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图：明治天皇及其帝国祖先世系（神道教浮世绘）]

文/宋军

基督教在日本近现代经历了一场由帝国政府主导的“日本化”运动，其中参拜神社^<1>问题是该运动所不可忽视的核心部分。尽管基督教作出某种程度的抗争，但当局一味坚持“神社非宗教”^<2>的立场，利用公权力在战时的全能性扩张，最终将基督教主流成功纳入以崇拜天皇为核心的国家神道之中。在此过程中，天皇制军国政府旨在建立一个庞大的殖民帝国。作为对台湾、朝鲜、满洲等不同类型的殖民地进行精神和文化统合的环节和手段之一，殖民当局挪用其本国政府改造基督教的经验，在东亚各殖民地同样以“神社非宗教论”为理据，推动当地基督徒参拜神社。为看清整幅图画全貌，有必要先探讨“神社非宗教论”在日本的生成、以及日本基督教从抗拒到接受的过程。^<3> 本文内容所涉及的时间跨度是1868年明治维新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以历时性宏观再现帝国相关制度设定、及日本本土基督教新教的整体回应为主，而非共时性比较不同基督教宗派立场之间的差异。此外在日西教士的观点及其影响^<4>，日本神社界、学术界及民众的取态^<5>，因篇幅所限亦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

一、神道特殊化的制度设定

明治政府成立之初，便将以天皇为核心的近代中央集权国家定为建国目标，宣布日本“此度王政复古，建基于神武创业之始，诸事一新，复归祭政一致之制度”^<6>，从而赋予神道国家意识形态地位，以此确立维新政府的合法性并统一国民思想。1869年，初掌大权的明治天皇征询百官建议，以期“复兴天祖以来固有之皇道，使亿兆苍生重报本返始之义，能拒外诱蛊惑”^<7>， 旋即颁《宣布大教诏》，强调“祭政一致，亿兆同心”，新政府将致力于“宣扬惟神^<8>之大道，因新命宣教使，布教天下”。^<9> 于是，佛教和基督教均被归入排斥打压之列。然而，这一旨在将神道国教化的政教合一方针，却在日本国内外遇到相当大的阻力，与标榜“文明开化”、急于与西方列强重新修约，从而“脱亚入欧”、“富国强兵”的政策方向有悖。

有鉴于此，明治政府逐步转向有条件的信教自由与表面上的政教分离。前者以1875年教部省公布的《保障信教自由口谕》和1889年《明治宪法》为标记。口谕称帝国政府“保护神佛各宗信教自由”的条件，是要求各教派有义务“拥护朝廷政纲之所在，不仅限于留心不妨碍政治，且应善诱人民，扶翼教化”。^<10>《明治宪法》第28条则规定“日本臣民仅限于不妨碍秩序安宁、不违背臣民义务的情形下，有信教自由”。^<11>

而表面上的政教分离，则通过改变行政官署及其职权范围，达到神道与一般宗教分离的效果。明治政府最初（1868年）设神祇官负责全国神道事务；^<12> 至1871年神道国家化遇挫，神祇官降格为“神祇省”；^<13> 次年再改作“教部省”，^<14> 祭祀典礼转交太政官负责，教部省只负责教导国民“体敬神爱国之旨”、“明天理人道”、“奉戴皇上，遵从朝廷政纲”。^<15> 1877年教部省被废，改由内务省社寺局负责神社事务。^<16> 有研究者指出教部省的废止，标志着帝国政府开始以祭祀与宗教相分离的方式，推出神社非宗教政策。^<17> 该政策最终在制度层面的完成，是1900年内务省废社寺局，分别设神社局、宗教局。^<18> 至1913年，宗教局转属文部省。^<19> 上述官制变革所达至的效果，就是赋予神社神道特殊地位，与其它宗教分开管理。通往“神社非宗教论”道路被铺平了。

二、国家神道对中小学教育的渗透

日本的神社问题与天皇崇拜密切相关。1889年的《明治宪法》是以天皇名义颁布的“钦定宪法”，宣告“大日本帝国为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第1条），天皇作为国家元首不仅总揽国家统治权（第4条），而且“神圣不可侵犯”（第3条）。其神圣性源自“万世一系”的历史性，“这四个字正是天皇神格化的出发点”。^<20> 帝国政府根据古籍《古事记》、《日本书纪》建构出一套国家神话，称创建日本的神武天皇为天照大神之天孙，因此历代天皇都是天照大神的后裔，天皇就是天照大神的显现，被崇拜为“现人神”、“现御神”。明治政府成立不久便宣告“神社之仪为国家宗祀”^<21>，进而颁布一系列法令，确立由国家和地方政府提供经费、神官纳入国家官制的神社等级体制。^<22>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907年修订的刑法第74条，针对皇室犯有不敬行为者，“处以三个月以上五年以下徒刑。针对神宫及皇陵犯有不敬行为者亦同”。^<23> 其中“神宫”是1880年刑法所无字句，体现出帝国政府旨将皇室与神宫等同看待的倾向。

以忠孝为核心的东方专制主义思想，在日本由来已久且根深蒂固，政教关系的主基调是政主教从，即视宗教为从属于国家政权之下，任由统治者操纵，辅助教化百姓、稳定政权的工具。明治政府巧妙地将“惟神之道”纳入皇道国体之中，形成政教混合的全能政治，令日本国民逐步被彻底臣民化，目的在于使每个人的思想、生活均陷入国家掌控之中，高度划一。令以天皇为代表的帝国权力，最终能无远弗届地渗透到文化每一层面、社会每一角落。

为了建构和巩固天皇制国家神道意识形态，帝国政府极为重视教育领域，极力向学生灌输忠君爱国思想。据研究显示，自明治初期开始就已经出现有学校组织学生参拜神社的个案；至明治末期及大正时期，参拜神社更成为学校教育的常态；至昭和初期，参拜神社成为培养学生“敬神崇祖”观念的重要方式。^<24>

1890年，明治天皇颁布《教育敕语》，要求“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常重国宪、遵国法，若有一旦缓急，当义勇奉公，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25> 翌年，文部省命全国小学在纪元节^<26>、天长节^<27>、元始祭^<28>、神尝祭^<29>、新尝祭^<30>，全校师生一同向天皇、皇后御照“行最敬礼^<31>、奉祝两陛下万岁”，再由校长或教师“奉读《教育敕语》”并“诲告圣意所在，叙述历代天皇之威德鸿业”。^<32> 正如有学者指出：“教育敕语，就是继承了皇祖皇宗宗教权威的天皇，向国家和天皇的信徒发出呼召”。^<33>

《教育敕语》颁布不久，便发生第一高等中学基督徒教师内村鉴三（1861—1930）“不敬事件”。内村在奉读仪式上，拒绝行“最敬礼”，仅低头致敬，于是便引发轩然大波。内村不单失去教职，妻子也因巨大舆论压力郁郁而终。此事预示基督教与天皇制国家之间难以避免的张力和冲突。历史显示出，凡要求治下百姓绝对效忠、服从的意识形态，迟早会达至绝对排他的国家宗教程度，具有改造和同化其他思想/主义、宗教的意愿和决心，并会为此付出不懈努力，且一旦有机会便诉诸高压甚至暴力手段。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明治政府一方面强化学校教育中的天皇制国家神道色彩，另一方面，又竭力将其他宗教驱逐出公立学校。1899年，文部省下令所有直属学校，“不允许实施宗教教育及举行宗教仪式”。^<34>

1932年文部省又发布训令，敦促对中小学生校外活动加强指导，其目的之一就是培养“敬神崇祖”的精神。^<35> 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帝国政府迅速强化思想控制，9月在全国范围内推动“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为此于10月13—19日实施“国民精神总动员强调周”。其间17日适逢神尝祭，政府命全国官民包括在校学生一律参拜神社，“祈求宣扬国威、皇军武运长久，并敬仰殉国将士之武勋”。^<36> 这些国家政令促使各地方教育部门制定相关指示和实施细则，天皇制意识形态日益掌握学校教育，参拜神社于是成为培育年轻一代皇国臣民的重要手段之一。

三、日本基督教会对“神社非宗教论”的拒斥与受容

1、质疑与反对

较之明治时代（1868—1912），大正（1912—1921）与昭和初年（20世纪20年代）是日本社会政治、思想、文化自由主义思潮活跃的时期，言论环境相对宽松。针对帝国政府的“神社非宗教论”，基督教界表达强烈质疑，神社即宗教的立场相当明确。由时任群马县安中教会牧师柏木义円（1860—1938）编辑的《上毛教界月报》，经常刊登反对文章，指出“政府的神社观可谓不明事理的强辩”^<37>；“政府无论如何强辩神社非宗教……神社的宗教性都是不容否定的”^<38>；并表明如此荒谬的观点，无非是当局用以“彻底统一国民思想的手段”。 ^<39>“至于利用神社推行国民教育，更不能不说是一大愚策”^<40>；坚决反对中小学组织学生参拜神社，认为这是“滑稽的”，谴责“教师强制学生去做连自己都不相信的事，是最大的伪善，且是风教之贼。而政府以有益于德性涵养为由，强制学生崇敬神社，却全然不解宗教道德为何物，只图治安方便而利用之，无非是浅薄的政客心态。……故此敦促政府反省”。^<41> 甚至作出激烈抨击：

“我国教育强制崇拜伪神，是侮辱主宰天地的真神，称其为亡国教育绝不为过……文部省推动的崇拜神社教育，是对学童良心的侮辱。侮辱良心，难道不是在破坏德育的根基？如何能培育品德？且文部省、内务省宣称涵养敬神之念，却让人去崇敬如此荒诞之物，分明是亵渎、混淆神圣之神的观念。当下政府偏重军备的政策与强制崇拜神社的教育方针，均是误国误民之大者。”^<42>

拒绝接受帝国政府的“神社非宗教论”，基本可以说是大正时期日本教会的共识。1917年日本基督教会^<43>第31届大会作出“关于神社的决议”：

“今日神社祭祀，始终属于一种纯粹的宗教精神与仪式，然当局奖励礼拜神社，动辄强制学童参拜，此事实明显与帝国宪法相抵触，妨碍信教之自由。”^<44>

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共产主义运动蔓延波及日本，社会运动渐趋兴旺，帝国政府出于维稳需要，于1925年颁布《治安维持法》，旨在打击“以变革国体、否认私有财产制度为目的组织结社”。^<45> 在当时以日本共产党为主要取缔对象，日后逐渐扩展至针对所有被视为威胁天皇制国家安全的宗教团体、学生团体等组织。至昭和天皇登基之后更进一步收紧管控，1928年通过《治安维持法》修正案，将违法者的最高刑罚从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提高至死刑或无期徒刑。同年，在全日本遍设负责执行该法的政治、思想警察——“特别高等课”。

帝国政府一方面力图加强对宗教的控制，同时进一步将神社特殊化、置于各宗教之上，这自然会引致政界、学界和宗教界的质疑。而帝国政府的辩解仍旧是“神社非宗教论”。文部省于1927年向帝国议会提出《宗教法案》，律师出身的议员花井卓藏（1868—1931）就此提问：“宗教的功能，在于宣传教义、执行葬仪及其它节日仪式。……请问阁下是否承认，今日之神社也存在宣传教义、执行葬仪及其他节日仪式的情形？”对此，文部省宗教局长下村寿一（1884—1965）虽然承认有府县神社的神职人员执行葬仪，但却坚持这并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神社行为，属于该神职人员的个人行为。下村始终坚持“总体精神就是神社是国家公共祭祀，而非宗教”。^<46>

该《宗教法案》被否决后，1929年文部省再向帝国议会提出《宗教团体法案》，其第14条所列对宗教自由的限定性条件，比宪法第28条更为收窄：

“当文部大臣认为宗教教师妨碍秩序安宁、败坏风俗、或违背臣民义务时，有权终止其业务。”^<47>

对此，基督教界人士的担心是：

“此法案通过之后，若我等拒绝礼拜神社，将会发生何事？政府想必会称‘神社是日本古来风俗，拒绝礼拜神社即破坏风俗’。于是按照法案便会禁止我等传道。我等若坚持‘信仰自由’，政府则会驳称：‘信仰自由是心中之事，并不存在拒绝礼拜有形神社的自由。’这样，明治大帝所保障的信教自由，无疑会被本次法案所消解。政府多年念兹在兹的礼拜神社，会不分青红皂白地强加给国民，谁能否认当局或有如此存心呢？”^<48>

针对宗教界的质疑，帝国政府仍然固守“神社非宗教论”，在议会作出官方答辩：

“我国神社基于建国大义，祭祀皇祖皇宗之神灵、及于国家有功之诸神，故由国家自行设置运营。关于神社之祭祀及经营，向有国法严格规定，以显其国家宗祀之实质。且国家对从事神社祭祀之职员，亦规定其官制，明确其作为国家机关神职人员之职务权限。……于现行制度之下，神社为国家之公立设施，神职人员为履行国家公务之职员，与基于个人信仰、具有某种目的之诸宗教，性质全然不同。至于在神社所行之祈愿祈祷等活动，乃伴随崇敬神社所产生之自然结果，神社本质已如前所述，并不因此等节日仪式，致使神社变为宗教设施。……神社并非宗教设施，这样宪法第二十八条信教自由之相关条款，可视为与神社无关。”^<49>

上述答辩，显明“神社非宗教论”是从国家制度设定层面所作的强行规定，罔顾神社神道的宗教本质。因此有研究者指出，“神社非宗教论”是日本天皇制下的“白马非马论”。^<50> 可谓一语中的。

帝国政府的强硬姿态引起教会领袖的不安，数据显示1930年是教会界积极应对神社问题的一年。4月17日，日本基督教联盟^<51>在东京神田举行“神社问题恳谈会”，与会65位教会领袖均认为由于神社举行祭祀活动，因此神社的性质就是宗教。会上东洋宣教会日本圣教会^<52>牧师中田重治（1870—1939）提出动议，就神社问题发表代表日本基督徒立场的紧急声明。经会议通过，组成声明书5人起草委员会。^<53> 5月5日，再次召开“神社问题恳谈会”，由联盟总主事、日本组合基督教会^<54>海老泽亮牧师，代表声明起草委员会向会议报告。最终，会议将声明定位作呈交给当局神社制度调查会^<55>各委员的意见书。

5月28日，由日本基督教会、日本卫理公会、日本组合基督教会、日本浸信教会组合等55个教会团体和机构联署，提出《有关神社问题的进言》，其中包括5条建议：

一、“对神社本质进行调查研究，明确神社是否为宗教”；

二、“若将神社置于宗教圈外，则应明确其崇敬的意义及对象，匡正其与教派神道相混淆之处，清除其祭祀仪式的宗教内容，且废止神社的祈愿、祈祷、授予神札护符、执行葬仪等一切宗教行为”；

三、“不直接或间接地强迫国民参与神社的宗教行为”；

四、“政府所推行的思想引导及教化事业，应尊重国民各自的良心自由，不应推动或会引发遗憾之事，诸如强迫学生参拜神社、神棚等”；

五、“阐明帝国宪法保障信教自由的本义”。^<56>

显而易见，此文献采取了一个相对温和的姿态，并没有清晰表达基督教对参拜神社的立场，将神社是否是宗教的界定权拱手让给帝国政府，并含蓄地提出了一个变通方案，暗示日本基督徒是可以有条件地参拜神社的。如此暧昧的立场，无疑为接受帝国政府的“白马非马”说埋下伏笔。有学者认为该进言放弃自主判断，为将来迫于“爱国”压力参拜神社开辟道路，成为日本新教各教会“向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神道屈服的里程碑”。^<57>

值得留意的是，日本佛教真宗先于基督教，在同年1月向首相、内务大臣、文部大臣及神社制度调查会各委员提交声明，毫不含混地道出神社的宗教迷信真相——“近乎动植物崇拜的低级原始宗教”，且明确表态：

基于真宗教义立场：

（1） 参拜正神；不参拜邪神。

（2） 在国民道德意义上表达崇敬；在宗教意义上不表崇敬。

（3）不向神社求问吉凶祸福。

（4） 同理，不拜受神札护符。^<58>

正如日本佛教界并非都如真宗这般立场强硬，基督教界不同教会团体也不是铁板一块，若在不同立场的光谱间寻求最大公约数，出现上述温吞水般的《进言》或许可以说是难以避免的。

在日本基督教会中，对神社问题持果决态度的，当首推日本圣教会。中田重治撰文指出政府将社寺局拆分为神社局和宗教局、以崇敬祖先名义让人参拜神社是错误的。甚至“讨论神社是否宗教本身就是无知的”，实际上神社所为尽都是宗教性行为。号召基督徒即使被指责为“不忠不孝之徒”，也决不能敬拜神社，并要为此作好“受迫害的思想准备”。^<59>

不久，日本圣教会第12届年会（1930年）通过“视神社为一宗教”的决议。^<60> 中田随即撰文重申：

“无论谁如何申辩，神社乃宗教是明白无误的事实，即使能将白鹭说成黑色的，神社也不能被指为非宗教，甚至讨论此事本身都是无知的。在此我要明言，圣洁教会视神社为一宗教，因此凡吾教会会众决不参拜神社。”^<61>

与此同时，发生中国东北安东日本圣教会学生拒绝参拜神社事件，令上述决议面临考验。4月5日，在安东日本圣教会聚会的数名安东高等女校学生，坚持留在学校拒绝去参拜安东神社，被教师问及，答称“不能事奉二神”。5月1日该校再有学生拒参，校方给以停学处分。值得留意的是，组织学生参拜神社的该校校长户冢氏为安东日本基督教会会友，教师羽田氏则曾作过循道会（Free Methodist）牧师，可见虽同为基督徒，对神社问题的立场已有相当大的差异。由于安东日本圣教会坚持基督徒不能参拜神社的立场，受到当地日侨团体极大压力，最终失去租用的聚会场所。^<62> 日后，中田始终坚持该项决议，甚至宣布凡承认神社非宗教而行参拜者，将被逐出教会。^<63>

2、接受与拒绝

如上述日本圣教会般公开抵制的教会在当时并不多，对于参拜神社，大部分教会都经历了由犹疑到接受的过程，有史家指出其间的转折点是天主教上智大学“拒不参拜靖国神社事件”。^<64> 事情原委概而言之，即1932年5月5日，派驻上智大学的日本陆军大佐^<65>北原一视率该校60名預科生参拜靖国神社，其中3名学生以信仰天主教為由拒绝行礼。于是，陆军省威胁撤回驻校现役将校，加上社会舆论压力，令学生陷入不安。9月22日，东京大主教J. A. Chambon致函文部大臣，一方面表白“日本天主教信徒的忠诚及爱国心”是毋庸置疑的，同时强调学生只是为了避免“违背良心”，而不便参加其他非天主教的宗教仪式，如果文部省能就参拜神社的意义作出“只限于爱国意义，而毫无宗教意义”的澄清，则学生的疑虑必会消除。^<66> 9月30日，大主教收到文部次官粟屋谦的回覆：

“令学生、生徒、儿童^<67>参拜神社，是基于教育上的理由，届时要求学生、生徒、儿童集体敬礼，无非是爱国心和忠诚的表现。”^<68>

进入10月，不少报刊撰文抨击在日天主教，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于是，日本天主教会屈于各方压力，选择自我催眠，罔顾宗教界对参拜神社的诸多质疑，完全接受文部次官的说明，于10月17日通知全日本各天主教会学校，允许学生信徒参加团体参拜，并向日本政府保证今后学生信徒不会在参拜神社上再出现任何问题。^<69> 研究者指出，天主教会这一妥协之举开启重要先例，引发连锁反应，不仅影响到日本新教教会日后集体转向，甚至令台湾、朝鲜等日本殖民地教会也受到波及。^<70>

天主教会的抽身，令日本基督新教尤其是教会学校危机感激增。10月27日，作为日本基督教联盟成员之一的基督教教育同盟会召开理事会，就上智大学事件，决议认同文部省的相关立场，即“参拜神社完全是使学生达至国民道德目的的手段”。^<71> 此后，日本各地基督教学校都陆续举行了参拜神社仪式，从而令拒绝者陷入孤立境地。事实上，自1933年开始，基督教界已经几乎没有反对参拜的声音了。“美浓mission事件”^<72>是极少数的例外。

美浓mission是美国女宣教士魏德娜（S. Weidner，1875—1939）1918年在岐阜县大垣市建立的独立教会，办有“私立大垣市基督教幼稚园”。1929年9月大垣市立中小学参加当地常叶神社祭礼，美浓mission的4位学童以信仰为由拒绝前往参拜，引发了第一波压力潮，导致街边布道受阻、礼拜出席人数下降、数名幼稚园儿童退学。1933年6月，又有3名美浓mission的学生拒绝参加大垣市立东小学含有参拜伊势神宫行程的修学旅行，引发当地报纸和民众团体对美浓mission更为激烈的抗议和冲击，3名学生受到停学处分，幼稚园被迫关闭。

中日战争全面爆发（1937年），令教会的处境更为不利。帝国政府进一步加强对全国的控制与动员力度，发起“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提出“举国一致”、“尽忠报国”、“坚忍持久”三大目标。同年，文部省推出灌输神国观念的洗脑手册《国体之本义》，开宗明义地指出：

“大日本帝国乃由万世一系之天皇，奉皇祖神敕所统治，此乃我万古不易之国体。”^<73>

因此，天皇的神圣性就确定了国家的性质——神国，而“神社就是惟神之道的表现”。^<74> 在日本，“祭祀、政治和教育虽各司其职，但却全然归于一”。^<75> 作天皇臣民的条件，就是“顺从现御神天皇，同时敬拜皇祖皇宗”。^<76>“敬神崇祖与忠君之道是完全一致的，且这些与爱国也是一致的。”^<77> 于是，参拜神社便成为日本国民所必须执行的国民礼仪。

就这样，一个国家神话体系在《治安维持法》和特高课政治警察的护持之下，无孔不入地鲸吞了日本社会。包括基督教在内的宗教界，此时已被纳入帝国的管控威力之下，接下来政府只需将管控制度化、常态化。1939年出台的《宗教团体法》将宗教界套牢在帝国政府的审批制度中，其第16条比1929年的《宗教团体法案》第14条更为苛刻：

“宗教团体及其教师所传之教义、所行之仪式或宗教庆典，在妨碍秩序安宁、有违臣民义务时，主管大臣有权采取限制措施，或予以禁止，或停止教师业务，直至取消宗教团体的注册认可。”^<78>

此时，在帝国议会的审议中，针对参拜神社几乎不再存在任何异议。曾任神社局长（1915年）的贵族院议员冢本清治（1872—1945）指出：“今日恐怕任何宗派及信徒，均不会说出拒绝参拜神社的话来，因这不会被社会所允许。”而身为陆军大将的文部大臣荒木贞夫（1877—1966）的态度更是强硬，强调拒绝参拜神社的现象“是不能有的，也不允许存在”。^<79>

面对权力机关的强硬立场、报刊舆论和退伍军人及各种“爱国”团体的日益升级的语言暴力、群体排挤甚至暴力侵犯，基督教会至此已被逼至死角，逐步丧失腾挪空间。部分基督教界领袖亦开始在主动被动间转向，接受“神社非宗教论”。如青山学院大学神学教授、宗教史学者比屋根安定（1892—1970），表示接受政府“神社乃国家宗祀”的主张，并“期望基督教界有为之士，勤习国典，明辨国体，事奉作为日本国家宗祀的神社，以身作责传扬报本返始之诚意，献身斋肃恭敬之生活”。^<80>

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举国更陷入“八纮一宇”、打造“东亚新秩序”的神话迷幻之中。文部省教学局另炮制出《臣民之道》一书，号召每个日本人都要在生活中修炼臣民之道，达至“虽一食一衣都不单为自己，游闲睡觉均不存在脱离国家的我，一切都系于国家”。 ^<81> 强调“涵养国民精神，最紧要的就是不轻忽敬神崇祖祭礼……每户均设神棚，奉祀大麻^<82>，祭拜祖先之灵，必须举家虔诚地敬神崇祖；氏神就是原本所祭地方神明，身为氏子^<83>事奉氏神不可怠慢，重要的是要励行在祭礼、家族喜庆或其他特别的日子，及每月或每日去参拜氏神”。^<84> 这样，参拜神社被当局要求成为日本臣民生活常态，基督教在其中被改造与驯化为“日本基督教”，具体体现在1941年成立的日本基督教团所制定的《教团规则》中，作为帝国基督徒“应遵从皇国之道，贯彻信仰，各尽其分，扶翼皇运”^<85>，致力于“实践臣道，报效皇国”。^<86>

在如此高压处境当中，不难想见坚持反对参拜神社的基督徒群体或个人，将会付出沉重代价。1942年6月26日清晨，警视厅在全国各地开始抓捕日本圣教会（41人）、圣洁教会（44人）、东洋宣教会圣洁教会（11人）共96名牧师，^<87> 翌年又逮捕37名。起诉罪名包括间谍行为、援助犹太人、拒绝参拜神社、宣扬基督再临教义，其中最严重的指控就是“千禧年基督再临说”，因届时基督作为万王之王再临，世上所有国权均归基督所有。这当然极大触动了日本当政者的神经，不禁要追问天皇的统帅权是否亦会交出？于是，这项教义当然被视为反国体、反国家的极度危险的政治思想。^<88> 最终有71名牧师被起诉，14名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不等，其中死于狱中或重病保释后去世的共7位牧师。^<89> 事实上，官方针对圣洁派教会的行动早于“六·二六大逮捕”半年前即已拉开序幕。1942年1月，北海道函馆年仅26岁的日本圣教会候补牧师小山宗祐，因拒绝参拜护国神社被告发，遭到宪兵和警察酷刑致死。^<90>

在上述圣洁派三教会牧师遭到大逮捕时，日本基督教团火速发出内部通知，命各教会“信徒切莫激动，牧师不要发表刺激性言论，切勿轻举妄动，静观事态发展”；尤其提醒牧师“要更加深刻地认识时局，自觉树立皇国子民意识，立志实践臣道，小心不被周围人误解”。^<91> 十个月之后，即1943年4月，三教会的宗教团体登记均被取消，各地共274间教堂被查封。对此，教团不仅成为政府行政处罚的实际执行者，教团领袖还纷纷发言支持政府的决定并与圣洁派教会割席，如教团统理富田满（1883—1961）指“本次事件起因于牧者学历比较低，且圣经、神学素养不够充分，将信仰、政治与国家相混淆”；教团财务局长松山常次郎称“在日本基督徒宣扬再临问题是完全错误的，受此次事件影响，日本基督教团能够完全合一，得以迈向基督教日本化，对日本基督教实乃幸事，深信这都是神的护理大工”；教团第四部主事菅谷仁则大献媚词：“此次国家的处理实乃英明决断，其中饱含有血有泪的父母心肠，本人为之不胜欣喜。……那些人的狂热信仰已达疯癫，仅凭教团之力实难下手，当局予以处置，乃教团之幸。”^<92>

除上述言论之外，教团还以种种行动来表示对帝国的效忠，其中包括本文所关注的参拜神社。1942年1月教团甫经帝国认可，富田满便同主要干部前往参拜伊势神宫。^<93>

四、结论

富田参拜伊势神宫或可被视为一个标记，至此，基督教已被纳入全能主义的帝国战时体制，且被天皇制国家神道渗入和改造，达至“基督教日本化”的忠君爱国目标，最终丧失基督教自身的主体性立场。此后，教团话语完全充斥以基督教方式所表达的官方意识形态，诸如教团的战时自我定位是“贯彻国体本义，向大东亚战争彻底胜利迈进；集结本教团全部力量，率先垂范，以效宗教报国之诚”，要求基督徒“重敬神崇祖之国风，竭报本返始之诚意”。^<94>

有研究者颇为生动形象地作出概括性描述：

“围绕神社问题的战斗，可以说始自敌方阵营已布好战线之后。伴随1899（明治三二）年开始不断提出宗教法案，宗教界兴起反对运动，国家采取形式上让步、怀柔政策或恐吓镇压，逐渐缩小包围圈，最终于1939（昭和一四）年通过《宗教团体法》，令宗教团体完全陷入国家体制的合围之中。《宗教团体法》实施之后，宗教界所迎来的局面，在某种意义上或许可以说是毫无悬念。”^<95>

基督教在日本作为欧美“舶来品”，其面对的强大对手，是一个掌握着国家机器、同时又将其合法性根植于自身传统的天皇制政权。基督教信仰与天皇制国家神话之间的角力，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间，当帝国需要与欧美维持某种程度的稳定关系时，基督教尚有一定自主性空间。但一旦帝国与西方世界敌对，甚至爆发战争，对外敌入侵恐惧，立即令来自西方的基督教备受勾结外敌的猜疑，从而被视为“非国民”陷入被打压改造的境地，^<96> 在“爱国”的大义名分之下，难以置喙腾挪。相对于帝国目标明确的长期规划、步步为营，日本基督教界总是显得被动与后知后觉，既不能未雨绸缪，又难以守住底线，尤其在东方历史文化处境下，忠孝、爱国等议题往往会成为本土信徒的软肋。

伴随日本帝国在亚洲的殖民扩张，整套以天皇崇拜为核心的国家神道，也逐步复制挪用到台湾、朝鲜和满洲等殖民地。殖民当局官方建造或日人私建的神社四处涌现，而参拜神社也逐渐成为臣服和效忠的指定表达，藉以实现“内外一体”（日本与台湾）、“内鲜一体”、“日满一体”的日本扩张梦。这些地区的基督教会，无可逃避地都要面对参拜神社的压力、和“神社非宗教论”这一白马非马的诡辩。但“万世一系”的国体神话，对于这些殖民地基督徒而言，并无无庸置疑、名正言顺的宰制性威力，神道神社反成为外来者入侵的符号，要接受“神社非宗教论”并进入自我催眠模式，或许存在另外的生成机制，宜留待他日另行探究。

 

<1>“神道”是日本本土宗教，以自然崇拜、祖先崇拜为核心，基于万物有灵论逐渐形成其教义体系和礼仪传统，深受外来佛教和儒家思想影响。神社是祭拜神灵的场所，其中地位高的称作神宫，在二战结束前都是由天皇敕许的专司祭祀皇室祖先的神社。神道大致可作如下分类：以某神宫为本宗，以血缘（氏族祖先）地缘（地方守护神）凝聚连结的全国性组织架构，称为神社神道；此外，在近代还出现有黑柱教、天理教等教团组织，称为教派神道；再有就是天皇制国家在明治维新所建构的以天皇崇拜为核心的国教式神道，称作国家神道。二战后国家神道被禁止，但神社神道、教派神道仍根深蒂固。

<2>“宗教”作为当代中文对译英文religion的词语，是近代引进的大量日文词汇之一，令古汉语“宗教”一词的固有词意指涉发生转变，使传统中国诸教典范的“礼教”，在“宗教”新的词意场域中被边缘化。有关此过程的详细论述，请参阅陈熙远，“‘宗教’——一个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关键词”（《新史学》13卷4期，2002年12月，页37-66）。感谢丁祖潘兄介绍此文。本文所论之日本神道与中国礼教殊为不同，几乎不存在类似儒教是否宗教（religion）的讨论空间。再者，“宗教”作为religion 的日文译词，可追溯至明治二年（1869），此后便逐渐在公私文献中普遍使用。有鉴于此，“神社非宗教”论无疑是日本天皇制政府出于政治目的，有意偷换概念的意识形态建构。

<3>日本史学界的相关研究比较集中探讨参拜神社政策下的教会学校。参阅駒込武，“1930年代台湾・朝鮮・内地における神社参拝問題：キリスト教系学校の変質・解体をめぐる連鎖構造”，《立教学院史研究》第3卷（2005.3），第4—39页；高瀨幸惠，“1930年代における小学校と神社参拝――美濃ミッション事件を事例として”，《日本の教育史学》第50号（2007），第58—70页；中村香代子，“1930年代から1945年までの神社参拝についての一考察――国定国語読本における神社言説を巡って”，《社学研論集》第12号（2008.9）：32-43；大島宏等，《戦時下のキリスト教主義学校》（東京：教文館，2017年）。

<4>参阅真山光彌，“金城女子専門学校と神社参拝”，《金城学院大学論》第128号（1988）：117-157。论文围绕1938年6月21日金城女子专门学校学生参拜热田神宫一事，再现美南长老会在日宣教士对此事的立场和反应，以及该校与美南长老会关系的破裂及战后的修复。

<5>参阅藤田大誠，“神社対宗教問題に関する一考察：神社参拝の公共性と宗教性”，《国学院大学研究開発推進センター研究紀要》（2013.3）：41-66。相对于日本政府的神社非宗教论，与日本佛教真宗和基督教的神社即宗教论，这种非此即彼的二择一之外，藤田氏从当时日本民众的视角，勾勒出一个不同的维度——神社的宗教性与公共性兼顾，既“宗教”又“非宗教”的暧昧且柔软的立场。

<6>“太政官布達”（1868年3月13日），见安丸良夫、宮地正人，《宗教と国家》，日本近代思想大系5（東京：岩波書店，1988年），第425页。本文日期统一使用阳历。

<7>“教導施為ノ方法下問”（1869年6月30日），《太政類典》第1編第121卷，教法，JACAR（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A15070939700。

<8>“惟神”一语出自日本古典《日本书纪》孝德天皇大化三年（647年）四月条，有注曰“惟神者，谓随神道，亦谓自有神道也”。江户时代（1603—1867）此概念被提倡日本国学的人所阐发，进而于明治维新之后，成为日本天皇制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概念之一。

<9>“宣布大教詔”（1870年2月3日），《太政類典》第1編第121卷，教法，JACAR（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A15070939700。

<10>“新教の自由保障の口達”（1875年11月27日教部省口諭書），见戶村政博編，《神社問題とキリスト教》，日本近代キリスト教史資料1（東京：新教出版社，1976年），第41页。

<11>《大日本帝國憲法》（1889），《公文類聚》第13編第1卷，政體，JACAR（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A15111658400。

<12>“祭政一致の制に復し、天下の諸神社を神祇官に所属せしむべき件”（1898年4月5日），《神社問題とキリスト教》，第37页。

<13>“神祇官廃止、神祇省設置”（1871年9月22日太政官第398号），《神社問題とキリスト教》，第39页。

<14>“神祇省及び大蔵省戸籍寮社寺課廃止、教部省設置”（1872年4月21），《神社問題とキリスト教》，第39页。

<15>“教部省へ教則三条（三条の教憲>交付”（1872年6月3日教部省訓令），《神社問題とキリスト教》，第39—40页。

<16>“教部省廃止、社寺・教務関係事務を内務省に所属”（1877年1月11日太政官布告第4号），《神社問題とキリスト教》，第41—32页。

<17>戶村政博，“解説神社問題とキリスト教——神社非宗教論をめぐって”，《神社問題とキリスト教》，第11页。

<18>“内務省の社寺局を廃し、神社局・宗教局設置”（1900年4月27日敕令第163号），《神社問題とキリスト教》，第43页。

<19>“内務省の宗教局を廃し、文部省に宗教局設置”（1913年6月13日敕令第173号），《神社問題とキリスト教》，第45页。

<20>橫田耕一，“国民統合軸としての「天皇教」――制度の視点から”，见吉馴明子等编，《現人神から大衆天皇制へーー昭和の国体とキリスト教》（東京：刀水書房，2017年），第12页。

<21>“神社は国家の宗祀につき、神宮の下神社の世襲神職を廃し精選補任の件”（1871年7月1日太政官布告第234号），《神社問題とキリスト教》，第45页。

<22>“官国幣社神職奉務規則”（1891年8月14日内務省訓令第17号）；“官国幣社経費に関する件”（1906年4月7日法律第24号）；“府県社以下神社の神饌幣帛料供進に関する件”（1906年4月30日敕令第96号）；“官国幣社以下神社神職奉務規則”（1913年4月21日内務省訓令第9号）；“地方費を以て神社経費補助に関する件”（1918年5月23日神社局長通牒三熊社第27号），《神社問題とキリスト教》，第42—46页。

<23>“刑法改正”（1907年4月23日），《御署名原本》（明治40年·法律第45号），JACAR（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A03020700799。

<24>参阅山本信良、今野敏彥，《大正·昭和教育の天皇制イデオロギー》1（東京：新泉社，1976年），第284—285页。

<25>“教育ニ関スル敕語”（1890年10月30日），《官報》第2203号，1890年10月31日。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https://dl.ndl.go.jp (cited 11 May 2019)。

<26> 2月11日，神武天皇即位日，1873年设，1948年废。

<27>天皇生日，1873年设，1948年改称“天皇诞生日”。

<28>1月3日，天皇亲祭祖灵、诸神，祝颂皇位始源，全日本神社亦行祭祀。1870年设，战后保留作皇室私祭。

<29>10月17日，天皇遥拜伊势神宫，以当年新米向天照大神献祭。战后保留作皇室私祭。

<30>11月23日，天皇以新谷供奉天神地祇，并亲自品尝。战后改作国民节日，称“勤劳感谢日”。

<31>向天皇及祭祀诸神、参拜神社时所行之最高礼仪，身体直立，向前鞠躬，双手触膝。

<32>“小学校祝日大祭日儀式規定”（1891年6月17日文部省令第4号），《公文類聚》第15編第29卷，JACAR（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A15112336600。

<33>吉馴明子，“天皇は人間宣言でどう変わったか”，《現人神から大衆天皇制へーー昭和の国体とキリスト教》，第62页。

<34>“一般の教育を宗教以外に特立せしむる件”（1899年8月3日文部省訓令第12号），《神社問題とキリスト教》，第43页。

<35>“児童生徒二対スル校外生活指導二関スル件”（文部省訓令第22号），《官報》第1791号，1932年12月17日。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https://dl.ndl.go.jp (cited 18 May 2019)。

<36>“国民精神総動員強調週刊実施方二関スル件”（1937年9月25日發社176号），海軍省《公文備考》第3卷，儀制，JACAR（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5110595700。

<37>“神社祭典と基督教徒”，《上毛教界月報》第180号（1913年10月15日），《神社問題とキリスト教》，第243页。

<38>“教育と政治及び宗教”，《上毛教界月報》第245号（1919年4月15日），《神社問題とキリスト教》，第248页。

<39>“政府の神社政策”，《上毛教界月報》第333号（1926年8月20日），《神社問題とキリスト教》，第255页。

<40>“神社祭典と基督教徒”，《上毛教界月報》第180号（1913年10月15日），《神社問題とキリスト教》，第244页。

<41>“学校に於ける神社参拝”，《上毛教界月報》第205号（1916年1月15日），《神社問題とキリスト教》，第247页。

<42>“日本の教育は亡国の教育也”，《上毛教界月報》第269号（1921年4月15日），《神社問題とキリスト教》，第249页。

<43>日本改革宗长老派教会，其中1872年创立的横滨公会（今横滨海岸教会）是已知日本最早成立的新教教会。该宗派1877年成立日本基督一致教会，1890年改称日本基督教会。战后分裂为三派。

<44>“日本基督教会第31回大会記録（抄）”，《日本基督教會歷史資料集》（9），转引自日本基督教會歷史編纂委員會編，《日本キリスト教会50年史》（札幌：一麥出版社，2011年），第67页。

<45>“治安維持法”（1915年4月22日），第1條，《公文類聚》第52編第26卷，警察，JACAR（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A14100164100。

<46>“第52回帝国議会　貴族院宗教法案特別委員会議事速記録”第2号（1927年2月9日），《神社問題とキリスト教》，第94—95页。

<47>“宗教團體法案”（1929年2月2日），第14條，《昭和財政史資料》第1類第59冊，JACAR（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A08071621600。

<48>小野村生，“私の心配”，《福音新報》第1751号（1929年3月21日），《神社問題とキリスト教》，第206页。

<49>“神社カ宗教二アラザル理由（政府答弁）”、“第56回帝国議会　貴族院宗教団体法案外一件特別委員会議事速記録”第6号（1929年3月2日），《神社問題とキリスト教》，第3页。

<50>戶村政博，“解説　神社問題とキリスト教——神社非宗教論をめぐって”，《神社問題とキリスト教》，第17页。

<51>1923年成立的日本基督教跨宗派组织，刊行《联盟时报》、《基督教年鉴》。1941年日本基督教团成立，联盟名存实亡，战后改名为日本基督教协议会。

<52>东洋宣教会1905年成立，美国Oriental Missionary Society（简称OMS）背景，1917年自立，改称东洋宣教会日本圣教会。1949年改组为日本圣教团。

<53>参阅会议记录。《福音新報》第1807号（1930年4月24日），《神社問題とキリスト教》，第214—222页。

<54> 1886年成立的会众制教会，是日本最早的新教教会之一，前身为摄津第一公会（现日本基督教团神户教会），由美部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宣教士Daniel Crosby Greene（1843—1913）创立。

<55>1929年设立，隶属内务大臣监督之下，就神社制度相关事项作出调查审议，并向内阁相关部门提出建议。1946年废止。

<56>“神社問題二関スル進言”（1930年5月28日），见日本基督教联盟编，《神社問題に就いて》（日本基督教聯盟，1930年6月9日），《神社問題とキリスト教》，第230页。

<57>金田隆一，《昭和日本基督教会史》（东京：新教出版社，1996年），第96页。

<58>“神社問題に就いて真宗各派の声明書”（1930年1月），《福音新報》第1794号（1930年1月30日），《神社問題とキリスト教》，第210页。

<59>中田重治，“神社問題について”（1930年1月30日），见米田勇编，《中田重治全集》第7卷（中田重治全集刊行會，1974年），《神社問題とキリスト教》，第288—289页。

<60>“東洋宣教会ホーリネス教会第十二年会記録（抄）”（1930年4月5日），《神社問題とキリスト教》，第237页。

<61>中田重治，“神社は宗教なり”（1930年5月1日），《中田重治全集》第7卷，《神社問題とキリスト教》，第289—290页。

<62>“満州安東高等女学校に於ける神社参拝拒否の問題”，《福音新報》第1818号（1930年7月10日），《神社問題とキリスト教》，第235—236页。

<63>“東洋宣教会ホーリネス教会第三総会概要記録（抄）”（1932年11月3日），《神社問題とキリスト教》，第238页。

<64>駒込武，“一九三〇年代台湾・朝鮮・内地における神社参拝問題――キリスト教系学校の変質・解体をめぐる連鎖構造”，《立教学院史研究》3（2005）：27。

<65>1925年4月日本政府颁布“陆军现役将校学校配属令”，派遣现役陆军军官至中学、高中、师范学校、大学，负责男生军训。军训合格者可缩减兵役期、作干部候补生。

<66>天主教會東京大主教J. A. Chambon 致文部大臣鳩山一郎函，昭和7年9月22日。《学校教練》第2冊，自昭和7年2月至昭和15年7月。日本国立公文書館。https://www.digital.archives.go.jp/DAS/meta/listPhoto?LANG=default&BID=F0000000000000060673&ID=&NO=2&TYPE=JPEG&DL_TYPE=pdf  (cited 13 Nov 2021）。

<67>日文将在大学、研究生院、短期大学接受高等教育者称作“学生”，称中学生和高中生作“生徒”，称小学生为“儿童”。

<68>“天主公教徒タル学生生徒児童ノ神社参拝二関スル件”，《学校教練》第2冊。https://www.digital.archives.go.jp/DAS/meta/listPhoto?LANG=default&BID=F0000000000000060673&ID=&NO=3&TYPE=JPEG&DL_TYPE=pdf (cited 13 Nov 2021）。

<69>天主教會東京大主教J. A. Chambon 致文部次官粟屋謙函，昭和7年10月18日。《学校教練》第2冊。https://www.digital.archives.go.jp/DAS/meta/listPhoto?LANG=default&BID=F0000000000000060673&ID=&NO=3&TYPE=JPEG&DL_TYPE=pdf  (cited 13 Nov 2021）。

<70>駒込武，“一九三〇年代台湾・朝鮮・内地における神社参拝問題――キリスト教系学校の変質・解体をめぐる連鎖構造”，《立教学院史研究》3（2005.3.25）：27。

<71>基督教教育同盟会，“第弍拾弍回総会記録”（1933年），第35页。转引自駒込武，《世界史のなかの台湾植民地支配――台南長老会中学校からの視座》（東京：岩波書店，2015年），第455页。

<72>关于“美浓mission事件”的研究，参阅高濑幸惠，“1930年代における小学校訓育と神社参拝――美濃ミッション事件を事例として”，《日本の教育史学》50（2007）：58-70；麻生将，“宗教集団をめぐる社会−空間的排除のプロセス――1930年台の「美濃ミッション事件」を事例として”，《歴史地理学》50−3（2008）：15-31。

<73>《国体の本義》（文部省，1937年），第9页，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https://dl.ndl.go.jp (cited 16 May 2019)。

<74>同上，第104页。

<75>同上，第26页。

<76>同上，第17页。

<77>同上，第38页。

<78>《宗教団体法》（1939年4月7日），见日本基督教团宣教研究所教团史料编纂室，《日本基督教団史料集》1（東京：日本基督教団出版局，1999年），第401页。

<79>“第74回帝国議会　貴族院宗教団体法案特別委員会議事速記録”第4号（1939年1月28日），《神社問題とキリスト教》，第136—137页。

<80>比屋根安定，《基督教の日本的展開》（基督教思想叢書刊行會，1938年），第113页；《神社問題とキリスト教》，第325页。

<81>《臣民の道》（教学局，1941年），第71页，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https://dl.ndl.go.jp (cited 16 May 2019)。

<82>神宫大麻，用和纸包裹的伊势神宫神札。

<83>氏子，即居住在同一地区、祭拜同一地方氏神的人。

<84>《臣民の道》，第74页。

<85>“日本基督教団教団規則”（1941年11月24日文部大臣認可），剑日本基督教团宣教研究所教团史料编纂室，《日本基督教団史料集》2（東京：日本基督教団出版局，2000年），第22页。

<86>“日本基督教団信仰問答稿”，《日本基督教団史料集》2，第75页。

<87>同志社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キリスト教社会問題研究会編，《特高資料による戦時下のキリスト教運動》2（東京：新教出版社，2003年），第245—248页。

<88>参阅“起诉书——東京刑事地方裁判所検事局検事”，见山口弘三，“日本聖教会（日本基督教団第六部）治安維持法違反被告事件論告要旨”，《特高資料による戦時下のキリスト教運動》2，第378—402页。

<89>上中栄，“ホーリネス＞”，キリスト教史学会編，《戦時下のキリスト教――宗教団体法をめぐって》（東京：教文館，2015年），第168页。

<90>米田勇，《昭和の殉教者》（東京：キリスト新聞社，1960年），第62页；《神社問題とキリスト教》，第394页。

<91>“教団の方針に関する総務局長より各教区長・支教区長への文書”（1942年6月29日），《日本基督教団史料集》2，第125—126页。

<92>上中栄，“ホーリネス”，《戦時下のキリスト教》，第170—171页。

<93>“富田統理の伊勢参宮”，《教団時報》第213号（1942年1月15日），《神社問題とキリスト教》，第344页。

<94>“日本基督教団戦時布教指針”，《教団時報》第222号（1942年10月15日），《神社問題とキリスト教》，第345页。

<95>戶村政博，“解説　神社問題とキリスト教——神社非宗教論をめぐって”，《神社問題とキリスト教》，第3页。

<96>法国学者吉哈德（René Dirard）认为，社会中有些人容易被当作替罪羊，受到猜疑甚至暴力对待。他们“不是内部人也不是外人”，他们破坏或跨越了自己人和外人之间的边界。王明珂在《毒药猫理论——恐惧与暴力的社会根源》（台北：允晨，2021年）一书中对这一理论有非常出色的阐释和演绎。实际上，基督徒在近现代亚洲国家和地区中常被置于替罪羊的角色。

 

（作者为中国神学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曾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兴趣包括中国教会史、中国民间宗教、日本神学家。出版专著《清代弘阳教研究》（2002年）、《变局中的抉择：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历史的终结（1949—1951）》（2017年）。）

 

图片来源：题图明治天皇及其帝国祖先世系（神道教浮世绘）。作于1878年，作者为日本明治时期木版画家丰原周延（1838—1912）。图片来自https://www.univie.ac.at/rel_jap/an/Bild:Tenno_chikanobu1878_gr.jpg

此文首发于《世代》第15期（2020年秋冬合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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