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中研院院士、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院长、历史所教授黄一农写的《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自从2006年8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引进出版后，在大陆一时间好评如潮。
作者由从事天文研究的物理学博士改治天文学史、天主教史、明末清初史等领域，充分利用网络和电子数据库，从明末清初各种文集及地方志中披沙拣金，一点一滴地建立起详细的数据，引用了创记录的1099种史料文献，不愧为“ｅ时代的考据”。
黄一农回避了徐光启等被称为明末天主教三大柱石的重点人物，因为关于这些人的研究已经很多了，作者有意为国史研究填补空白。因此本书主要还原并分析了17、18世纪明末清初第一代天主教徒中并非广为人知的二线人物如瞿汝夔、王徵、魏学霖、韩霖等人的际遇与心态；这些人既是儒家士大夫，又是天主教徒，都面临两种身份在伦理上的要求之冲突。作者以“两头蛇”为喻，形容夹在中西两大传统之间、徘徊抉择、“首鼠两端”的第一代中国天主教徒。
在朝代更替之时，儒家要求臣子为君尽忠殉国、不仕二姓；而教会却严格禁止自杀。明末之际，除了改朝换代以外，前有农民起义的李自成和张献忠，后有流亡在南方的南明政权，士大夫们不论是在闯王的大顺朝中任职，还是为满清效忠都会遭到谴责，若是以身殉明，则将为教会所不容，实在是两难。
另一种两难，也是本书着墨最精之处，则是在富裕的知识阶层中信教者面临的最大障碍，即纳妾的问题。“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如果男子到了四十尚未得子，多半会纳妾，甚至元配在压力下也会主动安排。而此事严重违反教规，有人在皈依之后不久，就因纳妾而离开教会。本书也以此点，被台湾史学同侪推崇为“指出前人所未能提出的第一代中国天主教徒的最大困境”。
作者出入于明清之际两头蛇族家庭的悲欢离合与生死抉择，既入乎其内，感同身受，又出乎其外，条分缕析。初初读之，确让笔者为之动容。而且作者理性与感性兼备，既有科学家的精确，又有史学家的情怀，令人印象深刻。
然而读罢掩卷，那个中午竟颇为惆怅。不全为书中所描述的曲折历史：明末文化纷乱、家国巨变，其间第一代中国天主教徒在两种文化之间难免首鼠两端、进进出出，上演了种种灵与肉的挣扎，文化冲突的高潮最终爆发于康熙朝的礼仪之争，并导致原本立场不无亲教思想的康熙帝震怒，禁教令出，直到鸦片战争后神甫与炮舰结伴重来；也不是因为本书与以往接触到的对徐光启等明末清初天主教徒的评价反差甚大，前人常以“中西文化会通第一人”来评价徐光启。纠葛到傍晚，心中也搜不出一语可以形容。
对于昔日利玛窦的文化调适策略，后人颇有不以为然者，我见过一种表述，大意是：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与新教）入华不需要与本土的风俗文化调和，神的教训是真理，听不进上帝的话是中国人自己没福气，对上帝可没啥损失。“补儒易佛，修身事天”已不再有吸引力，甚至被认为是错误的路径。陈寅恪在谈及佛教入华时曾说，中华历史昭示，任一外来宗教必与本民族文化融合后始能扎根生存繁衍。但佛教是佛教，与上帝之道怎能类比云云。
如此更偏向神学的思考，当然不必要求黄一农在书中提及。我之所以掩卷而惆怅，直至读了意大利学者柯毅霖的《晚明基督论》才明了个中原由。最直接的一点收获是，《晚明基督论》也注意到了纳妾问题对于第一代中国信徒的考验，显然比黄书早得多。更具启发的是，柯毅霖作为主内史家，其行文态度让我恍然大悟，意识到“两头蛇”这一比喻所具有的挥之不去的讽刺意味，即便这种讽刺仅仅是语气上的，遂大有梦中被点醒之感。
人不舒服，原来是被暗讽而不自知，呵呵！由此看来，国内有基督信仰背景的读者，对于《两头蛇》一书的关注，似乎过于悄然了。不是为了辩论，只为提供一个普通主内读者的读后感，我想也是必要的回应。
添茶回灯重开卷，有必要略做一番梳理。这一次的阅读，一开始却让我有些离题，想起与天主教、与黄一农并不相干的一个人——鲁迅。
“这是母亲送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起来。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很早的时候，在某个版本的鲁迅传里，知道了学校课堂上没有讲的故事：鲁迅迁就母亲，接受下一桩包办婚姻，礼物的名字叫朱安。
“做一世的牺牲，是万分可怕的事；但血液究竟干净，声音究竟醒而且真。”鲁迅原本打算牺牲自己的感情生活，然而，在遇见许广平之后，经历了痛苦、矛盾和挣扎，鲁迅这个荷戟的战士终于拥有了属于个人的幸福，而不再以赎罪之心甘愿做旧世界的殉葬品。

这是否说明，鲁迅的血液就不干净了，声音就不醒且不真了呢？我想，鲁迅不必这样要求自己，其他人也不应这样要求他。人就是人，皆有欲望，皆具罪性，何况是在个人无法承担的重负面前，尽管当事人自负地想以一肩担之。初时两人的结合惹起过一些风言风语，但当时的人们还是能够理解尊重的，即使是论敌，也很少以此攻击鲁迅。放在今日，这反倒显得相当难得。
提起这段，实在是因为“两头蛇”的比喻，“两头蛇”似乎是深入奉教人士的内心世界之后画出的肖像，令人陡然升起一腔可怜可叹之感：好端端的读书人，信什么洋教，把自己弄成了怪物！
而这本书怎么可能与鲁迅、朱安扯上联系？且容我慢慢道来。
“史学研究有时还得要追索人的内心世界，并尝试融入更多的人文关怀，甚至也容许撰写者个人情感的适当抒发。”黄一农的自序，充分体现在该书“儒家化的天主教徒：以王徵为例”这一重点章节中。
在晚明一片乌烟瘴气之下，想要修身事天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们，最先遭遇的竟然是婚姻制度的考验。天主教要求教徒严守一夫一妻制，断不可“大红灯笼高高挂”，几个老婆轮流睡。但纳妾的行为，在富贵人家很普遍。王徵信教后，曾告诫家人，勿为其纳妾，但终因膝下无子而招架不住，另娶申氏。黄一农并未轻易放过此节，他写道：“讽刺的是，令王徵深受感动且每日置于床头把读的《七克》，却有大量篇幅批判纳妾制度以及‘为孝而多娶’的行为。”（注：《七克》是传教士刊印的关于如何克服骄傲、嫉妒、好色等罪的书。）
不久，王徵因为信仰渐深，决定出妾，但当家的妻子尚氏竭力挽留，申氏也誓死不肯改嫁，“不得已，悠悠忽忽”。六年后，王徵痛下悔改之心，视申氏“一如宾友，自矢断色，以断此邪淫之罪”，将其“异处”而非休弃（也就是今天的分居，而不是离婚），结束了夫妻关系。
之后，清兵入关，国破家亡，王徵绝食尽节，违背了天主教不得自杀之律。妾申氏欲殉夫，被尚氏夫人劝留，替王家料理丧葬，在尚氏离世后苦苦支撑一大家子人的生计。历尽艰苦将孙儿抚育成人后，申氏在七十大寿时仿效王徵，绝食而死！这真不可不谓悲剧一桩！
黄一农在此做出了“个人情感的抒发”，他认为，“王徵为了自身的罪赎，牺牲了申氏的幸福”（包括让申氏“缺乏正常的婚姻生活”），而称明末反教人士对出妾行为的抨击，是“从人道的立场”表达的批判。纳妾是否人道，或许因为这一问题在今天看来属于基本常识，书中未置一语，但却把出妾看作不顾女性死活的不人道行为。因信仰而努力克服肉欲，则被视为一种自私的行为。
其实，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王徵之所以与申氏分居而非直接休掉，正是在终结陋习的同时尽可能考虑到要照顾女性的生计，负担女方的生活。不知为何，黄一农未将这一做法视为更人道，却将满腹激愤与同情，尽付申氏，进而在书中构思出一部电影脚本《天主与妾》。
回到关于鲁迅的联想，鲁迅将原配朱安“异处”而非休弃，也是考虑到当时乡下的习俗，朱安回到娘家后的处境会变得不堪设想。许广平与鲁迅交往之初，亦曾在登门拜访时，故做玩笑试探性地将鲁迅推入朱安的房中，因鲁迅大怒而心有把握。可见，按照黄一农的标准，鲁迅无疑也犯下了让朱安“缺乏正常的婚姻生活”的自私之过。
由此，仿效《天主与妾》，或可写一出《新文化运动与朱安》。这一视角显然是女权的，同时是左翼的，因为如果仅是女权主义的视角，也可选许广平为主角，与许广平相比，选择朱安显然更同情劳苦大众。
在《随感录》中，鲁迅曾自述：“在女性一方面，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们少的老的罪，又不能责备异性，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不知两百多年前的王徵，内心挣扎之际是否曾泛起点滴同感。
而黄一农坚定地为王徵盖棺定论：“王徵⋯⋯很无奈地失落在中国传统和天主教文化之间，黯然承受作为一个‘两头蛇族’在会通天、儒的尝试中所产生的尴尬。”“两头蛇”一词暗含的讽喻意味，至此毫无遮掩。
奈何这种中西文化交汇中的“两头蛇族”，三百年来只多不少。想不做两头蛇的，又落进了“中体西用”的套子。倒是当代，因为传统文化被折损殆尽，反倒催生了什么都不信的三聚氢胺猛人，从这一角度讲，几种主义的中国实践，恰好为福音的兴起清了场。
新文化的落地、新道德的建立，从来就不是轻松的。中国传统文化能否在不“会通”、不“尴尬”的过程里，自行发展出男女平权的思想与人道主义，很遗憾，今天的人们已无从证实。以梵二会议为标志，作为当年中华礼仪之争主角的罗马教廷，对基督信仰与本地文化的态度，乃至对多元文化的态度，亦发生了相当大的改变。措身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朱安与鲁迅，各有痛苦，王徵与申氏，各怀幽情。人难免因个人好恶，同情其一而讽刺其二。好在，人不记念的，自有记念者。
对王徵“尴尬”的另一节：绝食尽节，违背了十诫中不得自杀的诫命，我不想多说。无信仰经验的史家在治宗教史时，最大的陷阱在于他们自以为可以通过科学手段、考据研究还原乃至理解他们所研究的人物。我相信，这些学者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罗列、分析律法，并以此为据逐条框定信徒，模拟审判的情景。然而信徒为何可以藏身于基督之中，实因基督里固然有律法，但更有恩典，实因信徒亲身经历了：神不是旁的，神是爱。所谓的“ｅ时代考据”对于研究恩典，难说能有所帮助。
在此，我不想允许自己已经触碰到限度的头脑过久地停留在难以把握的边界上，我只想引用朋霍费尔在《伦理学》中谈及自杀的一段话——“不是生的权利，而是允许在上帝的赦免下继续活下去的恩典，能够抵制这种自杀的诱惑。可有谁敢说，上帝的恩典就不能包含并容忍人在抵御这种最冷酷无情的诱惑时的失败呢？”
神的爱究竟有多大呢，可以被形容为长阔高深？

（《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黄一农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