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年少苦读书

       1955年，巴特君出生在堪萨斯州的劳伦斯 <1>。这个人口不到十万的城镇似乎以南北战争时的血腥杀戮，以及之后建立的堪萨斯大学闻名。巴特君所去的劳伦斯公立高中，其在1851年的第一堂课，就设在一个一位论派（Unitarian）教会的地下室。而一百二十多年后的巴特君正忙于参加辩论赛，还在州一级的比赛中拿了冠军。

       这之后，好学生巴特君或许是得了呼召，跑去穆迪圣经学院修习圣经和圣经语言。据巴特君后来回忆，他青少年时对自己已经重生得救这点深信不疑。基要派气息十分浓重的他，干脆跑去同样十分基要的穆迪圣经学院，这也在情理之中。之后，巴特君转去同样保守的惠顿学院，在毕业的时候拿到所谓“magna cum laude”（优等荣誉，仅次于最优等，“summa cum laude”），把当届90%的毕业生甩在身后。这一时期乃是好学生巴特君朝气蓬勃紧抓信仰的时刻。从他的专业就能看出，他对圣经实在大发热心，毫无保留地相信，圣经既然是神启示的话，它的字句就必然不会有任何差错。带着这种非黑即白的倔脾气，巴特君一头扎进圣经原文和古代语言的汪洋大海，并且最终来到了命运中的那一站。

        本科之后，巴特君进入普林斯顿神学院，攻读道硕和博士学位。期间师从新约和希腊语的殿堂级学者布鲁斯·梅茨格（Bruce M. Metzger）。这位老师所获数不清的奖项就不说了，他在普林斯顿神学院任教的46年间带领校订的新约圣经文本，成为绝大多数美国神学院使用的范本。学新约希腊语的英语学生（例如在下），很少有人不背他编的希腊语单词集，或不看他校对的希腊语圣经。此时的巴特君，虽然保持了他好学生的势头，却已经陷入文本批判的世界而不能自拔。他在一众圣经抄本当中，看到越来越多文本上的矛盾和各种文字上的出入。于是少年梦碎了，倔劲再次发作，看哪一句出入都觉得无可回转。于是，好学生巴特君从基要派转成了自由派，而15年后，他更进一步，既是不可知论者又是无神论者。

       如今，巴特君的名声可谓如日中天。各种荣誉、名头、经费纷至沓来。巴特君还爱上电视。诸如历史频道、国家地理、探索发现、有线电视新闻网、全国公共电台……全都有他的身影。他的作品也频频见报。《时代》、《纽约时报》、《新闻周刊》、《纽约客》、《华盛顿邮报》……哪家有名去哪家。何以一介学人能有如此明星般的待遇？且看他炉火纯青的标题功夫。

       巴特君有五本书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榜 <2>：《错引耶稣：那些改动圣经的人及内幕》、《被打断的耶稣：揭露圣经中深藏不露的矛盾（以及为何我们全然不知）》、《神的问题：圣经何以没能解答我们最重要的问题——为何我们受苦》、《赝品：以神之名而写——为何圣经作者压根不是我们所想的那样》、《耶稣封神：被高抬的犹太加利利传道人》。而巴特君的最新书更是延续了其一贯的声势：《先于福音书的耶稣：早期基督徒是如何回忆、修改并发明出了这位救主的故事》。巴特君的学术立场，从这些夺人眼球的书名中也能得窥一斑了。

爱之深，恨之深？

       我有时有点想不通，为什么这位巴特君——全名叫做巴特·丹顿·埃尔曼（Bart Denton Ehrman）——作为一个颇有根底的学者（主攻新约、历史上的耶稣和早期基督教发展），在给自己书起名的时候可以如此狂放？暂且不问这稿费是否真就这么好赚（他的书据说已被翻译成27种语言），我们先来浏览一下他最出名的那本《错引耶稣》<3>，看看其中是否有什么惊天创举。

       其实，任何一个稍稍对新约文本批判 （textual criticism）有点了解的学生，都知道这个领域的复杂和枯燥程度，文本批判方面的著作原非登畅销书榜的料。因而，埃尔曼2005年这本书横空出世，一举冲上各大平台畅销榜，硬是在三个月内就卖出十万本——单凭这一点，就该再给他颁奖。这也揭露了西方世界一个现象：销路好的耶稣往往不是圣经正典中的那一位，而是迎合后现代口味的那一尊。有意思的是，这些怀疑者不信圣经的权威，却愿意相信学术的权威；不满足于仅仅视圣经为虚幻神话，而渴求能将其证伪的道理和证据。而埃尔曼教授在这本书里，巧妙地给读者留下这样一个印象：新约中很多东西都是后来添加的，真正的原本和我们现在所读到的相差甚远，甚至不可捉摸。这本书，作为一个该领域学者写给普罗大众的第一本新约文本批判类书，恰好从专业的角度满足了这种反传统反权威的需要。如此想来，大卖也就不难理解了。

       此书的前四章浅谈了文本批判这个领域，向大众介绍了诸如新约传抄的情况，正典形成的过程，以及之后希腊语新约的付梓刊印。埃尔曼文笔上佳，叙述清晰，虽然不乏春秋笔法，偶有夹带私货，总体不失为对该领域的有趣简介。这里我们只谈一点，即如何更好地理解新约中的文本变化 <4>。 

       埃尔曼在书中说：“现存抄本在字句上存在诸多不一致，其数量比整部新约的字数还多。” 这句话还真没说错。希腊语新约有大约138,000字。其实，如果算上所有抄本和版本，以及早期教父所引用的经文，其中所有对不上的字词统统加在一起，大概有希腊语新约字数的三倍。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新约不同抄本的字里行间有多达几十万字的不同，我们还能有任何信心，相信这些书卷上所言确实是耶稣当年所说吗？埃尔曼的回答是清楚的“不能”。任何人读过这本书，都会对新约的准确性留下惨淡的印象——既然所有的抄本不过是一错再错和错上加错，那还读什么，信什么？

       说实话，这样的论述对于不通希腊文的平信徒，尤其是我们惯用中文的弟兄姊妹，有些难以招架而且极不公平。任何粗通希腊语的学生，都会对希腊语词汇（动词尤甚）的诸般变化印象深刻。其刁钻和细致程度，非我们这些习惯方块汉字的人所能想象。且任何对文本批判有了解的学生，都不会对这些字词上的不一有太多惊讶，因为绝大部分的不同实在不值一晒。这里借用福音派圣经学者但以理·华莱士（Daniel B. Wallace）的例子，请大家猜一猜，用希腊语说“耶稣爱保罗”共有几种可能的说法？

       答案是16种，而且这16种说法意义完全相同。这是因为希腊语的文意不受语序限制，而且定冠词也可有可无。这还是最最保守的估计。如果考虑更多无伤大雅的因素，比如字词的格（case），近义词或同义词，细碎可略的连词，某字母的拼写错误，称谓上增减一字 <5>，出现字词变化的可能性定然是成指数倍增长。如果区区“耶稣爱保罗”就能有如此多的说法 <6>，那么整本新约有数十万字词出入并不是一件稀罕事，更不是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世纪论点。

       总而言之，若只谈新约中文字出入动辄十万的数量，确实很容易误导人。但真相却是，99%的不同根本连翻译都译不出来，大多是些拼写，定冠词，语序之类的问题。剩下不到1%或许能在某个名词后面加个复数，但迄今为止尚未发现任何影响到基督教核心教义的文本出入。一条也没有。

       埃尔曼作为知名的圣经学者，自然不会想不到这一点。因而其后的五—七章才是该书的灵魂所在。这部分着重论述了，在埃尔曼看来，为什么新约抄本中的字词不一足以撼动整本新约的神学根基。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翻看一下埃尔曼在他终章结论中的那一段，其中提到新约中足以改变文意的七个地方。介于篇幅所限，这里只跟大家聊聊其中最重要的，也是出入最大的三处 <7>。

       其实说来也简单，因为这三处全部都是老调重弹，包括《马可福音》的结尾（16:9-20），《约翰福音》中众人抓住行淫的女人那一段（7:53-8:11），以及《约翰一书》的两节经文（5:7-8）。使用中文新译本圣经的弟兄姊妹 <8>，若是读得仔细，不难发现《马可福音》16:8节之后有一行小字：“有些抄本无第9至20节”和结尾处的“有少数抄本有较短的结语”。在《约翰福音》7章之后也有类似的标识。原因很简单：这两段经文没有出现在最早或最可靠的抄本中，而且从内在证据来看，这两段也与上下文不和。

       坦白讲，只要了解马可写作的目标人群、历史背景、神学目的、行文习惯，其在16章的短结尾完全讲得通。更让我觉得惋惜的是《约翰福音》中的这一段，因为它太过为我们基督徒所钟爱，所以不论如何都会有人继续使用并宣讲这一段。有些学者认为这一段怕是后来人杂糅三个不同故事而添加上去的。另有学者认为，这一段应属史实，只是独立成段，在不同的抄本中出现在新约不同的位置。其实用用倒也不妨，怕就怕大量使用却对其文本背景一无所知，一旦遇到类似埃尔曼的论据就束手无策。我个人倾向于不在主日讲道或圣礼中使用这两段经文。

       不过弟兄姊妹也不必因此紧张。因为即便把这两段经文放入脚注，也丝毫不影响信仰的基本信条。《马可福音》16章的短结尾并不是没有提到复活，何况我们还有马太和路加的两部福音书互相参看。耶稣动慈心赦罪，保护边缘群体的记载更是比比皆是。更何况，圣经学者（包括福音派学者）早在一个多世纪前就一致而明确地质疑这两段文本的可靠性，绝大多数英文译本也都对这两处经文做出了清楚标识。遗憾而又有趣的是，埃尔曼仍旧把这两段当做重磅猛料抛出，为他的论点打头阵，而相当多的读者也愿者上钩，好似发现新大陆一般。由此观之，教会实未尽到教导的责任啊。

       相比之下，《约翰一书》那一处就难免让人觉得滑稽了。为什么呢？因为埃尔曼存疑的那一句，关于所谓的三一范式（Trinitarian formula），早在几百年前就被发觉是后加的而被“请出”圣经了。因而如今大多数圣经版本，不论是和合本还是新译本，亦或大多英文译本，都已经找不到这句体现三位一体的文字。当然，还有比如雅各王译本（KJV，也译为詹姆士王本或英王钦定本）做了保留。<9>  本人也很惊讶，埃尔曼居然把如此老黄历翻出来，不知有何益处。要知道，即便某一节经文没能印证三位一体的教义，也不代表三位一体在新约中找不到依据。更何况，君士坦丁堡公会议早在公元381年就已经确立了三位一体的正统性，而《约翰一书》5：7-8节体现三位一体的文字（Comma Johanneum）首次出现在拉丁文的圣经武加大译本（Vulgate）大约是在9世纪初。<10>  难不成早期基督徒为了捏造三位一体的教义而掺了两节经文进去，不想时空错乱，生生迟到了几百年？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其实这三处经文，严格意义上讲，算不上多么精深的文本批判。因为学者在百多年前早已达成共识，内外证据也相对清楚，没有太多讨论的余地，也显不出埃尔曼学识的精妙之处。其他一些经文，比如《马可福音》1:41中，耶稣在看到那个麻风病人时到底是“动了慈心”还是“发怒”，尚有讨论的余地。但不论如何，说这些文本上的不一致严重到足以动摇我们对耶稣的根本认识，或是神学的基要教义，都属言过其实。

       说实话，我本不愿麻烦大家来了解这些琐碎无趣的专业细节。像前些年的《达芬奇密码》，知道这是小说的人大可看个热闹，又有何妨？那些动辄宣称耶稣有妻有子的故事，多数人都知道不过是老掉了牙却不断被翻新的阴谋论罢了。相比之下，《错引耶稣》就显得不那么厚道。毕竟它挂着学者名头，占足了理性论据的名义，却给不了解的读者留下夸大和不准确的印象。依我看，文本勘误训诂之类的枯燥工作，还是交给专业学者去做吧。要紧的是，知情者可以和平信徒多些互动分享，以免后者在信仰上被某些夸夸其谈所绊倒。

文本批判并非食人猛虎

       本人不知当年给“textual criticism”翻译定名的前辈学者，到底是抱着怎样的心情，才将其译成文本批判或是圣经批判，以致如今教会谈文本批判色变，好似一旦沾染就会信仰不保。正如护教学（apologetics）并非跟谁道歉（to apologize），圣经的文本批判也不是要把圣经批倒批臭。虽然有些学者，比如巴特君，似乎正在义无反顾地朝着这个方向前进，但同时也有众多信仰纯正的学者，通过专业合理的手段，给教会提供更为精确的圣经文本。在我个人看来，称这个学科为文本勘误或者古本校正更为合适，因为它的目的不是指着圣经说它哪一条错了，而是在对比众多抄本的过程中，斟酌其中的传抄错误，来获得更加可靠且接近原文的文稿。

       何以要这么麻烦？实因人类不是从一开始就有自动纠错排版的打印机，也不是从文字产生就开始用双开本的纸质书。新约时代所有书卷信件，全部需要手抄。而由此产生的职业群体就是文士，俗称抄写员。虽说这帮人在当时识得字，写得文，已然是受过教育的少数精英，但水平或良莠不齐，只凭人手抄书，难免会有疏漏。若是漏抄了一个字母，或是看错了缩写，又或者读串了行，都难免造成字句上的出入。毕竟早期的新约希腊抄本，一没有空格标点，二全是大写字母，哪怕抄写者业务纯熟，抄得久了累了，看到“ΑΓΑΠΑΙC”或“ΑΠΑΤΑΙC”这种极其相似的词也难免会混淆。这种因疲劳或不熟练而造成的无意识错误，占到字词出入的绝大部分。

       少数情况下，这些抄写员也不介意客串一下解经家的角色。要么把一些难解的词换掉，要么加上一句虔诚的祷告，又或者抱着大一统的心愿对不同的福音书记载做调理融合。倒不是他们胆敢改动原文，而是他们也需要在一众抄本中做判断，认为是前人抄错了的就改过来，或者在空白处做个标注却被后代文士抄入正文当中。<11> 这听上去显得既不专业又吓人。不过大家也不必过于担心。如上文所言，绝大部分的出入并不影响翻译，而能翻译出来的也不影响核心教义。再者，单是希腊语的新约抄本，零零总总就有近六千之众，足以使学者有讨论勘误的空间。而最早的《约翰福音》残片距离该书的写作时间不过三四十年。与此相比，同时期众多的古典著作，例如凯撒的《高卢战记》和塔西坨的《历史》，不仅抄本寥寥无几，而且其现存最早的稿本距离作品的写作时间也长达数百年，够从李世民玄武门政变演到朱元璋打下南京称帝了。

       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个文本勘误的具体例子吧。使用新国际版圣经（NIV）的弟兄姊妹或许有注意到，其1984年版和当下最新版在《约翰福音》1:34有一处不同，前者作“神的儿子”（Son of God），后者作“神所拣选的”（Chosen One of God）。那么，哪一种读法更加接近原文呢？这就涉及两个大原则：外在证据 （external evidence）和内在证据（internal evidence），而最终的判断需要在这两方面都说得通。其中，外在证据指对抄本（早期多是莎草纸本）本身的断代，再结合书写方法等其他一些因素判断其可靠性。内在证据则指向抄本所载圣经段落的内在文法，包括上下文、行文风格、词汇、作者所处的神学环境等。

      首先，两种读法在早期抄本中都有所体现。起初，大多数早期抄本作“神的儿子”，但年代稍晚却异常重要的西乃抄本（Codex Sinaiticus）却作“神所拣选的”。这就让学者们不得不在这两种读法之间权衡利弊，却又因为后者欠缺早期证据而举棋不定。直到2000年前后，一张新的《约翰福音》残片被发现，断代约在公元250年之前，那处经文在此残片中恰恰就读作“神所拣选的”。因而，尽管“神的儿子”这一读法依旧在早期抄本中占据多数，但“神所拣选的”这一读法不仅出现在不同古语抄本和权威的西乃抄本中，同时也有了早期证据，在时间和空间分布上并不输于前者。

       那么，接下来就要看内在证据了。这里涉及两个最基本的原则：1. 比较难懂的读法一般更接近原文；2. 比较短的读法一般更接近原文 <12> 。为什么这么说呢？请思考这个问题：就这两种读法而言，是从“神的儿子”改到“神所拣选的”容易解释呢，还是反之？大家应该不难看出，“神所拣选的”应是更难解释的读法。我们完全可以想象早期文士想要协调统一四福音书的动机，因为其余三部对观福音书，在耶稣受洗的部分都使用了“神的儿子”。于是，文士们想要让施洗约翰在这里也说同样的话，也就不奇怪了。其实，强调耶稣被拣选的身份完全符合施洗约翰的原意，因其指向耶稣弥赛亚的身份。不过对于众多文士来说，似乎还是强调神的儿子更加应景。

       说到这里，或许诸位会有被骗的感觉——原来也没什么大不了啊！确实。不论是“神的儿子”还是“神所拣选的”，对理解耶稣的身份而言，即便不算无足轻重，也是无伤大雅。而对那些猎奇心重的朋友，本人只能抱歉了，因为勘误的过程既没有印第安纳琼斯式的惊险刺激，也没有足以推翻三位一体或耶稣神性的文本争议。对于业内专家而言，文本勘误就像从成千上万的碎片中拼回一幅画原本的图案，既有科学方法可循，也帮助我们建立对新约文本的信心。未曾想这一领域居然借着一人之书猛然火了一把，我也就只好多强调一点文士们出错或修改的例子。其实，在古代抄书是一件颇为辛苦的事情。一位亚美尼亚的抄写者留下过这样一句话：窗外暴雪正酣，手边墨池结冰，我双手麻木，笔从指间滑落。因而，不少抄本在结尾处如此说：本书完结与此，感谢归给神！这些文士皆胸怀对神话语的崇敬之情。他们所保存下的新约抄本，那些跨越时空隔阂的古老字句，比我们现有的众多英文译本在字词间还更为一致。

       说到底，很多源于自由神学的批判（从最早的来源批判到如今的文学批判、读者中心视角），窃以为，多半基于对当下圣经文本的不信任，想要穷人手之力，抽丝剥茧，抓住所谓“真相”。但并不是所有从事此业的学者都拒绝圣经的权威，或轻看启示的神学。人们偏爱极端，是因为极端在表面上容易处理。但他们是否思考过，形同《可兰经》一般，继承自天而拒绝一切人手参与的观点，和一切都是人手之工，任何神圣性皆出自阴谋论的观点，对信仰的个人和群体意味着什么。基督教传统高举道成肉身，在人的历史中看到神永恒的护理，在神永恒的恩典中看到人的作为。C.S. 路易斯在论到神迹时如此说：当神迹进入自然的那一刻，它就遵从自然律。由水变来的酒也可以醉人，圣灵感孕也要十月怀胎，由神默示的圣书也要遭受文本上的变化，主餐中的圣饼也会被人消化。没有一部远古时代的作品至今还保有原本，但神却借着文士们的手一代又一代为我们存留下近乎原本的圣经。此人力耶，神迹耶？唯谦卑感恩而已。

       “草必枯干，花必凋残；惟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赛40:8）。

<1>  非神学家卡尔·巴特（Karl Barth）。

<2>  以下几本书的英文原标题依次为：Misquoting Jesus: The Story Behind Who Changed the Bible and Why; Jesus, Interrupted: Revealing the Hidden Contradictions in the Bible (And Why We Don’t Know About Them); God’s Problem: How the Bible Fails to Answer Our Most Important Question–Why We Suffer; Forged: Writing in the Name of God–Why the Bible’s Authors Are Not Who We Think They Are; How Jesus Became God: The Exaltation of a Jewish Preacher from Galilee; Jesus Before the Gospels: How the Earliest Christians Remembered, Changed, and Invented Their Stories of the Savior.

<3>   此书有中译本，《错引耶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

<4>  “Textual variants”，指同一处圣经经文在不同抄本中所用的字词不一。

<5>  例如，“耶稣”与“主耶稣”的不同。

<6>  若考虑上述因素怕是有上百种不同说法了。

<7>  这里再次参考了华莱士对埃尔曼的回应，以及我所在神学院新约教授的回应。

<8>  多数通行英文译本，例如新国际版（NIV）或英语标准版（ESV），都有标出。

<9>  雅各王本《约翰一书》5：7-8是：“7 For there are three that bear record in heaven, the Father, the Word, and the Holy Ghost: and these three are one. 8 And there are three that bear witness in earth, the Spirit, and the water, and the blood: and these three agree in one.” 试直译：“7 因为在天上作记载的有三，父、道与圣灵：这三是一。8 在地上作见证的有三，圣灵、水与血：这三样归于一。” 中文和合本译文是：“7 并且有圣灵作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8 作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圣灵、水与血，这三样也都归于一。”

<10>  D.A. Carson, The King James Version Debate: A Plea for Realism (Baker Books, 1979), 61. Bruce M. Metzler and Bart Denton Ehrman, The Text of New Testament: Its Transmission, Corruption, and Restor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148.

<11>   例如，有文士就在福音书某一节旁边写了这么一句：“此处‘神的手’其实就是指‘神的灵’”。

<12>  我们这个例子主要跟第一条原则有关。

      

题图：《错引耶稣》英文版封面。

文中第一幅插图：《错引耶稣》中译本封面。

文中第二幅插图：圣经西乃抄本（Codex Sinaiticus），抄写于约4世纪中叶，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British Library），http://blogs.bl.uk/digitisedmanuscripts/2015/10/codex-sinaiticus-both-british-library-volumes-on-display-in-london.html。

此文最初发于2016年12月24日微信公众号《恩典的安慰》。原题为《从<错引耶稣>谈文本批判》。《世代》转载时有改动，并增添了尾注。此版本首发于《世代》第2期（2017年夏季号）。如之前所写，《世代》并非一定完全认同分享文章的所有观点。分享的原因在于，这些文章传递的某些信息，是值得反思却被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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