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代》按：

这是美国历史学家乔治·马斯登（George Marsden）《美国大学之魂》（The Soul of the American University）引论之后的第四、五部分译文。会继续分享其余部分。为便于阅读，《世代》增加了这部分题目，对段落也有所细分。

原文刊于1991年1月《首要之事》（First Things）：https://www.firstthings.com/article/1991/01/005-the-soul-of-the-american-university，后在1994年扩充为同名书出版。马斯登撰写此文时，在杜克大学神学研究生院任教。马斯登曾长期执教于加尔文学院，现在是圣母大学历史学荣休讲座教授。

如之前所写，《世代》并非一定完全认同分享文章的所有观点。分享的原因在于，这些文章传递的某些信息，是值得反思却被忽视的。

四

        正如上文所说，一些关于美国主流文化和宗教的设想是有问题的，对这些观念的分析应该有助于我们理解和评估1960年代以来美国大学的状况，包括原有自由派抗议宗基督教主流建制的衰亡。尤其耐人寻味的，是致力于填补这个主流建制空位的那些主要竞争者们所具有的悖论式特质。

        到1960年代中期，两股势力一起通过某种夹击行动摧毁了已经世俗化的自由派抗议宗（或者如今已世俗化的犹太—基督教）式的启蒙运动共识。

        首先是大众教育及其实用理念的胜利。对此无需赘述；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股势力显然就是要摧毁大学任何真实存在的共识，取而代之的是诸多彼此竞争的实用目标。

       来自政府和商业的研究捐赠在大学预算中的比例越发增多，这些资金使得大学的重心离开人文学科，这一切对实用的大众教育潮流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大学越是推动技术上的能力，就越是碎片化为各样分支学科。这种潮流由于正在持续的专业主义趋势而得到了加强。对于教师来说，忠于自己的专业远比忠于自己所在的机构重要。从事研究对于获得专业上提升的必要性常常让教师对教学不感兴趣。很多观察者都对这些潮流做出了评论。

        与此同时，另外一侧的进攻来自对主流文化的反对，这股势力质疑与此相关的整个理念本身：民治共识及如今已世俗化的美国生活方式。这一进攻当中一个基本要素，是省察“关于客观意识的神话”，指出了如下几个彼此相关的问题：主流建制派对自己合法性的声称，主流建制派倾向于服从非人格化的技术力量，以及主流建制派在科学权威方面的启蒙运动传统。

       至此，原有的主流建制派已经没有多少应对以上这些挑战的根基了。其成员早就放弃了任何支撑他们观点的神学根据，他们对科学权威正当性的声称已经由于诸多对客观神话的内部省察而被削弱。不仅如此，在实用的方面，科学权威因为指向太多彼此排斥的方向而没有了多少用处。原有主流建制派最合理的防御，似乎是诉诸那些整个文化都认同的不证自明的道德原则。然而，到此时，关乎自由、公义、开放的道德高地已经被这样一些人占据了——他们在解释这些词语上远比原有主流建制派曾经所想的更激进。

       结果是，原有的自由派（以及作为残余的自由派抗议宗）共识理念坍塌了。尽管它还在老一代人中延续，其权威已经被向其挑战的各样力量大大削弱了。一方面是实用学科和分支学科的继续增长，这些学科不关心那些大问题，而是致力于技术研究或传授技艺。商科专业的大规模增长是这股潮流的一部分，这很可能取代人文学科成为自然科学之外的主要选择。这可以被视为方法论世俗化的胜利，该势力早就威胁要接管大学以及美国文化，到此时基本没有任何参与竞争的人文学科意识形态对其有过遏制。

        与此同时，原有自由派抗议宗共识的衰落所留下的意识形态真空，正在由富于进攻性的多元世俗主义填补，后者在1960年代生长，随着1960年代的学生在1980、1990年代成为获得大学终生教职的学者而进入繁荣期。在平等、女权以及少数群体权利的名义下，这个群体质疑所有的信仰，认为这些不过是社会的建构，对原有共识的意识形态遗留下来的东西进行抨击，攻击以西方为导向的准则，否定许多常规的伦理设想。

五

        在以上所有这些力量的背景中，我们可以理解宗教信仰在美国大学中剩下来的正式角色。显然，尽管还有诸多宗教系和一些大学的神学研究院，宗教信仰从大约一个世纪前的靠近中心位置转移到远在可有可无的边缘。除了自愿的学生宗教群体，宗教信仰在大多数大学中的重要性跟棒球队差不多。

        不仅宗教信仰成为边缘，大学教室里，任何有机会获得公开而可以辨识出的受到宗教信仰影响的维度都面临不公的待遇。尽管当代大学声称优先支持开放、容忍、学术自由和平等权利，那些显然以宗教信仰观念为基础的观点（比如，存在一个被造的道德秩序或者神的真理也许在《圣经》中得到彰显）时常以非正式或直白的方式被排除在教室以外。尤其让人感到冒犯的，似乎是关于这些教导的传统基督教版本，而非那些基督教伦理教导，例如对穷人的特别关注，后者在学术文化中已经得到广泛认同了。 

       保守派基督徒常常将这种状态归咎于世俗人本主义者的阴谋，然而上述分析显示，这样的解释把事实简化了。虽然过于关注自身的世俗主义在学术群体中是一支显著的势力，却是我们之前指出的所有其它势力的汇合将其力量极度扩大了。自由派抗议宗反对传统基督教的独有特质，就将后者排除在外。方法论的世俗化为这样的举动提供了不具争议的理论基础，这基础又因那些关涉科学普遍原则的信条而得到加强。对多元主义和公义的关注提供了道德上的基础。

       在所有这些势力以外还可以加上一个我没有单独讨论的（虽然值得以专门的一个部分详述），这是一种广为接受的流行观点，有时在法院裁决中体现出来却还没有一贯执行，这就是，来自政府的资金支持将任何宗教信仰上的教导排除在外。考虑到当今大约80%的美国学生就读政府出资的学校，这股势力是巨大的。

       如果简要回顾宗教信仰教导在20世纪美国大学课程中的真实发展，我们就可以更细致地看到那些受宗教信仰影响的视角在美国大学中的遭遇。在自由派抗议宗占主导的时期，很明显，世俗化力量已经留下了一个空缺，宗教信仰在教学大纲中完全体现不出来。

       作为回击，一种有影响的运动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发展起来，该运动致力于在甚至州立大学中增加宗教信仰课、讲授《圣经》的教职、宗教系，还有宗教学院。推动此项运动的人原本不仅想通过这些措施教导关于宗教信仰的知识，也想培养宗教领袖，至少含有促进宗教信仰发展的意思。至少在州立大学，该运动不仅包括抗议宗基督教，还有罗马公教和犹太教。

        这方面的努力并非在学术上总是过硬的，对大学教育并没有带来主要影响。不过，这足够梅里蒙·库宁根（Merrimon Cuninggim）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做出以下研究结论，“宗教信仰正再次移向高等教育的中心地位”。不仅如此，战争带来了宗教信仰的复兴，以及对西方文明道德和宗教信仰根基的广泛关注，因此提升了宗教信仰在大学本科教学大纲中的地位。有些大体可以被称为新正统派学者的重新兴起以及他们所拥有的知名度，也提高了大学神学研究院的声望，这些神学院以前长期培养传道人，在这一时期开始被视为宗教学研究生教育的重镇。人们大致认为，这时期的宗教信仰包括伦理关注，因此是人文学科的一部分。宗教信仰在大学中的地位由于其在帮助界定大学对现代文明的道德使命上有贡献而获得正当理由。

        然而，到1960年代末，大学宗教学的特质开始产生显著变化。宗教系的数量增长明显，到了1970年代，几乎每一所大学都有宗教系。但是，支撑这些宗教系的理论基础发生转移，大概从作为人文学科的一个元素——其存在目的基本是道德意义上的——变成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部分。相应的，宗教系比原来雇佣更少受过传道人训练的人员，越来越增加具有科学资质的人。在这时期，那些大批涌入美国宗教学会各次会议的宗教学从业者们常常使用他们自己的术语，好让该学科确立合法的科学地位。对于各种宗教历史的新研究跟大学中不断增长的对多元主义的热情相吻合。宗教系通过将注意力集中于非西方、非常规以及（说明性的）非基督教逐步获得合法性。

        在宗教学从业者中，这些发展也为非基督教的规范立场日益受到欢迎提供了动力。这里，我只好依靠印象式的证据，也不想将更大的潮流简单归于世俗主义者的阴谋。我的印象是，许多宗教学院系的人员曾经是有宗教信仰的，但后来丧失了信仰。跟大多数教师相似，他们希望自己的学生将会像他们那样思考，这是他们教学的一个目标，而这在实际上帮助削弱了他们学生的宗教信仰。在此追求当中，他们获得了方法论世俗化的帮助，后者要求从业者跟所有信仰分离开来。当然，对于科学方法本身合理性的信仰是例外。

       按照这种状况下的宗教史研究方法理解，看待宗教信仰唯一合理的方式就是将其视为社会的建构，这种方式有意或无意削弱了对任何声称有神圣来源的宗教信仰的认信。当然，这种宗教学对宗教信仰的负面影响由于许多其他人加入此学科得到了缓解，那些人从事宗教学研究是他们在信仰上呼召的延伸，他们面对不要显露信奉任何明确宗教信仰的压力，却还是表现了对宗教信仰比较正面的视角。

        不过，那些对任何明显表达信奉宗教信仰持反对态度的人在如今占据上风，或者因为人们继续相信科学客观性，关注多元主义，或者因为人们声称的法律上的限制。我甚至听到这样的说法，任何有宗教信仰的人都不应该被允许从事关于这种宗教信仰的教学。虽然我认为这个建议还不是任何人真正的原则，但是对于女性研究或黑人研究，无法想象这样的建议会被提出来。这就像在说，在音乐学院，任何音乐学家都不应该执教。不知是否会针对印度教徒或佛教徒提出这样的规定。

       当然，比较普遍的规定是，在教室中，一切有关信仰的论证都是要被禁止的，这在实际上意味着，宗教信仰者表现出的有实践性和说明性的信仰视角都要在学生中被隐藏起来。这样的规定仍然是在针对传统抗议宗或传统罗马公教信仰的情况下得到最一贯执行。如果自由派抗议宗基督徒的宗教信仰表达大约局限于政治进步主义的伦理范围内，他们也就仍然是这种规定的支持者。无神论者就可以公开表达他们对于有神论的观点。

        当然，问题的一部分是，在宗教的领域中，我们还在面对某种文化主流建制的残余。因此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任何含有独有和排他特质的基督教都会遭受特别的攻击，因为基督教长期以来被用作对特权的支持。

        无论如何，总体来说，大学宗教学院系的存在并不是遏制我们已经描绘的大学世俗化的对等力量。尤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们的存在有时被用来向那些有虔诚宗教信仰的议员或董事会成员保证，跟他们有关的大学并没有忽视宗教信仰。宗教信仰也许没有被忽视，但是其独特视角，特别是传统基督教的独特视角，常常被排除在外甚至遭受嘲弄。

题图为一本评论美国大学宗教学研究的专著封面，书中多次提及马斯登的《美国大学之魂》。

此译文首发于《世代》第1期（2017年春季号）。若有媒体或自媒体考虑转发此文，请与《世代》联系：kosmoseditor@gmail.com。

译 / 许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