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36 年，27 岁的加尔文首次以拉丁文出版了《基督教要义》，后不断扩充再版，1539年他把第二版拉丁文版译成母语法文，为加尔文作传的凡赫尔斯玛如此评论：“翻得极美，以致后来人们称加尔文为现代法语之父，正如路德因将圣经翻译成德文而被誉为德语之父。”
笔者看不懂拉丁文，也不能读他的法文原典，手中有的是他的《基督教要义》英文版Biblical Christianity(London,1982)，托人从国外购得，上边划满了条条杠杠。还有的是《基督教要义》的英文网络版，不过看下来实在太累了。再就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 1959 年初版的中译本，分上、中、下三册，至今读过三遍以上，上世纪 90 年代在国内大学图书馆很难找到这套版本，便跑到金陵协和神学院图书馆去看，也看过从那边复印的本子。2007 年见到钱曜诚牧师，蒙他赠送加尔文出版社新译的《基督教要义》，拿到后马上翻阅，尤对以前比较忽略的第四卷“教会论”部分产生深深共鸣。还有就是加尔文的圣经注释书两种（台北基督教改革宗翻译社，1971）。再就是关于加尔文的书，计有《异端的权利》（茨威格，三联出版社，1986）、《宗教精神：路德与加尔文》（梅列日科夫斯基，学林出版社，1999）、《加尔文传》（凡赫尔斯玛，华夏出版社，2006）、《加尔文神学》（林鸿信，台北礼记，1994）、《基督教预定论》（伯特纳，台北基督教改革宗翻译社，1985）、《认识预定论》（史普洛，台北校园书房，1996）和《清教徒的脚踪》（钟马田，香港以琳书房，1993）《加尔文小传》（陈福中编译，基督徒出版社）、《自由的崛起——16 － 18 世纪，加尔文主义和五个政府的形成》（凯利博士著，王怡、李玉臻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等，另外就是近十种教会史中论到加尔文的部分。
所以，这点资料实不足以对加尔文进行“盘点”，但也无庸讳言，除圣经外，笔者个人和处境中许多困惑和挣扎是在他那里得到了最好的帮助，因此才有勇气盘点一下加尔文的精神遗产，尤其在他诞辰五百周年之际。

第一，迄今为止，加尔文对人性幽暗的深邃洞见不算空前，但算绝后。
还记得大学期间借的第一本书就是梅林的《马克思传》，大学期间买的第一套成套的书就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那时，多想从那里得到生命为之生为之死的真理，但后来，自己内心的光越来越黯淡，精神空间越来越逼仄，这才发现，世界的恶不只在外部存在，也在人性内部弥漫，人性内部的恶远比他们想到的要多得多，人性之被教化也远比他们想到的要难得多。看雨果的《悲惨世界》，里边的共和党人演讲说：“19 世纪是伟大的，20世纪将是幸福的。”我把这当成笑话来听。笔者经历到莎士比亚前期到后期的那种“断裂”，果戈理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前期到后期的那种“断裂”，按舍斯托夫的说法，在自己人性中发现了那个叫嚣的“地下室人”，那个地下室人可以为了一个戈比出卖整个世界。要么世界完蛋，要么我有茶喝，那就让世界完蛋吧，只要我有茶喝！
于是对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修身养性、自我超越，都深深怀疑起来。“美丽新世界”的许诺从小听得太多了，某一个时刻会像马丁 ·路德在罗马爬最后一级台阶时停下来，一个念头猛地闪过：“真是这样吗？”
只有看到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后，才明白，这个世界上，有两思想家，一类思想家忙着告诉你答案，对人性的幽暗不置一词，他们生来就要当你的老师；另一类思想家和你一道站在生存深渊中，袒露出人性的迷惘，和你一道往前走，他们时刻准备着作你的精神兄弟。笔者曾把加尔文好几段话抄下来，他批评那些属灵的斯多葛主义，批评一切试图粉饰人性黑暗的修炼派，撕下人性的假面，真诚地告诉笔者：不要伪装自己多么高尚、圣洁，承认自己人性的幽暗，面对它，从深渊中发出呼告吧！他扯断了笔者心中流淌的中国士大夫所谓“情调”之弦，折断了自以为义、自我超越的修炼之梯，让笔者不再表演和伪装，而是真诚面对。
有人说，没有人比加尔文对人性贬低得那么厉害的。可只有反复阅读才会发现，对人性幽暗的深邃洞察背后，正是对天光的执着。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正因为说出了人性深处的病态，多少人就污蔑他是“病态的天才”，似乎只有平庸的肤浅才是唯一不“病态的”一样。对人性幽暗的洞察，前有保罗和奥古斯丁，后有加尔文。整个西方文化传统深受笛卡尔和卢梭影响，对人性扩张如此轻信，给人类带来的灾难还少吗？更何况中国基督教徒深受中国道家逍遥精神和圣徒修炼传统浸染，更需要通过读读加尔文来获得一份可贵的清醒。

第二，加尔文对人类自由价值的虔诚维护。
自由，很多人一生追求的梦想。
笔者也不例外。大学时代，笔者受法国启蒙思想影响很深，颇有反叛一切、怀疑一切的勇气。但时间久了，就发现，帕斯卡尔对怀疑主义的批评多么适切，怀疑主义是不彻底的，它无法彻底怀疑自己。自由一定不是想批判什么就批判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样的话，自由就成了任性和放纵。梅列日科夫斯基也说从怀疑和批判的基座上什么也产生不出来，从空对空中什么也产生不出来。
那么，自由是什么？是不是自由只是一种传说，永远都找不到？
卡夫卡的小说很好地揭示了这一点，他在《致某科学院的报告》中谈道，人自由选择被奴役，当人自由地出卖自由时，他还算是自由的吗？
加尔文有勇气说“认识上帝是人心的禀赋” （Biblical Christianity, London,1982, P.13）。他从这里开始他的思想体系，他对自由的思考也从这里开始。他谈到人自由选择犯罪，从此活在罪的玷污中，人性全然败坏，这里的“全然”是指范围上，而不是指程度上。从此，人因为选择犯罪就必须为自己的罪负责。但他的自由在自主返回上帝时是瘫痪的，因为人性的幽暗使任何自由的努力都窒息了，这正是人类自由匮乏的状况。人无法选择出生，也无法选择死亡，更无法选择上帝，若上帝是可以选择的，那上帝就屈服于人的选择能力。所以，上帝就预定了他的选民得救。预定论不是自由的毁弃，恰是自由的成全，正如耶稣在《约翰福音》8 章说的，“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就像地球吸引力是向下的，总是“定”好了向下，人才能“自由”地举起手臂来，否则，连举起手臂这样的动作，都很难做到。
自由必须得有神圣的根基，得有真理的根基，才能得到保障，否则就会成为任性和放纵，因为人性是靠不住的。
加尔文毫不避讳地传讲上帝在一切事情上的预定和作为有绝对主权的上帝观，才为自由的落实提供了一个高远的精神领空。人在回应真理的召唤中找到真实的自由。而这自由的得着，恰恰是在真理里甘愿失去。这正是自由的吊诡。真信仰带来真自由，人就不会被形形色色的理性谎言和人性谎言蛊惑，也不会被自我神化的世俗政权吓倒。信仰之光才是自由之光。就像一个艺术大师达到自由创造的境界，背后一定有安身立命的精神资源作为支撑，否则，自由就是乱弹琴。
这一点，茨威格这样肤浅的人道主义者当然不能理解，所以他才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对人文主义的自由情怀大肆攻击，写出《异端的权利》这样带有最严重偏见的书，一翻就知道得很清楚。

第三，对个体价值的最高张扬。
惟其承认上主伟大而神圣的主权，才为人责任之落实提供可靠基石，因为全世界每寸土地，每一领域，人生每段时间，都须承认上帝主权，每个基督徒都必须尽全力拼搏，宣告上主的伟大和神圣，这样才不致被相对主义、人本主义和狭隘的“政教分离”论弄到割裂和瘫到自愿为妾的地步，基督不单应在政治领域发声，甚至全部政治领域都须发出声音。不单基督教研究要学术化，学术还要基督化，这就为基督徒不止息的拼搏带来目标和动力。
当然，耶稣基督的国是天国，是属灵的，真基督徒必然会弃绝“神权政治”论，不倚靠势力，不倚靠才能，而是靠耶和华的灵成事（亚4:6）。
在西方思想家中，连克尔凯廓尔也没有加尔文这样的力度，把人赤裸裸拉到绝对真理面前，让人的方方面面都要去面对那至高者，没有一寸领域不坦诚在真光之中。
那些只从自然来看人的学者，不过把人看成了动物；
那些只从社会来看人的学者，不过把人看成了机器；
那些只从宗教来看人的学者，不过把人看成了天使。
在笔者所认识的思想家中，只有加尔文是从最丰富的方面看人，他看到人心自然的禀赋，承认自然中有真理的恩典和价值，从而给科学探索以最大推动；他也看到社会的权柄来自至高者，真理高于政府，把教会从政府的辖制中解放出来，把人从对专制的恐惧中解脱出来，但又不陷入暴乱，而是带着“圣召”进入社会，为了荣耀上帝而工作，马克斯 · 韦伯看到了加尔文主义对早期资本主义兴起的巨大贡献；加尔文更看到了人单单活在自然和社会两个层面是远远不够的，人必须得有宗教层面，才是一个整全个体，因为上帝是人生命的源头，是人之创造主，人必须到上帝那里才能找到自己生命的尊严，而生命的最高尊严恰恰是超验的，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才使每一个人都获得无比尊严，绝对不是在自然和社会中可以得到的。因此，一切在头脑中思考人的尊严而不回到人的生命本源的举动，在加尔文看来无疑缘木求鱼。
人之伟大在于向上帝开放，人成为一个开放系统。不是人的一部分，也不是生活的一部分，而是全人和全生活，这就给人带着“出世”
情怀积极“入世”提供了途径，也同时摒弃了禁欲主义和纵欲主义两种弊端。
和真理的过度连接，难道不会陷入禁欲主义和灵肉二分的泥潭吗？这也是很多人攻击加尔文的地方。笔者在个人阅读中，发现加尔文
的思想中其实有很好的回应，因为他不把人看成是割裂的，也不会让人用自己的“灵”克制自己的“肉”，而是强调全人向着罪彻底死去，凭着信心来到十字架前，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同钉，在信心中确信基督的代赎工作。路德强调“信”，而加尔文强调“信谁”，于是他把人的眼光放在真理的面容上，于是才可以向死而生。这样他就充分突出了圣灵的奥秘工作。圣灵在信徒中内住，他的生活就是全然更新的“活”，他就可以真如奥古斯丁说的那样：“真心爱你的上帝，然后自由行动。”生活就不再是禁欲，而是被真理吸引，对真爱专一。
那些批评加尔文是权力欲狂的人，没有看到加尔文两次在日内瓦，都是别人的邀请，他可从来没有想要在那里攫取什么权力。他被人尊称为大师，处处受人尊敬，把一个混乱、颓废的城市改变为宗教改革的中心和新教最为深邃的神学大本营，后来影响到全世界。而他自己直到临死前五年，连日内瓦公民权都没有。他并不认为可以把人生意义定义为社会上的成功，他个人惟其尽全力活在上主面前，才以受苦的心志为兵器（彼前 4:1），把生命的每一分一秒都为宗教改革的成功燃烧。宗教改革若只有马丁 · 路德，新教就有可能坠入四分五裂和反律主义的泥沼，止于神的恩典而没能追索到那浩大恩典的荣耀源头。

第四，对绝对真理的谦卑态度。
这是笔者所看到的加尔文人格中最有特色的一点。他的传记很难写，因为他绝少谈论自己。梅列日科夫斯基记载马丁 · 路德会很骄傲地说：“我这个小修士可以让教皇发抖。”但这样的话放在加尔文身上不可想象，他连心里想都不会这样想。
今天很多人（包括华人教会那些有名的传道人们），都有一种不可餍足的谈论自己和论证自己伟大与属灵的癖好。从自己的嘴里说出自己多么伟大，总觉得很奇怪，本质原因可能正在于缺少更多和真理面对面的经历。一个真正见到真理的人，会被真理折服，也会谦卑下来，像彼得那样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路 5:8）。对基督徒来说，应该更多以个人的失败见证上主的永不失败，但这在华人文化圈很难见到，教会似更难免俗。《希伯来书》的“信心英雄榜”说到底绝不止于称赞他们信心的伟大，而是说这些“旧约”信徒远远望见了那座有根基的城，因着信知道那是真的，才鼓励他们这样做，那每一个“新约”信徒岂不更应“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来 12:2），轻弃世界一切？
因此，加尔文终其一生才津津乐道于上帝的主权、荣耀和恩典，乃至无暇写下自己的见证，在他身上就可看到这种面对真理的谦卑和质朴。他一生最大的特色就是不顾一切追求真理，而又不神化自己的追求，总是在真理的海洋中忘我。在真理中忘记自己，是一种怎样的境界？他就会看轻世俗的荣誉和掌声，而被神圣的温暖和爱充满。连天主教的教皇庇护二世都承认加尔文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金钱对他毫无吸引力。他死后，没有墓碑，连他的坟墓在哪里后人都不知道。绝对化超验真理本身，就会相对化自身，从而为自我神化情结“祛魅”。
真理就意味着“非如此不可”，又能抑止人自发性的狂热从而给人以清明反省，这种清明的反省就是一种谦卑。很多人恶狠狠或者轻蔑地说：“绝对真理？世界上绝对没有绝对真理！”说这样话的人，其实已经忘了他们正把自己的相对绝对化。后现代思潮无助于对人类
自我神化情结的祛魅，反而加速了不假思索的自我神化，在反对一切中神化了自我反对的姿势，实在是对生存真相的遮蔽。
然而，读加尔文传记，读加尔文，总能感受到这种惊人的朴素和谦卑。他直接、简单、从容、深邃而又犀利，哪怕从译文中你都能强
烈感受到这一点。只有那些深入者才能浅出，只有那些为真理忘记自身的人才能如此质朴地说出真理。
相反，在他的敌人身上，比如茨威格和梅列日科夫斯基为他写的传记中，你总能发现这两位恰恰因为偏见而扭曲了事实，因为隔膜而
误解了他的学说，缺少“同情性理解”和谦卑。在笔者看来，上述就是加尔文最突出的四方面的精神遗产。
面对这份遗产，中国大陆教会并没有继承，坦率地说，加尔文的真正影响还谈不上，很多自称信奉改革宗的新一代传道人，不过赶时髦罢了，一遇到关键问题，就退回到牢固的阿米念主义立场，很多人宁可要一个范围广的救赎而不要一个更合乎圣经的能力大的救赎，大家不约而同地在疯狂地淡化和忽略亚当背约把全人类带入的可怕状态，用所谓“属灵四律”的“上帝爱你，对你一生有个美好计划”代替了人本为“可怒之子”的事实（弗 2:3）。至于说到教会观、教会圣礼观以及教会体制观上加尔文对中国教会的影响，更微乎其微，婴儿洗背后伟大的圣约观，在很多华人传道人面前连提起来都要犯忌，更遑论深入讨论！
套用一句西方谚语，想得诺贝尔奖的人一定得不了诺贝尔奖。因此，自称改革宗和加尔文主义者的人未必是。是不是改革宗和加尔文主义者不是自己说了算，要看信仰与生活中有没有“敬虔的生命”和“纯正的教义”。前一点，中国教会还沾点边（但传到年轻一代传道人似
已断裂），但对后者，中国教会似还离得很远。不过，在人不能，在上帝凡事都能。惟求上主在中国教会兴起像加尔文那样“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提前 6:12）的神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