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之前读过一篇题为“基督教牛肉面”的文章，这让我想到“基督教物理学”这个题目。

       确实如那篇文章的作者所说，不存在所谓“基督教牛肉面”，牛肉面就是牛肉面；不过我们也同样可以说，不存在我们所想象的那种与宗教或信仰无关的“中性”物理学；物理学总是与某种宗教的或类宗教的世界观念联系在一起。

       当然，宗教信仰与以物理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的关系究竟如何，也不是几句话就可以说清楚的。亚历山大的《重建范型：21世纪科学与信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考进路。作为一名职业科学家，作者“试图从一个职业科学家的角度来解决这个问题，他厌倦极端主义者的言辞，并希望展现沉默的大多数科学家的观点”。<1>

一

       就近代自然科学产生的历史过程来看，以物理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的产生无疑是在基督教有神论的信仰背景之下产生的；更进一步说，乃是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所结出的果实。宗教改革带来了人们对于整个世界的基本信念及景观的变化；而这个世界景观的变化又进一步带来哲学观念的改变，并进而带来了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生。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新哲学观念的产生，都与改教家的神学有着某种依存关系。

       在中世纪的奥古斯丁传统中，整个宇宙是这样一个神圣圣礼化的宏观世界，其中可见的受造领域被看作是那不可见的永恒和天国领域在时空中的对应体。在这种圣礼化的世界观中，“自然世界只是从神圣的角度得到审视，即通过自然世界而放眼上帝及永恒实在。” <2> 自然世界被紧紧地与神圣事物关联在一起，它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只是因为分享了那神圣与永恒的国度而有其意义。

       第一代改教家，特别是路德，因为受到中世纪晚期唯名论的影响，突破了阿奎那所说的“存在的类比”——似乎在上帝的本质与受造世界事物的本质之间存在着某种相似关系的观念，而转向“恩典的类比”或“隐秘的护佑”。与对创造者和受造之物所做的区别相平行，出现了对神恩和自然所做的相应区分，突出了自然世界（包括人生活的世界）的偶在性。

       这种区分一方面捍卫了上帝的神性，另一方面捍卫了自然的自然性：“创造者上帝在恩典中转而创造并维系一个完全区别于他自己的世界，可是由于它完全区别于他，尽管它全然依赖于他的自由意志和智慧，它也只有在其全然的区别性中，即在其不直接关涉上帝的自然或物质过程中，才能得到正确的解释。” <3> 在此前提下，自然世界中的所有事物是上帝掩藏自己活动的面具：“它们是上帝之面具，他要隐藏在后面做一切事情。” <4> 因而，改教家们认为，无论理性对自然受造物这一侧有多么深刻的认识，都无法让人们认识到创造者那一侧的终极因。这使得后来科学认识不再将第一因作为必要的知识。

       改教家所带来的这种世界观，为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生打开了大门。上帝相对自然世界的各种丰富现象并非是终极因的关系；自然世界有其自身的法则与规律，而这规律的完美与和谐性只是上帝之荣美的某种反映。这个方面，加尔文有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比喻：整个宇宙是彰显上帝的舞台，而生活在地上的人们，不过是这个宏大剧院中坐着的观众而已。 <5> 因此，认识上帝及其作为需要借助两本书：上帝借《圣经》直接启示他自己，同时上帝借自然世界间接启示他自己。

       从牛顿建立古典物理学的基本范式及其世界图景的过程中，可以看到他所持有的基督教信念对他产生的影响。虽然牛顿对数学方法的使用是其新范式的重要特点，但单纯地从这种数学方法并不能够给后人提供一种世界图景。在长达20年的探索过程中，困扰他最大的是对引力这种神秘相互作用力的性质的理解。直到1687年他完成了那本著名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之后，随着万有引力的概念被正式提出，新的世界图景才算是完整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

       引力概念的提出，其中有着极为重要的有神论层面的内涵，这是牛顿当时提出这个概念时的基本前提。当时及后来的人都将引力理解为物体固有的一种属性。在牛顿看来，物体间的这种引力作用并非物体的固有属性，即与诸如广延、不可入性和硬度等这类物体的第一属性完全不同。物体本身的固有属性是惰性，是抗拒变化，除非有某种源自于非物质性的外来之力克服了这种阻抗，物体的运动状态才可能发生变化。

       牛顿在其1704年出版的《光学》（Opticks，首版封面见下图）中列出的疑问28中，提出这种非物质作用力的来源乃是上帝本身，这一结论是通过考察宇宙中所有明显的秩序和设计而得出的：“太阳和行星之间既无稠密物质，它们何以会相互吸引？何以自然不做徒劳之事，而我们在宇宙中看到的一切秩序和美又从何而来？……这些事情是这样井井有条，所以从现象来看，似乎有一位无形的、活生生的、智慧的、无所不在的上帝，他在无限空间中，就像在他的感官中一样，仿佛亲切地看到形形色色的事物本身，彻底地感知它们，完全地领会它们，因为事物直接地呈现于他。” <6>

       

       我们在这里看到，牛顿通过上帝达到了原来想通过以太这个物质性的介质要达到却没有达到的作用，即上帝是宇宙中物体间相互吸引和排斥力的非物质来源。这让我们看到牛顿对引力这个概念之特殊内涵的理解，即它是一种非力学或非机械性地起作用的力量；这种力不是源于物体接触性的，而是通过空间传递来的，是一种真正的“超距离作用力”。它源自于上帝，体现的是上帝对这个宇宙的隐秘护佑。像地球这样的星体悬浮在空间中，正是其引力与自身阻抗力平衡的结果：“引力也许可以使行星运动，但若没有上帝的力量就绝不能使它们像现在这样绕着太阳作圆周运动。” <7>

       在《重建范型：21世纪科学与信仰》中，作者没有太多地讨论牛顿的案例，或许是因为在牛顿身上，物理学或其延伸出来的世界图景与基督教的关系并没有产生之前如在伽利略身上所产生的那种冲突。就基督信仰相对物理学的关系，本书特别提到英国不从国教的物理学家对物理学的突出贡献：“17、18世纪技术或科学活动与不从国教之间的相互关系常常受到历史学家的注意。” <8>

       接着书中列出了两位人们熟知的物理学家，普里斯特利与法拉弟。普里斯特利（Joseph Priestley，1733—1804）是氧气的发现者，在本书作者看来：“在很多方面，约瑟夫·普里斯特利的一生代表了18世纪科学与不从国教之间的联系。” <9> 他从神学院毕业后，成为一家不从国教教会的牧师，除了主持这间教会，还开办了一所学校。他利用业余的时间从事科学研究，建立了他自己的实验室。不过到后期，他的神学与牛顿一样，逐渐转向了“神体一位论”（Unitarianism）。

       从上面的描述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如下的分层现象：改教家们在神学层面上开启了一种新的看世界的可能性，这在如牛顿或普里斯特利这类有信仰的科学家那里，转变成某种与自然世界有关的神哲学，就如被归在牛顿身上的自然神论及普里斯特利的“神体一位论”，在有关这个自然世界的神哲学观念的基础上，物理学或自然科学得以被构建起来。这三个层级的衍生有层面上的区别，即只存在着无形的类比（或偶在或隐藏）关系，没有显在的或逻辑体系或直线因果性的关系，因此这种区别的存在，使后两个衍生之层面有“独立”的可能性。

二

       如果说实际的历史进程中，物理学是在一种有神论的背景下产生的，那么为什么今天为自然科学提供理论前设的哲学或意识形态说明却是科学主义或自然主义的世界观？如果这种意识形态或哲学前提是事后重建的，那么为什么人们需要事后给自然科学提供一个可以自洽的理论前提，即以逻辑体系的方式来重建一种可以作为前设的神哲学的意识形态体系？

       其实，不是自然科学本身与宗教或有神论神学有什么冲突，两者根本就不在同一个层面上，而是这种事后重建的神哲学说明体系或某种非有神论的世界观与最初的有神论世界观产生冲突与竞争。针对进入现代后，人们需要为自然科学寻求一种事后的意识形态的解释体系这个问题，本书作者为我们做了一些有意义的探索，揭示出科学主义在为自然科学重建其世界观的背后，原来有其他因素渗透到自然科学的领域。

       1800年左右，英国的科学活动大体上是由业余学者来进行的，其资金来源主要来自于信徒私人赞助，政府的投资比例很小，科学刊物也很少；同时大学和高中被教士所主导，其重点被置于古典学科，科学研究与教学还处在边缘地位。只有上述所说的不从国教学院（the Dissenting Academies），尝试进行系统的科学教育。总之，当时的科学专业化与职业化还没有形成。

       但到1900年前后，形成了人们今天所看到的科学专业化与职业化结构。从1800到1900年，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发生了科学家群体与宗教人士的冲突：“从19世纪50年代以来，新的科学家团体出现了，这个团体后来被L. 赫胥黎称为‘科学的年轻卫士’，他们开始争取为科学家的职业权利和地位得到更大承认进行活动。” <10>

       这构成了科学与宗教冲突的历史背景。换言之，两者冲突的背景是新兴的科学家团体要争取自己的职业权利。因此这种冲突更像是科学家群体与当时主导科学教育的宗教人士之间的冲突。不过，这种冲突表现在双方都在诉诸自身团体所坚持的意识形态理论，也就是说，在一批如赫胥黎这样的人物的努力之下，科学被上升到科学主义的意识形态，来为这个新兴的团体争取社会权利。

       这一批如赫胥黎这样的“科学的年轻卫士”组成了X俱乐部：“X俱乐部成员全部都是‘科学自然主义者’，即他们认为他们的科学提供了一个包括‘理性事实’的特别世界观，而不是涉及形而上学理论和观念的宗教世界观。因此，重要的是，科学家作为一种职业发挥自己对科学的支配作用，不让科学像过去一样被‘业余的’教士所支配。这种职业上的支配在教士通过阐述‘教条’代替‘科学事实’似乎威胁到科学探询的自由时尤其重要。” <11>

       就是在这种为自己争取社会权利的过程中，宗教日益被视为一种敌对的势力，如赫胥黎所说，他要“不懈地反对教会精神，反对教权主义，这些不论在英国还是在其他地方，不论属于何种教派，都是科学不共戴天的敌人……我可能看见科学之脚踩在其敌人的颈项上” <12>。这颇有点像中国大陆比较熟悉的文革时期听到的那种语言。

       争取职业权利及对科学和教育的主导权，一方面需要改变私有资金资助的方式，由此推动了公有基金及后来政府资助的发展；另一方面，关系到在科学协会与大学或学校中争取更多的职位，特别是领导职位。在后一个方面，X俱乐部的三位成员从1873年到1885年一起占据着皇家学会主席的职位。“随着科学群体的日益职业化，科学协会中教士的比例稳步下降（1849年圣公会牧师占皇家学会成员的10%，1899年为3%）。英国协会历史上最初的35年中（1831-1865），有9名牧师任主席；在后来的35年中，没有牧师担任主席。” <13>

       在教育领域发生的情况类似，1870年以前，英国的教育大体上被圣公会和天主教会所控制，但那一年的《教育法案》打破了这个局面。“新的职业科学家想要完全控制科学教职和学校课程，他们的目的与这些教会产生直接对立。” <14>

       就如20世纪的科学哲学家库恩所说，科学并不主要表现为是一种理论，而更重要代表了一个科学家共同体。虽然在这个共同体中很多科学家是有神论者，可一旦涉及这个群体中更多人的社会利益与权力，特别是一些社会活动家或哲学家进来之后，所形成的意识形态或哲学理论就不单是为了理解自然世界，更是为了不同群体之间的意识形态竞争。

三

       上述19世纪宗教与科学冲突的发展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以为现代化就是世俗化，而世俗化就意味着宗教的衰落。其实，如果要说宗教有衰落，那也主要是西方传统建制性的教会团体对公共社会的影响力在衰落。在彼得·贝格尔看来：“当今世界一如既往地充满宗教性，在某些地方比以往更甚。” <15>

       因此，传统建制化基督教团体的衰落，就同时意味着其他宗教性的力量，特别是以非有神论表现出来的类宗教正在取而代之，试图与自然科学结盟，成为自然科学的哲学基础。人们往往将今天现代化进程带来的很多问题，特别是环境与生态的问题归咎于自然科学与技术，从而将科学技术本身看作负面因素，孰不知这正可能是那些事后重建的非有神论意识形态带来的问题：“目前非有神论框架使科学朝着与其根源疏离的方向前进，助长了目前公众对科学的广泛误解，产生了对于科学事业的不良感情。” <16>

       在本书作者看来，造成问题的并非是具体科学本身，而是那些试图与科学联盟的非有神论意识形态或世界观，特别是后现代的认识论：“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发生的对科学的最大冲击是动摇了科学事业得以建立的认识论假设。……如果按照后现代观点，科学只是一种建构的知识形式，仅仅对特定的语言群体有效，并不提出被普遍认同的主张。” <17>

       也就是说，在这种后现代的认识论看来，科学家所声称的他们提出的理论是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就是不真实的。但近代以来自然科学发现的结果已经充分说明，有神论范式赋予科学坚实的认识论基础。

       在今天这个后现代时期，建立在这种有神论背景基础上的批判实在论依然是科学的最为重要的认识论基础：“批判实在论主张，我们对于自然世界的知识永远不会枯竭，而总是通过人类理论和工具的筛查，然而，我们产生的科学知识以及我们表达知识使用的语言代表了对于上帝行动的描绘，这种立场戏剧性地增加了科学知识的价值，并且提供了匡正科学的有力动机。” <18>

       按照本书作者的看法，今天就宗教与科学之间冲突的问题，真正需要反省的是科学家群体和教会群体都想要建立起一种哲学或意识形态理论，使之与自然科学直接相关联，以使科学为自己这个群体服务，而非历史地反映出实际的真实。

       对于两个群体都可能有的这种思路，作者是明确反对的：“我们已经表现出相当地敌视那些试图佯装科学可能回答我们所有问题的科学家，一种被称为自然主义（或者通常称为科学主义）的哲学，并且厌恶所有赋予科学理论（如进化论）以其不能承受的形而上学重负的企图。另一方面，我们同样敌视宗教信徒试图对自然神学有过多主张，或者声称《圣经》文本是科学理论的源泉。科学已经如此成功，以至于人们常常受到的诱惑是，利用其知性上的名望来支持并不内在于科学本身的意识形态立场。” <19> 从后面这层意义上说，确实不存在基督教物理学。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物理学又与基督信仰脱不了干系。启蒙运动之后，人们尝试从物理学中发展出某些非有神论的意识形态当作科学的前提，正如我们上面说的，这样做的结果可能会是：或者在这个领域的研究更多导向一些技术上的更新；或者将物理学变成一种服务于其意识形态的工具，乃至于为了某些利益集团谋利的工具。这就是物理学被与一种意识形态化的类宗教捆绑在一起所要付出的代价。

       基督信仰与其他类宗教的区别正在于：它将神学、哲学与科学这三个不同层面的区别与关联同时体现出来，从而使人们有可能比较单纯地从事科学层面的事情，而无须将这个层面与其他层面相混合。

       真正使物理学成为“纯粹的”或“中性的”物理学，正是要使物理学从这种捆绑中脱离出来，重新与当初使其得以诞生的那种无形恩典的（基督信仰的）类比相关联，就是回到某种有神论的理论前提。发现者所拥有的有神论前设越明确，就越有可能进入物理学宏大的框架或情境之中，而不仅仅是对其中某些技术手段的进一步完善。

       物理学理论从本质上来说，仍然是发现而不是发明。除了这个途径，物理学都会有其他因素混合在其中，多数情况下不过是人们为某些人或群体谋利的职业而已。

       这就是本书作者认为重建一种有神论背景下的具有人类面貌之科学范型的必要性：“本书主张，有神论提供的统一世界观非常有效地为科学提供一个范型，使得科学知识的有效性能够得到证明，科学发现的成果能够得以通过确认人类价值、正义和爱护环境的方式加以引导。” <20>

       当然，要想更多地了解作者在这里所说的有神论背景下又具人类面貌的科学范型，还需要直接阅读这本书。

 <1>  丹尼斯·亚历山大，《重建范型：21世纪科学与信仰》，钱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2页。

<2>   托伦斯，《神学的科学》，阮炜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84—85页。

<3>   同上，85页。

<4>   WA 31I，436；LW 14，114. 转引自保罗·阿尔托依兹，《马丁·路德的神学》，段琦、孙善玲译，（译林出版社，1998），101页。

<5>  加尔文，《基督教要义》，I，6，2。中译本见，钱曜诚等译，孙毅、游冠辉修订，（三联书店，2010）。

<6>   Isaac Newton, Opticks: or A Treatise of the Reflections, Refractions, Inflections & Colours of Light, repr. from the 4th ed. (1970), with a foreword by Albert Einstein, introduction by Sir Edmund Whittaker, and preface by I. Bernard Cohen (New York: Dover, 1952), pp.369-370.

<7>  Isaac Newton, Opticks, pp. 436-437.

<8>  丹尼斯·亚历山大，《重建范型：21世纪科学与信仰》，129页。

<9>  同上，130页。

<10>  同上，182页。

<11>  同上，183页。

<12>  同上，183-5页。

<13>  同上，186页。

<14>  同上，187页。

<15>  同上，36页。

<16>  同上，417页。

<17>  同上，407页。

<18>  同上，407-08页。

<19>  同上，405页。

<20>  同上，417页。

题图为《重建范型：21世纪科学与信仰》（Rebuilding the Matrix: Science and Faith in the 21st Century）英文版封面。此书中译本是橡树文字工作室的“基督教文化译丛”之一。

文中牛顿1704年首版《光学》（Opticks）封面来自 https://en.wikipedia.org/wiki/Opticks。

此文首发于《世代》第1期（2017年春季号）。若有其他媒体或自媒体考虑转发此文，请与《世代》联系：kosmoseditor@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