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旦，1899年生，中央民族学院教授。1913年入清华学校，因运动受伤截去一腿。1922年留学美国取得硕士学位。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份子”，文革中又成为“批判斗争”对象，从1966年夏天开始，一直在该校“专政队”中“劳改”，1967年6月10日病重去世。

一、四个词概括的一生

1967年，潘光旦教授病危。那时正是文革仍然在轰轰烈烈进行的第二年。他从1966年文革开始后，一直就是中央民族学院的“批判斗争”对象，被编入学校的“牛鬼蛇神劳改队”里，不断受到侮辱甚至殴打。他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份子”，在文革中成为“反动学术权威”。除了在精神上思想上遭到攻击之外，他本来腿有残疾，加上年事已高，遭受长期“斗争”，对他来说在体力上也分外难以承受。

去世之前，在最后的日子里，潘光旦的一位老友叶笃义来看望他。早年他们都曾经留学外国，取得学位，然后回到中国工作。潘光旦告诉老友，他自己的生活，从前一直实行三个S的政策，这三个S是指三个以S开头的英文词，surrender，submtt，survive，意思是：投降、屈服与活命。叶笃义说，那就继续实行吧，继续投降，继续屈服，继续活命。潘光旦说，现在我病重快要死了，我会有第四个S。我的三个S政策要变成四个S了。这第四个S是succumb。succumb这个词的意思是灭亡。

潘光旦在1967年6月10去世。

在文革时代，这样的临终谈话不可能流传出来让人知道，因为这肯定会被当作“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和文化大革命”的“反动言论”被追究，连他的老友也会被牵连进去，陷入牢狱甚至灭顶之灾。只是在文革以后，他的老友才把这段对话说了出来。后来笔者从潘的家人处得到证实，其时潘光旦已经去世近三十年了。

屈服，投降、活命、灭亡，这四个S的说法，相当震动人。这是潘光旦这样的学者才可能有的独特的表述方式。他曾经留学国外，精通英文，因此他才会用一组英文词语来描述他的生活。但这样的表述绝不是一个懂英文的中国人的文字游戏，而是来自一个他这样身份和经历的人的内心深处的思考。他这样的人，曾经被冠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反动学术权威”，文革后得到“平反”，他们又被称为“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的“爱国知识分子”。中国报纸上的这些称号，是权力当局出于不同的需要对他们作的不同说法，但是他们的内心想法，其实我们知之甚少。而不被了解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表达或者没有表达渠道，而是因为他们不敢说出来，更不能公开发表。潘光旦的遗言在他死亡多年后、文革结束了才由他人来说出。而即使是在文革后，活着的人自己仍然不能直接说出有关的想法，而要借死者的言辞来表达他们那一代人的痛苦和辛酸。

这种震动更来自这个说法和历史事实的高度吻合。潘光旦和他同代人的经历，就是这样的。这不是俏皮话，也不是刻薄的牢骚，而是对一大批学者的人生经历的非常现实主义的描述。这四个S，不但是潘光旦教授一个人，而且是一群与他身份相似的同代学者的生平概括。仅仅由于在权力的高压下，这样的说法在公众生活中长期不被准许，所以流行于人们口头的是另外一些不同的东西。一些真实的说法长久地被淹没和掩盖，一旦说出来也就显得特别。

关于潘光旦，在他去世23年之后，在文革结束14年之后，1990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是这样说的：

潘光旦 ：1899—1967

1899年8月13日生于江苏宝山罗店镇。1913—1922年在北京清华留美预备班学习。1922—1926年留学美国，先在约汉普夏州哈诺浮镇达茂大学学生物学，获博士学位，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学动物学、古生物学、遗传学，获硕士学位。1926年回国，在上海任大厦大学教授，复旦大学教授，光华大学教授。1934年起，任清华大学教授，教务长，社会学系主任，西南联大社会学系主任，教授。1952年—1967年在中央民族学院工作，任研究部第三室主任。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67年6月10日在北京逝世。

这一词条，至少遗漏了两项重要的事情。一项是他在1957年被定为“右派份子”，被当作社会的“敌人”。一项是他在文革中受到迫害和虐待，他拖着残腿，长期在校园“劳改队”中被强迫劳动，到他病重身死的时候，他的身份也还是“牛鬼蛇神”。另外，也没有说出他在1952年离开清华大学到了中央民族学院，是因为他所从事的社会学研究已经被政府取消，他的离开是强制性质的，而不是学者们通常会有的更换学校和研究机构。

这样的简历能告诉读者的，好像是一个一生平安的正常典型的学者，没有什么异常，和其他年代其他国度的学者生涯没有太大不同。读了这样的小传，人们绝不会想象传主潘光旦本人，是想要用四个S来描述他的生活和死亡的。

本文回顾潘光旦和他的同代学者，是怎么从20世纪50年代的投降屈服活命，来到了在文革中的全面灭亡。文中所用的材料，如果是二手的，都一一写明出处。其他未注明的故事则来自笔者的调查。笔者的调查，包括阅读大量的文字记录材料以及和上千名文革的经历者谈话。

二、屈服与活命

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潘光旦写了长篇检讨《为什么仇美仇不起来》，曾经发表在报纸上。这份检讨有近万字长，把他的父母、师长、同学、早年所受的学校教育以及他自己从事的学术研究工作，统统都陈列出来并且逐个加以否定。 “检讨”到了这样糟塌一切的程度。据说潘光旦一共“自我检讨”了十二次才获通过。一次一次检讨，不被通过，检讨了十二次以后，才予过关。

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哲学教授金岳霖也是清华大学的重点对象之一。金岳霖的长篇检讨题为《批判我的唯心论的资产阶级教学思想》，也发表在报纸上。这份“检讨”比潘光旦的更进一步，在批判父母师长和自己之外，把他教过的学生也在其中批判了。除了在学校里由教研室到系到全校范围层层作检讨，一批教授的长篇“自我检讨”被发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各省市的报纸上，内容都类似。这些“检讨”中形容词也达到了很高的级度，有“腐败”“反动”“丑陋”等等。通过这样的做法，把“知识分子”向全体人民示了众。

这样的“自我检讨”是怎么写出来的呢？他们是心甘情愿地写了这些吗？笔者已经不可能采访潘光旦本人，也不能获准查阅当时清华大学的档案纪录。2001年出版的《清华大学志》（方惠坚，张思敬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4月）对“思想改造运动”的记载极其简略，只有一个句子。相比而言，《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对这个“运动”的过程还作了一些记载，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样的检讨是如何作出来的。

据说潘光旦在“反右派运动”中没有说什么，也没有“响应号召”“提意见”。当时甚至有人说他是“揭了盖子都不跳”的人。显然，潘光旦经历了这以前的一系列“运动”，已经非常谨慎小心。但是潘光旦在中央民族学院仍然被划为“右派份子”。他的同事吴文藻教授和费孝通教授也被划成“右派份子”。吴和费都是在西方受过训练的社会学学者，由于“院系调整”而来到民族学院。他们先是专业被取消，然后又被一网打尽变成“右派份子”，“人民的敌人”。

《人民日报》1957年8月19日发表的一篇署名文章《费孝通反动活动的面面观》提到潘光旦。在“图谋复辟资产阶级社会学”的小标题下，文中说：“整风前夕，社会学界那班旧人马已在费孝通、潘光旦、吴景超、吴文藻等人四处串连之下，在北京碰了头，开了会。6月9日，费孝通、吴景超、吴文藻等人又开了一次关于恢复‘社会学’的会议，决定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四个地方的大学恢复社会学系，先从北京上海做起。北京方面，在北京大学设系，由吴文藻担任系主任，另在人民大学设社会学研究室，由吴景超主持。此外，决定在北京、上海两地设立社会学会，先进行社会学人员的登记。他们就这样划定了地盘，安排了位置，只等被篡改的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公布’以后，便要袍笏登场。”

看来“图谋复辟资产阶级社会学”是潘光旦的主要罪状。实际上，社会学系是在文革结束后才在大学里恢复的。

三、文革中的灭亡

文革开始，毛泽东明确指定的文革的打击目标之一，就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其中就包括潘光旦这样的学者。文革中常常呼喊的一个口号是：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据说，这个说法是苏联作家高尔基在1930年代斯大林的大恐怖时代发明的。（见《让历史来审判》599页，麦德维捷夫，1989年增订本英译，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纽约1989）但是文革的实际做法是，不管他们怎么“投降”，他们还是得“灭亡”。潘光旦是“摘帽右派份子”，又是“反动学术权威”，是必入“劳改队”的人物。

潘光旦是个残疾人，他的一条腿早年因为受伤而截去，平时走路要撑双拐。而且，当时潘光旦已经是67岁的老人。1966年夏天，校园“劳改队”的“牛鬼蛇神”们常常被命令在校园里拔草。这是为了对他们作体力惩罚，因为拔草虽然不是重活，但是在夏天的毒日头下暴晒就很难忍受，更主要的是，这是为了把他们示众，让来来往往进行“革命串连”的人可以恣意侮辱他们。“劳改队”由学生红卫兵负责看管。拔草需要蹲下，潘光旦只有一条腿不能蹲。他要求用一个小板凳，看管他们的红卫兵不准许。他只能坐在地上或者趴在地上干活。一个曾经目睹此情景的人告诉笔者这样一个残腿老人被折磨的画面。

1995年，笔者和潘光旦的女婿、北京大学生物系退休教师胡寿文谈话。他说了一段非亲身经历绝对说不出来的小故事。他说，文革开始时他30多岁，是讲师。1966年6月18日，北大校园里第一次大规模暴力“斗争”“黑帮”。他被学生用一根绳子套在脖子上，拉倒在地，拖着就走。胡几乎窒息昏死过去。他用双手使劲拉住绳子套，才没有被勒死。后来，他又遭学生用铜头皮带毒打，衬衫的布丝被打进肉里，脱不下来。被打耳光成了家常便饭。他也不断地被拉到“斗争会”上“斗争”。“斗争会”常常延续几个小时。在“斗争会”上，斗人的人，都坐着，对被斗的人，最客气的做法，也要长时间低头站立，听取“批判”，常常还有“坐喷气式”，即90度弯腰双臂后举形状如喷气式飞机，如果倒下，会遭殴打，被拳打脚踢。

潘光旦没有留下他所遭受的肉体折磨的记录，但是我们可以想见，他作为一个腿有残疾的老人，在1966和1967年的“劳改队”和“斗争会”上，他受到的痛苦，仅仅身体上的，比赵一炳，比胡寿文，都更为深重。

文革后，那些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人们，很少愿意讲出他们的遭遇。因为他们所遭遇的，实在是太痛苦太难堪太耻辱了。而且，不管个人怎么“认罪”怎么“检讨”，还是不能免于遭受种种肉体的折磨和侮辱。一位被访者告诉笔者，他把中国的古话“士可杀不可辱”改为了“士可辱不可杀＂，每天向自己复述这句他杜撰的格言。不管受到什么样的侮辱，他都忍耐和服从，叫跪就跪，叫爬就爬，叫骂自己就骂自己。他就这样忍受了下来。

“士可杀不可辱”的意思是鼓励人拒绝侮辱，以身成仁，所以采用了极端的说法，把拒辱和生命作为对比的选择。在文革时代，这样的情况变成了现实：一方面，文革当局就是在把人往死里整，另一方面，受害者无法反抗，只有通过死才可能逃避侮辱。在这样的情况下，这样的话已经无法再起激励人的作用。这位教师把它颠倒过来。他忍受了种种侮辱，活了下来。他的活着，只有用这样透着玩世不恭的口气的说法来支撑。他没有死，但是这样的道德格言死了。

尽管忍耐，尽管顺从，还是有很多人被害死了。在《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中可以看到，1966年8月3日，在北京大学校园里，西语系教授吴兴华在“劳改”的时候被强迫喝了沟里的污水，吴兴华很快昏倒，当夜死亡。吴兴华生于1921年，死时45岁。他也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份子”。他比潘光旦年轻22岁。

这就是潘光旦说的最后一个S，灭亡。这不是比喻，也不是夸张，而是实实在在发生的事情。世界上没有比死亡更为无情更为不可逆转的了。

潘光旦的家被学生红卫兵抄了，房间都被封了，只准他睡在厨房外面的小间地上。他腿有残疾，仍然得每天去“劳改队”中“劳改”，得不到任何宽待。坐在地上劳动受寒，膀胱发炎。病重之后，得不到应有的治疗。1967年6月，在中央民族学院的“劳改队”中“劳改”十个月后，潘光旦去世。

潘光旦有三个女儿。一个在美国，中美两国隔绝多年，父女无法见面。他的一个女婿程贤策，在北京大学工作，遭受三个月的“斗争”后，在1966年9月2日自杀身亡。另一个女儿和丈夫都因所谓“现行反革命”问题而被长期关押。他们的所谓“现行反革命活动”，仅仅是他们夫妇间的谈话。这种谈话在文革中也能变成治罪的“根据”。

潘光旦去世后，他的住房要被收走。他的女儿得到允许去收拾遗物，在启封的房间里，看到了文革前完工的达尔文著作《人类的由来》的翻译稿。稿子已经被水浸，部分纸张破烂。她悄悄带走了这部译稿，保存起来。文革结束后又过了六年，这部译稿印成了书。在中译名著中，论翻译质量，这部书是最好的之一。

在他去世前，潘光旦向老朋友吐露心言，用投降、屈服、活命和灭亡来概括他的后半生，说出了四个Ｓ的说法。从1951年开始，他的三个S的对策，一再一再地使用。他不断地屈服与投降，最后，是彻底的毁灭。对他来说，是最后一个S结束了其他三个S。

回顾这一代学人的经历，他们的悲惨遭遇，使得对他们的命运的写作变得非常沉重而压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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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自“爱思想”网站，限于本刊篇幅对原文有较多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