在中国教会中常常听到的一个字眼是“爱世界”，是的，如果一个基督徒把自己人生的价值寄托在这个“世界”上，那就是“爱世界”，是不对的。但是，也有另外一个极端，即认为这个世界的一切都是罪恶的，因此，我们需要逃避这个世界，让自己尽量躲进修道院里，或者躲进有教会色彩的生活中。这是一个信徒信心软弱、认识不清时的选择。

加尔文主义一样赞同世界不是我们永恒的家乡，我们一切的意义最终只寄托在上帝的国度里。然而，我们对于天国的热心，正是通过在 “世界”中的行动来表现。因此，这个世界的一切事物如果应用得合宜，都是好的；这个世界的职业，如果脱离了罪的原则也是好的，都是有益于上帝的荣耀的。

正因如此，凯伯尔说：“加尔文主义竟能够在正值我们祖国荷兰处于一个挣扎着不知何去何从的时代，在短短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在我们的社会里，在人类活动的每一个层面，从商业贸易到手工业到制造业，从农业到园艺，从艺术到科学，酿造出不屈不挠的能量，建立起前所未有的光辉灿烂，为整个西欧注入了一种崭新的、人类生活发展的驱动力。”

2、信仰达于全人

在当代，我们见到很多自称为基督徒的人，他们可以在祈祷和礼拜时按基督徒的原则生活，然而当他们走出教堂，进入社会生活时，他们则按世俗的标准生活。在遇到挑战时，有的人以国情和客观环境艰难为由放弃基督徒应当有的立场。

本书揭示了这种行为背后的原因，是一种信仰与道德生活分裂的态度。加尔文主义由上帝的主权出发，认为生活各个领域都应当由一种出于信仰的一致性所主导。凯伯尔论到一个加尔文主义者的生活态度：“他不是 …… 把教义视为一个分离的独立存在，然后把他自己的道德生活作为附属于宗教信仰的第二种独立存在，…… 在他生活的所有一切事情上、所有一切选择中都被一种明察秋毫的、最激励人心的对上帝的敬畏所控制。”（262—263 页）

3、信仰需要公共见证

“那种躲藏在密室里、局限在教会里的宗教为加尔文所憎恶。加尔文与诗篇的作者一起要求天、地，要求万国万民将荣耀归给上帝。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上帝，全能全权的上帝。宗教信仰要求人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都必须赞美上帝，遵守上帝的法律。人手所做的一切都当被热情的、不停的祷告所渗透。”（243—244 页）

也许由于过去长期的严酷环境，使中国教会一直处在一个边缘的位置，所以很久以来，中国教会缺乏公共见证，也没有自己的公共神学。然而，圣经的呼召是“他的荣耀充满全地”，“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基督教信仰更要在生活的全方位中，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彰显它的荣耀。这就首先要求我们提供足够宽广与具有一致性的基督徒世界观，并且有一群足够成熟的信徒群体把它实践出来。这就不是仅仅几场点到为止的大型现代福音派布道会所能够做到的。

从见证的方式而言，不只是传出了关于基督教的基本教义，才是传福音和作见证。如果我们通过我们的职业，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参与，彰显出了基督教信仰的非核心性的价值。人们因为这些产生了对基督教的好感，或者对基督教核心价值产生了兴趣，那么这也是一种福音预工。从传播学的角度而言，人们对于一件事物的兴趣，总是先从外表实用性的层面开始，渐渐深入内里的。因此，当代的我们要特别注意这方面的见证，我猜想，也许这就是有些人说的文化使命的内容之一。

四、结语：自由的翅膀，辽阔的远象

总结以上的论述，加尔文主义从第一点预定论的原则，带来的是人在超验意义上的自由。而第二点人与人关系的原则，带来的是人在实践中的自由，超验的自由与实际的自由，由上到下，正是孙中山所说的“由神道而入人道”。正是，因为高举了上帝的主权，才带来了人类生活的自由。

在凯伯尔看来，自由需要比个人主义和自然主义更深刻的基础。一种宪政秩序的建立，最深切的根基在于人心，在于人对于上帝主权的顺服，以及在此共同基础上的彼此立约，延展出家庭、教会、社区的秩序，最后再由一个宪政的政体来完成。而法国革命显然不具备这样的基础。

由上帝主权的信念，加尔文主义又引出了有限政府的观念。加尔文主义认为，因为上帝的主权，政府、教会、家庭都有自己独特的领域，都从上帝领受在自己领域里的权威。在一个没有对上帝超验权威的信仰的国度里，政府倾向于在尽可能多的领域里建立权威；而在一个信仰有绝对主权的上帝的国家里，国家的权威得到限制，而个人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却得到自治。

16 世纪以来，以加尔文主义为代表的神本自由理想，和启蒙运动所代表的现代主义自由理想同时在欧洲登场。凯伯尔比较了这两种原则基础上产生的两种自由的实践结果：“荷兰的起义，英国的‘光荣革命’和你们美国向英国皇室的造反为自由带来了荣誉。…… 法国革命除了国家强权给自由带来的手铐之外还产生过什么？在我们生活的 19 世纪里，没有一个国家的历史比法国更惨了。”（277 页）

而加尔文主义的第三点，以普遍恩典代表的关于人与世界关系的认识，也是由上帝的主权引出来。为什么我们面对世界可以有乐观进取的态度？为什么信仰要影响我们整个的人生？为什么上帝的名要在公共生活中得着它当得的荣耀？答案就是：因为上帝在以上所有的领域中有他完全的主权。凯伯尔的名言是：“在

人的整个生命中，惟独基督有完全的主权；没有一方寸不是属于他的，人不能说：这是我的！”这句话似乎还有另一个翻译的版本是：“天上地下，没有一块地方基督不会说：‘这是我的！’”

哪里高举了上帝的主权，哪里就有人类的自由。哪里高举了上帝的主权，那里就会有宽广的复兴远象。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凯伯尔说：“历史上，信仰生命的脉搏有时很微弱，有时很强劲。…… 信仰高潮来临时，圣灵在人们心里的工作是不可抗拒的。加尔文主义者、清教徒和先父们所经历的正是上帝这种伟大的内在工作。”（219 页）

今天，否又有机会迎接一场信仰复兴的浪潮呢？如果有这样一波圣灵的不可抗拒的工作，我们仅是以肤浅的教导和表面的激情来回应，然后在潮水退去后留守一个空旷的沙滩；还是用类似凯伯尔所阐述的坚实的圣经原则建立自己的信仰，并且在圣灵的激励之下以无比的勇气和激情，在各个领域热心彰显上帝的荣耀，并增进信仰和公民的自由，增进基督徒和同胞的福祉呢？

（《加尔文主义讲座》，凯伯尔著，见茜亚 • 凡赫尔斯玛著《加尔文传》附录，华夏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