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的家庭

我 6 岁的时候，回父亲家乡，距离我的出生地约二百公里。我的三爷，就是我父亲的三叔，拉着我的手，给我唱赞美诗。那真是很奇怪的事儿！我很想笑。他是在外国传教士的带领下信主的，当时家族的人不少都信，包括我父亲小的时候，只是 1949 年以后，那里受到很大冲击，村里的教堂也拆掉了。

我父亲 20世纪 50 年代大学毕业，还是保留了幼时私塾的旧文人传统吧，书画、象棋都很棒。不少农民家里的字画都是他的手笔，还有人起了院子，门楼上要题个“紫气东来”、“耕读传家”什么的，都会来找父亲。我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大约 1980 年，村北那个被大家当作傻子的人，外号叫葫芦，来找父亲写字，“基督教堂”，是竖排的。没几天，我就在葫芦家门口看到了这个教堂。春节的时候，爸爸写了“主耶稣保佑我全家”，挂在中堂上面，这也是很奇怪的吧。

我自己生命的改变，则是在 1997 年父亲弥留之际。他有肝病，17 年了，我妈妈从来没有放弃过，但这次肝癌、腹水、肾衰竭，不能吃饭，只能输液，又排不出尿，内脏都已经受压迫坏掉了。母亲和他一起唱诗，父亲还试图将头从枕上抬起来。那晚，母亲好像彻底放弃了，她为父亲做的祷告里说：“慈爱的天父，如果他在人世的使命已经完成，那么请你将他带走吧，我就将他交托给你了 ……”

就在那一刻，我决志信主。这些话语是如此温暖体贴，如此善解人意，如此爱意深沉。之前，在我们中国文化所有的话语里面，我都没有遇到过。

二、我的创作

1997 年春，我父亲病逝，追悼会上来了一群教会的弟兄姊妹，排着队来的，整整齐齐地，唱了诗，做了追思礼拜，然后就排着队走了。我觉得这样非常好，他们不多说什么，但是强烈地传达给所有人一个信息：肉身的死亡绝不是生命的终点，天国里有更美好的盼望。

1999 年春，我的婚礼，就是在家乡这个教堂举行的，我妈妈在这个教堂服事和礼拜。当时，婚礼上来了上千信徒，我在北京电影学院的同学有 8 个人在场，我们就特别想拍一个纪录片，因为这样的婚礼确实很有意思，却没有一台摄像机。

2000 年春，我父亲三周年祭奠，母亲请了父亲家乡的一个诗班来，讲道、唱诗、舞蹈。当时传道人讲的，令我印象深刻。她说：“要是你们相信耶稣基督是救主，你们的祖先就是亚当和夏娃；要是你们相信达尔文进化论，你们的祖先就是猴子！”没拍下来真是遗憾！2000 年秋，我和几个朋友在广州创立了“第七封印电影作业坊”。“第七封印”这个词广为电影专业人士和电影爱好者所知，是因为瑞典导演英格玛 · 伯格曼创作于1956 年的史上经典电影《第七封印》。 “电影作业坊”是一个项目性的独立电影创作小组，计划拍七部中国基督教题材的叙事长片，构成一个七封印系列。第七封印典出约翰的《启示录》，七封印的揭开是审判的开始。我把电影创作不仅看作是我个人的事工，更是我个人生命接受审判的过程。同一些敏感的、乐于思考的人们一样，我认为审判不是在某个特定的“末日”才到来的，而是一种充满生命过程的时时刻刻的期待与经验。

我时常会拍一些教会活动的纪录，信徒的见证，等等。这些影像具有强烈的福音性质，却往往不能达成广传福音的效果，招致世人的嘲笑我们可以不予理睬，但阻挡一个人成为神的子民，却是这种性质单一的影像在实际果效上最大的问题。俄罗斯神学家别尔嘉耶夫说，“正是肯定神学，令一些靠着人类最基本的情感与道德准则生活的人成为了无神论者。”与其怀着抱怨的心态慨叹这个世代的堕落，不如积极地反思我们为观众提供了什么样的精神食粮。

作为需要面对所有观众的电影，七封印系列全部都不是福音性质的，而是关于福音在中国的状况的。用剧情片去做纪录片的工作，或者说，这些剧情片起着强烈的纪录功能，纪录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以及基督教在中国的状况。“中国有八千万基督徒。中国电影中，他们在哪里？” 这是我的第二部叙事长片《举自尘土》导演阐述中的第一句话，也是我的影片的主要使命。

在我个人的祷告里我向神祈求，如果要带我走，希望是在完成这七部之后。

三、关于属灵

2002 年春天，广州一间教会的负责人联系我，希望我能够与他的教会合作拍摄一组圣诗的 MTV。我非常荣幸可以有这个事奉的机会。他问我是否可以推荐演唱者，我当即打电话给一位学声乐的学生，她刚刚获得全国大学生美声比赛女高音第一名。她听了我的邀请，也很乐意义务来做。

打完电话，这个弟兄问我，她是不是姊妹。我说还不是。

“那不行！属灵的工作一定要属灵的人来做。”

这句话当时对我刺激是挺大的。听起来也没错儿吧，但是我总觉得，我们都不是生来就是信徒的，假如一个人在还没有归信主的时候，乐意为教会做一些事工，如果信徒说你是外邦人，因此没有这个资格，你会怎么想呢？你会怎么理解传道人讲的“神爱世人”、“神就是爱”呢？你会怎么看待神呢？教会要是持鼓励态度对他（她）会更好。特别是在文化领域，对于那些有明显恩赐的人，为什么不可以给他们一些机会呢？这是我对于狭隘的属灵论断的看法，我希望这种看法不会被误以为是骄傲。

几个月后，我带领一个 20 多人的剧组去广东英德拍摄我的长片处女作《山清水秀》。鉴于独立电影艰难的运作状况，我们根本没有投资，是我和两个朋友凑钱拍的，他们都不是基督徒。剧组成员多数是我电影选修课上的学生，来自美术、中文、旅游、化学、数学、物理几个院系。整个剧组只有两个电影专业人士，一位是执行导演隋继岩，一位是录音师陈汀，都只有二十六七岁的年纪，他们放弃常规剧组里两个月的挣钱机会，来给我们帮忙。

陈汀是我在北京电影学院的校友，录音系科班出身，当时已经是国内小有名气的电影前期同步录音师，在只能租一根话筒、一个小调音台的最基本预算条件下，他的敬业精神与专业素养对于影片品质的贡献非常突出。我们雇不起录音助理，影片多为长镜头，经常一个镜头几分钟，身强力壮的学生在烈日下举话筒杆，一条下来就要中暑了；同时也举不好，指向不够准，声源不够迫近，录音不够实。基本难度大的，还是得陈汀亲自来做，同时还得照顾着调音台。

但陈汀不吃猪肉，他是回民。当地根本没有牛羊肉，我们唯一能为他做的生活改善，是炒鸡蛋，几天下来他就再也吃不下鸡蛋了。他就这么着坚持了一个多月，每天吃几片青菜、咸菜。

《山清水秀》完成之后，我坚定了一点认识：任何人都有资格为拍摄基督教题材的电影出钱、出力，我坚信神都会纪念他们的付出与劳苦。我想这一点在教会的一些日常事工上也是一样的。门虽然窄，却是开放的，它不应对任何人关闭。

我不敢说，我的电影是属灵的。

审判是上帝的事情。

四、关于苦难

2001 年，在报纸上读到一则报道，是讲“狠心母丧尽天良”，因贫困卖掉孩子，而“警察救孩子脱离虎口”。卖孩子，这就是《山清水秀》的故事。但影片的剧作核心在英文片名里是有体现的，The Only Sons。传教士两次来村庄的讲道，第一次讲亚伯拉罕献独生子以撒给神，第二次讲神赐独生子耶稣基督给人。这是旧约和新约中关于基督教人神关系的呼应。但在我们的影片里，现实生活中的父子关系却是父亲卖掉独生子。我明确告诉自己和全剧组，我们要拍的不是罪与罚，而是罪与救恩。

《举自尘土》的最初故事也是来自一则报纸报道，一个家庭贫困到极点的妇女，对医院里的丈夫实行安乐死，以求摆脱这个负累。但是，后来，丈夫家人起诉了她，她被判无期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