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21年9月19日深夜，忙碌了一整天的胡适（1891—1962）终于得空坐在书桌前，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三时，到协和医学院，代表北大，参与正式开幕典礼。是日典礼极严肃，颇似欧美大学行毕业式时。是日着学位制服参加列队者，约有一百余人，大多数皆博士服，欧洲各大学之博士服更浓丽壮观。自有北京以来，不曾有这样一个庄严仪式。（古代朝服上朝，不知视此如何？）行礼时，颜惠庆代表徐世昌演说，尚可听；齐耀珊（内务）、马邻翼（教育）就不成话了。顾临（R. S. Greene）代表罗克斐洛医社演说，最后罗克斐洛（Rockfeller, J. D. Jr.）演说。罗氏演说甚好，演说词大概是此间有人代他做的。”<1>

日记中提到的“罗克斐洛”正是石油大亨老约翰·大卫逊·洛克菲勒（John  Davison Rockefeller Sr., 1839—1937）的独子小约翰·大卫逊·洛克菲勒（John Davison Rockefeller Jr.，1874—1960）。小洛克菲勒的发言，同样给时任北京政府外交总长的颜惠庆（1877—1950）留下深刻印象。颜此前会见小洛克菲勒，评价他是“一位举止文雅的人”，在当天的日记中称赞他和顾临（Roger S. Greene， 1881—1947）“作了很好的讲话”。<2>

小洛克菲勒代表父亲和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参加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开幕典礼，在演讲开头宣读了父亲刚发来的贺电：

“我对即将开幕的北京协和医学院抱有极高的期待。但愿无论是教员还是学生，都充满服务和牺牲的精神。但愿在促进中华民族身心灵福祉方面，医学院能发挥日益广泛的影响力。”<3>

洛克菲勒的期待需要时间来实现，而他的慷慨却在几年后协和医学院第一届毕业生那里得到宣扬。1924年，协和医学院第一届毕业生在离校之际，创办了一份题为《协医年刊》的杂志。该杂志的扉页印有黎元洪（1864—1928）担任民国大总统期间亲笔题写的刊名，并附加总统印章，显示出这份刊物以及它背后的协和医学院的分量。毕业生们将这一刊物题献给洛克菲勒。在洛克菲勒肖像画的右侧一页，题词如下：

“北京协和医学院的一众学生，怀着感激与恭敬，将《协医年刊》创刊号献给洛克菲勒先生。因着您的慷慨和仁慈，医学院才得以建立。” <4>

确实，学生们有理由感谢洛克菲勒和以他名字命名的基金会，若无资金雄厚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大力支持，这座当时耗资8,283,000美元（相当于如今的一亿多美元）建成的现代化医学院不可能横空出世 <5>，自然也就谈不上胡适、颜惠庆参加开幕典礼了。

一  白手起家

1839年7月8日晚，洛克菲勒出生于纽约州北部一个名叫里奇福德（Richford）的小镇，是六个孩子中的长子。

19世纪30年代出生的，还有其他几位商业巨头：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1835—1919）、杰·古尔德（Jay Gould，1836—1892）、约翰·皮尔庞特·摩根（John Pierpont Morgan，1837—1913）。

由于父亲浪荡不羁，常年在外，又无正当职业，洛克菲勒童年家境清贫。一位邻居提及这群孩子时说到：“我不记得曾见过比他们更被可怜地忽视的孩子了。他们衣衫褴褛，看起来又脏又饿。” <6> 难得的是，母亲伊丽莎·大卫逊（Eliza Davison，1813—1889）是一个虔诚的乡村妇女，依然忠于婚姻，勤俭持家，艰辛度日。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洛克菲勒从小就学会帮助母亲干活。洛克菲勒晚年回忆儿时生活时，不无得意地谈到自己七八岁时就学会像成年人那样挤奶牛，八岁学会骑马，十岁独自外出购置柴火，再大一点儿就能独自张罗给家里盖新房。这些早年经历让他逐渐建立起对生活的自信。<7>

在别人眼中，洛克菲勒是“一个安静的孩子，似乎经常在思考” <8>，但在许多方面并未有过人之处，唯独从小便显示出“经济人”（homo economicus）的特质。

据说他还是个小孩时，买了一磅糖果，分成小份出售给兄弟姐妹，小赚了一笔。七岁时，洛克菲勒在母亲的支持下做成了第一笔买卖：他卖掉从外面捕获并养大的一群小火鸡，然后将这笔买卖的收支情况仔细记录在他著名的“账簿A”（Ledger A）中，发现尽是利润，因为几乎没有什么支出。<9> 直到晚年，洛克菲勒仍觉得“非常享受这种小生意。直到今天，闭上眼时我仍可以看到那群优雅而高贵的火鸡沿着小溪静静踱步，穿过丛林，溜回自己的窝”。<10>

后来，洛克菲勒把这种记账的习惯带进他建立的标准石油公司（Stand Oil Company），以便清楚掌握公司的财务状况。“从一开始，标准石油公司的管理者就清楚而准确地记账，我们知道自己赚了多少，在哪里赚的，哪里赔的。我们不自欺欺人。”<11>

另一个影响洛克菲勒的因素是基督信仰。就在洛克菲勒出生前几年，北美基督教第二次宗教大觉醒达到高潮。这场宗教复兴于18世纪末发端于新英格兰和美国的中大西洋地区，持续到1830年代末。在此期间，循道宗和浸信会积极传福音，到了19世纪中叶俨然成为美国最大的新教宗派。该运动并未局限在精英阶层，反而吸引了大量受教育程度不高的人和穷人。一些旨在推广福音的协会建立起来，其中最重要的是1810年创建的美国海外宣教委员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以及1816年成立的美国圣经会（American Bible Society）。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大觉醒诞生了一些从事社会事业的协会，比如1816年成立的致力于废奴运动的美国殖民协会（American Colonization Society），1826年建立的美国禁酒促进会（American 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Temperance）。<12> 在1820年代，受这次宗教运动影响的纽约州罗彻斯特（Rochester）福音派信徒主张较为严格的道德规范和宗教教义，反对吸烟、跳舞、玩牌、打台球、上剧院，抵制在星期天营业的商铺。

洛克菲勒大约从六岁开始随母亲伊丽莎到当地一间浸信会教会做礼拜。伊丽莎是一个虔诚的浸信会信徒，自然也让这场宗教运动在儿子身上打下了印记。洛克菲勒早期的照片显示，他面容冷漠，毫无表情，缺乏男孩子的活力，皮肤苍白，眼神无力。<13> “回顾我早年的商业事业期和童年，我所认识的浸信会信徒听从他们的良心和宗教教导，不但不在公众场合跳舞，也不在任何地方跳舞，甚至不承认跳舞是件好事······剧院被认为是堕落的根源，应为虔诚的基督徒所远离。”<14>

严格道德生活的另一面是对教会的委身，乐于捐献。只要带孩子们去教堂做礼拜，伊丽莎往往会鼓励他们往奉献箱捐钱。就在16岁那年，洛克菲勒拿到人生第一份工作首笔月薪6美元，便将其中的6%捐给教会主日学和其他宗教活动。<15>

洛克菲勒后来把他慈善事业的起源归到母亲对他的宗教影响：“我从一开始就被培养要工作，也要攒钱。我一直以来认为，尽一切可能诚实地赚钱，然后再尽可能把钱捐出去，是一项宗教义务。当我还是一个孩子时，教会里的牧师就这样教导我。”<16> 谈起早年受到的教育，他充满感激：年轻人被教导要定期捐赠自己挣到的钱，“让小孩子早早意识到帮助别人是一件好事，更是一种义务”。<17>

此外，这场宗教复兴运动明确将个人归信和社区改革联系起来，启发洛克菲勒日后关注更大的社会问题，最终影响他后来致力于世界范围内的慈善事业。

1855年，16岁的洛克菲勒因为父亲再婚，不得不中途辍学，放弃读大学的计划。本来，在母亲的支持下，他打算读完大学，为将来当一名浸信会牧师做预备。然而，父亲的决定粉碎了洛克菲勒的牧师梦。“父亲（的信）······告知我上不了大学。于是我认为我必须去工作，谋份差事。” <18> 这样，洛克菲勒在一间商业学校读了两三个月后便四处找工作。养家的担子落在了他肩头上。尽管当时找工作不容易，幸运的是，洛克菲勒很快在克里夫兰（Cleveland）一家货运委托公司找到一份助理簿记员的工作，开始了人生第一次学徒生涯。洛克菲勒喜欢这份工作，加上早年的训练和从商业学校学到的知识，他很快便热情地投入工作中。一年三个月后，因人事变动，洛克菲勒接任簿记员一职，年薪500美元。这份工作让他学会与不同人打交道，也因此让他学到不少谈判技巧。由于对工作尽心尽责，勤奋好学，第二年，他的年薪涨到700美元，但这时有一个做生意的好机会，19岁的洛克菲勒便离职与别人合伙创办了克拉克—洛克菲勒公司（Clark & Rockefeller），注册资金4000美元，主营货物运输。洛克菲勒负责融资和记账。随着生意做大，资金问题越发急迫，好在洛克菲勒赢得银行信任，很快得到贷款。公司成立第一年，销售额就达到50万美元。<19>

随着内战结束，美国的经济开始起飞。西部出现大规模开发的浪潮，横贯北美大陆的铁路修建，将美国东西部迅速连在一起，刺激移民们源源不断地向西部迁徙。新能源的发现和应用，新机器、新材料、新工艺的发明和推广，特别是炼钢、石油冶炼等领域的技术革新，加之科学管理的应用和垄断资本的兴起，使得美国爆发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推动了美国战后的经济腾飞。<20> 洛克菲勒抓住这一机会，开始进军石油行业。

早在1860年代初，洛克菲勒与合伙人组建了一家公司，炼制和出售石油，尝试进入石油行业。1865年，公司解散拍卖，洛克菲勒在激烈的竞标中以72,500美元的高价竞拍成功，成立了洛克菲勒—安德鲁斯公司（Rockefeller & Andrews），正式涉足石油行业。洛克菲勒投身于此约30年，直到56岁退休。<21>  1870年，洛克菲勒-安德鲁斯公司又与其他公司联合，创建了标准石油公司。通过加大资金投入招募优秀人才，提高炼制工艺，并购大型炼油厂形成规模效应，开拓海外市场，洛克菲勒的新公司不断壮大，发展迅猛，由最初俄亥俄州的一家合营企业，发展成一家由横向整合与纵向整合组成的大型企业。到了19世纪80年代，洛克菲勒在石油工业中已占据主导地位，控制了全美国90%的石油生产。<22>

截止1909年洛克菲勒写回忆录时，标准石油公司已有6万名员工，3,000辆油罐车，其经营范围除了覆盖美国全境，还包括将美国石油输送到欧洲、日本、中国、印度以及其他国家，每周为美国创造100多万美元的财富。<23> 此外，洛克菲勒还投资许多不同的行业，如采矿业、铁路、造船等等，成为20世纪初美国数一数二的商业巨头。

晚年的洛克菲勒在一次基督徒查经聚会上，回顾一生的商业生涯时，将他商业成功的起点归于教会主日学和基督教青年会（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YMCA）对他的影响。“在我十四岁时，我在教会和学校与一些善良的成年人，还有一些优秀的青年来往。我在教会、主日学、青年会的来往活动，极大地帮助我开展持续一生之久的事业。”<24>

二 得力助手

面对每年不断增长滚滚而来的财富，洛克菲勒几乎要被淹没。后来成为洛克菲勒得力助手的弗雷德里克·盖茨（Frederick Gates，1853—1929）在1905年夏给洛克菲勒的信中说到：“你的财富如雪崩一样排山倒海而来，你一定要跟上，你的财富要散得比长得快才行。否则，它将碾碎你、你的孩子和孩子的子孙后代。” <25> 盖茨的劝告或许多余，因为如前所述，洛克菲勒早年就培养了捐赠的习惯。仅在1865年，26岁的洛克菲勒就捐出1,012.35美元，1869年达到6,000美元，并且从始至终捐赠的对象跨越宗派、国籍和肤色。<26>

其实，在19世纪末美国产生的一批亿万富翁中，洛克菲勒不乏同类。他们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累积了惊人的财富。据估计，美国的百万富翁从1880年的100人增加到1916年的4万人。马歇尔·菲尔德（Marshall Field，1834—1906）的个人财富估计达到1.5亿美元，卡内基将其钢铁公司卖给摩根后仍拥有3亿美元。1913年摩根去世后，其净资产达6800万美元，而同一年，洛克菲勒的个人财富据说高达9亿美元。<27> 他们的影响力表现在，洛克菲勒于1870年创建的标准石油公司，很快几乎控制了美国整个石油冶炼行业。摩根甚至几次出手帮助美国财政部应对金融危机。

另一方面，工业化辉煌成就的背后是贫富差距悬殊，特别是大量移民涌入城镇，导致城镇住房、教育、交通和市镇服务紧张，尤其是卫生条件恶化，疾病蔓延。1893—1897年严重的经济衰退更是造成严重后果，以至于在芝加哥，绝望的人们不得不到垃圾场中寻找食物。到了1900年，尽管经历了几十年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国际扩张，美国仍有4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中。<28>

这些亿万富翁们在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中大显身手，获得巨额财富的同时，也在为如何花掉巨额财富感到头疼。从1900—1925年间，这些商业巨头为美国社会建立了一系列大学、基金会、图书馆及其他文化机构，极大丰富了美国人的社会生活。他们从事公益的动机多种多样，或是真正为社会福祉考虑，或是出于宗教信仰，或是想得到社会认可，或是想青史留名。至于洛克菲勒，除了早年的宗教信仰之外，卡内基的“财富福音”格言在他内心产生共鸣：死时富有的人死得并不光彩。在给卡内基的一封信中，洛克菲勒写到：“我希望看到更多富人做你用金钱正在做的事······但我确信，你的榜样会结出果实，这一刻将会到来，那时，富人会更乐意为他人的益处使用钱财。”<29>

毫无疑问，洛克菲勒正属于他所说的富人。然而，洛克菲勒的问题不在于能否为了他人的益处慷慨解囊，而是如何有效而又智慧地捐赠？他厌恶不加区别地随处捐赠，唯恐自己捐出去的钱让受捐者不必自食其力，反而变得具有依赖性。他相信“花钱所投入的精力至少要与挣钱所投入的精力一样多”，<30> 问题是，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正当洛克菲勒苦于被各种捐赠申请缠身无法自拔时，盖茨的出现，正好帮了他的忙。

随着收入剧增，洛克菲勒的捐赠越来越多，每天向他申请资助和捐赠的信件如同雪花般纷至杳来。洛克菲勒回忆说：“大约在1890年，我的捐赠仍然缺乏计划，一有资助申请，我就到处给予。”<31> 这种几乎有求必应的给予占据了洛克菲勒大部分时间，严重损害他的健康，若不改变，他很可能不是被滚滚而来的财富淹没，而是被如雪花般飞来的信件窒息。洛克菲勒一直在细心观察，物色替他分忧的人选，终于，明尼苏达州浸信会牧师盖茨进入他的视线。

早在1880年代后期，盖茨为争取洛克菲勒资助在芝加哥建立一所新的大学，就与洛克菲勒结识。经过几次考验，特别是在帮助洛克菲勒创建芝加哥大学的过程中，盖茨的言谈应对给洛克菲勒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很快发现盖茨具有出色的调查研究能力，能在投资方面给他很好的建议。而与此同时，盖茨也在用心观察眼前的这位富豪。他很快就为洛克菲勒倾倒。盖茨写信给他的父母，充满热情地夸赞洛克菲勒：“这是我见过的最杰出的人物。他视野极广，头脑极为清晰，最富于同情心，又十分冷静，对他认为的责任极为重视，且不易受权威和地位左右。”<32>

终于，1891年3月，洛克菲勒在位于纽约百老汇26号标准石油公司大楼的办公室，向盖茨发出正式邀请，希望他来帮助自己料理慈善事业：

“盖茨先生，我有麻烦了。这些资助申请给我的压力越来越大，难以承受。加上繁重的商业责任，我已经没有时间精力很好地处理这些需求。我不能随意给钱，除非我仔细研究它们是否值得。可是，这些调查正在耗费我越来越多的精力，超过照料标准石油公司……我认为你就是这样的人选。我想让你来纽约开一间办公室，帮助我做捐赠。你可以做采访、调查，把结果告诉我，以便采取行动。”<33>

盖茨接受了洛克菲勒的邀请，于当年9月搬进洛克菲勒在纽约的私人办公室。从前，洛克菲勒犹如一只“被追猎的野兽”，如今，盖茨成为他的盾牌。两人性格差异极大，盖茨性格鲜明，心直口快，雄辩而冲动，与此相反，洛克菲勒滴水不漏，冷静内敛，沉默寡言，做事谨慎而有耐心。<34> 盖茨做事极有主见，即便与洛克菲勒共事，也“有意识地丝毫不让他预期的观点控制或者更改我的观点。相反，当我知道会产生冲突时，我总是努力加强我的观点，而不是放弃或隐藏”。<35> 当然，盖茨这样做的时候总是开诚相见而不乏礼节。而洛克菲勒所要的，正是这种坦诚布公。多年后，洛克菲勒写信给盖茨，认为他们能走在一起亲密共事，其中有上帝的旨意（Providence）。<36>

盖茨组建了一个团队，专门处理每天办公室接到的大量资助申请，因为“阅读办公室每天收到的几百封申请信，超出了任何一个人的能力” <37>，何况，这些申请信若要有效，申请人在信中势必详尽阐述，篇幅定然不小。团队的主要工作是阅读、分类和调查信件。不久，盖茨就感到洛克菲勒此前的捐赠方式必须改变。

“令我担忧的并非是公众对洛克菲勒的无理偏见，而是他本人的巨额财富最终的归宿。它会像其他富翁做的那样留给子孙后代，同时伴随各种丑闻和堕落吗？在我看来，洛氏及其子孙唯一的出路，就是成立一系列大型的企业慈善，以推动这个国家乃至全球的文明。如果可能的话，慈善，在时间和数量方面应是无限的，范围广泛，且是永久存在的。”<38>

三 科学慈善

盖茨所带来的，就是在洛克菲勒的慈善事业中引进和发展科学赠予（scientific giving）的原则，让洛克菲勒放弃“零售赠予”（retail giving），转向“批发慈善”（wholesale philanthropy），后者指的是数百万美元的巨额捐赠。<39> 他要启动的批发式慈善，以科学慈善（Scientific Philanthropy）为宗旨，将社会改造与慈善紧密联系起来。

盖茨的慈善理念并非独创。“以科学服务社会”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基金会创立者包括卡耐基在内的共识。理性既是创立转移财富的慈善基金会之主导原则，又是基金会开展捐赠事业时的工作原则。<40> 基金会所资助的项目，将是“根本性的、永久性的和普遍性的，而非地方性的、临时性的和肤浅的”。<41> 为了说明这一点，盖茨以洛克菲勒对浸信会海外宣教士的捐赠为例：

“他（按：指洛克菲勒）每天都收到个别浸信会宣教士的请求……他的办公室、住所、餐桌旁围绕着从宣教禾场返回的宣教士。其中每个人除了自己的领域外对其他领域都相当无知……我们切断了每一个个别宣教士的请求。我们让每个申请者直接向波士顿的宣教机构申请……此后，洛克菲勒先生不再像过去那样捐赠数千美元，而是成千上万美元，其中每一块钱都让经验丰富的董事会花掉。”<42>

受盖茨影响，洛克菲勒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慈善理念。他认为最好的慈善（philanthropy），“就是能提供最大的帮助，造成最小的损害。这样的帮助能够从根本上滋养人类文明，最广泛地传播健康、正义和幸福。这样的帮助不是通常所说的慈善（charity）”。<43> 若换成另一种表述，洛克菲勒认为最好的慈善，在于“持续不断地探索终极性，尝试从源头上根除罪恶”。<44> 要靠慈善根除几千年来存在于人类社会中的罪恶，进而改造社会，或许再也没有比这更乐观也更崇高的理想了。

洛克菲勒根据历史学家威廉·莫雷（William C. Morey，1843—1925）对人类文明的概括，在此基础上将文明的要素总结为六方面：生活资料、政府与法律、语言与文学、哲学与科学、艺术与品味、道德与宗教。盖茨在最后另添两项：健康与卫生、生殖与优生。这样，洛克菲勒的慈善事业主要是针对人类文明的上述八个领域。洛克菲勒相信高等教育可以促进上述第2—4方面的进步。这样就不难理解，洛克菲勒在医学院及高等教育方面的巨额捐赠了。<45>

明确慈善原则和捐赠领域之后，盖茨帮助洛克菲勒接受用商业合作的方式来办慈善，成立慈善信托机构（Benevolent Trusts）。用洛克菲勒的话来说，慈善信托机构将提升慈善的标准，考查事物的真相，鼓励与支持高效的员工和机构，在帮助所有人自助的同时，提升慈善的理解标准。<46> 这一理念建立起来的慈善机构，需要掌握商业技能的专业人士通过科学方法妥善而高效地管理捐赠者捐给社会的基金，目的是让每一分钱发挥的效用最大化。<47> 换言之，就是用商业模式来做慈善。

洛克菲勒没有看错盖茨，很快，盖茨成为多家企业的总裁，用事实证明，“他不仅是一位优秀的学者，而且是充满智慧的商人”。<48>

1897年夏天，盖茨在休假时被一本名叫《医学的原则和实践》（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Medicine）的书吸引，作者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创院教授、有着“现代医学之父”美誉的威廉·奥斯勒（William Osler，1849—1919）。他利用休假的两个月时间将这部五年前出版、一千多页的大部头著作一字不落读完。这本书让他发现，自然科学科系中，天文学、化学、物理学、地质学在大学和学院收到许多捐赠，而因为商业运作的关系，医学院得到的捐赠则很少，科研只能靠个人力量，而且缺乏相应的实验设备。<49> 盖茨清楚地认识到，医学要成为一门科学，就必须得到大量捐赠，使有能力的人有条件全身心且不受干扰地学习和研究。他们要能得到丰厚的薪酬，完全不必为了谋生而行医。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一家医学研究机构应该在美国建立起来。盖茨敏锐地意识到，这对洛克菲勒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能为他的国家甚至全世界做出巨大贡献。<50>

很快，盖茨给在克里夫兰度假的洛克菲勒递交了一份备忘录，极力劝说洛克菲勒在美国建立一所与德法比肩的研究机构，该机构专注于科学医学研究（scientific medical research）。洛克菲勒对此颇感兴趣，但鼓励盖茨进一步深入调查。不久，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The Rockefeller Institute for Medical Research）在位于纽约莱克星敦大道的一处高楼建立起来，洛克菲勒允诺每年为此捐赠两万美元，为期十年。他还将一批当时在美国医学界享有盛名的权威人士延至麾下，比如请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威廉·韦尔奇（William Welch，1850—1934）担任研究所所长，说服原宾夕法尼亚大学病理学教授西蒙·弗莱克斯纳（Simon Flexner，1863—1946）加入教授团队，由此建立起一家世界级的医学研究中心，同时也开启了洛克菲勒对医学教育的持续捐赠。

1911年，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成立十周年。盖茨在演讲中提出他相当有趣当然也不乏争议的“医学神学观”，把研究所比作神学院，甚至是“现代版的耶和华圣殿”， 因为医学研究的价值是普世的，它的果效超越国界、身份等一切障碍，“其价值有如上帝之爱那样普遍”，造福世人。盖茨甚至称呼弗莱克斯纳为神学博士（D.D.），实验室好比圣地。上帝正在向研究人员揭开奥秘。盖茨相信，医学研究将帮助人们发现新的道德律和社会规律，重新定义人际关系中的是与非。医学人员将扮演传教士的角色，医学研究对于人类社会乃至宗教意义重大，“科学研究正在服务于人类。这些服务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重建，而神学正在根据科学而重建。”<51>

与此同时，洛克菲勒的慈善事业也在其他领域展开。在盖茨的主导下，洛克菲勒于1902年成立普遍教育委员会（General Education Board，GEB），调查美国南方教育现状，并选择最有影响力的领域为捐赠对象，进而推动了美国南方中小学的教育改革。洛氏为高等教育捐赠给普遍教育委员会的1亿4千万美元中，其中有两千万投入医学领域。1909年，洛克菲勒卫生委员会（Rockefeller Sanitary Commission）成立，致力于消除美国南方州的钩虫病并取得成功。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艾略特（Charles W. Eliot，1834—1926）在给盖茨的信中称赞到：“这一切显示，洛克菲勒卫生委员会抵制钩虫病是最为有效的运动，其中医学科学和慈善联合起来。”<52>

四 建立基金会

从建立上述慈善信托机构进而取得的成就中，洛克菲勒似乎找到了经营慈善事业最为有效的方式，那就是将资金交给独立的信托董事会来处理，董事会成员由他能找到的经验最为丰富的人组成。董事会成员有权自行挑选行政人员。洛克菲勒本人并不参加这些董事会，即便后来曾担任过洛克菲勒基金会董事会成员，也没有出席过一次会议。他信任专业人士，看自己是门外汉。

早在1905年6月3日，盖茨在写给洛克菲勒的信中，就建议洛克菲勒考虑设立一系列独立的基金，这些基金目标各有不同，或为促进全世界的医学研究，或为推动全球基督教伦理和文化，或是致力于在国内发展高等教育，丰富乡村生活等等。<53> 经过多次商讨，洛克菲勒于1909年6月29日签署一项信托契约，将标准石油公司72569支股份市值5千万美元，交给小洛克菲勒、女婿哈罗德·麦考密克（Harold McCormick，1872—1941）和盖茨，这一信托机构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洛克菲勒基金会。该基金会成立的目的是“促进美国人民和其他国外民众的福祉及文明进步，获取知识并加以传播，防止并且纾解苦难，推动人类进步的各项要素”。<54> 等到1913年5月14日基金会于纽约州正式注册取得纽约法院发给的经营执照时，以上表述被简化为“促进全人类的福祉”。<55> 如此雄心勃勃的目标，反映出制定者盖茨那“超越国界的同情心”，将自己与全人类连在一起。

1913年5月22日，洛克菲勒基金会董事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制定了章程及附则，选举小洛克菲勒担任基金会主席，传教士的儿子、生于日本的哲罗姆·格林（Jerome Greene，1874—1959）为秘书长，收藏家路易斯·梅尔斯（Louis Myers，1874—1932）为财政主管。<56> 新成立的洛克菲勒基金会根据以往经营慈善事业取得的经验，设定了一些工作框架，比如将个人性的慈善和救济排除在外，选择资助能够在当地形成示范效应的机构，与当地社区合作分担经费，以免损害受资助方的独立性。在资助福利院，减轻孤儿、盲人和残障人士的痛苦与根除个人及社会弊病之间，基金会优先考虑后者。<57> 洛克菲勒基金会后来考虑在北京建立协和医学院时，大体上遵循了这一框架。

这样，一个与以往慈善机构不同的现代基金会在20世纪初建立起来。按照现代基金会的一般定义，它是非政府、非盈利组织，有自己的主要基金，由董事会管理，旨在维持和资助社会、教育、慈善、宗教及其他服务于公共福利的活动。依据这一标准，仅1915年，美国就已有包括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内的27家现代基金会。这一数量在2008年达到11.2万，其总资产高达6270亿美元，对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深刻影响。即便在如今，相较于欧洲和亚洲，美国慈善基金会的数量和质量都是首屈一指。<58>

然而，洛克菲勒基金会甫一建立，就因科罗拉多屠杀（Colorado Massacre）一案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经受严峻考验。从1893年的经济恐慌到一战前，美国劳工联合起来发起了第一波争取工业化民主的运动。1902年，洛克菲勒出资6百万美元购得科罗拉多燃料和铁矿公司（Colorado Fuel and Iron Company，CFI）40%的股份和43%的债券，取得该公司的实际控制权。1903—1904年，美国矿工联合会（United Mine Workers of America，UMW）举行反对洛克菲勒科罗拉多燃料和铁矿公司的罢工运动，结果失败，许多罢工工人被解散。十年后的1913年9月，矿工联合会卷土重来，这一次，州政府派出国民警卫队镇压，于1914年4月20日攻击并烧毁勒德洛（Ludlow）一处罢工工人临时搭建的帐篷营地，导致包括11名妇女和两名儿童在内的多人丧生，故此科罗拉多屠杀又被称为勒德洛屠杀。这场屠杀及其引发的州境“内战”，震惊全美，国会委员会和工业关系委员会（Industrial Relations Commission）介入调查，引发一波对罢工工人的同情。<59>

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有理由怀疑洛克菲勒基金会与其他慈善基金会一样，其目的不过是强化这些工业大亨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相较于美国劳工原本就存在的不平等地位。这些新成立的基金会，能否像它声称的那样，无私地资助个人、机构？尤其是在涉及可能影响公共政策制定的研究时，基金会真能保持不偏不倚吗？

面对来自公众的质疑，洛克菲勒基金会一方面成立调查团彻查该惨案发生的原因，“不是去判断任何特定争议的是非曲直，而是以完全客观的方式和科学方面的精确，收集本国和他国的经验，以阐述现代工业中固有的恶和成功或有希望的试验” <60>，一方面配合出席来自政府和国会的调查听证会。小洛克菲勒在接受国会成立的弗兰克·华尔士（Frank Walsh，1864—1939）委员会问讯时为基金会的存在、独立性辩护。当被问到如果洛克菲勒将这些钱直接发给工人而不是捐赠给基金会，是否会做成更多的公共服务时，小洛克菲勒回答说：

“主席先生，我想我的父亲常常想到这一点。我同样也真心认为，慈善的最佳形式之一就是把钱投资在建立生产性的产业上。同时，我认为我父亲看到，捐钱给其他组织、教育、慈善等领域，从而很好地做成某些事，那么毫无疑问，这就是使用金钱最高且最富于生产性的方式之一。” <61>

洛克菲勒父子均认为，公众舆论监督加上法院有权撤销和更改任一公司的执照，能有效防止基金会滥用权力。出席听证会的前哈佛大学校长艾略特，也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董事，认为基金会是用“企业的方式使用巨额资金，以促进人类的福利” <62>，并不会威胁到美国人的福利或者自由。在结束发言时，艾略特作证总结说：

“它（按：指洛克菲勒基金会）致力于全人类的益处，无论种族、外表或宗教信仰。我担任董事会成员不到一年，虽然不是创始会员，但就我所见，我认为洛克菲勒基金会是我所知最令人钦佩（admirable）的慈善机构。我所指的‘令人钦佩’，意思是其目标和组织效率方面的智慧。”<63>

好在由美国政府和国会发起的对基金会的调查结果，并未限制基金会的发展。从1913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正式注册到1927年，洛克菲勒在此期间陆陆续续向基金会共计捐赠182,851,480.9美元。<64> 在处理如此庞大的巨额财富时，盖茨将基金会的工作当作一项神圣使命，在1923年作为基金会董事参加的最后一次会议上，盖茨做了一次告别演讲：

“当你离世，来到全能上帝的审判台前，你觉得上帝对你有何要求呢？你会不假思索地以为上帝会查究你那些无关紧要的失败或者微不足道的美德吗？不！他只会问一个问题：作为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一名董事，你都做了些什么？”<65>

这样，盖茨将宗教、慈善、商业以他认为的方式结合在一起。晚年的洛克菲勒对盖茨评价甚高：“他拥有罕见的商业能力，经验丰富，充满激情地致力于完成对人类社会具有伟大和持久益处的事业。”<66>

五  转向东方

在盖茨的推动下，公共卫生成为基金会最优先考虑的领域。盖茨用热情洋溢的语言说到：“如果科学和教育是文明体系的大脑和神经，那么卫生就是心脏。正是这一器官将不可或缺的血液送往社会有机体的各个部分，使得每个器官能发挥功能……疾病是人类生活最大的不幸，它是几乎所有其他人类不幸——贫穷、犯罪、无知、邪恶、无能、遗传性疾病、败坏和其他罪恶的主要原因。”<67>

基金会计划将先前在美国南方消除钩虫病的成功经验推广到全世界，成立国际卫生委员会(International Health Board)，在消除钩虫病的同时，“促进公共卫生，传播科学医学的知识”。<68>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洛克菲勒基金会将目光转向了东方。

洛克菲勒一直以来对教会向远东地区特别是中国宣教有兴趣。他本人与来华宣教士保持通信，常给宣教士捐赠。基督教青年会的拓展者和学生自愿运动（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的领袖约翰·穆德（John R. Mott，1865—1955），据说与洛克菲勒联系频密。莫特在1946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早在1896年，他的首次来华就是受洛克菲勒资助。<69> 从20世纪初开始，洛克菲勒的儿子小洛克菲勒就不再参与其父的石油业和其他企业的管理，全力投入洛克菲勒的慈善事业。小洛克菲勒还曾赞助过纽约一家中国人主日学。而盖茨曾在美国内战结束不久短期修读过大学有关亚洲的课程，或多或少对中国也有些兴趣。<70>

1905年1月31日，盖茨给洛克菲勒写了一封长信，力劝洛克菲勒将目光转向外部世界，特别是远东地区。他急切地解释说：“在世界历史上，这是第一次，所有的国家，所有的海岛，都真的开放了。这为我们英语国家人民的光明和慈善事业提供了自由的土壤。” 换言之，远东地区对美国的未来十分重要。盖茨建议洛克菲勒向美国海外宣教委员会捐赠10万美元。那年4月17日，《波士顿先驱报》（Boston Herald）发表了盖茨的这封信，向公众表明洛克菲勒在远东发展慈善事业的愿望。<71> 这封信预示了洛克菲勒介入改变中国的开端。

在三次派遣考察团来华了解中国医学教育情况之后（分别为1908年东方教育考察团、1914年第一次医学考察团和1915年第二次医学考察团）<72>，洛克菲勒基金会决定购买原北京协和医学堂（Union Medical College in Peking）的教产，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所新的协和医学院，从而开启了西医在华发展影响深远的一页。<73> 洛克菲勒的名字也与北京协和医学院连在一起，在当时协和毕业生刘绍光（1897—1990）的眼中，美轮美奂的协和医学院，正是洛克菲勒和他建立的基金会给中国的赠礼：

“

白发老人救世情，隔洲渡海创金城。

铁梁铜柱三千壮，画阁楼台百万赢。

荟集美欧医国士，聘来华夏济苍生。

修成镜殿无尘染，满地云腾欢颂声。

”<74>

 

 

<1> 《胡适日记全集》第三册（1921～1922），曹伯言整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第317页。

<2>《颜惠庆日记》（一九二一——一九三六）第二卷，上海市档案馆译，中国档案出版社，1996年，第71—72页。有关颜惠庆的生平，参见其英文自传 W.W.Yen, East-West Kaleidoscope 1877-1944: An Autobiography (New York: St. John’s University Press, 1974)。小洛克菲勒的传记，见 Raymond B. Fosdick, John D. Rockefeller, Jr., A Portrait(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56)。有关洛克菲勒的生平，见其自传John D. Rockefeller, Random reminiscences of men and events (New York: Doubleday, Page & Company, 1909),以及两本传记：Ron Chernow, Titan: The Life of John D. Rockefeller, Sr.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8); Allan Nevins, Study in Power:John D. Rockefeller, Industrialist and Philanthropist, 2 vols.(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53)。有关1921年北京协和医学院开幕典礼的记录，包括日程安排和嘉宾发言稿，见 Addresses & Papers, Dedication ceremonies and medical conference,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September 15-22, 1921(Concord: Rumford Press, 1922)。对中国代表、顾临、小洛克菲勒发言的比较和评价，参见 Mary Brown Bullock, An American Transplant: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nd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17-23.

<3> John D. Rockefeller, Jr., “Response for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in Addresses & Papers, Dedication ceremonies and medical conference,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September 15-22, 1921, 57.

<4> 原文为英文：“To Mr. John D. Rockefeller, through whose generosity and benevolence, the existence of the institution is made possible, this first volume of The Unison is gratefully and respectfully dedicated by the students of the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北京协和医学院编，《协医年刊》，1924年。（中国国家图书馆缩微文献，索取号MGTS/094828）

<5> Raymond B. Fosdick, The Story of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86. 该书最初由哈珀兄弟（Harper & Brothers）于1952年出版。根据此书，北京协和医学院竣工于1921年，花费8,283,000美元，这相当于2019年的118,725,005.20美元，参见：http://www.in2013dollars.com/us/inflation/1921?amount=8283000。

<6> Ron Chernow, Titan: The Life of John D. Rockefeller, Sr.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8), 12.

<7> J. D. Rockefeller, Sr., Early experiences of a young business man (1905), 4-5, https://archive.org/details/earlyexperiences00rock/page/n9.

<8> Ron Chernow, Titan: The Life of John D. Rockefeller, Sr., 17.

<9> John D. Rockefeller, Random reminiscences of men and events, 33; Ron Chernow, Titan: The Life of John D. Rockefeller, Sr., 17.

<10> John D. Rockefeller, Random reminiscences of men and events, 34.

<11> 同上，第73—74页。

<12> 胡斯托·L.·冈萨雷斯著，赵城艺译，《基督教史》（下卷），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第297—300页。

<13> Ron Chernow, Titan: The Life of John D. Rockefeller, Sr., 17. 照片见该书第14页。

<14> 同上，第20页。

<15> Raymond B. Fosdick, The Story of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4.

<16> Ron Chernow, Titan: The Life of John D. Rockefeller, Sr., 19.

<17> John D. Rockefeller, Random reminiscences of men and events, 75.

<18> Ron Chernow, Titan: The Life of John D.Rockefeller, Sr., 43.

<19> John D. Rockefeller, Random reminiscences of men and events, 35-46.

<20> 张津瑞、林广：《地图上的美国史》（第二版），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第107—111页。

<21> John D. Rockefeller, Random reminiscences of men and events, 79-81.

<22> 艾伦·布林克利著，陈志杰等译，《美国史》II，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716页。

<23>  John D. Rockefeller, Random reminiscences of men and events, 57, 59, 61.

<24> J. D. Rockefeller, Sr., Early experiences of a young business man (1905), 3-4.

<25> Raymond B. Fosdick, The Story of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3. 盖茨的自传，见 Frederick Taylor Gates,Chapters in My Life (New York: Free Press, 1977) 以及回忆文章: Frederick T. Gates, “The Memoirs of Frederick T. Gates,” in American Heritage, 1955, 66.

<26> Raymond B. Fosdick, The Story of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4-5.

<27> Barbara Howe, “The Emergence of Scientific Philanthropy, 1900—1920: Origins, Issues, and Outcomes,” in Philanthropy and Cultural Imperialism: The Foundations at Home and Abroad, edited by Robert F. Arnov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0), 26.

<28> 保罗·S.·博耶著，陈崛斌译，《美国简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6年，第233、241页。

<29> Raymond B. Fosdick, The Story of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5-6.

<30> John D. Rockefeller, Random reminiscences of men and events, 167.

<31> 同上，第156页。

<32> Allan Nevins, “Frederick T. Gates and John D. Rockefeller, An Introduction,” in American Heritage, 1955, 66.

<33> 同上，第68页。

<34> Allan Nevins, “A postscript”, in American Heritage, 1955,86; Raymond B. Fosdick, The Story of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2.

<35> Raymond B. Fosdick, The Story of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3.

<36>  洛克菲勒于1913年7月25日写给盖茨的信，转引自 Allan Nevins,”A postscript,” in American Heritage, 1955, 86。

<37> John D. Rockefeller, Random reminiscences of men and events, 170.

<38> Frederick T. Gates, “The Memoirs of Frederick T. Gates,” 80.

<39> Raymond B. Fosdick, The Story of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7.

<40> Barbara Howe,”The Emergence of Scientific Philanthropy, 1900—1920: Origins, Issues, and Outcomes,”in Philanthropy and Cultural Imperialism:The Foundations at Home and Abroad, edited by Robert F. Arnov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0), 33.

<41> 马秋莎：《改变中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华百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8页。

<42> Raymond B. Fosdick, The Story of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7.

<43>  John D. Rockefeller, Random reminiscences of men and events, 141-142.

<44>  同上，第177页。

<45> William C. Morey, Outlines of Ancient History (New York, Cincinnati, Chicago: American Book Company,1906), 9; John D. Rockefeller, Random reminiscences of men and events, 158, 160; Frederick T. Gates, “The Memoirs of Frederick T. Gates,” 81.

<46> John D. Rockefeller, Random reminiscences of men and events, 186.

<47> 同上，第184页。

<48> 同上，第122页。

<49> Frederick T. Gates, “The Memoirs of Frederick T. Gates,” 72.

<50> 同上。

<51> Frederick T. Gates, “Address on the Tenth Anniversary of the Rockefeller Institute (1911),” in Making the Nonprofit Sector in the United States: A Reader, edited by David C. Hammack (Bloomington &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8), 321-328; Frederick T. Gates, “The Memoirs of Frederick T.Gates”, 74. Raymond B. Fosdick, The Story of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8.

<52> Frederick T. Gates, “The Memoirs of Frederick T. Gates”, 82.

<53> Allan Nevins, Study in Power: John D. Rockefeller, Industrialist and philanthropist, Vol. II (New York and London: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53), 387.

<54> Raymond B. Fosdick, The Story of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15.

<55>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nnual Report (1913-14), 7; Raymond B. Fosdick, The Story of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20.

<56>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nnual Report (1913-14), 9.

<57> Raymond B. Fosdick, The Story of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22-23.

<58> The Foundation Directory, Edition 1, edited by Ann D.Walton and F. Emerson Andrews (New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60), IX-X; David C. Hammack, Helmut K. Anheier, “American Foundations: Their Roles and Contributions to Society,” in American Foundations: Roles and Contributions, edited by Helmut K. Anheier, David C. Hammack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10), 3-27，特别见第4—5页。

<59> 有关该案的一般性叙述，见 Arthur S. Link,  American Epoch: 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the 1890’s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55), 60-61。较为深入的分析，可参考 Graham Adams, Jr., Age of Industrial Violence, 1910-1915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6), 146-175; Ron Chernow, Titan: The Life of John D. Rockefeller, Sr., 571-590.

<60>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nnual Report (1913-14), 18.

<61> “Industrial Relations: Final report and testimony submitted to Congress by the Commission on Industrial Relations,” created by the Act of August 23, 1912, Vol. VIII in Senate Document, No. 415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16), 7850.

<62> 同上，第7982页。

<63> 同上，第7983页。

<64> Raymond B. Fosdick, The Story of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21.

<65> 同上，第1页。

<66> John D. Rockefeller, Random reminiscences of men and events, 117.

<67> Fosdick, The Story of Rockefeller Foundation, 23-24.

<68> 同上，第24页。

<69> Shirley S. Garrett, Social Reformers in Urban China: The Chinese Y. M. C. A., 1895-1926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65, 87. “John R. Mott, Biographical”, The Nobel Prize, https://www.nobelprize.org/prizes/peace/1946/mott/biographical/.

<70> Mary Brown Bullock, An American Transplant: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nd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31.

<71> 马秋莎：《改变中国》，第4、139页。

<72> Addresses & Papers, Dedication ceremonies and medical conference,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September 15-22, 1921, 3.

<73> 关于北京协和医学院成立经过的一般记载，可参见顾临, “History of the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协和年刊》（1924年），第9—14页，以及邓家栋（1906—2004）：“协和医学院的创办经过”，见《话说老协和》，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16—25页；胡传揆（1901—1986）：“北京协和医学校的创办概况”，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三辑，文史资料出版社，第129—150页。

<74>  刘绍光：“本校开幕”，见《协医年刊》，第167页。

 

 

此文首发于《世代》第8期（2019年夏季号）。

题图：洛克菲勒基金会中国医学董事会合影，北京协和医学院开幕典礼，1921年9月。

此图来自：

Rockefeller Foundation. China Medical Board, “Dedication ceremony at the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100 Years: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ccessed August 23, 2019, https://rockfound.rockarch.org/digital-library-listing/-/asset_publisher/yYxpQfeI4W8N/content/dedication-ceremony-at-the-peking-union-medical-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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