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世俗化是没法避免的趋势。环视四周，许多人在思想领域中寻求更大的自由，尽力远离传统的信条。近代欧洲历史中，不少战争与冲突都和宗教有关。为了防止类似的事件，教会被排拒在政治圈之外，甚至逐渐被孤立。

20世纪人文主义在美国日渐抬头，进而对基督教大肆批判，以致原本受基督信仰熏陶的地区，逐渐变成多元文化汇集的所在。如今，美国主流思想早已告别保守的传统信仰，被自由主义和世俗主义所驾驭。奥巴马总统2009年4月8日在土耳其的新闻发布会上宣称，美国不是基督教的国家。

薛华（Francis Schaeffer）早在四十多年前就痛心地指出，西方到了20世纪中叶，已完全放弃基督教对“真理”的看法，而这正是一切问题的症结所在。传统认为真理是绝对的，这是建立在圣经的预设上。可是大约在1890年，欧洲的观点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真理不再是“绝对的”。在美国，这情形延后45年发生。大体而言，1935年之后，西方世界对真理采取相对化的思维，基督教信仰被边缘化，薛华把它视为“绝望之线”（the line of despair）。1东方文化向来是由非基督教或民间信仰主宰，但由于全球化的浪潮，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科学主义使愈来愈多东方人的思维与生活形态不具任何宗教特征。

一、世俗化趋向的几方面表现

世俗化的倾向使福音的传扬遇到重大的阻力，让教会的成长面临困境。过去三十年来，抵挡基督信仰的普罗大众文化思想，最主要来自四个方面。

1.后现代主义的横行

福柯（Michel Foucault）、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利奥塔（Jean Francois Lyotard）这些大师们对传统宗教的批判，不论是宗教权力说、解构主义、或是否定“宏观叙事”等看法，都让人对基督教持怀疑的态度。不仅如此，后现代主义认为，人根本没法知道客观真理的存在，更不用说是掌握这些永恒不变的真理，结果人只能在虚无中度日，在混沌中揣摩人生的不确定性。

2. 宗教多元主义的诱惑

20世纪下半叶，洲际之间的移民相当普遍，大都市中不同宗教的信众充斥。既然种族文化各具特色，无法比较优劣，有人便主张所有宗教各有所长，都是鼓励人寻求真善美。希克（John Hick）与奈特（Paul Knitter）是宗教多元主义最负盛名的倡导者，他们以为，每种宗教或传统只掌握部分真理，无法洞悉一切真理的实貌。

3. 世俗主义的高涨

世俗主义和世俗化有所区别。前者是相对主义和进化的乐观主义所揉和的各种现代自然主义，而后者只是描述现象，并未给予评价。世俗主义必然驱使人远离传统的基督教信仰。卡森（D. A. Carson）一针见血地指出，事实上，世俗主义本身已形同一种宗教，强烈拥护它自己所主张的“终极之善”，标榜它的信仰系统，也建立了它的伦理规范。2

4. 新无神论的崛起

新无神论是由美国《联机杂志》（Wired）在2006年倡导而流行的。3从2004年至2008年，有六本相关的书在西方大为畅销，由五位作者所撰：哈里斯（Sam Harris）、邓耐特（Daniel Dennett）、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司丹格（Victor J. Stenger）和希金斯（Christopher Hitchens）。他们的主要论点为，当今科学的证据已不容许任何宗教的存在，且历史上太多事件说明宗教对人类的危害。他们批判的对象针对基督教，冲击了不少知识分子。

二、基督信仰面对世俗化的反省

面对以上世俗化的文化潮流，本文尝试整理出过去二十年来西方基督教内的反省，说明从中衍生出的教会发展及宣教的理念，使基督的福音能继续在罪恶横行、异教丛生的世代中发光，引领人得着永恒的生命。

首先要澄清，神和基督是不会有困境的。主耶稣宣称：“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太16:18）保罗说：“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提后2:9）无论世界文化氛围如何改变，基督的福音总能在险峻的环境中得胜。面对来势汹汹的世俗文化，以下五方面宣教反思很值得华人教会参考。

1、以基督为中心的宣教模式 取代以教会或传统为中心的模式

富勒神学院的教授范恩肯 (Charles Van Engen) 在1996年出版的《宣教在前进》（Mission on the Way）中提到宣教的四种范式，第一种是多元主义所主张的“创造范式”，这一模式为宗教多元主义者所赞同，强调没有任何宗教可以独占绝对真理。第二种是包容主义所倡导的“普世救恩论范式”，主张在异教中也可以找到救恩，不过所有人最终都是因基督而得救。第三种是排他主义所主张的“教会中心范式”，常把建制性的教会视为人得救的范畴。第四种则是以传福音为主的“基督中心范式”。4

范肯恩认为，今天我们必须肯定第四种宣教范式，许可文化上的多元，对不同教会传统采取包容的态度，但必须高举基督的独一性。换言之，我们不应把自己宗派的体制、形式或教义绝对化。这模式对文化某些内涵持正面肯定，但也洞悉其中因罪而来的负面影响；它要让一切文化和宗教都尊“基督为主”，因他是唯一使人得救的道路。这模式可以有效地开启与其他宗教对话的管道，让基督徒明白圣灵在所有文化和宗教中的作为。

2、发展宣教型的教会── 以纽约“救赎主长老教会”为范例

“宣教型的教会”（missional church）是指，当教会处于异文化或多元文化的环境中，整个教会事工的思考、设计和安排当以如何有效赢得周遭的人归向基督为导向。1998年哥伦比亚神学院的库德教授（Darrell L. Guder）主编《宣教型教会》一书，探讨北美教会所面对的宣教挑战，如今相关的讨论在许多基督徒群体中正热络展开。

盖乐德（Craig Van Gelder）和芝薛理（Dwight J. Zscheile）认为，“宣教型的教会”必须把握以下四个概念： 5

1）神是一位宣教的神，他差教会进入世界。这观念将差派的单位由教会转为神。神的使命致使他有了教会；而不是教会有个使命。

2）神在世上的使命与神的国度有关。这观念意指神在世界上的工作比教会的使命更大，不过教会乃是直接参与在神的国度中。

3）宣教型教会是道成肉身式（与吸引式成对比）的事工，受差遣进入当今后现代、后基督教及全球化的情境中。这观念要求每个教会以宣教的心态进入当地的处境，让教会的一切作为都以宣教的关切为模子。

4）宣教型教会内在的生命建造，专注在使每位信徒的生活成为投入宣教的门徒样式。这观念意指教会每个肢体都是传道人，在建造全身的时候，当以门徒的灵命成长为栽培的焦点，使教会能更全备地投入神在世上的使命。

提摩太 · 凯勒（Timothy Keller）是纽约救赎主教会（Redeemer Presbyterian Church）的创办人，1989年神带领他去曼哈顿建立新的教会。22年后的今天，他的教会成为当今城市宣教的楷模。其实，在他去纽约之前，完全没有城市布道的经历。从威斯敏斯特神学院毕业后，他曾在弗吉尼亚州牧会九年，在美国长老教会被按立为牧师。

曼哈顿以暴力犯罪、毒品生意等大都市病态闻名，每平方英哩挤着七万人，聚集不少艺术家和音乐家、忙碌的医生、每周工作80小时的华尔街上班族。凯勒大胆前往这个地区，以爱、智能和博览群籍的知识，去面对各种挑战。

凯勒的妻子凯西（Kathy）与丈夫同心事奉，带着三个男孩一起拓荒教会。他们持守几个牧会原则。首先，绝对不谈论政治。凯勒讲道时总是顾及非基督徒的心态，努力从圣经中找到对信者和不信者都有益的内容。教会也在音乐和艺术上保持卓越的水平，并且鼓励信徒去爱纽约，祝福这个城市。

凯勒的作法完全符合“宣教型教会”的原则，以致看见教会明显的成长。从五十个人开始，到2008年时，主日崇拜已经达到五千人，在三个租借的场所聚会。根据纽约警察局的报告，北曼哈顿区，也就是救赎主教会聚会的所在地，谋杀案件1990年有379件，2008年降低为43件；强暴案从482件减低到180件。

凯勒也注重植堂的事工。救赎主教会在大纽约市和世界其他地区，帮助175间教会植堂，采取同样的事奉哲学，同时强调慈善和服务事工，把基督的爱传播出去。凯勒被无数人视为“最成功的城市布道家”，救赎主教会被列为全美第十六有影响力的教会。

3、改变文化土壤的宣教策略

在撒种的比喻中，主耶稣清楚指出，听道者可归纳为四种类型：一是路旁，二是土浅石头地，三是荆棘地，最后则是好土。如此看来，永恒的道面对不同的对象时，总会有不同的结果。同样，不同的文化对于基督福音的反应也会不同，这取决于所谓的“文化土壤”。宣教士在日本、中国、乌克兰、巴西、法国传道，因着这五个国家的文化不同，宣教果效也不同。

什么是文化土壤？简单地说，文化土壤是指一个地区或国家经过若干时日所形成的特殊文化氛围，它包括价值理念、宗教倾向、族群意识、民主素养等等。例如，五十年前台湾的社会封闭，以佛教为主体的民间信仰独领风骚，人们惯于到庙里烧香拜佛、在家中摆设神像祭祀；若去基督教堂作礼拜，则被视为异类，违反传统，行为忤逆。

唐斯（Tim Downs）多年在学园传道会担任传福音的训练工作，他深知“文化土壤”在宣教策略中的重要性。1999年他出版了《预约心灵沃土》（Finding Common Ground）一书，呼吁教会领袖要努力耕耘文化土壤，以致可以期待另一波丰硕的收割。他以自身的经验为例，说明三十年前用“属灵的四律”传福音还颇有效，但到了90年代，这种方式遇到许多从文化而来的挑战，成效大大减低，因为文化土壤不同了。

过去一百年，神州大地由于种种变迁，社会与政经情势动荡，明显的影响人对福音的态度。20世纪20—30年代，基督教在知识分子的眼中是洋教，是“西方帝国主义的文化工具”，甚至1922年至1927年爆发一连串反教运动，所以传福音十分不易。文革时期，所有的宗教活动被迫停止，教堂遭关闭，当时的文化氛围让人以信教为耻，信教被视为愚昧无知。然而，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对共产主义、马列唯物史观的意识形态感到失望，于是对西方文化产生向往和追求，对基督教更是普遍存着正面的态度。很明显，这三个不同的时期，知识分子对福音的态度有相当的变化。

美国社会学者贝格尔（Peter Berger）在他的名著《神圣的帷幕》（The Sacred Canopy）中，探讨了“世俗化”的原因。他提出“看似有理结构”（plausibility structure）的学说：某种概念不再被社会大众接受，是因为看似有理结构发生了变化，也就是意识形态和以前不同了。说穿了，也就是文化土壤改变了！为了要防止文化土壤变得对基督信仰不利，基督徒应积极地投入影响文化的行列。

毫无疑问，学术界和媒体是基督徒绝对不能忽略的两个文化领域。过去三十年美国福音派学者在学术界的努力，至今已有明显的绩效。洛杉矶拜欧拉大学（Biola University）的莫能（J. P. Moreland）、瑞伊（Scott Rae）两位哲学教授，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计划为美国大学培养更多基督徒哲学教授。目前，在美国大学教哲学的老师中，竟有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五的正统基督徒，这与三十年前只有百分之一的情形相较，真是天壤之别。

另外，二十年前，基督教思想家暨社会学家金能斯（Os Guiness）曾大声疾呼，神的儿女要主动献身具影响力的美国媒体和新闻界。若有一个信徒到基督教电视台CBN工作，就应该要有二、三十位信徒进入CBS、ABC、或NBC等电视台，这样，基督徒才有机会扭转颓风败俗。

假如基督徒在宣教上急功近利，只盼望“收割”，却不在文化土壤上下功夫，防止文化氛围变得更不利传福音的环境，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今天欧洲世俗化已达无以复加的地步，传福音相当困难，因为文化土壤久已坚硬，福音种子难以成长。因此，在期待任何一波福音的收成时，基督徒必须要先清除石头、拔掉杂草、挖松土壤、施肥浇灌，否则即使我们殷勤撒种，恐怕成果仍极为有限。

4、以背十字架的精神投身社会与文化更新

2010年10月，南非开普敦洛桑会议中6  ，美国牧师派博（John Piper）传讲主题信息，强调要默默背起十字架来面对苦难。接着，国际医疗队的队长之妻为过世的丈夫作见证，提起两个多月前在阿富汗发生的惨剧，这是十字架道路会有的牺牲。

当耶稣最后一次进入耶路撒冷城时，周围各种人群对他有不同的看法和期待，但耶稣心中所萦绕的，却是十字架的酷刑，所以他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约12:24）这是诠释宣教或教会增长最生动的经文。事实上，两千年的教会历史证实了这句触人心弦的宣告。

3世纪初期，北非迦太基的教父德尔图良写道：“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这句话正好回应了上述耶稣的宣告。在教会诞生的头三百年里，基督徒以殉道者的精神，前仆后继地摆上，虽然罗马帝国的逼迫持续不断，但到了第4世纪君士坦丁大帝时，福音却在这庞大的帝国取得奇妙的胜利。

18世纪末期，由威廉 · 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所倡导的“克拉朋联盟”（Clapham Sect），竭尽所能要改革当时英国的社会和政治，他们抱持着十字架牺牲的精神，使得19世纪的英国社会出现一连串的更新运动，其中废除奴隶制度更是在人类历史上留下辉煌的一页。

5、以整全的圣灵论面对宣教的挑战

萧马可（Mark Shaw）在非洲肯尼亚作宣教士多年，分别在爱丁堡大学、美国威斯敏斯特神学院获得神学硕士、博士学位。他长期研究普世基督教的发展，2010年出版《全球大觉醒》（Global Awakening），阐述神在世界各洲奇妙的作为。其中第八章描写非洲过去三十年来的奋兴与教会增长，这些无一不与圣灵超然的作为紧密相连。7

任何客观严谨研究普世基督教的书籍，都会触及“圣灵更新运动”带给教会的祝福。20世纪圣灵在普世大大地运行作工。著名的宣教学者巴雷特（David Barrett）在“普世圣灵更新”（The Worldwide Holy Spirit Renewal）一文中指出，自1900年起至20世纪的末了，共有七亿九千五百万的信徒经历了圣灵的更新。这种圣灵更新的工作，不仅仅局限在美洲白人的教会中，更是扩及至各大洲。

圣灵更新运动横扫全球，在白人、非洲土著、非裔美人、巴西及葡萄牙人、菲律宾人、华人、印度人、印度尼西亚人、韩人、拉丁或西班牙裔当中，都曾出现。根据《圣灵世纪》（The Century of the Holy Spirit）一书作者塞南（Vinson Synan）的统计，到2000年时，全世界的人口共计六十亿余，而基督徒的总数为十九亿九千万余，其中天主教徒占十亿余，而受圣灵更新运动影响的基督徒达到五亿三千万。换言之，全世界有五亿以上的基督徒投身在这股浪潮中。8

使徒时代，教会也无异置身于“去基督教文化”的氛围中，地中海沿岸的城市主要是受希腊文化、宗教和罗马皇帝崇拜所影响。可是主耶稣在升天之前却告诉门徒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徒1:8）

三、结语

目前，英国最大的教会“王道国际基督徒中心”（Kingsway International Christian Centre）在周末有好几堂崇拜，通常总共有一万两千人参加聚会。不仅如此，这间教会在伦敦和尼日利亚已经建立了十间分会。这间教会的创始牧师阿实摩洛窝（Matthew Ashimolowo）是尼日利亚裔黑人，他原本为伊斯兰教徒。

2005年圣诞节，萧马可参加了这间教会的圣诞节崇拜。阿实摩洛窝以《路加福音》第一章来宣讲圣诞节的信息，他认为，基督是圣诞节的第一个神迹，而我们这些基督徒则是圣诞节的第二个神迹。整篇信息的中心是37节“对神而言，没有一件事不可能！”(For nothing is impossible with God.）9 这是阿实摩洛窝的事奉哲学。在面对世俗化潮流的今天，我们仍然深信，对神来说，任何环境都不是“宣教困境”，他总是能让我们看见“出路”，因为没有一件事，他无法成就！

（作者为恩福文化宣教使团会长，《恩福》刊物主编。本文转引自《恩福》 2011年7月刊 V.11 N.3 [第十一卷第三期]，原文标题为：“去基督教”文化潮流中的宣教反思）

——————————

1 Francis Schaffer, The God Who Is There, 14-15页。

2 D. A. Carson, Christ & Culture Revisited, 117页。

3 参《恩福》37期，(10, 2010): 14-18。

4 Charles Van Engen, Mission on the Way: Issues in Mission Theology, 169-187页。

5 Craig Van Gelder, Dwight J. Zscheile, The Missional Church In Perspective: Mapping Trends and Shaping the Conversation, 4页。

6 王东，“洛桑会议札记”，《杏花》杂志，2010年第四期：38-48页。

7 Mark Shaw, Global Awakening, 159-175页。

8 Vinson Synan, The Century of the Holy Spirit, 372页。

9 和合本圣经译为：“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