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从“美是什么”谈起

美是什么？

很难说清。但我们都领略过什么是美：一刹那，电光石火，遍历地狱天国，超拔尘世而出，似飘荡于永恒灵界。一泻万里的天光，喷薄而下，包裹一腔庄严、柔细情愫，风际云会间白驹过隙，恍如幻觉但亦心旌摇荡，不知今夕何夕置身何处……于是，美就成为天界向人界俯身下倾的倩姿丽影，彼岸向此岸暗送秋波的笑靥柔情，超验向经验豁然贯通的金露玉风。

美的根基是“圣”，是“神”。神正是那位建筑万物的伟大工师，他造万物，又造人，并给人神的形象。因此人心才可以通天、事天、法天。所以，无圣无美，无灵不美。美，来自那灵性大道。美不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而是灵性的感性显现。无道无美，无神不美。

美，既是人对神创造之物欣赏的产物，也是人对神创造行为进行模仿的作为。唐崇怀博士在《“美”的神学性反省》一文中说：“‘美’不只是一种被动或客观性的行为和观赏，更是一种主动性，也是一种主观性的创作。是人在神创造中对神创造的一种正面的回应和分担（participation），是对神作为的肯定；更可以说是神对人的肯定。从神学立场来说，美的出发点当然是神，是神普通启示和普通恩典的运作，也是神心意的显明。就是堕落后的人，在极恶的状态中，仍可有本体性美的呼召。这就是神学中所说的‘美的经验’（Aesthetic experience ）。这不只是事和物的经验，乃是人对神创造的本体经验，是人的本体性权利的基本理性感受，借着艺、技和术表露出来。原则上来说，美的本体是一种无形的理念，而这理念却在有形的艺、技、术的形态和架构中表露出来。因此在人的理性和感性的配搭(coupling)中，再也不能将美的无形本体从这些有形的架构中分开。”

可见，美的经验也是人对神创造作为进行模仿的本体性经验，借着美之艺、技与术的表达。人在创造中进入自由的境界，也是对人本性与地位进行本体性反省的时刻。

美借由优美的语言表达出来，就是文学，文学是语言的艺术。

话说基督教文学

何谓基督教文学？

梁工在《基督教文学》“导言”中说：“或许可以认为，除了圣经文学和出自信徒手笔的各类基督教诗文，‘基督教文学’还应指‘纯文学’中的各种基督教文化成分。”

刘丽霞在《中国基督教文学的历史存在》一书中认为这一定义过于“宽泛和模糊”，她认为基督教文学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是指限于赞美诗、祷文、宣道文等在内的传统意义上的基督教文学，广义的是指基督教著作家本着基督教的主义和精神、不违基督教思想而具有文学要素的一类文学”；“在前一个层面上，著作者更多地基于教徒的立场；而在后一个层面，著作者则更多地基于作家的立场”。

《海外校园》杂志执行编辑施玮在《华文基督教文学浅议》一文从历史、客观及信仰三个方面，来厘清基督教文学广义和狭义的定义，认为这样“可以免除一些不必要的争论，可以让基督教文学工作者较清楚地自我定位，也较宽容地认知别的作者及作品所处的领域”。她认为“从广义的基督教文学定义看，我简单概括三条，只要合其一者，在历史和现今的人类文学中，都可以被泛称为基督教文学：1. 传递圣经所启示的世界观、人生观的文学作品；2. 基督徒所写的文学作品；3. 有关圣经、教会、教义、或基督徒生活的文学作品”；而她个人所给出的狭义的基督教文学定义就是“基督徒（信仰基督、跟随基督者）写的传递圣经世界观的文学作品”。

《蔚蓝色》社长与主编宁子在《外面没轨道，里面有天梯——致一位研究基督教文学的学者》一文中说：“基督教文学是个模糊概念。一部文学作品是不是‘基督教文学’并不在于它是否由基督徒作家所写，也不在于它是否大量引用了圣经经文并神学概念，甚至不在于它是否以圣经历史为题材，而在于它是否有一种内在的‘道成肉身’的生命。”“‘基督教文学’本质上是一种‘道成肉身’的‘生命文学’。它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文学作品中的气息，它来自永恒，却进入时间；来自天国，却进入尘世——这种大生命气息经由作家的生命而进入作家的作品。”“一部作品是否有一种大生命气息并不取决于作家的努力，而取决于圣灵的工作——它不单是一种纯粹的写作经验，更是一种纯粹的心灵经验和生命经验，因为那是外在于人的无限存在进入人的有限理性、情感、直觉之中，引导人的理性、情感、直觉在它们本不晓得的道路上行走、接触、看见并领受。所以，真正的‘基督教文学’是‘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一种美善的见证。基督教文学作者只不过是那种美善的接受者和分享者。”

上述定义，前三个把作品内容和创作者联系在一起，使一个本来很简单的概念变得复杂起来，不管是“信徒”、“基督教著作家”还是“基督徒”其实和广义的基督教文学没有必然联系，施玮也承认这一点。第四个定义摆脱了从作者或题材看基督教文学的弊端，力图扩大基督教文学的疆界，却又认为基督教文学的创作经验“取决于圣灵的工作”，是“‘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一种美善的见证”，无形中又缩小了基督教文学涵盖的范围。

其实，基督教文学既称为基督教文学，其定义当然应从基督教信仰的精神实质来看。基督教信仰可以划分为两个层面：一是指个人与《圣经》所宣称的耶稣基督建立救赎关系，重在信“谁”，信仰落实为一种“我与你”式的生命关系，此为基督教信仰的信仰层面；二是指认信基督教教义，包括创造论、“原罪”说、救赎论、教会论和末世论等，重在信“什么”，信仰体现为一套命题观念，此为基督教信仰的宗教层面。这两点在英文钦定本《圣经·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二后半节到十三节讲得很清楚——for I know whom I have believed, and am persuaded that he is able to keep that which I have committed unto him against that day. Hold fast the form of sound words, which thou hast heard of me, in faith and love which is in Christ Jesus.中文和合本《圣经》译为“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因此，狭义的基督教文学应仅限于第一个层面，即表达基督信仰的文学作品；广义的基督教文学除了第一层面外，还包括第二层面，即除了表达基督信仰的文学作品外，也包括传递基督教命题、观念乃至某些宗教体验的文学作品。一个基督徒作家可能会写出并不传递与表达基督信仰和/或基督教命题、观念乃至宗教体验的文学作品，一个非基督徒作家尽管可能会写出表达基督教命题、观念乃至宗教体验的文学作品，却不太可能写得出表达基督信仰的文学作品。

 华人教会轻视文学的风气

具体到汉语基督教文学，从狭义层面来看，颇有悲观之处，但从广义层面来看，却倒也有乐观之处，概因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确有一批大作家们广泛吸收和传播了基督教的各种观念，甚至展示了多姿多彩的宗教体验，对汉语基督教文学的发展大有裨益，基督徒作家们理当“慎思明辨”并能“转益多师”，创造出一流的汉语基督教文学经典。

多年来，笔者有负担在很多场合提及建设汉语基督教文学的重要性，也在汉语基督教文学这块土地上小有耕耘。很多人会问起汉语基督教文学有何重要？有的也问：“基督徒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读文学作品？有时间的话，读些神学和理论书岂不更划算？”

先从《圣经》说起。《圣经·旧约》是叙事而非说理，智慧文学更是世界一流的文学作品，主耶稣讲道多用比喻，并不是干巴巴的教导。连《圣经》都没轻视的我们怎么能轻视呢？好的文学书比哲学书还深刻，比如对神正论讲得最好的不是莱布尼兹的《神义论》而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甚至，坏的文学书比好的哲学书影响还大，像希特勒《我的奋斗》对当时德国人比卡尔·巴特加上斯宾格勒的书影响还要大。

部分华人教会强调神学和理论的重要，很好。但轻视文学，不好。也难怪今天的主日讲台多是“一、二、三、四”式排列，而少有主耶稣诗一样的讲章。美国十九世纪作家麦尔维尔的小说《白鲸》，实在需要今天的传道人看一看，里边不仅有精彩的故事，难得的是记载了一次清教徒的讲道，一位牧师在船上讲《约拿书》，把大家都带到了约拿的船上，又把经文带进了水手们的生活中。遥想当年清教徒的讲道风采，笔者敢说，他们不仅有纯正的教义，还有把道活泼泼讲出来的能力。强调讲得正确固然不错，但不知道把正确的东西怎样讲出来，也是不可轻忽的错误。听不进去，讲得再正确有什么用？

一切都要有用，在这里也不能免俗了。但道的“应用”并不完全就是道的“实用”。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使我们的讲台变成了快餐配发站，且不说背后的理性主义幽灵。

汉语基督教文学亟待建设

轻视文学当然不对，但对于建设汉语基督教文学的重要性，我们需要更进一步探讨。单就基督教文学的重要性来说，老一辈文字工作者许牧世在1993年出版的《殉道文学及其他》中提到当年的苏联，说那时《圣经》不准读，教堂被关门，但信仰火种在一般民众心中并没灭。原因何在？说出来难以置信，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和《列夫·托尔斯泰全集》的功劳。当局不敢删除那些带有信仰色彩的作品，孩子们在读这些作品中慢慢受熏陶，很多人的心竟被预备成信仰的好土。

这是俄语基督教文学的贡献，回到咱们汉语基督教文学，却多有临渊羡鱼之感。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当前的汉语基督教文学也不是没有自己的传统，只不过和十九世纪相比，二十世纪汉语基督教文学和神学方面的建设，并没有多大进步。1949年后大陆的汉语基督教文学几近全军覆没，港台的成就又如何？上世纪六十年代，香港《突破》杂志创办人，曾任《校园》杂志编辑的苏恩佩说：“今天我们尽管有不少的基督徒出版社，每年推出相当数量的作品；尽管有不少的文字中心，陈列着各式各样的单张、小册子、刊物、薄薄厚厚、精装平装的书籍；然而当中有多少称得上是‘文学’作品？我们可能有许多‘宣传性’的或‘功用性’的作品，同时我们庆幸它们已达到一部分作用；然而我们更需要基督教‘文艺’作品，因为只有真正的文学才能够打进人的心坎，产生不朽的果效。文艺作品产生的效果可能比‘宣传性’作品更大，因为文学本身有宏大的力量。”

离苏恩佩此言已四十多年，华人教会仍没多少改观，目前汉语基督徒文学作品确实少之又少，不多的一些，也多是布道性小册子和教会内部刊物，难算真正汉语基督教文学。

笔者至今记得十几年前不愿加入基督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认为基督教在中国没有文学，而佛教在中国催生出那么多深刻优美的禅诗，日常生活在禅师笔下简直充满“砍柴跳水，无非妙道”的诗意！再就是周围基督徒给人的第一印象是：逃避世界，语言无趣，甚至面目一本正经到讨人厌。感谢主，他没有因此撇下一个骄傲的人。后来，笔者信主后那天晚上在冬夜温暖的灯火下打开一本别人赠送的《每周灵粮》的小册，惊讶地发现原来基督教也有这么深刻的人生哲学和喻道故事！为何读了这么多年书，就从来没发现任何汉语作品写过呢？

道进入生命和文化，像一块石头扔进池塘还是像一粒种子落入土地？马礼逊来华已两百多年，为何很多人还认为基督教是“洋教”？难道不该好好反思一下？我们要培养基督徒君子，培养教会爱读书的风气，关键是先要有汉语基督教文学作品大量问世。思想家培根说“读书变化气质”，一点都不错。信仰者的气质是要靠读信仰经典来一点一点熏陶出来的，单单有对教义的执着还很不够。因此，美国教育家嘉柏霖才在《当代基督徒人文素养》一书中忧心忡忡地指出，没有伟大经典就没有伟大人格，基督徒若是对经典根本没感觉，很难相信他们会有伟大而健全的人格。很遗憾，这正是今天华人基督徒的另一现实：很多基督徒对经典确实没有什么感觉，甚至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笔者积多年读书心得写成《一生必读的关于信仰与人生的30部经典——从<忏悔录>到<复活>》一书，旨在推广经典，推动基督徒读经典的风气，但不少弟兄姊妹反映说写得有点深了。书写得其实不深，关键在于我们读经典太少。

用汉语传扬上帝的名

更何况上帝在中国有奇妙的作为，我们也有责任用汉语来传扬上帝的名,以汉语基督教文学来弥补中国文学传统的缺陷，并丰富汉语文学的内容。有人说，三十年来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过程若能总结成经济理论，就可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信仰方面更是如此，一旦把上帝在今日中国的作为写出来，真可震动天地呢。当然，不必指望得什么奖，重要的是诉说上帝荣耀的作为，否则真要像主耶稣说的连哑巴都会开口称颂，连石头都要起来赞美！

中国文学多的是面对大自然时的感悟和与人相处时的挣扎，多的是闺怨的伤感和离别的销魂，缺少面对上帝时的称颂与赞美。汉语多被当成人与人的交流工具来使用，很少被看成是“存在的家园”或承载圣言的器皿。现在，越来越多华人信主，越来越多知识分子对神学感兴趣，越来越多基督教书籍、网站、刊物和带有基督教理念的公司、书店、学校、医院、机构等出现，越来越多教会开始有这样的负担和看见，越来越多本土基督徒作家兴起，越来越多人才和金钱涌进教会……这一些都不足以使汉语有资格被上帝使用，但上帝若开始动工和使用，这一道道照彻阴霾天空的闪电背后，谁敢说一定不是那撕裂黑暗的巨手在发布“黎明的通知”？

当然，环顾四周，在大陆还不太能看到汉语基督教文学的成就，那天上的声音好像无言无语、无声无息，“他的量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遍地极”似乎仅限于自然启示（诗19:4）。人禁不住会问：“耶和华啊，这要到几时呢？你把旌旗赐给敬畏你的人，不是要为真理扬起来吗（诗60:4）？”或许就像那十二个探子去窥探的迦南地，发现了那地真是流奶与蜜之地，然而，紧接着，马上又发现这地早已没有一寸是无主闲地，住在那地的人民竟都“身量高大”（民13:32）。十个探子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民13:33），喟然而返，绝望而归，报告这样的消息后，众人大声喧嚷，连夜哭号。好在还有迦勒和约书亚，且听二人说些什么：“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荫庇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民14:8—9）

基督徒如果承认“这是天父世界”的话，任何领域岂不正是神应许给他子民的未得之地？单就汉语基督教文学来说，一册简单的刊物，一个小小的网站，一本朴素的书籍，一首稚嫩的圣歌……难道不正是跨入广大未得之地的门户？难道不正是进军应许之地的桥头堡？拿在手里，看在眼里，听在耳里，我们有没有轻视？有没有为此献上代祷并“费财费力”（林后12:15）？迦南地尽管是流奶与蜜之地，是上帝应许赐给自己子民的，上帝的子民仍要奋不顾身去争战，去赢取。

汉语基督教文学创作

当代汉语基督教文学代表作家，大陆可以北村为代表，大陆之外则可以张晓风为代表。北村的“神性写作”和张晓风的“灵性写作”，一个仰仗着深刻的基督信仰体验，一个依托着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使汉语具备了向终极发问的能力及向彼岸眺望的魅力，为汉语文学带来了瑰奇的风景，其作用功不可没。

然而，狭义的汉语基督教文学在这方面的成就极为有限，哪怕北村和张晓风，其传播的基督信仰并不纯粹，多有异教思想混杂，比如北村的作品中就有诺斯替主义的幽灵，限制了其文学应有的弹跳高度。

不过，从广义基督教文学定义来看，二十世纪汉语文学史中，许地山、林语堂、冰心、老舍作为受洗过的基督教教徒，都在作品中有基督教观念乃至宗教体验的表达。其他作家，比如鲁迅、海子、史铁生，尽管不是教徒，但都受过基督教理念影响，写出了部分极为深刻的带有基督教观念和表达宗教体验的作品，甚至比基督徒作家写得还好，足证上帝的普遍恩典实在无比浩大。

成都以诺公司2006年8月策划出版了笔者诗集《彼岸的跫音》，放在“新百合文库”之中。在该书“新百合文库题记”中，提到“新百合文库”命名缘起，策划人写道：“1870年代广学会的出版在知识界独领风骚，1970年代道声百合文库在中国台湾带来广泛关注。他们的共同点是：视野广远，介绍许多前言性的作者和作品；内容博大，从文艺、灵修到思想学术；关怀生命，引导人建立生命和价值。今日回顾起来，实在可感可佩，甚愿乘其志，因之名为‘新百合文库’。”封底介绍此书“汉语灵韵渗透大地哲思，本土诗歌熔铸天籁之音”，全书基本贯彻了这一概括，分春、夏、秋、冬四季编排，很多诗歌在一些公开场合得到多次朗诵，里边的《鹰训传奇》也被多处编排上演过，金陵神学院的神学生据此编排的话剧还得了南京高校话剧演出一等奖。2007年7月，以诺公司又推出了宁子的散文集《灵魂的高度》，算是海外汉语基督教文学作品。在封三，宁子写了这样一段话：“在中国文学史上，我们只有过‘第一状态’（现实状态）和‘第二状态’（理想状态）的文艺，而‘第三状态’（神圣状态）的文艺却还是片未开垦的处女地。但在西方文学艺术中，最能触动人类心魂并使我们对之产生崇敬之意的东西却常见于‘第三状态’的文学艺术作品中。我们相信‘第三状态’的文艺也是一块美丽而富饶的精神之地。这地在21世纪应该进入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的视野。”这话很有见地。再对照书中文字，深刻灵性铺展成美丽风景，足证“第三状态”散文确实不俗。

2008年1月，笔者又欣喜地看到施玮主编的 “灵性文学丛书”在大陆出版，此次先期推出三本：一是《琴与炉》，收录基督徒诗人施玮、北村、樊松坪、鲁西西、齐宏伟、空夏、易翔、杨俊宇、谭延桐、于贞志、新生命、姜庆乙、匙河、雁子、王怡、楚耳、海上花下、雪女、仲彦、东郑溪波、梦月、徐徐、黄莹的、殷龙龙、刘光耀的部分诗作；二是《此岸彼岸》，收录基督徒散文家王鼎钧、张晓风、杏林子、高大鹏、宁子、范学德、楚云、吴鲲生等海内外、老中青三代作家们的优美散文，分“彼岸之光”、“此岸之声”和“爱的河流”三辑；第三本是施玮的长篇小说《放逐伊甸》，记述了处于中国社会经济大变革时期的这一代人，他们精神上追求与认知的心路历程，对生与死、罪与良心、爱情与金钱、婚姻与伦理进行了描述、置疑、思索，并以造物主上帝的纯净之光光照，赞美了人对真理的向往与执着。三书分别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和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这应算是基督徒作家的一次集体亮相。

出版与推介方面的状况

要建设汉语基督教文学，除了呼吁作者来写，还要呼吁出版机构来出版，基督教书店来推介。

新教进入中国宣教以来，十九世纪新教出版机构贡献巨大，单广学会在其六十年的出版历史中，出版的汉语图书、期刊、小册子总数便超过一千六百多种，其早期出版物成为中国了解西方文明的主要来源，广学会创办的《万国公报》更是成为出版界执牛耳的期刊。但进入二十世纪后，自由派神学和社会福音运动影响甚大，与之抗争的基要派却几乎全面退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领域，拱手相让之后再要回来就难了。这也影响到新教在华的汉语基督教文学建设。何凯立在《基督教在华出版事业（1912—1949）》一书中如此总结二十世纪新教在华出版事工：“中国知识分子认为，基督教作品的文字风格一般都比较差，思想内容浅薄，而且所载信息要么是些无关痛痒的话，要么就是一些不能适应中国社会现实需要的东西。由此可见，尽管民国时期传教士们在推动教育和社会改良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他们通过出版物来影响中国社会的努力却不是很成功。”可想而知，二十世纪上半叶汉语基督教文学方面的成就更是微乎其微了。

1949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大陆当然谈不上基督教出版，那八十年代之后整个大陆基督教出版状况如何？迦恩在《过去20年中国大陆基督教图书出版回顾》一文中把大陆基督教图书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指的是八十年代初期，人们认为“圣经是毒草，基督教是鸦片”；第二个阶段指八十年代后期，“人们认识到基督教是文化的一部分，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第三阶段是九十年代前期，“人们开始意识到基督教可能为我们社会的思想、学术、政治等提供新的资源和新的思路”；第四阶段为九十年代后期，“人们开始认识到基督教不仅是文化，更是生命和信仰”；二十一世纪初为第五个阶段，“知识界开始关注真正的基督教是什么，真正的信仰和生命的关系是什么”。最后，作者说：“长期以来，基督教信仰在中国社会和文化中一直处于边缘的地位。而今天，中国知识界正开始思想重建、文化重建的努力，我们基督徒当怎样介入其中，参与文化的更新呢？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但愿我们不再缺席其间”！ 此文简短剀切，令人深思。

曾在北京大学出版社组织出版“基督教文化译丛”的游冠辉在《近三十年大陆基督教图书出版：回顾与展望》一文中总结“20世纪80年代以来基督教图书出版大体包含了四种关切，这四种关切是：捍卫无神论的意识形态，批判基督教迷信、虚伪；探讨基督教的人文价值和社会功用；从‘自由基督教’的角度，阐发基督信仰对于个体生存和人文知识学的意义；从传统基督信仰的角度，阐明基督信仰的本质及其对个体生命和社会文化的意义”。在“展望”中，他提到“我们期待未来的基督教出版能立足以下四个方面”：“一、阐明圣经的启示真理”，这方面的出版包括“圣经背景、圣经词典、圣经概论、圣经神学、释经学、圣经注释”等；“二、继承教会的大公传统”，这方面的出版包括“教会历史、教义史、历代基督教经典”等；“三、回应时代的文化挑战”，这方面的出版包括“福音布道、护教学、处境神学”等；“四、见证基督的荣美生命”，这方面的出版包括“灵修、家庭、婚恋、亲子、励志、辅导、工作”等方面。

上述展望方面很多，不过却没有包括汉语基督教文学，不能不说是极大遗憾，更可见出汉语基督教文学出版的异象和负担还没有深入人心。

近几年，大陆以基督教图书为重心的文化出版公司越来越多，全国的基督教书店如雨后春笋般往外冒，据说目前已有两百家（就在写此文的过程中，就有一家基督教书店“路得书坊”在笔者所在城市开始营业），汉语基督教图书也有几百种之多，仅仅以诺公司2007年推出的基督教图书就达七十种以上。但重视汉语基督教文学的公司和隆重推介汉语基督教文学的书店却并不多，当然，这方面的书也廖若晨星。

阅读方面的状况

要建设汉语基督教文学，除了创作、出版和推介之外，还需要读者们捧场。目前，华人基督徒所读基督教图书，多是翻译作品。这当然很有必要，因为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毕竟很短，需大力借鉴与吸收。但大家伙一窝蜂儿全在读翻译作品，这就令人担忧了。想当年，韩国的汽车业比中国落后多了，但他们咬牙下决定：坚决不靠进口国外现成的汽车，而是优先发展国内汽车业。结果，几十年过去了，韩国汽车业已基本接近世界水平，但中国汽车业还是惨不忍睹。思路不改变，再下去几十年还不照样拾人唾余，当人家的加工厂和推销市场！

迦恩在一篇《教会流行什么书》中提到中国教会读书风气一是跟在美国畅销书后边跑，二是读“永远的《荒漠甘泉》”，三是“养生图书大行其道”，总之视野非常狭窄，阅读深度和广度都极其匮乏，因此他才挑战基督徒读者说：“对基督徒来说，最核心的阅读自然是神的话语——圣经，而其余的属灵书籍都是对上帝话语的呼应，或欣赏，或反思，或应用，或瞻仰，或默想，或挑战。我们的阅读够深度吗？我们的阅读够广泛吗？我们的阅读除了满足自己的属灵需要，还能面对时代的挑战吗？一个朋友说，我们中国教会需要奥古斯丁式的人物，为基督赢得这个时代，我心有戚戚焉。我们有这样的基督徒群体作为酝酿奥古斯丁的土壤了吗？ 让我们拿起来读吧！”

有位基督徒出版公司负责人粗略计算过，按大陆有八千万基督徒来算，每个基督徒每年投入大陆近两百家基督教书店的购书款大概是一毛二分钱，照八百万之众来算，每人每年购书款也不过一块两毛钱左右。在这少的可怜的书款中，摊到文学作品头上的钱又有多少？每个基督徒自己当然心知肚明。

当然，汉语基督教文学决不能孤芳自赏，关起门来只是让基督徒欣赏，其实还应该打开门，步入广大非基督徒心灵深处。除了宽松的出版环境和善意的阅读空间外，对基督徒作家们来说，最根本一点是需要进一步提高神学修养，在《圣经》真理和基督信仰方面进深，有“敬虔的生命”，又有“纯正的教义”，同时又能提高文学修养，使得基督的真道成为汉语的肉身，使美成为灵性的感性显现，吸引一般读者大众。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艾略特在《宗教与文学》中早就写道：“一部文学作品是否伟大不能纯粹从文学观点去评判；虽然我们必须记着：它是否文学则一定要从文学的观点去评判。” 文学固然不能只是文学，但首先必须是文学。作家铁凝倒看得很准，她在《小说月刊》撰文《坚硬的都市 朴素的心》说：“小说对读者的进攻能力，不在于诸种深奥思想的排列组合，而在于小说家在富于生命的气息中，创造出思想的表情及这种表情的力度和丰富性。”“我想，我必须有本领描绘思想的表情而不是思想本身，我的小说才能有向读者进攻的实力和可能。”这是真知文学奥妙者言，不妨发布给所有基督教文字工作者们。

不管是写，是出版，还是阅读，让我们一起努力，使汉语基督教文学在大陆这块辽阔的土地上遍地发芽、生长，又能处处开花、结果！

结语：春天不是读书天

春天不是读书天，也不是写作天。多少回，因要陪着女儿欣赏春色，贪看盛开的樱花和紫荆花，竟不时中断此文的写作，不长的文字写了多天。

此文不惮王婆卖瓜之嫌，分享本人对汉语基督教文学的负担。因为讲的是“文学”，特意“轻装上阵”，没加繁琐注释，连写法也避免“八股”腔，特此声明，并对文中造访的诸位师长、同工表达诚挚谢意。

最后，诚邀诸君一起思索、一起同行。

2008年烟花三月之际
改成于草长莺飞的江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