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代》按：

这是美国历史学家乔治·马斯登（George Marsden）《美国大学之魂》（The Soul of the American University）引论之后的第二部分译文。会继续分享其余部分。为便于阅读，《世代》增加了这部分题目，对段落也有所细分。

原文发表于1991年1月《首要之事》（First Things）：https://www.firstthings.com/article/1991/01/005-the-soul-of-the-american-university，后在1994年扩充为同名书出版。马斯登撰写此文时，在杜克大学神学研究生院任教。马斯登曾在加尔文学院长期执教，目前是圣母大学历史学荣休讲座教授。

二

       虽然技术专业化的压力在将传统基督教教育业务推向大学边缘方面起到了助力作用，但对这种方法论世俗化的支持，正如我们看到的，却常常既来自基督徒也来自非基督徒。不过，这种方法论的世俗化，不可避免地证明是意识形态世俗主义的重要盟友。

       出于我们直接的目的，将过去一百二十五年致力于夺取美国大学灵魂的意识形态竞争者简化为三个宽泛的类别也许是有帮助的。首先，传统派的抗议宗在这一时期的开始占据了主导位置，却很轻易地被自由派的抗议宗打败了，有时后者得到世俗主义意识形态的帮助。从大约1870年代到1960年代，我们看到主要是自由派的抗议宗联合正在生长的意识形态世俗主义占据主导，形成了盛行的文化共识。1960年代以降，我们看到更加有进攻性的多元世俗主义在生长，这没有对大学碎片化为技术专业的倾向提供任何制衡。

       在早期，即从187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国学院和大学的教师中纯粹的世俗主义者或宗教怀疑论者相对还很少。不过，有些教师基本是孔德实证主义的公开倡导者。孔德实证主义提出人类社会发展三个阶段的进化论观点。第一，是迷信或宗教主导时期。接下来是形而上学理念时期（有些像自由派抗议宗时期）。最后，是关于启蒙科学胜利时期到来的承诺，这将人类从迷信和形而上学中解放出来，使得人类遵循一个源于科学的更高道德。

       到1920年代，学者们更加公开广泛地表达这样的观点，就像约翰·杜威（John Dewey）在这时期的影响所表现的，杜威表达的几乎就是孔德的观点。这些观点可能与自由派的抗议宗观念混合，因为后者也承诺要通过科学解放美国社会。阿瑟·维迪奇（Arthur J. Vidich）和斯坦福·莱曼（Stanford M. Lyman）在最近出版的《美国社会学》研究中对该领域的这个观点进行了总结：

       “到20世纪20年代，反对形而上学的孔德主义与统计学技能结合起来，形成了美国式的实证主义，作为科技专家控制的社会体系启动，承诺将美国从老旧的社会福音曾经试图解决的问题中解放出来……”

       这时期，自由派抗议宗基督徒和不再是抗议宗基督徒的人在总体上联合起来。两者一致认同，传统的抗议宗基督教在思想上是反动的，在短短五十年左右的时间内，他们发起了一场引人注目的革命，将大多数传统基督教观点从主流学术界清除出去。自由派抗议宗基督徒和世俗主义者们利用进化论生物学的知名度让人们怀疑按照字面意思解释《圣经》的方式，并宣传科学主导世界观的好处。不仅如此，自由派抗议宗基督徒和世俗主义者们还认同，科学时代带来了更高水准的道德原则，这些原则可能为让全人类受益的价值共识提供基础。

       他们通常希望为这些西方文化进化中的价值观找到基础。这种冲动在教学大纲上的表现就是出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语文学课，以及西方文明课和人文学科。西方文明课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最终在全国广泛采用。人们可能会好奇，为何世俗主义的实证主义者们会跻身于那些推动人文学科的人当中。我们需要记住的是，实证主义总是包括了一个更高道德的承诺。因为在其历史主义的世界观中，文明本身是价值观的唯一来源，研究西方人文学科的进化就是朝向实证主义目标的一条重要通道。自由派的抗议宗推行类似的观念，视上帝在文明的最好部分中以渐进的方式显现。

       这样的课程设计也可以被看作遏制高等教育所受技术和行业压力的主要努力。随着古典学迅速失去其在大学中的必要性，正式的宗教已经被推向边缘，人文学科的理念和成果依然可能给教学大纲提供粘合剂。

       第二次世界大战显示出教育的重要性，教育会将西方最好的价值观传递下去。右翼的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跟左翼的马克思主义攻击基督教和自由占主导的文化，这给西方文明带来了严重的道德危机。传统的基督教不再是提供粘合的来源，还有别的可以提供吗？学术界精英们大多在西方人道传统中找到了答案。

       这种观点在有影响的《1945年哈佛关于自由社会的通识教育报告》中得到明确陈述。该报告清楚认识到，“美国教育的一个至高需要就是要有一个有统率性的目标和观念”。报告进一步直白地建议，“经典著作的教育可以被看作是抗议宗基督教精神的一种世俗化延续”。如同《圣经》之于抗议宗基督教，那些经典著作就是教育应该传承的西方传统的范本。

        报告补充说（以重申辉格派传统的微妙方式），这样的传统就是为了民治的教育，因为这教导“人的尊严”和“认识到他对同胞的职责”。科学教育是那个传统的一部分，通过教导质疑专断权威的习惯培养“人文主义的精神价值观”。这些理念可以被看成是辉格—抗议宗基督教理念的最后一次繁荣，正如在报告中说的，这种理念赞颂以抗议宗基督教为基础的民治文化的和谐。

       当这样的精英教育理念可能希望成为标准的时候，这些理念存活的日子却已经不长了。一个名叫“为了民治：美国总统高等教育委员会”在1947年发表的报告间接显示了这种状况。这份报告比哈佛报告更有影响，传递了非常不同的音调。

       该报告是大众教育时代的某种宣言。此时代始于二战军人的转业。报告透露出高等教育一旦成为消费品而要走的方向，这个消费品主要是由政府控制的。

       接下来的几十年，高等教育的大幅扩张将会主要在州立或市立学校中发生。这股潮流不仅加速了世俗化，也加强了美国教育对实用的强调。

       所以，虽然上面的那个总统委员会像哈佛报告那样寻求西方共识的黏合剂，该委员会却并非在经典传统中找到黏合剂，而是在实用主义的立场中，此立场视当下的民治价值观为一种常态。

       该报告有一种十足的杜威式的口气。“更好意识到自身目的的教学”就可能在教育中找到“共同目标”。将会出现的这种共识对实用和通识教育都拥抱，后者的目标被描述为给予学生“价值观、态度、技巧，培养学生在自由社会中生活得当”。这些方式将会“通向一个更加丰盛的个人生活以及一个更加强盛、自由的社会秩序”。

       无论这些理念有何益处，大众教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兴起使得这种局面几乎不可避免地到来了：在建立世俗共识上，实用的做法将会胜过对精英传统的坚持。当然，到了肯尼迪任总统那几年，两种做法可以并行生长，有时在共同的教育机构内。尽管人道的自由文理教育与实用教育可能彼此竞争，当然后者占据优势，大多数美国教育工作者都认同，应该有一个关于民治价值观的整体共识。到肯尼迪时期，这个共识大致是世俗的，大多由本身就是世俗主义者的人们来界定。

       不过，这也是主流宗教复兴的时期，校园中的基督徒在人数比例上还是占多数，但很少对寻找民治价值观持严重的异议。既然共识就是理念，基督徒认为最好还是低调，完全以非宗教的民事角度来表达意见，对个人信仰大多采取包容态度。虽然公开认信的基督徒可能在社会中扮演了辅助甚或轻微异议的角色［想到雷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高等教育宣扬的基本社会理念还是大体由世俗主义者以世俗方式定义。

       作为意识形态的世俗主义也从这样的人那里得到支持，就是并非高贵原因所致而抛弃基督教标准的人。在性伦理方面爆发的革命，对削弱宗教意识形态和控制产生了难以计算但肯定是巨大的影响。主流的建制宗教大多与性的约束相关。男女生同校带来的国家伦理和机会的变化为大学期间忽视宗教问题提供了直接而有力的理由。当然，较有灵性头脑的人时常用某种方法论的世俗化来规避这些问题。无论如何，高等教育变迁的历史无疑仅从性问题的角度就可以写了。

题图为美国总统高等教育委员会1947年报告再版封面，来自密歇根大学图书馆。

译 / 许宏

此译文首发于《世代》第1期（2017年春季号）。若有媒体或自媒体考虑转发此文，请与《世代》联系：kosmoseditor@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