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家庭教会现阶段的特征

《杏花》：您觉得目前中国家庭教会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天明牧师：先简单回顾一下我们中国教会的历程。自基督教宣教士马礼逊1807 年来华传教至今有二百年了，中国教会在神的带领下经历了历史性的成长，大体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807 年至1949 年，神透过外国宣教士们的辛劳把福音的种子撒在了中国。从沿海撒到内陆，甚至带到最偏僻的边疆小山村。一直到1949 年神透过政权的交替使他们离开了中国。神对宣教士们的心意，或者说神透过宣教士们所要做成的工作，就是广传福音——得人。

第二阶段是从1949 年至1979 年，神透过中国基督徒的苦难打下了中国教会的根基。从50 年代开始，中国教会经历了火的试炼。神透过中国老一辈基督徒的苦难和殉道的血炼净了中国教会，并打下中国教会坚实的根基。从此在中国，基督教不再是洋教，而实实在在成为了中国人自己的信仰。这样，中国教会的根基立住了。

第三阶段是从1979 年至今，神透过中国年轻一代，就是我们这一代的基督徒正在建立他的教会。中国教会的春天终于来临了。先是1979 年开始的中国农村家庭教会的复兴，紧接着是1989 年开始的城市教会的复兴——以大学生为主要群体的知识分子阶层的心灵向神敞开，寻找真神。当时信主的很多人成为了现今城市教会的骨干力量。

第四阶段，不久的将来，也许到了我们的下一代，神会从中国教会差派许许多多的宣教士到世界各地宣教。

现在中国家庭教会正处在第三阶段，现在正是神建立中国教会的时期，教会要被建造并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开花结果。

 

《杏花》：从1989 年开始城市教会复兴，到如今已经有18 个年头，这期间中国城市教会有些什么样的发展变化？

天明牧师：其中几个方面的变化很明显。第一，群体上的变化。90 年代初城市家庭教会的主要群体一般是老年人或者社会边缘的群体；现在城市教会的群体大多数为年轻人，知识分子及中产阶层的比例明显增多。第二，带领人的变化。90 年代初城市家庭教会的带领人都是那些从监狱里面出来的老传道人；但现在基本上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三十岁到四十岁的中青年人。第三，在聚会形式上的变化。90 年代初城市家庭聚会主要有祷告聚会、见证交通聚会和查经聚会，没有主日崇拜；而现在都有主日崇拜、各种信徒造就和工人培训，以及活泼的团契生活。第四，同工队伍的变化。90 年代初城市家庭教会几乎没有同工队伍，现在则有同工团队。第五，教会组织的变化。90 年代初城市家庭教会没有组织，教会几乎所有活动都是信徒自发性的聚会；现在则具有一定的组织，有基本的行政制度，教会大部分事工都是有计划和组织性的事工结果。第六，信徒的委身的变化。90年代初城市家庭教会信徒没有委身的概念，哪里有好的讲道，就涌到哪里；而现在信徒基本委身于自己的教会或团契。第七，教会注重点的变化。90 年代初城市家庭教会注重祷告、见证和为主受苦；现在教会注重牧养、工人培训、团队事工、神学、文化使命等等方面。第八，聚会场所的变化。早期城市家庭教会基本上都是在信徒家里聚会；但现在到了一个地步，家庭教会慢慢地走出了一个家庭的局限，出去租一个专门聚会的场所，在公用的聚会场所聚会。这对家庭教会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杏花》：前面谈到城市家庭教会的变化，那这些发展变化是不是也带来了教会发展模式的变化？

天明牧师：是的。在我个人看来，目前城市家庭教会的发展模式主要有四种。第一，自然型增长。早期家庭教会的成长完全是自然性的、自发的，没有任何的目的性可言，强调只要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在一起，主就在我们中间，这就是教会。慢慢地，人数增加了，出于安全的考虑，就分开聚会，彼此间保持一个很好的关系，当时没有说是不是一个或两个教会的问题，这种自发性的聚集和自然性的成长是早期家庭教会的一种特征。

第二，团契倍增型增长。比较有目的性的教会增长，这样的教会一般有一个教会观，所以当教会增长到一个地步，在一个地方不能够容下时，也出于外在环境的考虑，他们可能会分开聚会，但仍然保持同一个教会的模式，甚至可能一个变成两个，两个变成四个，慢慢地教会有很多的聚会点，但它还是一个教会的模式，这也是过去我们教会所走过来的路程。

第三，分开植堂型增长。教会只要增长到一个地步，无法在一个地方聚会，或影响彼此的团契，就分开，分出一个独立的教会，他们之间形成一个系统，类似于长老会总会，但他们的关系又不像总会那样密切。这些分出来的独立的教会需要招募或聘请新的传道人来带领。

第四，城市家庭教会的成长最近有一种新的趋势，就是把不同的聚会点整合成一个大的堂会，转型成大堂会型教会。随着教会的成长，很多弟兄姊妹，尤其是教会的带领人逐渐地发现，无论是采取分开植堂型增长模式，还是团契倍增型增长模式，到一个地步，都会遇到成长的瓶颈：随着教会团契的增多，教会教牧同工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被各团契的重复性事工（如主日讲道）所占去，使得教会在各项专项事工上很难有更多的投入；团契倍增到一个地步，发现一个能够带领团契的工人的成长，比团契倍增的速度缓慢得多，这最终导致教会牧养不力；而且，各团契相对的独立和分散，使教会的资源过分分散，教会无法发挥合一的整体力量，无法承担更多更大的主的事工。因此，城市家庭教会转型而建立一个统一的大堂会型教会是不可避免的，是一种必然的趋势。

《杏花》：如果城市家庭教会转型而建立一个统一的大堂会型教会，那么，教会面对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天明牧师：首先是观念上的。家庭教会已经习惯并擅长以团契倍增或分开植堂方式的教会成长，转型使我们从头学习大堂会模式的发展。这种转型，使每位同工及弟兄姊妹在事奉的角色及定位上有所调整，这是极其艰难的重新磨合的过程，而且，我们必须从“ 化整为零、打游击”、“ 一人独挡一面” 的事奉观念中走出来，学习彼此配搭的团队事奉，这些都是挑战，也是对每个神的工人成长的挑战。聚会场所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如果要转型成大堂会模式，必须从居民区走出来，要找一个相对独立的、不影响周边居民的场所，因为聚会人数不断增多，难免影响周围的邻居。因此，租用写字楼等相对独立的空间是不可避免的。最后，我提醒两点：一、在向大堂会模式转型的过程中，教会要继续保留、建立和加强牧养性小组，免得转型成功后发现失去了原先牧养的长处；二、是圣灵的工作而不是成长模式的转型带来教会的成长，成长模式的转型只不过是“ 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惟有倚靠圣灵的能力，教会方可继续成长。

（二）教会治理架构的建立

《杏花》：前面谈到，目前中国教会处在被建造的时期，教会想要在中国社会开花结果的话，本身需要做什么样的调整，或有些什么样特征呢？

天明牧师：其实我们这一代的背景极为特殊，我们不是从小成长在教会里，信主之前也没有见过教会，更没有任何建立教会的历史或经验，因此建立好教会的挑战是挺大的。在过去为信仰受逼迫的那个年代里，很难形成一个成熟的教会观，每个信徒能够持守信仰已相当不易。现在环境不同了，教会需要被建造并且用福音来影响社会。

我个人认为想要建立教会，首先要弄清楚真正的教会是什么，这就需要有一个合乎圣经的健全的教会观。

 

《杏花》：请解释一下什么是正确的教会观？

天明牧师：首先，是教会的委身，没有委身，就没有教会。每个信徒包括带领人应该委身在一个教会里。我们委身基督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委身在宇宙性教会的其中一个地方教会里，并且在那里不再是一味地支取，而是开始用所得的恩赐服侍其他的肢体。

第二，是教会的牧养，教会一定要有很好的牧养。过去教会更多的是自发性的聚集，感到需要聚会、需要查经，这不是基督教会的常态。教会要有好的牧养，应该有神兴起的牧者及同工，由他们承担起牧养教会的责任，而不是信徒自发性地彼此牧养。

第三，是教会的治理，教会一定要有自己的治理架构。原来中国一般的家庭教会人数并不很多，不需要什么组织，也不需要有什么治理的行政架构。现在随着教会的成长，人数越来越多，建立教会的治理模式，或称行政架构是当务之急。

第四，是教会的神学，教会要确立自己的信仰和神学体系。按道理来讲，应该先有神学，再建立教会才是，中国教会却是反过来了，在基本信仰的基础上先建立了教会，但教会成长到一个地步，才发现需要确立教会自己的信仰和神学体系，以此保护教会在真道上的合一，并指导教会更深一层的事奉。

最后，是教会的目标。一个教会不能够做所有人的工作，仅仅一个世代的教会也无法完成主的大使命，神自己也是用将近两千年的时间、用普世的教会来完成他的大使命计划，而且还在完成当中。因此，我们必须放下自己，谦卑地从神手中、在他普世性的大使命计划里接受其中极小的一部分，作为自己教会的使命来承担，而且是在这世代中。为此，我们必须寻求主并要确定服事的主要目标群体是什么，重点服侍那些神托付给我们的群体，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需要一个最基本的教会的异象和事奉的理念，这个建立是非常需要的。

《杏花》：那么，基督教北京守望教会所要得着的主要目标群体是什么？

天明牧师：过去中国农村教会成长得比较快，且比城市教会早，但它没有什么目标群体的问题，广大的农村基本只有一个群体，就是农民，没有更详细的分类与阶层。但是城市的人群成分比较复杂，有很多不同类型。

对我们来讲，虽然我们很欢迎所有的人来到我们教会，我们也愿意牧养他们，并与他们一同建立教会，但是我们主要关注知识阶层及专业人士为主的群体，以得着他们为我们主要的目标。因为我们自己本身属于这个群体，而且教会中大部分的同工、弟兄姊妹属于这样的群体，所以我们很适合也应该使用神给我们的这些资源来去做这方面的工作。

《杏花》：那教会成长的异象呢？

天明牧师：我们教会成长的异象就是，首先建立好北京守望教会，并且透过教会的成长，将来能够在各处建立类似的教会。

《杏花》：这是否意味着守望教会将来以倍增教会的方式成长？若是这样，怎么样能够达到倍增教会的目的？

天明牧师：是的，过去我们是以团契倍增的方式增长，将来我们应该按教会倍增的方式增长。为此，我们首先要建立好一个合一、健康、成熟的教会，将来从这里差派工人，并给予人员及经济上的支持不断建立教会。

《杏花》：如果按照倍增教会模式发展，信徒怎样才能得到很好的牧养？小组是怎么安排的？

天明牧师：过去我们教会一直是以团契倍增的模式成长的，每个团契里有二十到五十人不等，一个团契里的信徒彼此间都认识，由一个带领人带领几个同工一同去牧养，还是能牧养好的。但各团契经整合后，在大堂会里，彼此间的关系似乎比以前疏远了，我们需要建立更多的牧养小组（家庭小组）来牧养他们。过去我们知道小组很重要，但现在我们越来越切实地感受到小组实在太重要了。

《杏花》：以后是否要通过小组的倍增来增长教会的人数？

天明牧师：现在我们刚刚开始建立牧养小组，就是家庭小组，目前我们家庭小组的目标主要是牧养和关怀我们的会友以及在我们中间稳定聚会的弟兄姊妹。我们还没有想到以小组去倍增，因为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小组还没有成熟到一个地步具有能够倍增的功用，所以我们现在主要的目标是以小组来牧养和关怀，将来各小组发展成熟了，也会考虑以小组倍增。我们现在有专门的小组长训练（门徒训练），通过训练好一个小组长，可以建立一个小组，这也是一种透过工人的倍增方式。

《杏花》：您前面提到教会观里的委身、牧养、架构和服事目标，由于认识的差别，特别是在教会治理架构方面，您认为北京守望教会这步迈得容易吗？还是有些困难？

天明牧师：是很不容易。因为教会确立自己的治理架构，就意味着神在教会中的属灵的秩序显明出来，这是魔鬼最不甘心接受的，因此挑战是很大的。难处主要来自几个方面：一是对现状的满足。有些人认为现在挺好的，没有必要建立特别的制度，建立不好反而给教会带来更大的麻烦，这不无道理，但教会总是要成长的。二是担心教会有了制度，就拦阻圣灵的工作，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建立教会的治理模式，并不是要建立属人的制度，强化人的管理，而是根据圣经的原则，明确圣灵呼召的教会工人之间、以及他所赐下的不同恩赐之间的彼此配搭关系。三是建立教会的治理架构，意味着原先模糊的同工与同工之间、同工与信徒之间的关系明确起来，这也意味着每个人都需要做出适当的调整，虽是适当的调整，这种调整却是痛苦的，需要时间的。最后，魔鬼的黑暗势力借此机会以各种理由和名义攻击教会，想分裂神的教会，这是一场属灵的、在教会成长道路上必须取胜的争战。

《杏花》：在这个建立教会治理架构的过程中我们能有哪些机遇？

天明牧师：首先，环境上的相对宽松。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比过去教会所处的社会环境宽松多了，所以建立教会的组织，不需要背过去的那种政治包袱，反而教会建立良好的组织管理好自己，不仅对教会好，对社会也是一种负责的态度。第二，观念上的突破。现在大家越来越能接受组织化的管理及团队合作。教会中的很多弟兄姊妹自己已经在工作岗位中进入管理层；明确各自的职责，彼此合作，以团队来达到目标，这种团队事工理念在社会上已经非常普及。第三，教会发展到一个地步，大家深切地感受到，在教会里大家必须彼此配搭、团队事奉，但如果教会没有制度，没有属灵秩序的话，在实际事奉及决策过程中，很容易导致无休止的争论且没有结果。随着教会的成长及事奉的深入，至少工人们已经看到了建立教会治理模式的这种需要。我相信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是神为他的教会预备的。过去我们中国家庭教会认为，按立牧师、建立制度都是属人的，那些教导是受到当时教会所处的环境以及自身成长局限的影响的。

《杏花》：中国家庭教会建立的制度与国外现有的各个宗派的制度有什么区别？

天明牧师：我们过去一直想建立适合我们教会的、所谓有中国特色的教会模式，为此作过一些取长补短的尝试，但经过多年的努力后，发现我们无法突破和超越近两千年的教会历史中所建立起来的最基本的几种架构。当然，这种尝试不是没有意义的，经过这几年的摸索和尝试，我们深切地体会到不同治理架构的意义所在。如果现在有人问我在这方面对其他教会有哪些建议的话，我的建议就是：每个教会不需要经历很多不同架构的治理变迁，最好一开始就在教会历史中形成的成熟的基本架构中选择一个适合自己教会的，当然可以做些适当的调整。

《杏花》：您认为现阶段中国家庭教会主要存在的问题是什么？

天明牧师：蒙神的恩典，中国家庭教会的成长很快，人数不断增多，弟兄姊妹生命的变化也很大，但也确实存在一些问题。

第一，还没有形成一个清晰成熟的教会观。大部分教会是一边建造一边摸索，但有些教会还没有意识到教会观的问题。其实我们教会也是一路摸索这样走过来的。

第二，还没有学会彼此配搭的团队服事。过去教会的工人都是能独立作战的精兵，但是当合在一起变成一个大的团队事奉的时候，就有问题了。其实这不光是教会的问题，也是社会的问题。

第三，还没有系统地整理自己的信仰、建立神学体系。教会的成长应形成成熟的信仰和神学体系，它能帮助教会走向社会及更广阔的宣教事工。

第四，还没有确立合宜的政教关系。中国的环境确实很特殊，中国教会这几十年所走过来的路，大家也都知道。中国家庭教会成长到今天，该是面对和解决政教关系问题的时候了。确立合宜的政教关系，无论对教会还是对政府，都是一种祝福。

《杏花》：您说中国家庭教会应确立合宜的政教关系，对这个问题，您能不能做更具体的说明？

天明牧师：中国家庭教会走过了五十年的历史，这五十年来中国家庭教会经历了许多的艰难，甚至逼迫，这也使家庭教会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不合宜的政教关系带来的创伤。这种历史的创伤，给家庭教会带来的普遍心态有两种：一是，因惧怕而顺服政权。他们强调“ 没有一个权柄不是出于神的”，政府的权柄既然是出于神，我们应当无条件地顺服，但这种顺服 “ 不是出于良心, 而是出于惧怕”，这种不是出自尊重神权柄而来的良心，而是出于惧怕的顺服，不是圣经所教导的。另一种心态是，家庭教会因长期受压制和逼迫，便认为政权就是出于魔鬼，因此竭力回避政府、逃避政府，不愿意去面对政府。这种心态也是不对的，因为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政府的权柄确实出于神，应当尊重。

因此，中国家庭教会要确立合宜的政教关系，必须从历史的创伤带来的阴影中走出来，以基督的爱来饶恕政府过去带给教会的伤害，并除掉对政权的惧怕和逃避的心态，仍相信神在人的国中掌权，以此合宜地看待拥有神赐管理这国家权柄的政府，正面地面对政府，与之沟通和对话，积极地表达我们的信仰及信仰立场，并且尽可能以法律途径来解决政教关系问题。这无论对教会、政府，还是对我们的社会，都会是极大的祝福。

我认为教会的自主权是教会所持守的信仰中极重要的一部分，若是放弃了这个，就不再是合神心意的上帝的教会了。教会的自主权具体地体现在，教会在信仰及其实践、人事的任免、财物的管理及使用方面拥有的权利，比如教会的人事权，教会的牧师、长老等，应该遵照圣经的原则，也按圣灵在信徒内心的印证，由教会自己来选立，而不是由哪个宗教部门或机构来审批或任命。我认为合宜的政教关系应建立在“ 政教分离” 原则的基础上，即“ 教会应本着良心的原则尊重神赐政府的权柄，教会的自主权也应得到维护”，这种政教分离是大多数教会所持守的原则，也是被历史证明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原则。       

（三）未来展望

《杏花》：您能否展望一下未来中国家庭教会的发展？

天明牧师：首先我是很希望每个教会能够带着很清楚的属神的教会观，建造好每个教会，等到有一天，每个教会都放在灯台上的时候能够成为一个好的见证。我的建议是：

第一，教会在继续持守火热和爱主的心的基础上，能够建立一个比较成熟的制度。包括表明信徒委身教会的会籍、自己的信仰告白，以及教会的治理架构等，让凡来到教会的人就能清楚地了解教会，也让社会知道教会到底是什么——教会是怎样的一个团体，教会到底信仰什么，教会在地上做什么，教会是如何事奉上帝的等等。

第二，提高教会整体牧养的水准。从牧养的层面来讲，过去我们持基要派神学立场的教会特别看重个人得救，而且所有的事工焦点就是围绕着个人得救，当然，个人得救对一个人来讲是最重要的，是信仰的开始，没有错。但是一个得救的人怎么样能够活出基督耶稣的生命，这是一个漫长的成长过程，受到罪的伤害而破碎的心灵和人格，如何在基督耶稣里被医治、恢复而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因此带来婚姻关系的恢复、家庭关系的恢复、社会人际关系的恢复等等，这些个人生命在基督里整全的过程，就是教会牧养的重大课题。

第三，建立合宜的政教关系，教会能够走向社会，成为社会的祝福，最终走向世界宣教的行列，成为世界的祝福。

第四，各教会之间能有更多的来往和交流。过去我们家庭教会之间来往和交流甚少，其原因早期多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后来是因为每个教会都埋头苦干、投入自己教会的建造。现在，经过十多年的成长，北京的各个家庭教会都渐渐显露出来，神透过每个教会所做的工程已经初步显露出来，我们自己也知道在哪些方面神使用了我们，在哪些方面还需要学习和成长，越来越觉得需要彼此交流，交流各自事奉的经验，探讨事奉面对的共同课题，并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资源共享，在一些事工上能够有配搭合作。

《杏花》：为适应目前中国家庭教会的发展，带领教会的领袖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天明牧师：这个问题很难回答，说不好就把那些已经牧养教会很好的带领人放在不适合的那边。（笑）作为教会带领人应具备的资格和条件，圣经教牧书信中已经有很清楚的教导。所以，对此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但一定要让我说点什么，那我很想对教会的带领人说：持守从神来的呼召，竭力牧养神的群羊，以坚忍的信心带领教会向前进，进入神的得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