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相馆老板民民在洗印照片。绘图：曹青]

 

前  言

现在常常虚构历史。西城长大的乔宾, 一个为语言所困扰的孩子，不得不将长安路的历史分解为一些老照片。从五张老照片开始，全是“美丽新世界”照相馆老板民民的作品。照片里面关着一些旧时代的精灵，当年的沪西长安路，以一个谜一样的人物串起西城的一系列小人物：享受自由感觉的长春、追求美的民民、美的化身红英、憎恨私有制以至反对传统婚姻的师傅等等。

老照片，不再是扭曲的记忆或虚构，而像是为了要回答现在和过去的问题：一旦照相馆关门后，“美丽新世界”是即将到来呢，还是刚刚过去……

 

照片一   红英和长春骑在幸福摩托车上

 

照相馆老板民民是一个善于捕捉迷失灵魂的人。

他亲手捕获了不少长安路彩色的傍晚。那些老照片，感觉不到溴化银等化学乳剂感光后经过暗房处理析出彩色语言的痛苦过程，你跟傍晚纳凉中的那条叫做长安路的马路构成一个包括你在内的美好秩序，与时间无关，与空间关系也不大，其中，最鲜艳的是美人红英。她一个人跨过长安路，浅粉色连衣裙，张扬的长发，一半金色，一半黑， 风卷落花，飞过马路，从对面的日本楼翩翩落在照相馆柜台，满街的梧桐树叶都为之沙沙躁动。“美丽新世界”照相馆的生意这时候往往特别火，任凭她坐在柜台里，左手背支着下巴颏，倚着橱窗照里的另一个静美人红英，俨然是镜子内外的孪生两姐妹。安静是用来讲述纯洁高雅的，是放置错了所在，不属于长安路，也不属于马路两侧狂蜂浪蝶搅起的寂寞。

那个叫红英的灵魂被捉住后，小心地被供奉在橱窗里一张放大照片里面。

她陷在一身碎花点长裙里，身后白色三角钢琴是虚张声势的；她双手扶膝，黑白分明的眼睛专注在右前方的长安路、中山西路口，眼神是去向不明的，不用指点，只用眼眸弹奏出光芒，并不献给任何人——那时给我的感觉，不是清高，不是孤僻，美是难以捉摸，深不可测。据说她从小没见过父亲，长安路上说小姑娘真可怜，她父亲在白茅岭劳改农场，或许早死了，无人晓得。

乔长春是在被情欲折磨的日子里，喜欢上了刀，也喜欢上了扰动长安路一条街的水果西施红英。

我看见他像是接收心灵感应，由楼上猛冲下来，从长安路1344号的红漆大门里，推出一辆借来的红色幸福摩托车。两人一前一后坐稳了，红英搂着长春的腰，俏脸藏不住夏日晚霞下的惊悚之美。引擎要咆哮老长一段时间，吸引了足够多小孩子围观，长春才一拧把，车尾喷出一股烟，奔腾而去。这是我的小爷叔乔长春一生中只需要追逐自我感受的时刻。

民民温柔地微笑，手里的长镜头追逐着他们远去。

这一幕总让左右街坊那些爱编闲话的人很难堪。因为先前老是说在中学时代红英喜欢的是民民。在他们看来，儒雅俊秀的老板民民和美人红英才是最般配的。长春虽是民民的要好同学，但考不上大学，七歪八斜，站在邮局门口，花衬衫敞着怀，嘴里叼着烟，向晴天问好，向马路上的高级轿车问好，向过往的漂亮妹子问好。做一个街边青年很粗糙很普通，可是，用左手做事的长春，用与手一致偏左的心脏收藏起一个长安路最美的姑娘，也收藏刀玩刀，要是相信他还能做一个普通人，你就是个傻瓜了。

我不信。我从小就不信。可能，那是我与小爷叔分道扬镳的最初。

那时候我爱问老板民民关于市场经济的初级问题：开照相馆是怎么赚钱的？

他趴在柜台上，以手背支头，想了一会儿，才说，梦想。

小小的梦想。他说，乔宾，你长大了哦。思考赚钱的大问题了。有出息。

民民轻巧放在颚下的手，竖起的是兰花指。他说许多人对自己怀有不切实际的梦想，他的照相馆就是卖梦想给那些不切实际的人。我觉得民民在胡扯，但也发现他是不太一样的人，脑瓜里装着长春那些国营工厂青工所没有的东西。

像早逝的祖父所预言的那样，我的小爷叔左撇子乔长春不按套路出牌，他乐意就行，高兴就做，他做主，民民带着新婚妻子搬进1344号底层门面，当了“美丽新世界”照相馆的老板，不久，又生了儿子。 照相馆一开张，我们乔家老宅——长安路1344号——顿时去掉了孤清。连我祖母也爱搬个板凳坐在大门口，晒太阳，夸奖民民，懂做生意，也会做人。民民老婆抱着孩子来，问她老公拿钱。女人抱怨几句钱变薄了不够家用，民民爽快地抽出皮夹，从不抱怨钱难赚，纵容着老婆追逐这座超大的城里越开越多的购物中心以及越开越高档的时尚店铺。

乔长春凭着一股血性，在街头脱颖而出，现在想来那也是他的人设最早出现裂纹的时间点。夏天一过，红英不来了。长春也不回家了，照相馆失了味。街头的热血青年们开始传讲乔长春如何凭一把单刀破了周家桥混混们的八卦阵；到了冬天，又说不风流枉为英雄，红英妈如何老牛吃嫩草，泡上了乔家小儿子长春。所有流言的中心是美人红英，但诡异的是我们居然听不到红英的反应。红英照样每天在食品店水果摊出现，她还是那样美得不可捉摸，眼神还是那样去向不明。我听厌了关于乔家、红英家的街谈巷议，不能否认，红英妈的工作单位棉纺厂的确是在周家桥。长安路上的人看见她拎着网线袋，手里夹着脸盆，一副刚离开棉纺厂浴室或走在去浴室路上的样子。人们也见到长春的红色幸福摩托车不时出现在棉纺厂附近。关于长春和红英妈的绯闻终于压垮了我的祖母。红英妈来照相馆找长春，民民不耐烦，说不晓得长春在哪里。红英妈在那里苍蝇似的绕来绕去，盘旋不肯走，直到祖母出来，一屁股坐在门坎上，拿眼睛勾着红英妈。红英妈不得不讪讪退却，口里啧啧有声，老远还能听见她骂“老太婆眼睛瞎掉”。
我祖父死得很早。祖母不是瞎子，而是色盲。阳光就算再好，眼睛也已看不太清楚，但她看不见颜色的眼睛依然可以准确感知谁不是正经女人。她朝门口梧桐树下啐一口，嘴里念念有词，像是在念经。我的心里荡了几荡，凡是祖母咒诅过的女人后来不幸都出事了。

售卖小梦想的美丽新世界照相馆开业不久，师傅来了，那也是红英出事的时候。我们都很沮丧，出事的为什么不是红英妈呢？你看，这就是我们长安路小世界不按规矩出牌的地方，暴露出最初的衰败。

 

照片二  师傅来到“美丽新世界”

 

长安路上都说师傅是活了两辈子的人。

师傅讨厌拍照。 关于师傅最清晰的印象是民民捉住的。在蔡司镜头的故意夸张下，我偶然发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误会。师傅的一边嘴角藏着一个刀疤，使他老像是在歪着嘴偷笑。他六十上下，除了两鬓雪白和一个啤酒肚之外，形象与大孚橡胶厂的门房老头没什么两样。但若是一开口，你就知道错了。师傅讲话牵丝扳藤，像一个有文化的说书人，有板有眼，话不多，很少笑，行动迟缓，从不搬弄家长里短。我以为他来长安路1344号是看我小爷叔的，长春常常不在。师傅便在沿街的照相馆里坐一坐。若是赶上乘凉时间，许多长安路的孩子抱着板凳小椅子围拢来，我们仰着脖子，盼师傅来讲故事，仿佛完全忘了最早见到师傅是在天山飞龙下英雄帖的季节。

先交代天山飞龙兄弟。

兄弟俩使红缨枪，富有弹性的白蜡杆子，电镀过的枪头锃光瓦亮，红缨舞动如同一条火龙。功夫电影《少林寺》风靡一时，下课后小学生都相约在街巷比武过招，一上演就变成了打群架。以现在的眼光看，打群架的目的更为纯粹，为比武而非寻仇。天山飞龙兄弟俩不同寻常，青工不会轻功，大多智商不足、体能过剩，大龙是被除名的青工，表现尤其突出；二龙是失学在家读烂了黄色手抄本的高中生，两兄弟的地盘在天山电影院，成天盘踞在那里，喜欢寻找，寻仇，也寻爱。

二龙就是这样子在影院门外目睹坐在红色幸福摩托车后座的红英，长发飘飘，双手紧紧搂着前座的长春。二龙想必喝醉了，对他哥说看见了小鹿纯子或真由美什么的；隔天醒来，他说他看清楚了，他的仇人是长安路乔家老么——乔长春刚工作，背着还不怎么会弹的吉他参加工人文化宫弹唱比赛，侥幸追上了红文食品店的水果西施红英。

天山飞龙的英雄帖下给了长安路独狼乔长春。地点在中山公园后山。

那是个长安路上缺衣少食、鱼龙混杂的热闹年代。也是我妹妹还是我跟屁虫的年代，我为如何甩掉她和一班狐朋狗友去玩伤透了脑筋。那个晚上，我终于甩掉了妹妹，找到了借口晚点回家。我和同学彦子、野猪背着书包都去了中山公园，自然是从后门攀爬而入，在公园大铁门上花费了不少时间，不敢贸然攀爬，因为隔壁大孚橡胶厂里施施然走出来一个门房老头，中等个头，油光脑门，稀疏的头发全往后梳，背着双手，挺着啤酒肚，在苏州河边来回散步。我们急得火烧火燎，老头歪着嘴笑，在河边扎下马步，不慌不忙，练起了太极拳。

这一耽搁不知多久，等我们爬过后门，天全黑了，后山早就布满了人，黑压压一片，多数面孔不认识，不是天山的就是中山的，这里看热闹从来不缺少人。独独缺少长安路上两边安东安西的嫡系人马。这一点很奇怪。我们也没见长春，单看天山飞龙老二头上扎着白毛巾，拽着一管红缨枪，来回交叉走步，绕着场子显摆。

场子是后山底下一大块平地，背阴少阳光，地上光秃秃，野草也不长，平日里人迹罕至，所谓江湖好汉们单挑决斗的上佳场所。墙外的一排路灯把这块地照得很亮堂。我们的眼睛跟着天山飞龙的红缨枪枪尖游走，疑惑着枪头有没有开口。野猪说肯定开口，他听天山中学的人说亲眼见过大龙把长枪掷出，枪头扎进了一棵大树，三个人都拽不出来。彦子说大龙的枪头用药水煮过，喂过剧毒。天山一条街都说大龙轻易不出手，出手见血，非死即伤。大龙二十来年倒有一半时间不是在工读学校就是在少管所。二龙也在工读学校里锻炼过好几回。

八点多钟，长春才来。

在场的人大吃一惊。他身边只有同学民民一个人，民民表现拘谨扭捏，双手插在鲜黄色的夹克衫兜里，我以为他在兜里藏着什么（其实什么也没有）。长春从袖管里取出一幅红绸，红绸飘落之际，那把后来称雄长安路的阔背砍刀第一次在众人面前露出了真面目。刀的外观很谦卑，半米长，带护手，背阔而重，两面开有血槽，钢质坚韧，来自汽车减震器硅钢片，他亲手用砂轮打磨而成。我终于明白这些日子以来小爷叔猫在厂里不回家的原因。

长春精心打造的终极武器一旦出手，咔擦一声，砍断了白蜡杆子，红缨枪头掉落在地。二龙手里捧着半截烧火棍，嘴唇刷白，傻了似的钉在原地。

大龙端着一杆大枪上场。

他的红缨枪比二龙的要长一些。但运气同样背，没有五分钟，被长春欺到他身前。大龙的枪尖挑开了长春的深蓝色运动衫，长春猛然回首拖刀直削，吓得大龙赶紧撒手，否则手指都要被斩下。如果以为大龙丢枪输了，未免小瞧了天山飞龙。大龙低喝一声，不退反进，两人身子一交会，长春摇晃了几下，倒下了。路灯光剧烈跳动，似乎也被他的身子轰然击中。

大龙阴沉着脸，掂着手里一件黑乎乎的东西，朝长春走去。我睁大眼睛好多倍，还是看不清那是个什么玩意儿，赶忙问野猪和彦子，他们嘟嘟囔囔说不清楚。

长春翻滚了几下，爬了起来，但谁都能看出他瘸了。事后我们得知大龙在小腿上藏了一把磨尖了头的螺丝刀，危急时刻，他把螺丝刀插进了长春的膝盖。长春的脸反射着惨白的光，扶着淌血的右腿，朝后扬手，后山树丛里黑乎乎冒出来一大批人，看不清有多少。看来他厂里面的青工全来了。我们的心脏突突乱跳，认定一场大混战即将爆发。不料，后山人群里冲下来一个人影，像一团飘扬的火球滚下山坡，没有过来，而是远远卡在一棵树干上，大哭起来，边哭边骂：乔长春，你这个赤佬！杀千刀的王八蛋……

眼前是一个最美丽的时刻的红英。

她旋风似飞降的哭泣好像全世界的委屈痛苦都在她的心里，又像一场通宵达旦彩光四射的迪斯科释放了我们少年人对美的全部想象力。但我们完全不接受她责骂被暗算了的长春，我们寻找着民民，可是，民民不见了。他毕竟是胆小的。

起风了。风里裹着沙砾摩擦似的咳嗽声。那个橡胶厂门房老头背着手从大龙身后走出来。我们马上想到了警察，预备随时滑脚逃跑，场子里陡然间安静了，红英也消了声，只有不合时宜的风声，似乎含满了雨水。老头捡起二龙的红缨枪头，对着墙外白得吓人的路灯光照了照，一抬手，将枪头扔进了黑沉沉的后山。后来据说很多人去找，再也没有找到。

老头又捡起大龙的红缨枪，双手端平，眼神里布满倦意。

大龙愣了片刻，嘴唇动了动，什么也没说，接下枪。

二龙用手里半截杆子拦住老头说，师傅，起码您得赔我一杆枪吧？

原来他就是人们口口相传的师傅。我们都失望到合不拢嘴。师傅轻轻推开杆子，拍拍二龙的肩膀说，改天，上我家来。

二龙想还嘴，却被大龙扯着，招呼场子里的人，散了。

老头歪着嘴坏笑。

中山公园既不属于天山飞龙地盘，也不同长安路的小巴辣子搭边，那是江湖前辈老诚的地盘，但道上不敢叫老诚，不分老幼都尊称他师傅，他当然不是门房老头，奉行单身，无儿无女，不近女色，处事公道，听说他拿出一个存折给了天山飞龙，了结了与长春的恩怨。西城道上谁没有点桃色花边故事，但凡论到师傅的清修式私生活，却无人不竖起大拇指，都称道师傅为人高远洒脱，绝无风流韵事。

他目光晦暗，走路也像在打杨式太极拳。

我们都比他着急，难以置信长春的刀法是师从这位喜欢花钱买太平的主。师傅咳嗽几声，将带雨梨花般的红英拽离了中山公园，加深了我们的难受。一场英雄美人的连台武戏就这样给搅烂了，一个相貌猥琐的老头硬生生掺乎进了长春和红英的恋爱。

 

照片三   师傅凝望着马路斜对面的日本楼

 

那是我被语言折磨的日子，不太说话。

作为一个安静的孩子，我把照片看作过去的语言，从暗房里手工冲洗出来的胶片，如同一些行走世间不当心的灵魂，在不足为外人道的时刻，被相机镜头捕捉，装入感光材料里，不再自由，只能发出一些闪光的呼喊。一个人的成长也许是渐渐累积各种有用无用的知识，来证实那些被俘的灵魂，无论黑白还是彩色，都想借助光来讲述那些逝去了的秘密。假如没有这些深刻其中的灵魂，长安路的历史肯定会丢弃照亮脚前的光，隐没在莽莽的虚构之云里面。

多年以来，我过滤了印象里的许多种不同声音，剩下一个事实：当红英不来找长春后，坐在照相馆柜台里代替了她的人是师傅。师傅望着长安路淹没在市声里，和着对面邮局弄堂里煤球厂哐镗哐镗的机器声，打着节拍，民民的四喇叭不知何时转成了苏州评弹。兴致一高，他会用煤油炉炒两个下酒菜，唱一曲徐云志的迷魂调。若是遇上天气热的日子，街坊小孩来得最多，他给我们买棒冰雪糕吃。也就是在那时，我第一次听到了晚清四大奇案之《刺马》。他讲太平天国义士张文祥趁金陵校场阅兵之际如何苦心孤诣，刺杀背信弃义的总督大人马新贻，小朋友听得哇哇怪叫。匕首直刺两江总督的胸肋，喂了剧毒的。在没有大片的时代，场面就是想象一下也够刺激。听完故事，大家缠着师傅不肯走，他掏腰包买零食，摸着下巴歪嘴笑。

那些旧故事让街坊半大不大的孩子都爱上了小老头。

他来店里的日子相当于过儿童节，小朋友们拿着板凳赶来。师傅脱去鞋子，一只脚翘在另一只脚上面，讲到投入时歪嘴偷笑，摸自己的下巴颏，摸身边某个小男孩的脸蛋，小拇指上一枚黄澄澄的嵌宝金戒指硌得男孩嘻嘻直笑。师傅版的刺马比电影《投名状》早了二十年，比导演陈可辛的手法高明。我们得知师傅是在飞机制造厂做技术员，亲手组装美国麦道大飞机在改革开放之初的上海是一件超级牛的事。

我父亲那阵子也迷过摄影。

我拿着父亲拍的胶卷去店里，偶然听到民民以父称呼师傅，始知乖巧的民民认了师傅作寄爹。师傅默默地吸着干儿子民民预备的好烟。民民整理着胶卷，对师傅说好几周有人看见长春，在长宁电影院晃荡，不骑摩托车了，也不上班。厂里快开除他了。

师傅只是吸烟。民民去暗房里忙乎一圈出来，犹豫一会儿，又说长春不是一个人，还有红英妈，两人要好得手牵手，像是一起看电影。

师傅将眼光扫过民民和我，转向长安路上越来越稠密的车水马龙，他说去热二两黄酒来。

师傅吃素。要不是烟酒戒不掉，早信佛了。等民民热了酒上来，师傅摸着我的头，把我拉到柜台前坐下。花生米、泡菜和一壶酒，他看我的眼神也像陈年花雕的色泽那样幽深起来。他问有没有啤酒，民民说喝光了。他说，喜欢喝黄酒不一定不喜欢啤酒是不是，民民和我都愣愣地望着他。师傅又说，长春爱红英不等于一定要不爱她妈妈是不是。

师傅叹了口气，喝光了一瓶花雕。讲了一段张文祥如何凛然大义抵挡嫂子勾引的故事。师傅从来不管他说书是不是少儿不宜。走前脸红红，鼻头油光光，他久久地望着马路斜对面的日本楼，没注意被民民偷拍下一张照片。我以为师傅要说什么色字头上一把刀（那时我读的旧书上老是有这么一句），但他说的话是：

一棵长在林子外面的树，既然开了花，也要结果的。

我听不懂。

事后，民民对我说师傅心善。我嘻嘻哈哈的，还自以为看穿了师傅，我以为师傅喜欢干儿子长春，爱屋及乌，也喜欢上了红英妈。等后来遇见邝阿姨，我以为我可以更明白些，但其实我更糊涂了。

师傅对我来说始终是一个谜。

民民说是长春第一个认了师傅作寄爹，师傅最喜欢的就是我的小爷叔长春。安西安东人敬重师傅，不是他能打架有势力说话算数，而是他讲道理明是非，老是自己吃亏在先。向师傅求助的人没有空手而回的，师傅终身不婚不娶，痛恨一切形式的私有制，一生不蓄私产，全部钱财都用来救济他人急需，所以，不少人想拜他做寄爹他还不答应，他只收义子，不收义女。师傅挺封建的，信“男女授受不亲”老一套。那还不是干爹干女儿满天飞的时代，像长春民民那样的青年有个像师傅那样的寄爹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又一个特别热的夏天。

红英死了。在对面日本楼里自己家里，吊死在吊扇下，地板上还特意细心地铺了很厚的棉被，以免踢到凳子发出声响。她没有留下只言词组（片语？）。警察在桌上找到一个存折。红英妈说那不是她们家的。这是红英之死的唯一一个疑点。

斜对门那幢日本楼当时可是带抽水马桶的高级住宅楼，全部深色柚木地板，罩着一层黑森林似的雾气，大白天，楼里也是阴气弥漫。从那时起，都市传说里增加了日本楼闹鬼一节。比如，半夜下班的人回家，或者早起的送奶工，会看见楼梯口站着一个粉色衣裙的女鬼，有人半夜上厕所，死活找不到自家的房门，好容易找到了，天也亮了。有人天一亮，发现自己不是睡在床上，而是睡地板上等等。

红英丧事未完，长春搬进了日本楼红英家，公然和红英妈同居。

这一切喧嚣声尚未定，红英妈急急忙忙请人来做法事驱邪。我们看见长春回家了，他来照相馆找老同学借钱。民民温和可亲的表情不见了，他去暗房拿钱，他总是把现金藏在那里。接着，他将照相馆关门歇业了好些日子，像是躲着所有人。

街上说得太容易了，他们都说红英是被她妈和长春联手逼死的。

红英妈看上了长春，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欢喜，但这段岳母女婿情是出格的，有人看见丈母娘紧紧挽着准女婿的手在夜幕下的长宁电影院出没，也出现在红房子西餐厅，陪他们花掉长春一个月工资吃奶油忌司烙蟹斗和葡国鸡的人不是别人，正是中山公园的师傅。这让流言变得无比丰富诡异起来。据说师傅那天发了脾气，动了手。他要打的是长春的脸，但他打翻了小顾手中端着的法式烙蜗牛。那天谁也没吃到最有名的烙蜗牛。但流言总归是流言。长安路在红房子做服务员的小顾来我家聊天时，断然否认了这种说法。她说师傅看不出呀，其实是一个好人，疼长春来不及，骂一句都舍不得，怎么会动手打他？她说那天的确是长春和红英妈花大价钱请师傅吃饭，三人吃得挺和睦的，外人看着就像是一家三口呢，师傅不喜欢烙蜗牛，但还是带头吃了。小顾最后说不少人看见师傅在红文食品店的水果摊前转悠。每次他会买一两只苹果，搞到食品店的人都烦了，都嚷嚷着红英病了。师傅你还不知道呀。

师傅是特别有耐心的。

他在红英死后，还来过红文一阵子。民民有时候会过来陪他吸一支烟。一老一少两个人影在红文门口的闲人堆里晃来晃去，引得对面岗亭里的胖警察也不由挪动过来。那一段时间，我们常看见胖警察抹着汗穿过中山西路口，那一老一少各提着一瓶啤酒，慢慢走回照相馆，胖警察冲着他们的背影喊：师傅师傅，来讲个故事吧。

声音被知了声拉得无比漫长。谁都晓得师傅讨厌警察。

 

照片四  小金挥舞着圆珠笔 

 

快乐是不要理由的。小时候我是最开心的，没什么理由也开心。

即使是红英死去，好像也没有太多的悲伤，也许是因为红英又回来了。我在民民送的大相册里找到了证据，不能断定是几时拍摄的，开心的是认出了一身雪白制服的民警同志。怎么也想不起他的名字，姑且称他小金吧。小金不像中山西路岗亭里的中年胖警察，他是一个认真负责的小同志，他在泛黄的相纸里挥舞圆珠笔的样子稳重而老练，他警告祖母的当口，也是这样挑起左边不对称的眉毛：如果再不把老疯子拉走，我们就去抓你们家的杀人犯乔长春。老疯子说红英不是自杀。假如红英真是被人谋杀的，最大的嫌疑人肯定是你们家乔长春。

圆珠笔一直点戳着我祖母的方向，末了，小金将圆珠笔潇洒地插在上装的胸袋，搞得我至今还有个后遗症，对有胸袋的制服情有独钟。

师傅一生最不愿去的地方是派出所。但他破天荒去了，泼妇般大闹，差点被抓起来。祖母由民民陪着，同一干邻居把他生拉硬扯拽回来。祖母起初只是埋怨师傅，但师傅坐立不安，对我祖母拍了桌子，他手舞足蹈说必须去上告，派出所不行，就上公安局刑侦大队。因为红英的鬼魂亲自找他来的。那一阵子长安路前前后后差不多都疯了，跟着师傅一起抽疯。就是上公厕，人们也在说如果你是红英冤魂的话，不找师傅找谁申冤呢。

师傅说他一连几次回家都被一个年轻女人跟踪。

天气冷了，但她依然穿着浅粉色裙子，你走，她也走，你停，她也停。死活不吭气不说话。每次他回身，那女人也转身，他横竖看不清她的长相。走到天黑透了，师傅灵机一动，壮胆掉头，向那女人走去，那女人也掉头，匆忙离开，这一幕很滑稽，变成师傅倒追着那女人跑。我们听到这里都拍桌叫好。若不是师傅，谁敢这么跟女鬼对着干，换了旁人，八成早闷头躲进男厕所不敢出来。彦子特别指明鬼是没有性别的。野猪说没有道理，日本鬼子照样有男有女。邻居们说小孩子不要瞎讲，听师傅讲下去。师傅说这样追来追去也不是办法，他进路边烟纸店，借了一面小圆镜，从镜子里看清了那个长发遮面的女人不是别人，就是红英，只是脸色苍白，嘴唇也是白的，头发直直的，打了结，稻草绳似的。师傅正讲到他问女鬼你缠着我作什么。野猪忍不住又插话问头发也是白的吗，他的大脑袋顶上挨了一记毛栗子，很疼，祖母敲的。野猪不明白祖母为什么揍他，眼睛里还含着泪。

长春被祖母叫回家来。他在天井里光着膀子冲凉，水流声哗哗哗，一直冲洗到万家灯火上天来，而天井里黑得什么也看不见，他才停下来，浑身的腱子肉都在打颤，一些水花也溅湿了站在一旁的我。

入秋了，夜凉如水。

祖母边抹泪，边把师傅劝走，转而数落起小儿子。

长春埋头吃饭，吃光了两大碗米饭，菜没怎么动，也不回答任何问题。我们终究不知道他和红英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整条街都乐意附和师傅的声称，红英的鬼魂亲自找到师傅那里告状来了，她一定是冤死的。师傅对长春很生气。好多天祖母在邻居那里咒骂师傅迷信脑壳瞎污搞，师傅气得生病了，从此绝足照相馆。祖母还嚼舌说师傅给市公安局写过许多信，举报说什么尸体脖子上的绳索勒痕是死后造成的，我们不信，但祖母成天说个不停，她老糊涂的时候真不少。

“美丽新世界”复业。没有了红英长春，没有了师傅，街坊孩子也不来了，“美丽新世界”有了一种没落的哀荣。我偷偷缠住民民，问那天晚上是他去请来的师傅吗，就是中山公园后山，天山二龙丢了枪头的那一夜。民民腼腆地笑。我得意地追问，他依然不回答。当我问到红英之死时，民民的说法吓了我一跳。他说长春被骚女人红英妈害苦了，但师傅也被红英害苦了。红英生前去求过师傅，她跪在师傅面前，求师傅管教他的义子乔长春。但师傅不答应，师傅最痛恨私有制，他告诉红英私有制是世上一切痛苦的根源，婚姻只是一种愚蠢的习俗，一夫一妻的独占只能产生男女间致命的嫉妒。红英不信，一个劲地哭。师傅说傻姑娘不能嫉妒你的亲妈，但红英站起来说那我就去死。师傅无奈，答应去试一下。后来就发生了红英妈和长春请师傅在红房子吃西餐的事，我们知道他们吃了些什么，但永远不知道他们说了些什么。最后师傅独自来找红英，什么也不说，拿了一个存折，红英横竖不要，师傅叹着气，把存折丢下就走了。

民民对着枝杈缝隙里透下来的稀薄光线眯起眼，把手里的相机零件故意弄得咔嚓作响，那一霎那的神情真有点像美人红英。

一旦照片里的什么灵魂开始轻声细语，我听见了一只麻雀的细碎叫声，扑腾翅膀的声音，看不见它在哪里藏着。我无端地瑟缩了一下，想到那可能根本不是麻雀，莫非是红英的冤魂，生前来找师傅是求助，死后来找师傅也许不是求助，而是报复。红英心底里恨着的不是她妈，而是师傅哪。

不知那是不是红英的报复，灾祸降临在这天早上。

照相馆门口来了一大帮子外地客人，操着我所听不懂的方言，吵吵嚷嚷的，为首是一个两只眼睛底下各有一块伤疤的小眼睛壮汉，腰眼里露出缠着红绸的匕首柄。民民脸上堆着笑，给他们发香烟，暗暗叫在放寒假的我赶紧去找师傅。我头一次知道原来师傅住在安西那些又长又绕的小弄堂里面，绿色植物最茂密的一个角落。

开门的是一个从未见过的女人，她额头露出深深的抬头纹，让我大吃一惊。

像所有人一样，我一直以为师傅是不近女色的高人。但师傅家里居然有一个女人。师傅不在。后来我常去师傅家，每次都遇到这个农妇长相的女佣邝阿姨，她来照料师傅起居有一段日子了，说话节省，手脚麻利，最多附加一些简约的表情。师傅家是平房，只有一间特别宽大的卧室，一半用作会客，迎门高挂“天下为公”卷轴，是长安路最有学问的洪教授手书；靠里是大床、茶几、沙发和当时罕见的日本彩电和录像机，床内侧堆满了书籍，我随手一翻，《基督山恩仇录》，《悲惨世界》，还有什么《反杜林论》，散放着浓浓的霉味。屋外违章搭建了一个灶披间，挤掉了一半走道，下雨天解手还得去弄堂里的公共厕所，这是典型的安西棚户区私房。

邝阿姨像处理家当那样自如地把一本《福尔摩斯探案集》借给我，她嘿嘿笑着，承认她已经偷偷卖掉了师傅的一些藏书，她噗噗拍打着那些纸张发脆发黄的旧书，地上升腾起一片烟尘，她咯咯笑着，笑声脆嫩，像是少女：师傅的人都生虫发霉了。

我挟着书兴冲冲回来。照相馆门口依然围着不少人，全是看热闹的。那些恶狼似的外地人散了，现在我得知那是些阜阳人，顶顶不好惹的。

民民也哭丧着脸，乔长春惹了阜阳帮的头目疤眼。

开学了，我每天进出家门，总会特别地留意照相馆侧门和前门，橱窗里的美人照片撤下了红英，换上了一张“美丽新世界”的大幅海报，那是一支无名的新摇滚乐队的主打歌。我听过一回，不喜欢。我跟小爷叔一样，最爱台湾杨庆煌的校园民谣，把这个爱好保持了大半生。

那天放学回来，照相馆门口人山人海。

看祖母慌里慌张的神色，我感觉不妙，后悔得要死，来晚了，疤眼来过了。民警小金他们也来过了。邻居告诉我师傅被急送医院了，他被阜阳人在肚子上捅了两刀，肠子流出来了。晚间的弄堂新闻不断更新，说是情况危急，民民长春他们把师傅从地段医院紧急转送区中心医院了。

邻居们如此还原了那个凶案：师傅不计前嫌，答应我祖母的要求出手相助，在谈判中遭疤眼暗算。他们还以好心人的口吻说也不能全怪祖母和长春，归根结底，师傅说得对，红颜祸水惹不得。在工厂改制后，红英妈停薪留职，转到长安电影院旁边弄堂里卖盗版录音带，与国营新华书店公开竞争。新华书店用立体声大喇叭把《成功的路不止一条》《乘风的岁月》播得要响彻上海滩的劲头，她只消笑嘻嘻带着顾客（像我那样的学生不少）去弄堂底转一圈就全部搞定。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把另一部分穷人从遥远的地方招来了。阜阳来的疤眼带着一群乡下人闯上海滩，一到长安路，就吃掉了周家桥的地摊，旋即挥师东征西讨，赶走了天山飞龙，势力范围一度覆盖了南到沪西体育场、北到中山路桥、西到天山、东至中山公园的广大地域。红英妈起初也像别人一样老老实实缴保护费，但很快她对长春说疤眼要的不只是保护费，还要抢她的生意。长春二话不说，用他的刀子给阜阳人的墙头刻下一个“滚”字。阜阳人马立刻杀到了乔家大门口。谁也不知道当天照相店的暗房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但结果分明是师傅出头替长春挨了两刀。小金同志拿着笔和本子来街坊调查，碰上一条街都在称颂师傅的硬气和义气，气得小金的笔连连戳穿纸张。

在警方通缉令发出前，疤眼逃之夭夭，阜阳帮毕竟是乌合之众，一哄而散。

师傅转危为安，出院在家养伤，长安路重新归于平静。那是小孩的内心比成年人更能体会愁闷的年纪（尽管可能是些真实的错觉）。回想当年，我是从师傅发霉的藏书那里起步阅读外国文学的，后来我常去师傅家还书借书，而街坊孩子们则喜欢聚在师傅家看外国录像。那时候的师傅家只要有孩子，就像是过儿童节。

风声一过，阜阳帮卷土重来。

在家憋了大半年的长春召来厂里的青工朋友，向疤眼发出决战书。他们带上了水果刀刮刀木棒铁棍，一到场却愣住了，疤眼人马操的全是西瓜刀和木棒上钉铁钉的狼牙棒，外加两管土枪，青工们顿时羞惭万分，其实他们才是临时凑拢的乌合之众，大家发一声喊，扭头全跑了。

剩下长春一个人能愣了半天，慢慢亮出单刀。

疤眼嘿嘿冷笑，拔出了后腰里的一把土枪。

小爷叔丢光了乔家男人的脸。他竟然不战而降，乖乖交出了他赖以成名的刀。红英妈涕泪横流，扑上去抱住疤眼大腿替长春求情。疤眼冷冷地说把左手留下来。长春没有反抗。疤眼用长春的刀挑断了他左手的手筋，长春后半生变成了右撇子，我祖父做不到的事阜阳人替他做到了。长春那把著名的钢刀被疤眼随手扔进了苏州河。派出所的小金事后带人去河里打捞了好久，什么也没找到。他调离安西之前引以为憾事，一直没有找到凶器给流氓乔长春定罪。

 

照片五  师傅的遗像

 

在师傅最需要照顾的时刻，邝阿姨不辞而别，没有为什么，从来她不曾存在过似的。

师傅沉默了好几个月，那种沉默比死亡更可怕。安静的夜里，我听见他在床上翻身比月亮在天上的动静更细微，长大后，我失去了这种洞察入微的能力。师傅困在家里，哪里也不去，谁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正常吃喝按时睡觉。等到他再次出门的时候，直接住进了医院，医生说是旧伤复发。

孩子们不去师傅家看录像了，我也再不去师傅家了。

连照相馆也是不得已匆匆低头经过。民民似乎感觉到了什么，但他只是老样子，微笑着忙他的。那些旧事同我完全没关系，但不知为何我却心虚，羞惭不已。

考上中学后，我承受着一所市重点中学学业的不可承受之重，放弃了从小擅长的绘画爱好。

我想我可能患上了忧郁症，哲学家会说那是思想开始成熟的表征。

当我每天多次从长安路1344号老宅进进出出，遇见小爷叔小娘娘那些亲人像遇见了陌生路人，我们之间连目光交汇也省却了，你就知道哲学家说的差不多也是放屁。红漆大门的老宅里发生了许多许多改变，我还来不及搞明白，事情就发生了，就过去了，再发生，再过去……我父母与小爷叔翻脸成仇，因为老宅要动迁了；长春失去红英、失去红英妈、失去刀子以后，变成了一个蝇营狗苟的俗人，与亲人们（包括我父母）开始争夺有限分配的房源。

长安路1344号拆迁在即，动迁组入住安西安东好长一段日子了。

他们赶走了“美丽新世界”照相馆，带来了一套完善而刁钻的新房分配计划，也带来了每家每户以后许多年的伤痛和仇怨，这些都不是刀子能解决的，也不是师傅能解决的，即便祖母抹着眼泪去医院找过师傅多次。

就算偶尔有孩子来医院看他，师傅也不说书讲故事了。

他连换了三家医院，医生给他体内刀伤附近发现的肿瘤下了最后判决书，肿瘤在胰腺和脾脏之间，位置很危险，但师傅非常倔强，他拒绝手术切除，他不承认他缺钱，也不接受别人送钱。保守治疗是省钱的，效果却不佳，他终日带着引流管，行动极其缓慢，如同一只远离海洋的老海龟，无论坐卧都极难受。

我无法拒绝民民的善意，连带他的娘娘腔。随他去医院看过师傅一次。

师傅坐在病床上的姿势极不自然，仿佛坐在八月行进中的火车硬卧上。每天都有人络绎来看师傅，但长春养好伤后一直没来。许多个夜晚，师傅保持着出发的姿态，保持着寒冬式的缄默，但你能听见他身体内爆发的火车汽笛。回来后，我托民民将自己作文得奖的奖品，一台全波段收音机，带给师傅。

成年以后，我接受了师傅的沉默。

告别了师傅的那个时代，美丽富裕的新世界开始了，进入了一个金钱争夺灵魂的世代，一生只会花钱不会赚钱的师傅一直在抗拒，他永远理解不了。

他久已无力负担外面调停的责任了。我父母说像师傅那样的人你少接近。你看连乔长春那样子混社会的人也同他划清界限了。

我父母那时候已经非常鄙视乔长春，同时开始贬低师傅。

我同小爷叔不讲话也有好长好长日子了。民民这个外人成了我们家与小爷叔和师傅之间的纽带。我不知是怒还是哀。

我妹妹说师傅他杀过人晓得伐，我妈说死了算了。

我爸以他语文老师式的精准用词加上一句冷酷评语：师傅那个人，身上背着太多伤，太多责任，唉，对他那种人来说，死亡才是自由。

他们态度的转变一点也不奇怪。长安路上一夜之间都传遍了师傅早年的丑闻。

据说师傅手刃生父时年纪只有14岁。我爸透露说是邝阿姨在给师傅的信里讲的，信怎么落到连我爸都知道了呢，我把怀疑的眼光投向了天天在照相馆门前溜达的祖母。是的，我注视着祖母成天竖起的耳朵和念念有词的嘴。自从师傅接受红英的鬼魂告状之后，得罪了乔家，祖母不停地朝树底下啐唾沫，不停地唠叨，不停地声讨着师傅的罪行：师傅的父亲是一名出狱的劳改犯，常常酗酒打老婆，师傅的母亲实在忍受不了，在他14岁生日过后就跳河了。师傅恨死了他父亲。父子成为仇敌。不久，师傅趁他父亲喝醉，举起菜刀劈了他，成了一个少年犯，嘴角留下了带着嘲讽意味的伤疤。

师傅是不管流言的，他戒了烟酒，戒了言语，戒了来往，在最后一家医院什么也不做，连评弹也不听。

他长时间凝视着窗外的一棵香樟树，他问来看他的每一个徒弟和朋友：你看我还能走出这家医院吗？

别以为他是怕死的。不管得到什么样的安慰，师傅总是沉默半天，最后说，这些天来，我感觉变成了那棵树。

病房窗外的那一棵香樟树，异常孤独的树，长在远离林子的地方。

他临终前，人们都说师傅成仙了。

他的身边除了医护人员，只有民民，他拿来相机，给师傅照了最后的像片，师傅这一次不反对。

乔长春最后一个走进病房，抱着一大袋橘子之类的水果，他是长安路上最后一个同师傅和解的人。

长春进来打扫病房，把地面拖得纤尘不染，最后连窗台上的插花也换了水。师傅从头至尾默默地看着他劳动，看他熟练地运用右手，巧妙地遮掩着坏了的左手。

长春做完一切，显得很疲惫很畅快。空气里弥漫着一种果园秋收的淡香。

师傅躺在床上，胡须长而卷曲，蜡黄蜡黄的，完美地遮住了嘴角的疤痕；眼睛像烧红的炭，黑里透红，全部贯注在民民手里举着的一枚嵌宝金戒指上面，这是师傅的母亲留下的，也是他的最后财产，平常戴在右手小拇指上的。师傅没有留下什么存折，除了皮夹里的一些零钱，谁也不知他的存款去了哪里。一直是民民从照相馆暗房里取钱支付师傅的住院费。师傅嘴里蠕动半天，在场的谁也听不懂，也弄不清戒指到底要给谁。民民说了一句邝阿姨什么的。师傅不离身的戒指应该给照顾师傅好多年的邝阿姨。邝阿姨在哪里呢，谁知道。

[病床上的师傅。绘图：曹青]

师傅在神智清醒的时候始终不说，临终前神志昏昏的时候也没有留下片言只语，一切珍贵的东西在弥留时刻，都变作了他眼中始终不肯熄灭的一点微光。

长春来到医院外的花圃吸烟，冬天阳光最为浓烈的正午。花圃因着医院的消毒水气味，感觉像是一座安静极了的墓园。

他对等在街上的师傅的众多徒弟说，邝阿姨不会来了。

大家开始涌入医院，他们都以为邝阿姨是钟点工，师傅从不解释。现在大家晓得邝阿姨是一名退休的养老院护士长，跟他的时间不长，走得也特别突然特别坚决。养伤期间师傅很无聊，用他特有的方式赶走了邝阿姨，也许他预见到了自己的死期，决心将一生的追求进行到底。他用章回评书的样式，对她讲起了张文祥的义兄马新贻如何青云直上，做到两江总督，却最终死于暗杀。师傅告诉邝阿姨一个人无非是死于色和贪，而非仇人的毒匕首。阿姨听不懂，也不会像红英那样落泪，她拍着桌子大骂师傅一生自私透顶。师傅改用教训的口吻说：私有制呀，才是爱的敌人。所谓一夫一妻相亲相爱，无非是一种性别对另一种性别的控制和占有，你看看，我不同别的女人来搞七捏三，你还嫉妒我同干儿子关系太亲密？

在师傅追求自由的心脏停止跳动后，民民快快走出医院，他竭力放慢呼吸，生怕这人间的哀伤会骤然漫出胸腔，升到天上去。

他喃喃地对长春说，她是不恨师傅的。

我们不知道这个她是男是女，是红英、红英妈还是邝阿姨。但我们知道的是“美丽新世界”永久歇业后，民民同长春那长久的友情也随之结束了，原因不清楚，可能就是渐行渐远，世上的许多热络关系后来都是如此这般走向沉寂消亡。

长春起初是呜咽，有些字怕是再也说不出来了。他萎缩了的左手垂在体侧，像是一只受伤的翅膀在颤抖，接着，他开始痛哭。哭得如此放肆，好像以后再没有时间可哭了，泪水召唤来更多的泪水，这条马路笼罩在没有乌云形成的阵头雨里，聚拢来的人像偷食的麻雀急急逃避着，阴与晴之间的界线模糊了，阳间和阴世之间的界线也同样不可思议地消失了，泪水在大太阳底下飞扬跋扈，光明正大地清洗着店铺、广告牌、人行道树木等等一切无法逃避的事物。

唯有街那头绿树下站着一个粉色裙子的长发女子，看不清面目，她裹着夏装，站在冬雨里，并无违和感，孤零零的一个鬼魂。

民民是不惜一切追求美的，后悔没有带上相机，但他放弃了这个念头，朝她闭上眼，双手合十，心里反复地说师傅走了，你也该回去了。

等他睁开眼，她不见了。

 

 

作者小传

武陵驿，按肉身来说，生于上海，居墨尔本。世界华文作家交流会和南加州华人写作协会永久会员、圣公会牧师。《世界诗歌》副社长兼英文版编委。澳洲华人作家协会会长。出生和阶级不可更改，职务都是暂时性，获奖已成过去时，神学和政治无法正确，写作是断断续续的朝圣之旅，常虞文艺复兴之忧，唯有身份恐怕成谜。2018年回归写作，小说散见于《芙蓉》、《文学港》、《江南》、《莽原》、《安徽文学》和《四川文学》等多种文学期刊。诗歌刊于《创世纪诗杂志》《乾坤》等，入选花城版《2020中国诗歌年选》等选本。已在台北出版小说《骑在鱼背离去》和《水蜘蛛的最后一个夏天》。

 

此文首发于《世代》第17期（2022年夏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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