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撒利亚的优西比乌是西方历史上第一位基督教会史家，被人称为“基督教会史之父”。他生活在公元3世纪到4世纪，大约是中国的三国末期到晋朝。活了近80岁。

什么东西占了第一就大不一样了，难怪新时期文学开始的头十年，有不少聪明的作家跑马圈地，占领某某写作第一人的位置，那是一个不断突破禁区的时代，第一如雨后春笋（真俗的表达）。不过当第一也并不那么容易，后人可以对前人诸多挑剔，就如我们曾经特别不屑那些第一个写爱情，第一个写性，第一个写乱伦，第一个写反右，第一个写红墙内幕等等作品的文学价值，但有时候又不得不承认他们在文学史上留下的那些痕迹是无法抹掉的。今天的史学家也可以就优西比乌的《教会史》提出有理有据的批评，姚西伊的“中译本导言”就针对其中“西方中心”、“精英焦点”及对君士坦丁带来的“基督教王国”不遗余力的吹捧等多有 针砭，实在是极有学术分量的好文章，对我们这些对于教会史的研究成果几乎一无所知的读者来说近于振聋发聩。我对该书的编者能收入这样犀利的“导言”而深感敬佩。但是这不会撼动优西比乌教会史第一人的历史地位。

在读这本大部头之前我就已知许多早期教会的殉道资料被收集在其中，一读果不其然，殉道的过程描写确实很血腥，是一种直接的生理刺激。但是让我内心震撼的却是书中的一头一尾。

一头是书中的第一卷：耶稣其人其事。

大凡刚信主的基督徒多从《马太福音》开始查经，也就常听到关于耶稣家谱的一个解释：为什么《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记载的家谱不一样呢？因为马太记载的是约瑟的家谱，路加记载的是马利亚的家谱。当我开始带领《马太福音》查经时，读到丁道尔的《马太福音》释经书，那里面认为这个说法没有根据，犹太人没有记载母系家谱的传统。作者认为马太记载的是耶稣的法统——即约瑟属于王室的家谱，而路加记载的是耶稣的血统，即约瑟的真实出身。造成这个差异存在但又能够合理解释的原因是：约瑟被过继给了王室后裔。

我为这个解释雀跃不已，以为这是很有创见性的发现。读了《教会史》才知道，在优西比乌时代，家谱问题就是用这个思路解释的，实在是我孤陋寡闻了。我们使劲儿努力，以为跑了很长的一段路途，殊不知只是跑了一大圈儿，回到早期教会的释经思路中去了。上帝真幽默。这让我想起我一位搞社会科学的朋友，他经常的苦恼是：不知道自己苦心孤诣的研究发现是否早已经被前人讲过了，而自己囿于视野局限还在那里孜孜以求。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它常常不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而是照着前人的屁股狠狠地踹上几脚。谁敢说自己一定比两千多年前的墨子、庄子、韩非子——孔孟就不比了——高明？悲剧的是一脚踹空，闪了自己的腰。

优西比乌的《教会史》最让我震惊的还是末尾部分。

在君士坦丁执掌罗马政权并优待基督徒之前，罗马帝国范围内最后一次大规模迫害基督徒是戴克里先执政期间。这也是优西比乌亲身经历的大逼迫。

（虽然优西比乌“偏好记录光辉故事”，但是他还是如实记载了一些人被酷刑和死亡吓倒，由此放弃或暂时宣告放弃信仰。度过了极端严酷的逼迫进入相对和缓期时，如何面对软弱跌倒的肢体几乎造成教会的大分裂。而某些异端也遭到与基督徒同样的迫害——说起那些“弗吕家异端”，他们沉溺于癫狂状态，竭力追求灵魂出窍、说方言等等，似乎让人看见当下极端灵恩派的影子。真是太阳底下无新事。）

优西比乌这样说：“在我所处时代的迫害到来之前，敬畏上帝的消息借着基督在全世界的传递，所有的人，无论是希腊人还是非希腊人，都把此消息当作荣耀与自由。统治者们一方面将我们的人民从异教献祭的折磨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善待他们，甚至容许他们掌握行省大权。在皇宫中，皇帝们容许皇室成员——妻子们、孩子们和仆人们——公开践行信仰……所有总督都对教会领袖礼遇有加，每座城市都有大型聚会，会众进行崇拜的旧教堂已被宽敞明亮的新教堂取代。”

但是，优西比乌敏锐而且勇敢地指出：“更大的自由也带来傲慢与懒惰。我们开始互相嫉妒和彼此攻击，以语言为武器的战争由此爆发。教会领袖攻击教会领袖，平信徒之中则派系林立、彼此对抗，那种不能言喻的伪善与借口都已达到了罪恶的极致……由于身陷愚昧，我们没有努力向上帝赎罪，而是像无神论者那样，假想我们的事不会被上帝注意到，于是我们从一种邪恶步入另一种邪恶。那些被当作牧师的人，丝毫不因敬畏上帝而受到约束，彼此之间激烈争吵，只是为冲突、威胁、妒忌和怨恨添油加醋，并且还疯狂要求得到梦寐以求的残暴权利。”

这还是早期教会光辉灿烂的模样吗？优西比乌不怕被他的读者谴责他抹黑殉道者吗？我都为他捏着一把汗哦！

且看优西比乌老人家的大胆激烈：

“最后，当仍然有很多人参加聚会时，上帝的审判以其惯有的怜悯逐渐开始介入，迫害从我们军队中的弟兄开始……于是，正如耶利米所记述的，主在羞辱自己的女儿锡安城，并且将以色列的荣耀从天扔下（哀2：1—2）。而且，正如《诗篇》所预言的，他弃绝与仆人所立的盟约，并且——通过毁坏教会——把自己的至圣所践踏于地，高举他仆人仇敌的右手，不在战斗中扶持他仆人，让他仆人蒙羞。”

看，圣灵的感动让优西比乌写出了什么？没有比真实更合乎上帝心意的写作了。优西比乌如此热衷描写殉道者们的勇敢，坚定，圣洁，面对死亡时的从容无畏，他怎么会容许这些有损教会形象的文字记录存在？但是，他写下来了。我只能相信这就是圣灵的工作。上帝要借优西比乌的笔让我们知道：早期教会就是这个样子，其中就有这样的教会领袖，这样的平信徒。但是上帝的工作就在这样的人中间显明，他拣选那些未向巴力屈膝的勇士，保守他的教会有根有基地传承下来。我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教会领袖和信徒们不犯错误上，而是建立在上帝超然的工作上。中国文化传统是讲究为尊者隐，为长者讳的。而“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种思想，从来没有成为我们文化的主流。对于基督徒来说，为尊者隐更加上一层属灵的意味，为尊者隐就是为教会隐，为教会隐就是为上帝隐。问题是上帝需要我们用隐瞒的方式去维护他的名声吗？恐怕我们常常只是窃取了神的荣耀，却羞辱了耶稣基督的名。

上帝恨恶罪恶的本性没有变，他的审判总是先从他的家开始。教会想得到圣灵的恩赐吗？想得到使徒们那样的能力吗？想具有初代教会那样的复兴吗？让我们先从清理教会的罪开始。历世历代的教会复兴也是从认罪悔改开始。别让上帝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恩典和作为变成我们骄傲的资本，别把教会变成我们自己的事业，而要对上帝的托付恐惧战兢，小心谨慎地传递圣言。哦，愿曾经感动过优西比乌的圣灵今天依然感动他的教会！

（《教会史》，优西比乌著,瞿旭彤译,三联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