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894年香港腺鼠疫流行，华人的死亡率高达95%，英国人的死亡率只有18.2%，在很多中国人看来，这证明西方医疗和卫生防疫措施在应付瘟疫方面，远胜中国的传统疗法。与此同时，在同样为鼠疫肆虐的广州，尽管由当地商人组织的善堂、药店等民间慈善团体挺身而出施医散药，照顾病患，寄居广州已有四十年的美国医疗传教士嘉约翰（John Glasgow Kerr,1824—1901），仍然认为民间力量发挥的作用有限，没有政府的介入，有效预防和控制瘟疫根本就是奢望：“在大城市广州，那里没有卫生委员会（Sanitary Board），政府没有采取卫生或预防措施，没有隔离病患，没有清除污秽或垃圾，没有（干净）水供应，没有排水系统。在这座城市，中医和中国人的迷信占据一切，毫无节制。”<1>
显然，嘉约翰的观察是以港英政府推行的公共卫生政策为标准，其背后的理念正是19世纪在欧洲和北美逐渐发展起来的国家医学（state medicine），即认为国家负有保护公众健康的责任，有权甚至必须为了公众的福祉在普通公民中强制实行清洁卫生的规章制度。英国是第一个实行中央集权的公共卫生法规的国家。伴随19世纪工业革命和城市化而来的人口拥挤、疾病增多，促使英国的社会改革者们向议会游说关注公共卫生。埃德温·查德威克（Edwin Chadwick,1800—1890）领导了英国1830—1840年代的卫生运动，他在1842年出版的大部头社会调查报告中指出，传染病系由糟糕的环境卫生引起，因此，疾病预防的手段就是提供清洁用水、有效的污水处理和排污系统、清除街道和路面污秽、控制工业污水、建立环境和个人清洁标准。1848年，英国议会通过公共卫生法案（the Public Health Act），吸收了查德威克的上述建议，建立卫生委员会（the General Board of Health）来处理全国公共卫生事务。然而，直到19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的国家医学和公共卫生才真正推行开来，最终使得英国建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完善的国家公共卫生体系。<2>
1883年，港英政府承袭英国公卫制度，设置卫生行政机关，在1894年香港鼠疫流行中采取对患者隔离治疗、挨户检查、清洁卫生等防疫措施，并建立传染病信息汇报制度，而同时期的清政府仅仅沿袭过去应对灾荒的传统办法，一面采取减免赋税、发放赈款等措施，一面将制定具体防治措施的责任交由广东地方官，后者往往与领导善会、善堂等地方慈善团体的士绅合作应对灾情。<3>
然而，19世纪末的英国医学界尚未接受细菌学说，环境医学在英国及其殖民地仍被奉为圭臬。虽然法国巴斯德研究所的耶尔森（Alexandre Yersin,1863—1943）和德国细菌学泰斗科赫（Robert Koch,1843—1910）的高足、日本细菌学家北里柴三郎（1853—1931）分别在香港疫区分离出鼠疫杆菌，但西方医学界仍未断定腺鼠疫系由老鼠等啮齿类动物身上附着的跳蚤通过吸食人的血液，将鼠疫杆菌传入人体而引发的疾病，相反，人们普遍认为鼠疫的爆发是由华人过于拥挤和肮脏的居住环境引起。有人甚至撰文说，这是一种污秽病，一种“野蛮人的疾病”，与染病者的文明程度有关。港英政府由此采取的逐户卫生检查、强制隔离、消毒等防疫措施，虽然一度遭到华人抵制，但证明在阻断疫情方面功不可没。同一时期，由于上海租界积极预防，粤港鼠疫未在上海登陆。《申报》刊登多篇文章介绍西人防疫措施及其背后的公共卫生观念，呼吁清朝地方官员未雨绸缪，效法“藻密虑周”的西式防疫法，采取积极卫生措施以“尽人事”。有作者甚至把是否采取积极防疫措施当作地方官是否“爱民”的标准来认识：“西人于防疫之事，惟日汲汲，其意在乎爱民，非专以为西人地也。中国之官，不可以爱民之名让之西人，宜速设法严防”。舆论要求清政府采取更为积极的措施应对疫情。<4>
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战败后，以康有为（1858—1927）、梁启超（1873—1929）为首的知识阶层愈发意识到，由国家设院收治病患、建立医学堂培养医学人才，于强国保种必须且重要。梁启超曾言，“医者，纯乎民事者也。故言保民，必自医学始。”他还提到自1842年以来，英国国内公共卫生的进步促进了国力强盛，中国若要避免沦为“病夫”，自然也当变法图新，仿效建立西方医学和公共卫生体系。但大概要到1902年袁世凯（1859—1916）从八国联军手中接管天津，在原有卫生局基础上设置北洋卫生局（即天津卫生总局），清政府才拥有第一个由政府领导的市政卫生部门，并在清末新政中推而广之，初步建立起一套以警察为主导的近代国家卫生行政机构及其制度。奉天省（今辽宁省）是最早建立这一卫生行政体系的省份之一，而1910—1911冬夏一场席卷整个东三省的致命肺鼠疫，对这套体系而言无疑是一次严峻考验。<5>
一 临危受命
1907—1910年，欧美市场对土拨鼠（或称旱獭）毛皮需求激增，这种毛皮经染色可与貂皮媲美。丰厚的利润吸引了许多捕猎者，每年春天约有10万名来自山东和直隶的苦力，前往西伯利亚、蒙古和满洲西北部一带捕捉土拨鼠。而仅1910年夏秋两季，满洲里附近的辽阔草原上就聚集1.2万名土拨鼠捕猎者。由于缺少当地居民预防鼠疫的知识，这些捕猎者中有些被病鼠感染。<6>当他们带着猎物聚集在中俄边界的满洲里和海拉尔等待出卖毛皮，然后再返回南方家乡过农历春节时，原本为地方病的肺鼠疫蔓延开来。捕猎者一旦染疫，往往出现头疼、发烧、痰中带血等症状，继而很快死亡。与1894年港粤爆发的腺鼠疫不同，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致命的烈性肺鼠疫传染能力极强，往往通过人的口鼻吸入痰液飞沫中的鼠疫菌进行人际传播。<7>
疫情沿着东清铁路蔓延开来。据官方统计，10月12日，中俄边境小城满洲里报告第1例肺鼠疫病例，俄国政府很快采取严厉的防疫措施，派医生将华人挨次察验，“其有气色可疑者，约三百余人，一律用火车转送出境。一面派兵看守华人所遗空房，不准居住，以免传染”。又于海拉尔、札兰屯、齐齐哈尔、安达布恰图各站，设卫生检查局，“如有华人到站，即须检查”，并将车站之瓦罐车（即空车）暂作医室，将华人染疫者驱之入内调治，“俄人拘赴东清车站之中国病民，受种种难堪之待遇”。同一时期，日本政府派遣专家前往鼠疫发源地调查，很快在长春、奉天等地建立起隔离营和检疫所，中国人和苦力是重点检查对象。11月7日，哈尔滨在出现第一例患者之后，迅速成为鼠疫传播中心，疫情向满洲中部和南部扩散，甚至蔓延到直隶和山东。日俄当局威胁清廷，若中国政府不采取严厉措施控制疫情，他们将派遣自己的医官代为应对。清廷担心日俄借口防疫添调卫生警察和军队，趁机扩大势力范围，因此并未把这次抗击鼠疫视作一次简单的公共卫生事件，而是关乎主权之争。<8>
朝廷将此次抗疫重任交由外务部负责，民政部襄办。外务部右丞施肇基（1877—1958）早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获得文学硕士学位，1905年陪同五大臣出使欧美考察宪政，熟悉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制度，因此预见到若中国未能用科学方法及时扑灭这场鼠疫，虎视眈眈的日俄就会借口防疫扩张其在东北的利益。施肇基向朝廷鼎力推荐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帮办伍连德（1879—1960），以防疫总医官的身份前往哈尔滨调查疫情，不仅因为伍连德在英国剑桥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还因为他曾在英国、德国和法国从事细菌学研究，有资格在与这次疫情相关的病毒研究领域和西方国家、日本同行对话。朝廷同意了施肇基的建议。富于冒险精神、英语比母语流利的伍连德毫不犹豫接受了这一重任，于1910年12月24日抵达哈尔滨火车站，三天后在哈尔滨附近小城傅家甸对一具生前患有肺鼠疫的日本女尸完成解剖，发现鼠疫杆菌，证实了这次大规模流行的鼠疫病因和几乎完全人传人的传播途径，由此将扑灭鼠疫的重点放在控制流动人群和居民身上。伍连德在哈尔滨采取严厉措施搜寻、隔离患者，推动尸体火化，在控制疫情方面取得良好效果。<9>
当鼠疫向南蔓延至奉天，思想开明的东三省总督锡良（1853—1917）很快采取行动，一面请求清廷从大连海关税收中提拨十五万两作为防疫经费，一面在奉天省城赶设医院、检疫所，对乘火车由哈尔滨、长春来奉的乘客商民实行检疫隔离。<10>锡良不相信日本人，拒绝日本政府派遣医务人员参加东北的防疫指挥，转而求助于一直信任的苏格兰医疗传教士司督阁（Dugald Christie,1855—1936，又译作杜格尔德·克里斯蒂），聘请这位盛京施医院院长担任政府的首席医疗顾问，会同有司成立奉天防疫总局，制定全省防疫计划。<11>接到任命后，司督阁立刻放下正在进行中的盛京医学院工程建设，全心扑在商讨制定全省的防疫计划。
二 苦心经营
在如此重要的防疫指挥系统中担任政府的医学顾问，这是司督阁多年来与当地大员建立起亲密友谊的结果。而当时的外部环境也发生了变化。义和团暴乱平息后，西方差会在中国的“黄金时代”随之开启，中国似乎“正在同时经历现代化和福音化”。赵尔巽（1844—1927）和徐世昌（1855—1939）主政奉天时期，政府官署采用西式建筑样式。当局参照西方标准改革教育：中学课程设置初等数学和英语；高等教育设立工业、农业、电报、军事、医学、法律、语言等专门学校，培养实业人才；女子入学不像过去那样受到严格限制。有些官办的工业部门还安装了电灯、电报。上层社会的有钱人乐于购买和享受西式家具，遇见外国人握手问候变得普遍。一些当地客栈还提供西餐。人们对外国传教士态度友好，尊重他们宣讲的信息。因此，政府遇到困难向外国人甚至西教士寻求建议和帮助，并不让人感到奇怪。<12>更何况司督阁对这位履任不久的东三省总督印象不错：“就个人而言，他是进步开明的，乐于倾听任何对自己的百姓有益的建议。对他治下的民众，他有着父亲般的热心肠，与民同乐，与民同忧，是中国传统官僚的典范。”<13>
确实，外国人要在帝制中国住下来并且开展工作，与官员搞好关系极为重要，但作为一名在奉天服侍将近三十年的医疗传教士，司督阁同样认为接受官方邀请，参与各种救灾医疗事务服务当地民众，乃福音工作的应有之义。福音布道与治病救人，在他看来同等重要。早在1907年基督教入华百年纪念大会上，担任医学传教委员会主席的他就已相信，医疗工作不仅仅是一种布道手段，而是教会福音工作中基本的和不可缺少的部分：
“上帝是个灵（Spirit）。如果基督是上帝位格所表明的形象，他又致力于拯救人的身体和灵魂，那么我们也就必须关心完整的人，减轻他们身体的痛苦，同时引导他们的灵魂进入光明。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像他那样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才能给人传完整的福音……我们能想象基督让自己带走罪，而不管身边人们的痛苦吗？没有医疗的传教工作是不合情理的、是片面的。我们虽然没有行神迹的恩赐，但我们有现代科学的所有资源，这同样是上帝的恩赐。随着时代的进步，医学的发现和发明提供了越来越多神奇的医疗手段，这些都是上帝的作为。对我们来说，使用这些医疗手段都是以上帝的名义，为了上帝的荣耀。它们显明上帝的能力和慈爱并不比以往医治神迹的效果差。”<14>
完整的人包括身体和灵魂。基督来到世上不仅拯救人的灵魂，也要拯救人的身体。那么基督徒医生减轻人身体痛苦的工作，就不能简单地隶属于福音布道工作，至少在司督阁看来，二者同等重要，不是对立关系，而且现代科学提供的先进医疗手段，都是上帝的作为，可以为上帝使用医治病患，而不必然导致否认上帝医治的神迹。事实上，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新教积极接受现代科学，新教传教士比天主教神父更早将医疗服务纳入传教工作中。<15>这一信念也反映了司督阁所加入的中华博医会（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 of China）1887年成立时的初衷：在中国人中推广西方医学，同时推动传教工作。在这次东北肺鼠疫防治中，博医会受清政府邀请参与防治工作，后来受到时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接见。这样，当司督阁接受锡良的任命组织奉天省防疫总局时，他有三重身份：政府医疗顾问、西医师和传教士。此外，他还拥有英国伦敦皇家内科医师学会会员(Fellowship of 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 of London,F.R.C.P.)、英国皇家外科医师学会会员（爱丁堡）(Fellowship of the Royal Colleges of Surgeons,F.R.C.S.[Ed.])的头衔，足资证明其了解现代医学发展的前沿。<16>
司督阁，1855年生于苏格兰高地格伦科伊（Glencoe）一个牧场主家庭，是家中最小的孩子。童年时父母先后去世，家庭破产，15岁的小司督阁不得不随兄姊搬迁到格拉斯哥，在一个布商手下当学徒谋生。1874年初，美国传教士穆迪（Dwight Lyman Moody,1837—1899）来到格拉斯哥，掀起宗教复兴浪潮。19岁的司督阁受此影响经历重生，在5月份的某个夜晚，跪在地上祷告，决心从此为基督教事业献身，以服务上帝、引导众人认识上帝为生活的目标和喜乐。<17>为了将来做医疗传教士，他必须先通过大学入学考试。工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努力，司督格通过考试，于1877年秋天开始在爱丁堡医学传教会（Edinburgh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学习。这间差传会跟第一位来华医疗传教士彼得·伯驾（Peter Parker,1804—1888）颇有渊源，不过即便司督阁从一开始就了解这层关系，他也没有决定将来要去中国工作和生活。印度、非洲都曾是理想的目的地，不久，服从差会的安排还是占了上风。<18>
1881年7月，司督阁以优异成绩毕业，随即被任命为爱丁堡医学传教会常驻医生，负责该会所在的传道区的诊所和布道工作，为期一年。第二年8月，司督阁接受苏格兰联合长老会(United Presbyterian Church of Scotland,1900年更名为苏格兰联合自由教会[the United Free Church of Scotland])派遣，携新婚妻子伊丽莎白·哈斯蒂（Elizabeth Hastie）以医疗传教士身份前往中国东北开辟医疗和福音工作。
早在司督阁踏上满洲这片土地之前，同属苏格兰长老会的罗约翰（John Ross,1842—1915）就于1872年来到营口传教，不时去往奉天省城（今沈阳）的客栈，向那里的文人传福音。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罗约翰最终在奉天省城购得房产站稳了脚跟。1878年，第一批归信者在奉天城受洗。营口还有一个爱尔兰传教团，建立了一个小规模的教会。与基督教在东北缓慢的进展状况相比，罗马天主教早在1838年就来到奉天，1882年在奉天建有一座大教堂，数所学校和孤儿院，一所神学院和一所修道院。到了1885年，奉天全省天主教信徒人数超过11000人。然而，天主教主要活动在农村，神父们似乎为了避免引起麻烦，在城市并不活跃。这可能是因为由法国神父主导下的天主教会，因干涉当地司法审判导致教案频发，受到官僚阶层冷遇，因此逐渐在上层社会失去影响力。<19>
1883年春，司督阁和几个同伴在奉天省城住了下来，办起一间小诊所。起初，当地人怀疑他们一行是英国派来侵略中国的先锋，有些人相信西药能改变服用者的心智，迫使他们跟随外国人，接受外国人的教导。针对传教士的谣言四处传播：孩子们的心脏和眼睛被外国人挖出，用来制药和拍照。<20>不久，稳步的医疗工作和公开进行的外科手术，逐渐消除了当地人起初对他们怀有的恐惧和疑虑，外国医生手术的声誉广为传播。1887年，新医院盛京施医院正式开业，许多奉天的高级官员出席了开幕仪式。凭借其精湛的医术，加上刻意经营与政府官员的友好关系，司督阁逐渐在中国官场乃至军队中结交不少朋友，上到盛京将军、下到各级官员，纷纷来他所开办的医院就诊，同时医院也收到来自官员的大量捐助。仅1893年，盛京施医院就收治住院病人539人，手术954例，门诊病人超过2万人。<21>盛京施医院因参加救灾防洪，特别是甲午中日战争中收治清军伤员，曾得到清廷嘉奖，不过却在义和团暴乱期间毁于一场大火。重建后的施医院在司督阁管理下，不但刻意避而不谈义和团造成的损失，而且仍然继续救死扶伤，在1904—1905年日俄战争中开办难民营接待难民。这些慈善活动让司督阁赢得了奉天历任高官的信任。盛京将军赵尔巽、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奉天巡抚唐绍仪（1862—1938），都向盛京施医院捐赠，表达清政府对司督阁工作的重视和肯定。因其开阔的视野，广泛的同情心，以及处理人际关系的杰出才能，较之其他来华新教传教士，司督阁在满洲最为成功地扩展了基督教医疗事业，成为把西方医学引入中国东北的先驱。<22>
司督阁清楚意识到，与官员建立友好融洽的关系非常重要，这不仅是因为在遭遇暴力和发生危险时可以向政府求助，更因为官员可以左右普通百姓的想法。作为一名医疗传教士，司督阁在奉天生活的三十年中，亲眼看到中医误诊发生的许多悲剧，中国人对疾病和病因有许多古怪和迷信的观念，但他也承认中医的优点，比如按摩虽然不一定符合科学，却很高明，拔火罐、某些中草药（大黄、龙胆根，马钱子等等）都很有效。他甚至认为中国人所拥有的医治疾病最有价值的资本是他们神奇的恢复能力。在同等条件下，中国人能够痊愈的疾病，对欧洲人来说可能是致命的。<23>不过，他也发现由于习惯随地吐痰，房屋拥挤，当地肺结核相当普遍。烧炕时冒出来的烟是导致沙眼的主要因素。天花在孩子们中间流行，造成大量眼病和失明。各种消化道疾病也很常见，通常是由经常吃生食和缺少蔬菜引起。传染病如水痘、麻疹、猩红热和天花时有发生，但当地人没有给予足够重视，也没有采取预防措施遏制其扩散。就在司督阁到达奉天的第一个夏天，霍乱光顾了奉天城及其附近地区，仅八九两个月，从奉天各城门就抬出两万口棺材。<24>但这一切都没有让他随从当时西方舆论或中国的思想文化界，把清政府或中国人视作所谓的“病夫”或“东亚病夫”。司督阁在1914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写道，如果适当关注婴儿早期生活的护理，对肺结核采取预防措施，对疾病采取科学治疗方法，对卫生保健和卫生设施(hygiene and sanitation)加以改善，就没有一个地方的居民会比满洲居民更为强壮和健康。<25>确实，省城奉天的公共卫生起步晚，卫生设施简陋，离司督阁的期待尚有较大距离，不过到了20世纪初，奉天还是初步建立了一套由警察主导的卫生行政体系。司督阁参与制定的奉天防疫计划，也必须建立在这套体系的基础上。
三 警政为基
早在司督阁到达奉天的两年前，驻奉天总兵左宝贵（1837—1894）就已在奉天创设牛痘局，施种牛痘，“是为卫生之嚆矢”。1896年，同善堂成立，将牛痘局并入堂内。1901年，同善堂附设官立施医院，因设备简陋，无力顾及公共卫生事项。<26>义和团之乱平息后，清政府汲取日本明治维新经验推行新政，引进德国和日本现代警察制度，将公共卫生事务比如监管食品卫生标准、按时清洁公厕、消防、人口普查等交由警察管理。<27>这种由警察主导卫生工作的制度，其背后的理念可追溯到16世纪德意志政治理论家提出的“医学监察”（medical police）概念。18世纪，普鲁士君主以重商主义(cameralism)为治国理念，在开明专制的国家治理中追求富国强兵，一切社会生活和经济生产皆服务于国家政权，以增强国家实力。故此，统治者首先关心的是其治下人口众多，能养活大量人口并对之实行有效控制。这一理念普遍而基本的特征在于，统治者若要有效利用人口，就需要关注普通民众的生命健康。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行政力量直接介入并监督（police）有关民众健康状况的医疗卫生事务。“医学监察”原指公共卫生管理，起初囊括公共卫生行政的所有方面，到了19世纪中期才特指国家机构，其任务在于管理疾病防控，组织和监管国家医学人才和卫生事务。实际上，这些责任最终由警察承担。日本明治政府吸收了德国关于国家医学和医学监察的概念，逐渐明确卫生健康不仅属于个人自利的范畴，也关乎社会公众和国家的整体利益。政府决定采取何种卫生措施对民众有益，而无需征得民众同意。<28>
1902年，袁世凯在天津成立第一个由中国人管理的西式公共卫生机构北洋卫生局，实际上是保留了都统衙门时期的卫生局。北洋卫生局由天津警察监管，首要功能之一就是检查船舶和火车，查看乘客和货物是否染疫。1905年，清廷在中央创设巡警部（次年改为民政部），作为统率全国警政的枢纽，其下辖警保司就设有卫生科，负责管理全国卫生事务。后来机构调整，在京师巡警总厅之下设卫生处，负责清洁道路、防疫、医学、医务等事务。各省以袁世凯在保定和天津设立的警察制度为模范，增置巡警道及各级巡警公所，开办巡警学堂。巡警及巡警学堂学生，不但要以身作则搞好个人卫生，还有义务保证街道、客店环境清洁，对在街道及水池河沿等处大小便、倒溺器及垃圾者拘留罚款。<29>
1902年，盛京将军增祺（1851—1919）创立奉天巡警局。1905年，赵尔巽继任盛京将军，对巡警局加以整顿，开设巡警学堂，增加警员薪饷，规定巡警局兼理路工卫生事宜。巡警总局内设卫生科，掌防疫、清道、检查饮食物品、药料，稽核医院等事。各属巡警局设卫生一股，主管地方卫生。虽然存在巡警素质不高，经费滥用和组织散漫的情况，但奉天警政已粗具规模。1907年东三省改制，取消特别区地位，同关内其他省份一样设立总督和巡抚，徐世昌、锡良先后出任东三省总督，唐绍仪出任奉天巡抚，推进警察卫生工作的改革。1909年，巡警总局设立两队清道队负责管理城市街道卫生，每队209名清道夫，负责沟渠疏通、打扫公厕、官井、种痘，以及时疫、兽疫之检查，分析化验药品与饮食物品等等。到了1911年奉天鼠疫爆发之际，全省警区（巡警局）218所，每局设一卫生处，分所687所，巡警19,197名。此外尚有巡警预备队。巡警责任之一就是疾病防控。总体来看，作为东北政治、文化中心的奉天省，医药卫生特别是公共卫生比起内地有些省份稍显逊色，但至清末民初已成体系。这表明清代官僚体系内部已接受国家医学的基本原则：国家有责任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保护公众的健康。<30>
四 失去同工
然而，当一场鼠疫大流行突然临到时，单靠这套卫生行政体系还不足以应对。1911年1月2日，一名叫李玉福的20岁苦力，从哈尔滨乘火车进入奉天火车站，下车时病情已经加重，无力求医，当天即病亡。这是奉天省发现的首个肺鼠疫病例。接下来十天又有14名患疫者死亡，其中7人从哈尔滨、长春来奉。显然，疫情传播途径十分明显，系由哈尔滨、长春感染病毒的旅客输入奉城。根据司督阁后来在奉天国际鼠疫会议上提供的报告，奉天鼠疫流行初期，城内交通还未阻断之前，大量黄包车夫、马车夫因从铁路载客而感染鼠疫。劳动力市场附近以及睡在拥挤肮脏客栈中的苦力死亡率最高，青壮年死亡人数多于老人儿童，其中受感染的男性多于女性。鼠疫潜伏期平均3到5天，发病时通常伴有寒颤、头疼、四肢和背部疼痛，有时出现恶心、呕吐、发烧、呼吸急促、咳血痰等症状。<31>
首个鼠疫病例开始出现在奉天之时，从满洲北部南下的火车还未停断，大批苦力涌入奉天省城，而奉天尚未做好抗疫准备，没有防疫人员，没有采取防疫措施，也没有隔离医院。当局在1月12日成立奉天省城防疫事务所（简称防疫所），14日成立奉天防疫总局，以交涉司韩国钧（1857—1942）、民政司张元奇（1858—1922）总负责，为奉天防疫行政总机关。地方设防疫机关550余处，实行查验、隔离、医药、埋葬、焚烧、堵截、消毒、卫生清洁等措施。为了筹集防疫经费，奉天当局还向四国银行团借款40万英磅，并奏请由大清、交通两行各借30万英镑。司督阁带领盛京施医院12名助手和药剂师、两位英国医生荣医生(A.R.Young)和杰克逊（Arthur Jackson,1884—1911）投入抗疫前线，并以政府医疗顾问的身份，会同民政交涉二司、道台、警察署署长、官立医院院长制定奉天省城及其周边地区的防疫计划。<32>锡良还将一辆老式汽车、一匹马和一名男仆交给司督阁支配，方便他出行巡视。由于肺鼠疫传播途径为直接人传人，防疫所原先制定政策的思路是必须把新出现的鼠疫感染者隔离在城外，将曾与感染者接触的人隔离观察。当城里出现病例后，只能设法控制鼠疫的传播范围，并由此制定相应的对策。于是，火车站和奉天城之间一座寺庙被改造为鼠疫医院收容病患。在城外设立6座隔离所，建立一间细菌实验室。
防疫所将奉天省城划分为七个区，每个区都设有防疫机构，包括两名医学毕业生或学生、搜查住宅的12名警察、10名消毒苦力以及一些担架工。为了控制城内各区交通，在城门设置警卫检疫。除了医护人员，卫生警察成为落实防疫计划的主力，实行逐户排查制度，一旦发现感染者，立刻转移，并把接触者送往隔离所，对其生活用品和住房消毒，疫死者尸体进行消毒深埋。<33>
然而，由日本人控制的南满铁路长春到奉天一线仍未中断，每天约有1000名苦力乘车从北方疫区而来，准备经奉天回到家乡直隶和山东过年，这给奉天省城的防疫带来很大压力。好在日本当局不久关闭了三等车厢，停止了苦力运输。清政府于1月14日切断奉天到北京的铁路线。当最后一趟载有478名苦力的火车从奉天驶往山海关时，途中发现两例死亡病例，列车被拒进入山海关，不得不直接返回奉天。因为事发突然，奉天火车站留验、隔离所尚未建立，若是听从当局某些人的建议，让没有发病的苦力自由离开，那就意味着鼠疫从奉天大规模向外扩散，若是让苦力们在车厢呆到次日，很多人将在零下25摄氏度的寒冷天气中冻毙。<34>按照防疫计划的分工，司督阁所在的医院要负责对从北方开来的火车进行检疫。这时，从英格兰才到中国两个月的杰克逊医生自告奋勇愿意到奉天火车站检疫，隔离病患。
杰克逊从学生时代起就是一位敬虔的基督徒，热爱运动，学习拔尖，身心强健。1905年，杰克逊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圣彼得学院，获得医学学士学位，后来在利物浦热带医学学院获得热带医学文凭，在英国有医师执业经验。1910年5月，司督阁回国休假，杰克逊从司督阁那里了解到奉天教会的需要，于是向苏格兰联合自由教会（the United Free Church of Scotland）申请服侍机会，结果以医疗传教士身份被派往正在修建中的盛京医学院担任教职。1910年11月12日，经过一个多月的航行，杰克逊抵达奉天，司督阁亲自去车站迎接，并在不久发现“每个和他接触的人，都特别喜欢他。我们认识许多新来的传教士，但从来没有人这么快就深受中国人欢迎”。对于草创未就的医学院来说，杰克逊的到来犹如及时雨，司督阁对他相当器重，聘其为医学院的教职人员，“无论是人品，还是业务水平，他都很适合那个岗位”。 <35>
听闻478名苦力返回奉天火车站，杰克逊向司督阁请缨前往照看这些苦力，要“为这些可怜的穷人尽最大的努力”。两天前，杰克逊已经接种了哈夫金（Haffkine）疫苗，加上以为苦力们此前已接受过日本医生的检查，便以为这次任务风险不高。由于缺少隔离站，下车的苦力们被安排住进车站附近一个充当临时隔离营的大客栈，客栈周围被巡警封锁以防有人逃出。当天晚上，有几个人死去。此后几天，监视隔离营的巡警加强戒备，“将所有枪支一律装弹，若有敢图潜脱者，当即击毙，以杜后患”。同时，奉天省有些地方发现疫情多发生在“下等社会”之苦力，为防鼠疫爆发，竟然令警署严饬各防疫所将辖区小店、伙房所住苦力，一律驱逐出境。这是地方政府对底层人群的公然歧视。<36>
隔离营所有苦力每天必须接受两次检查，以便尽快发现病例。为了便于工作，杰克逊住进车站，从早忙到晚，关怀将要死去的人，对任何有事相求的人都给予热情帮助，从而赢得了众人的信任，尽管此时他还不会说中文。五天之内，客栈有70人死亡。1月23日，也就是载着苦力的火车返回奉天后的第8天，100多名恐慌中的苦力举行暴动，逃出客栈。同一天，剩下的苦力中60人恢复自由，洗浴后穿上政府提供的新衣乘火车返乡，其余的苦力于第二天被移送到正式的隔离营做进一步观察。1月24日，尽管尽可能做好了一切防护，杰克逊还是感染鼠疫病倒了。没有人知道他在什么时候感染了鼠疫。司督阁使用了所有已知的抢救办法，都没有起丝毫作用。25日，26岁的杰克逊医生去世。司督阁失去了一位得力干将，自己因与杰克逊接触过而在隔离营住了一星期，好在没有出现症状。令他最受安慰的是，杰克逊的牺牲感动了许多中国人，上至东三省总督、下至一般民众，多有表达哀悼、崇敬基督信仰的言行。据司督阁转述，当时中国的教外报纸刊登了四位非基督徒作者对杰克逊的评价：
“为了救其他人而牺牲自己的生命，我们由此看到他是一位真正的基督徒，做了耶稣千百年前做过的事情。”
“他为我们的国家付出劳苦而离世，真正践行了基督徒的原则：为了拯救世人而舍弃自己的生命。”
“他之所以能如此行，是因为他坚信所信奉之宗教的伟大原则，即为了救他人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杰克逊医生并非死于瘟疫，而是死于尽职，虽死犹生。”
“他遵行了上帝的旨意，为世人而死。他来到中国原本要在医学院当老师，但为了拯救他人而献上了自己的全部学识。他的工作还未结束，也不会被他的离世所毁。”<37>
这些评价出自教外人士的手笔，非比寻常，更不用说后来出席追悼会的东三省总督锡良恳切的致辞了：
“杰克逊医生是一位受过高等教育、具有非凡天赋的年轻人。他怀着向东土人民传播医学知识和福音的愿望来到满洲。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他被（疫情）击倒了。长老会因此失去了一位前程远大的新成员，中国政府则失去了一位献上自己生命的帮助者。……啊，杰克逊医生的在天之灵，我们祈愿您为满洲两千万百姓代求，请求上帝除去瘟疫，好让我们可以重新生活，平安无虞。”<38>
司督阁惊讶地发现，杰克逊的死亡可能比他活着时所做的贡献要大得多。<39>他在寄回国内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
“杰克逊医生已经离开这里的黑暗，上升到光明的世界，我们几乎可以听到他“努力做善良诚实仆人”的叮咛。似乎有些奇怪，他正准备为他的终身事业奋斗11年，然而他在这里的工作时间只有两个月。人们可能会想，在工作开始之前，他就被带走了。但说他的终身事业都浓缩进最后的十天，他的死是他的事业中最伟大的部分，应该更为正确。”<40>
五 抗疫观察
杰克逊的离世并未让他盛京施医院的同事们退缩。新建的隔离营需要4名医护人员，盛京施医院12名助手和药剂师全部报名参加。这让司督阁备感欣慰。即便如此，医护人员仍然不足，医学院的学生不得不当作医生来使用，此外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培训检查人员和卫生警察。每天早晨，医生及其助手、警察和招募来的苦力，戴上罩着脸的头盔、包起头的帽子，套上手套，脚蹬高口俄国皮靴，身裹严实的白色大褂，就开始执行分派的任务。<41>如此不专业的防疫力量，在控制疫情的过程中还能有效地发挥作用，这让司督阁感到惊讶。
司督阁的记载证明卫生警察在防疫中确实履行了职责：
“每天早上，穿着洁净的白色工作服、带着面罩的卫生警察陆续出发，分别在指定的街区巡查。客栈、出租屋和茶楼，以及曾经出现过鼠疫病例的地方，每天检查一次，其他地方每两天检查一次。警察如果发现疑似病例，就向队长报告。如果某人可疑，就会被记录在案，过几个小时再被查看。警察如果发现对方明显是鼠疫感染者，就会叫来担架队把患者直接送往鼠疫医院，然后通知当地警察所，把曾经与患者有过密切接触的人送往最近的隔离站，并烧毁患者使用过的被褥和其他生活用品，对房子进行消毒，然后安排人看守。”<42>
但事实上，检疫人员因多是临时抽调和征募的巡警、士兵和其他平民，在防疫过程中难免出现简单粗暴的情况。这是司督阁的观察记录没有提及的。比如检疫人员仅从表面症状来判定对方感染鼠疫，就将不过是旧疾发作的人强行拖走甚至掩埋。有奉天陆军一伙夫偶患寒病，与鼠疫症状相似，检疫员察觉后立即将其送交检疫所。该伙夫喝了某医生开的药水后迷糊不醒，随即被装殓薄棺付葬，正在挖土时该伙夫“跃然起立，埋葬队骇不敢前”。又有奉天火车站顺兴店内有一名年逾五旬的苦力，素有痰疾，因天气严寒旧疾复发，横睡榻上，防疫人员怀疑其为鼠疫患者，拖起洒以石灰水，该苦力惊吓昏迷，防疫所即令人装棺掩埋。行至途中，该苦力苏醒，幸亏棺木由薄片制成，该人方能踹破出逃。抬埋人员追之不及，回报检疫所云该苦力“游尸而逃”。 <43>此外，某些充当隔离站的场所条件堪忧，人们视进入隔离所为畏途。奉天小西边门外设立之防疫所，房屋空敞，没有暖炉，病人卧于地，铺以石灰，原有衣服被褥概不准用。饮食不足，雇佣的夫役也不留意扶持，被隔离之人“因苦生愁，因愁生病”，加上医生害怕染疫，不认真施治，结果“死亡相继，厥状甚惨”。 <44>许多人害怕警察入门带走患病亲属，就把病人藏起来，趁晚上把尸体放在大街上，让政府无迹可查。欺骗防疫人员、隐瞒疫情之事时有发生。有人担心死者尸体被拉走，自己作为密切接触者被隔离，于是把死者尸体藏在大雪覆盖的沟渠和深坑里。他们让小孩子在门口放哨，看见检疫人员沿街走来就放出信号，随即将所有能走或不能走的病人藏在柜子里或者院中的柴堆里，直到卫生警察离去。<45>
司督阁认为民众之所以抵制政府推行的防疫措施，首先是人们对防疫措施的必要性和效果普遍持怀疑态度。大规模的检疫措施让许多中国人感到新奇不解，受宿命论观念影响的人们相信这场鼠疫是天灾，大限到了的时候，所有人都得死，谁也逃不掉。既然这样，为什么要把人送到隔离营，把好端端的衣物被褥烧掉呢？官方事后报告也指出，普通民众迷信天命鬼神之说，要么以为死生有命，不思医治，反对隔离，要么求仙方、持斋祷祀坐以待愈。<46>民众特别是村民固然缺乏防护意识，但是坚持举行传统的丧葬习俗，才是导致鼠疫沿着乡村公路蔓延到各个村庄并最终大爆发的主因。司督阁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悲剧：
“起初，无知的人们盲目地将自己暴露在鼠疫感染之下。一个小村庄里有个男人，从奉天染病赶回家，不久亡故，家属陪伴在侧，按照习俗举行（葬埋）仪式。几天后，除了一名婴儿在死去的母亲身边哭嚎之外，24小时之内，全家七口人全部死去。邻居们埋葬了尸体，然后动手拿走了屋内的东西，包括衣服、被褥，甚至病人曾经坐过的垫子。此后几天，他们一个接一个感染鼠疫，除了一名七十多岁的老妇和三名婴儿之外，全村约150人都死了。”<47>
官方报告也指出，丧葬习俗是普通民众抵制政府防疫措施的原因之一。
“疫毙之尸，欲其速殓，而丧家多择期殡殓；疫毙尸棺，欲其速葬，而丧家多停棺不葬。（贫者有停三日或七日即葬者，而富者则停至经年，甚有寡妇无子，停夫棺于堂，待天年后与之同举殡者。）尸棺之葬贵乎适法，而丧家掘土浅深之度不讲，掩土消毒之方不闻，若夫火葬之最宜于防疫，则且有闻而却走者。……自防疫会举行一切丧葬焚埋之法强制行之，而所谓习惯成俗牢不可破者，一且廓如而怨谤繁兴，各防疫员医几以一身为众矢的，匿尸等事时有所闻。”<48>
民众抵制政府防疫措施的局面不久得到改变。一方面，面对如此巨大的恐怖，村民自卫求生的本能战胜了宿命论。另一方面，官方印发的宣传材料发挥了积极作用。政府督查地方官绅筹设宣讲所，发行防疫官报、白话报。这种称作“鼠疫公告”的小型报纸，每天发布官方消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释鼠疫的危险、传播途径以及应该采取的预防措施。防疫人员携带这些宣传材料四处演说。成千上万的布告和传单从奉天运往各个村庄，村民们获得有关鼠疫和如何防疫的知识，迅速行动起来，许多地方关闭了客栈，在自己村子外围建立封锁线，不许任何人进出，外来人员甚至是亲朋好友也一律不准在村中过夜。为了取得生活必须品，村民们联合起来派人赶车进入奉天，但不许他们接触城里人，在得到生活必需品后必须立刻返回。<49>这种民间互助的做法，在司督阁看来正体现了中国人的智慧。
其实，国家力量和现代医学主导下的防疫措施，在推行过程中往往难以适应出现的具体情况。政府逐户强制实行清洁消毒，区分公众防疫和个人防疫，前者主要由政府派清道队和巡警处理公共场所的垃圾污物，后者涉及到个人住房、衣物、食料等清洁卫生，特别是病者的房屋、衣服、生活用品等要经特别消毒，死者房屋、寝具要焚烧。人烟稠密之市场和底层民众丛杂之处，每日由警局派卫生人员巡查消毒。<50>民间团体或出于宗教原因，或出于便利，或出于利益考量，成立防疫会，或多或少希望在这次抗击疫情中减少政府对他们的直接干预。比如奉天省铁岭县的回民打算自设病院，向警局报告立案，警局担心导致传染，不准所请，而该回民“坚执甚力，因其平日饮食与汉人不同故耳”。因为病人一经防疫所查出，即刻被抬送进隔离病院，而病人一入院，死者十常八九，又不准亲人探视，所以回民筹款自设防疫会一处，“如有教中男女染疫者，由该会自行料理，以免送入隔离病院，致饮食不便，有违教规云”。因隔断交通，导致生活困顿者，可向回民发起的慈善会申请周济。<51>
商人对政府强制推行的防疫措施反应最为激烈。起初，地方商会意识到防疫总局的力量有限，于是成立自己的卫生组织，为本城商人提供隔离医院和稽查队。防疫总局起初赞成这些非官方的努力，甚至在一开始助其设立临时防疫会，其成员包括学界、商会、自治会、农务会等团体，以协助防疫总局及巡警局。防疫会主要任务是清洁消毒、检验食品、调查病人，为此在指定地段劝导商户住户对屋内实行清洁消毒，“各商户住户有不服从本会劝导者，由劝导员通告巡警强制执行”。 <52>商会真实的意图是，想借此改进政府的强制防疫措施中严苛的方面，他们曾为此付出代价。
司督阁记载，奉天有家店铺因为死了一个人，被迫关闭消毒，其余29人被送至隔离营，这让店主暴跳如雷。一些商人认定商业活动不应该受到干扰，他们对政府搜查住宅、迁出疑似者尤其不满，因此联合起来筹资建立自己的鼠疫医院。商人们并不反对西式隔离防疫措施，而是希望将其与中国的做法折中。他们一开始聘请司督阁负责这家医院。司督阁劝说他们防疫工作只能与政府合作，必须遵守防疫局制定的统一严格的规章制度，否则情况会更糟。商人们拒绝了司督阁的建议，将一所院子当作临时医院，院子一边是隔离室，一边是鼠疫感染者的病房。他们聘请两位中医负责，用针灸和其他传统医方治疗，既没有采取适当的防疫措施，也没有戴面罩，甚至允许病人家属来探视，在两个病区之间进出也不使用消毒剂，很快，院子里几乎所有人都死了，包括那两位中医。之后，惊慌失措的商人才允许卫生警察消毒，关闭院子。这家临时医院运转了12天，死亡251人，代价高昂，给奉天人留下深刻教训。<53>
与商人的折中做法不同，抵制防疫措施的一般民众会选择直接和防疫人员对抗。比如铁岭防疫分局派人扑灭辖地某屯疫情，掩埋扔弃的尸体，隔断交通，不料当地教民刘井泉出来阻挠，肆口谩骂，指称消毒人员强夺财物。该屯公会将刘缚送官府，笞责一百释放。开原某村教民高某，日前其家人有染疫，死者经铁岭山头堡防疫分所查知，前往消毒。高某不允，率众欲殴打消毒人员，该消毒队见寡不敌众，只好回城向官府报告。<54>
在官方看来，这些损害个人自由的做法，于防疫固然不得已，而普通民众起而抵制，也属情理之中：
“三省风气初开，民智幼稚，平日于地方卫生行政多未讲求。当疫事方始之际，一切清洁行政，全恃官力为之举办，而能由地方公众担任者实鲜。至于种种消毒法，非所习见，尤不免相率疑惧，梗阻横生。”<55>
值得一提的是，在奉天采取积极措施防止疫情扩散期间，司督阁观察到某些关于疫情的谣言在满洲流传。人们到处议论，日本人为了占领满洲，雇佣中国人往水井投撒毒药，故意传播鼠疫。信以为真的中国人将城镇和村庄的水井都用井盖封锁。一些井口发现了白粉，许多村子家中有这种白粉的人都被抓了起来，一些被抓的人谎称是日本人花钱让他们往井里投这些白粉。造谣者被警署迅速抓获，经过化验，这些白粉不过是卖猪肉时使用的无害萘粉（卫生球）。奉天省民政司张元奇为禁止谣言，贴出告示云：
“法国医生梅尼、奉天英国医生嘉克逊（笔者按：即在这次抗疫中牺牲的杰克逊）、新民府日本医生守川，皆系我国聘请办理防疫事务，因染疫而死，即哈尔滨一带，俄人亦多疫毙。岂皆死于毒药耶？奉省轮轨交通，各国均有居留之民，若仅一国撒布毒药，他国不起而干涉耶？此等邪说，不辩自明，稍明事理者决不能信。乃无知愚民以讹传讹，自为惊扰，而于卫生道理防疫方法，偏不肯信，何愦愦至此！” <56>
除了井水投毒，流传的谣言还包括焚烧活人、活埋鼠疫患者、隔离站逼迫女子赤身与男人混浴等等。政府查明谣言，下令禁止传谣。为了消除这些无知和偏见，防疫局派出宣讲员到城市各处宣讲，同时张贴布告，用通俗语言解释鼠疫的性质以及为防扩散采取的措施。布告每天都有更新，详细统计鼠疫总体流行趋势，在抗击疫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57>
六 国际会议
进入3月份，死亡人数开始下降，到了月底，奉天南部辽阳县疫情已被扑灭，长春也对道路交通解禁，防疫分局被裁撤，一切防疫事务交由巡警局办理。奉天省各地开始裁撤隔离所、病院，遣散防疫人员。总督锡良向朝廷电奏东三省鼠疫已经消灭。4月，东三省各地鼠疫陆续消退，13日，奉天当局饬令裁撤防疫总局。<58>疫情消退，固然由于厉行现代卫生防疫措施，也与天气转暖有关，而不是因鼠疫病菌毒性减弱。<59>据伍连德统计，这场肆虐东三省和华北的肺鼠疫，夺走了6万人的生命。官方统计奉天全省疫毙者7068人。<60>为了防止日俄以防疫为名扩张在东北的管辖权及影响力，清政府利用美国“门户开放”的政策，尽力促使鼠疫防治问题国际化。在这样的背景下，4月3日，清政府以国宾待遇邀请各国专家到奉天参加国际防疫大会。会场恰巧位于司督阁在建医学院的隔壁。朝廷特使施肇基在开幕式致辞，代表清廷下定决心，要“用所能获得的最先进的科学知识武装起来，去战胜所面临的鼠疫。我们将通盘考虑诸位的意见，并尽最大的可能把其付诸实践”。 <61>这次会议是中国历史上举办的第一次国际医学会议，会议持续了26天，总共举行了24次全体会议，共有来自11个国家的33名代表出席大会，讨论肺鼠疫的起源、传播途径、临床症状、细菌学和病理学方面的意义、抗击鼠疫的措施等等问题。与会者主要是流行病学家和细菌学专家，其中包括日本著名的细菌学专家北里柴三郎。
司督阁以中国代表身份参加会议，见到了32岁的东三省防疫总医官、这次大会的主席伍连德，看到这位年轻人主持各种会议，“举止端庄，才智超群，得到所有与会者的尊敬”。伍连德也注意到司督阁：蓄有精心修整的胡须，在所有客人中穿戴最为整洁，虽然身为传教士，却极易被误认为英国贵族。<62>这两位在抗击疫情中一南一北、遥相呼应的医学专家，终于齐聚一堂。东三省总督锡良在会议开幕时发表演讲，代表清政府承认西方防疫措施在控制疫情时优于传统医疗手段，与铁路、电报电灯等现代化设施一样，西医也应被用来服务于国家繁荣和民众福祉。
“我们中国人长久以来服膺一套古老的医疗实践体系，千百年来的经验证明，这套体系在治疗许多疾病方面是有效的。然而，三四个月前中国人对这种流行病茫然无知，这给我们以深刻教训，并迫使我们其中的一些人重新审视中医的价值。我们认为，医学的进步与知识的进步紧密相关，如果说铁路、电报、电灯以及其他现代发明，对这个国家的物质繁荣是不可缺少的，那么，为了民众的利益，我们也应该利用现代的西医资源。”<63>
从当时的会议记录来看，司督阁对于细菌学、病理学等专业领域似乎没有发表意见。他向大会提供的报告也仅仅是一份有关奉天患疫者的临床数据，并且在提交时强调“这些笔记很不完整。事实是，在这次鼠疫流行期间，我们忙于确定和执行保护人们的措施，没有时间做细致的临床观察”。但他还是在鼠疫流行初期，对病人脉搏做了专门记录，将其描述为一种诊断体征。不过，这种方法没有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认可，会议作出的临时结论虽然承认脉搏加快是感染鼠疫的早期症状，但确诊只能通过对痰液进行细菌检查。<64>比起科学研究，司督阁更擅长和关心的领域是实际的防疫措施。他批评会议在细菌学方面花费大量时间，却没有强调教育民众的重要性。“如果鼠疫流行初期就把重点放在对人民的教育上，已经出现的许多困难将永远不会发生。”这是他的经验之谈。正如奉天附近村庄的村民收到城里发来的传单，了解鼠疫及其相关防疫措施，就立刻积极行动起来，切断交通，彼此互助。这对于战胜疫情正是一个极好的例证。<65>
作为政府的医疗顾问，司督阁提醒大会，中国政府更关心防止鼠疫传播的实用措施。比如若人力车、电车和其他交通工具能够传染鼠疫，会议就应该对此作出论证，给中国政府是否采取完全停运交通的方式提出明确建议。司督阁认为人力车问题非常棘手。鼠疫流行之初，许多马车夫和人力车夫因前往火车站拉客而感染鼠疫，如果因此完全停断交通，大批人力车夫将失业，生活无以为继。政府最终决定对人力车进行消毒，由卫生警察和人力车夫将车打扫干净，对其进行熏蒸和消毒。彻底消毒后的人力车要插一面旗帜，表示经过消毒，不会传染鼠疫。与会者中有人认为这样做没有价值，对人力车消毒花费了大量时间金钱。除此而外，司督阁关心的议题包括隔离所、鼠疫医院建设方面的具体问题。比如隔离所一个房间内应住多少人，收治疑似患者的医院建在哪里才方便送达最近的鼠疫医院等等。<66>
大会最后向中国政府提交一份临时报告，建议清政府改善城镇和乡村卫生条件，建立由医务人员负责的传染病死亡登记和通报制度，设置应急和常设的隔离医院以及常设消毒队，在每个行政区设立由医护人员组成的卫生机构，其上设立常设的卫生核心组织，以随时应付可能爆发的鼠疫。报告还建议清政府与相关国家合作，在华北建立一个国际港口卫生管理和防疫部门，设置一个中央公共卫生部门，以应对将来传染病的爆发，并在中国开展有效的医学教育。<67>会议结束后，清政府很快在哈尔滨成立北满防疫处（the North Manchurian Plague Prevention Service），由伍连德负责。该机构并未因当年10月爆发的辛亥革命夭折，而是于1912年10月改称为满洲防疫处(the Manchurian Plague Prevention Service)，下设医院和实验室，其经费由哈尔滨海关税务司拨付，主要职责是鼠疫的调查研究与防治、收集鼠疫流行病学数据、研制鼠疫疫苗等等。<68>显然，满洲防疫处并非中央一级公共卫生部门，因为后者有赖于一个稳定的全国性政权的保障。司督阁有理由感到高兴，奉天省政府请求他在将来开办的盛京医学院中，增加一名专攻公共卫生防疫的教师，工资由政府支付。英国国王为了表彰司督阁在鼠疫防治中的突出表现，授予他“圣米迦勒及圣乔治勋章”（C.M.G）。人们逐渐从这场鼠疫带来的恐惧和破坏中恢复过来。盛京医学院被迫中断的工程建设恢复开工，新落成的医学院于1912年3月28日开学，第一届50名医学生走进医学院课堂。<69>
七 结语
1910—1911年冬春爆发的肺鼠疫，夺去了6万人的生命。灾难过后，清政府在哈尔滨成立了北满防疫处，尽管其服务范围仅局限于满洲，却奠定了中国现代公共卫生体系的基础。此前，清廷从上到下寄望传统的医疗手段能有效阻断瘟疫蔓延，但面对如此烈性的传染病不得不承认传统医疗手段无效，转而求助西医，将防疫工作托付给受过西方医学训练的医官，同意采取诸如强制逐户检查、隔离病患、对尸体火葬等激进措施。然而，伍连德、司督阁及其同僚抗击疫情的成功，虽然至少改变了清廷一些官员对待西医的排拒态度，却不意味着传统医学的式微。现代防疫措施仍不足以说服多数国人认识到西医的功效，甚至到了1918年2月山西大同爆发疫情，当地居民仍有人抱怨穿着白外套、戴着白口罩的卫生员有如鬼魅，让他们感到害怕。甚至地方政府一度抵制北京当局派遣现代医疗队来扑灭瘟疫。<70>
国家应为民众的生命健康负责，这一理念以往多半局限在通商口岸的租界，甲午战争后开始得到清廷改良派的支持和接纳，在清末新政期间经由德国日本模式获得制度层面的落实，最终连同西方医疗手段在这次东三省鼠疫防治中由警察付诸实施。在这场鼠疫防治中，奉天省设立防疫总局，指导东三省鼠疫防治，显明国家开始积极参与卫生事业，试图将长期以来在传染病流行期间主要由民间慈善团体承担的赈济救灾事业，纳入国家行政事务。事后证明，由警察主导的卫生防疫体系，在阻断疫情、控制疾病传播方面确有成效，但在强制推行防疫措施的过程中，因其简单粗暴的做法和对民众传统习俗观念的冲击，受到普通民众特别是商人团体的抵制。东三省总督锡良对此的解释是，“隔离、消毒既于民情不便，焚尸、烧屋尤类残刻所为，然非实力执行，则疫无遏止之期，不特三省千数百万人民生命财产不能自保，交通久断则商务失败，人心扰乱则交涉横生，贻祸何堪设想”。 <71>这颇有不惜一切代价的味道。事实上，当一种大规模的瘟疫爆发，民众本来就陷入恐慌与害怕，突然之间采取强制性的检疫、隔离、消毒等防疫措施，这在许多社会都可能引发民众抵制和冲突。<72>
在华差会从中看到，比起强制执行卫生防疫的规章制度，中国最需要的首先是进行全国性的卫生教育，让普通民众破除迷信观念，了解疾病预防知识。博医会、基督教青年会在这次疫情结束后，积极推动中国公共卫生教育运动。<73>这恰恰是司督阁在鼠疫会议上认为最应该吸取的经验。在整个抗疫期间，司督阁并未做旁观者。作为政府聘请的医学顾问，他全程参与制定防疫计划，并记录下普通民众的反应。作为医疗传教士，他带领教会医院的同工全力投入防疫工作，关心底层苦力的境遇，同工杰克逊甚至为之牺牲，赢得了世人对基督信仰的崇敬。司督阁在总结奉天抗击鼠疫时说道：“奉天抗击鼠疫的斗争是由中国人自己承担起来的，他们在与外国同事并肩战斗的过程中，表现出了聪慧和热诚。”<74>如此赞誉与十多年前医疗传教士嘉约翰批评广州抗击鼠疫的表现形成鲜明对比，折射出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国家医学的肇建及西方传教士眼中的中国形象之变迁。
<1>香港腺鼠疫流行期间华人和英国人的死亡率，见费克光（Carney T.Fisher）,《中国历史上的鼠疫》，收入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下），台北：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2000年，第713页。当时日本专家的统计是，中国人的腺鼠疫患者病死率为70%-90%，日本人约为50%，英国人约为2%。见饭岛涉，《鼠疫与近代中国：卫生的制度化和社会变迁》，朴彦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27页。广东善堂在此次腺鼠疫防治中的积极行动，见“The Southern Plague,”in The North-China Herald,June 15.,1894,946；嘉约翰的评价，见John Kerr,”The Bubonic Plague,”in 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 13,no.4(Dec.),1894:179。早在1873年，嘉约翰就发表文章向西方介绍广州当地的民间慈善机构，诸如育婴堂、老人院、普济院、“发疯院”(即麻风病院)、瞽目院等等，但评价较为负面（如民间慈善机构行善动机不纯、管理不善、腐败横行等等），见J.G.Kerr,”The Native Benevolent Institutions of Canton,”in the China Review,Vol.II.(July,1873,to June,1874),88-95。
<2>英国国家医学的理念及其实践，见Dorothy Porter,Health,Civilization and the State:A History of public health from ancient to modern time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9),120-126。英美公卫体系的建立，参考Elizabeth Fee and Dorothy Porter,”Public health,preventive medicine and professionalization:England and America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in Medicine in Society:Historical essays,edited by Andrew Wea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249-275，以及John Duffy,“History of Public Health and Sanitation in the West since 1700,”in The Cambridge World History of Human Disease,edited by Kenneth F.Kipl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202。
<3>饭岛涉，《鼠疫与近代中国：卫生的制度化和社会变迁》，第28-29页。明清以来民间团体如善堂、善会的慈善事业及其研究，参见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伍跃等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
<4>耶尔森、北里在香港分别发现鼠疫杆菌，见L.Fabian Hirst,The Conquest of Plague:A Study of the Evolution of Epidemiology(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3),106-111；“污秽病”，见班凯乐（Carol Benedict），《十九世纪中国的鼠疫》，朱慧颖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46-147页；《申报》刊登的文章，如“香港治疫章程”、“论中西治疫之不同”、“防患未然说”、“疫更难弭”、“续防患未然说”、“去秽所以祛疫说”，分别见《申报》（影印本）第47册，第155、171、241、255、271、417页。
<5>维新派将医学与追求国家富强关联起来，见Ralph C.Croizier,Traditional Medicine in Modern China:Science,Nationalism,and the Tensions of Cultural Chang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 59-60;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1895年5月2日），见《康有为全集》第二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1-42页；梁启超，“医学善会叙“，见《饮冰室文集》之二，收入《饮冰室合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9年，第69页；北洋卫生局，见天津市地方史志编修委员会总编辑室编，《二十世纪初的天津概况》（内部发行），侯振彤译，1986年，第322页。北洋卫生局的职责及其在近代中国卫生事业上的地位，见饭岛涉，《鼠疫与近代中国：卫生的制度化和社会变迁》，第59页，以及罗芙芸，《卫生的现代性：中国通商口岸卫生与疾病的含义》，向磊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01页。
<6>1911年4月在奉天（今沈阳）召开鼠疫国际会议，大会提交给清政府的报告谨慎地认为，没有明确证据证明这次肺鼠疫的患者系由生病的土拨鼠传染，但二者关系密切。事实上，疫情最初见于这些土拨鼠捕猎者。见国际会议编辑委员会编辑，《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报告（1911）》，张士尊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第482页。“疫之源”、“獭疫源流考”，见《东北疫事报告书》，收入李文海等主编，《中国荒政书集成》第十二册，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8457-8459页。
<7>1907年，70万张旱獭毛皮通过满洲里运到欧洲，1910年毛皮数量激增至250万张，毛皮价格三年内涨了6倍。见费克光（Carney T.Fisher）,《中国历史上的鼠疫》，第98页；1.2万名土拨鼠捕猎者、肺鼠疫传播方式、患者症状，分别见《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报告（1911）》，第261、482、24页。
<8>俄国政府的应对，见“满洲里哈尔滨防疫记”，《东方杂志》第七年，第11期，1910年，第344页；日本政府的应对，见《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报告（1911）》，第39页；胡成，“东北肺鼠疫蔓延期间的主权之争（1910.11—1911.4）”，收入《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08年，第214-232页。
<9>施肇基的早年生平，见施肇基，《施肇基早年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年；施肇基推荐伍连德就任、伍连德解剖尸体发现鼠疫杆菌、在哈尔滨推行的防疫措施，见伍连德，《鼠疫斗士——伍连德自述》（上），程光胜、马学博译，湖南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13-14、15、346、29-37页，以及K.Chimin Wong and Wu Lien-teh,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second edition)(Shanghai:National Quarantine Service,1936),592。
<10>请求防疫经费，见《东北疫事报告书》，第8186页；“宣统政纪”，《清实录》第60册，中华书局，1987年，第829页。
<11>成立奉天防疫总局，见“疫气蔓延人心危惧请俟事竣保奖出力人员折”（宣统二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主编，《锡良遗稿·奏稿》第二册，中华书局，第1265页；杜格尔德·克里斯蒂，《奉天三十年（1883—1913）——杜格尔德·克里斯蒂的经历与回忆》（以下简称《奉天三十年》），伊泽·英格利斯编，张士尊、信丹娜译，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98页。锡良反对日医参与防疫指挥，但并不妨碍其后来延聘日医充任奉天防疫事务所医官。见“督帅延聘日医从事防疫”，《盛京时报》1911年1月20日。
<12> J.W.Inglis,“Moukden in 1911,”in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Vol.XLII(July,1911), 394-398;Daniel H.Bays,A New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Wiley-Blackwell and A John Wiley&Sons,Ltd.,2012),92-93.
<13>《奉天三十年》，第198页。引文参照英文版有改动，原文见Dugald Christie,Thirty Years in Moukden 1883-1913（New York:McBride,Nast&Company,1914）,235。
<14> Dr.Dugald Christie,“Medical Missions,”in Records of China Centenary Missionary Conference(Shanghai:Centenary Conference Committee,1907),250-251.
<15> Amanda Porterfield,Healing in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142.
<16>博医会最初入会门槛较高，申请人必须是公认的（西方）医学院毕业生，且有基督教差会的工作经历。见“Constitution and By-laws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 of China,”in 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volume1.,1887,32。1905年，博医会在上海召开第二届会议，42人与会，决心推动中文版医学著作的出版，会议主席正是司督阁。见“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 of China,”in The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Shanghai: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1911),162；“大总统接见博医会外国医士之谈话”，《中西医学报》，1913年，第3-4页；司督阁的头衔，见《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报告（1911）》，第4页。
<17> Andrew F.Walls,”Christie,Dugald,”in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ristian Missions,edited by Gerald H.Anderson(Grand Rapids,Michigan&Cambridge,U.K.:William B.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1999),134;伊泽·英格利斯，《东北西医的传播者——杜格尔德·克里斯蒂》，张士尊译，沈阳：辽海出版社，2005年，第20-21页。
<18>1834年，美国公理会海外传道部（简称美部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派遣伯驾来广州开设眼科医院传教，四年后伯驾成立中华医学传教会（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为了说服欧美教会接受医疗工作是福音事工最为重要和基本的一部分，1841年，伯驾开始巡回旅行演讲。正是他在爱丁堡一家酒店所做的报告，启发了现场几位苏格兰医学教授成立推动医疗传教的协会。1843年，该协会正式更名为爱丁堡医学传教会。见”Edinburgh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in The Encyclopedia of Missions(second edition)(New York and London:Funk&Wagnalls Company,1904),219；A.C.Ross,”The Scottish Missionary Doctor,”in The Influence of Scottish Medicine:An historical assessment of its international impact,edited by Derek A.Dow(Carnforth:The Parthenon Publishing Group Limited,1988),91-92;爱德华·V.吉利克著，董少新译，《伯驾与中国的开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98页。印度、非洲是将来传教可能的目的地，见伊泽·英格利斯，《东北西医的传播者——杜格尔德·克里斯蒂》，第27页。
<19> John Ross,”History of the Manchurian Mission,”in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Vol.XVIII.,(1887),255-263；天主教信徒人数，见Kenneth Scott Latourette,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29),324；司督阁对天主教在奉天活动的记载，见《奉天三十年》，第18页。
<20>《奉天三十年》，第5页。这种对传教士医院的黑暗想象，构成了19世纪中期以来中国人普遍排外的部分原因，有关研究参见Paul A.Cohen,China and Christianity:The Missionary Movement and the Growth of Chinese Antiforeignism,1860-1870(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3)。
<21>相关统计，见Dugald Christie,Ten Years in Manchuria:A Story of Medical Mission Work in Moukden,1883-1893(Paisley:J.&R.Parlane,1895),91-100。
<22>《奉天三十年》，第172、190、193页;Arthur Judson Brown,The Mastery of the Far East:The Story of Korea’s Transformation and Japan’s Rise to Supremacy in the Orient(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19),211-212；Kenneth Scott Latourette,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455;于永敏，“东北地区西医传入先驱者——司督阁博士”，见《中国科技史料》第13卷，第4期（1992），第24-30页。
<23>《奉天三十年》，第32-35页。
<24>同上，第42页。
<25>同上，第41页。参考Dugald Christie,Thirty Years in Moukden 1883-1913,edited by Iza Inglis(New York:McBride,Nast&Company,1914),46。关于“病夫”、“东亚病夫”在近代中国意涵演变的梳理，见杨瑞松，“想象民族耻辱：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东亚病夫’”，见《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23期，2005年，第1-44页。
<26>王树楠、吴廷燮、金毓黻等纂，《奉天通志》卷144，沈阳：东北文史丛书编辑委员会出版，1983年，第3285—3286页。
<27>日本对清末新政警察改革的影响，见魏斐德，《上海警察，1927—1937》，章红、陈雁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5-17页；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李仲贤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81-190页。
<28>“医学监察”与重商主义，见George Rosen,”Cameralism and the Concept of Medical Police,”in 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Vol.27,No.1(January-February,1953),21-42。早在16世纪，德意志作家已经使用”police”(Policey)一词，有关公共管理的理论和实践学科被称作Polizeiwissenschaft,其中处理公共卫生管理的领域称作Medizinalpolizei(medical police),见George Rosen,A History of Public Health(New York:MD Publications,INC.,1958),114-120。近代日本的卫生行政，见Susan L.Burns,”Constructing the National Body:Public Health and the 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Japan,”in Nation Work:Asian Elites and National Identities,edited by Timothy Brook and Andre Schmid(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0),25-28；刘士永：《武士刀与柳叶刀——日本西洋医学的形成与扩散》，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2年，第42-50页；罗芙芸，《卫生的现代性：中国通商口岸卫生与疾病的含义》，第145-158页；饭岛涉，《鼠疫与近代中国：卫生的制度化和社会变迁》，第74-79页。
<29>巡警部的创设及机构设置，见王家俭：《清末民初我国警察制度现代化的历程（1901—1928）》，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39-43，145页；巡警及巡警学堂的职责，见《北洋公牍类纂》卷七、卷八“警察”条，光绪丁未仲秋（1907年），中东石印局刷印（我手头的版本页码不明）。袁世凯与警察主导下的公共卫生之简述，见班凯乐，《十九世纪中国的鼠疫》，第162-164页。
<30>清末奉天警政的概况，见王家俭，《清末民初我国警察制度现代化的历程（1901—1928）》，第91-94页；巡警总局下设卫生科日常事务，见王树楠、吴廷燮、金毓黼等纂，《奉天通志》卷144，第3286页；于永敏，“清末民国时期辽宁医药卫生史略”，见《中华医史杂志》1989年第19卷第4期，第193-198页。
<31>《东三省疫事报告书》，第8267页；《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报告（1911）》，第195、297页。
<32>《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报告（1911）》，第297页；《东三省疫事报告书》，第8322-8323页；《奉天三十年》，第198页；《奉天通志》卷144，第3286页。
<33>《东北西医的传播者——杜格尔德·克里斯蒂》，第159页；《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报告》，第297-298页；《奉天三十年》，第206页。
<34>《东三省疫事报告书》，第8267—8268页；《奉天三十年》，第198-200页；《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报告（1911）》，第299页。
<35> Alfred J.Costain,The Life of Dr.Arthur Jackson of Manchuria(London&New York&Toronto:Hodder and Stoughton,1911),52,68-69,96；《奉天三十年》，第199页。引文参照英文版有改动，原文见Dugald Christie,Thirty Years in Moukden 1883-1913,237。
<36>“隔离所之戒严”，《盛京时报》1911年1月19日；“严防时疫驱逐苦力”，《盛京时报》1911年1月20日。
<37>《奉天三十年》，第202-203页。引文根据英文版有改动，原文见Dugald Christie,Thirty Years in Moukden 1883-1913,241-242。
<38>《奉天三十年》，第203-204页。引文根据英文版有改动，原文见Dugald Christie,Thirty Years in Moukden 1883-1913,243。
<39> Alfred J.Costain,The Life of Dr.Arthur Jackson of Manchuria,129-130；《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报告（1911）》，第300、331页；《奉天三十年》，204页。
<40>《东北西医的传播者——杜格尔德·克里斯蒂》，第162页。
<41>同上，第159页。
<42>《奉天三十年》，第209页。引文参照英文版有改动，原文见Dugald Christie,Thirty Years in Moukden 1883-1913,249。
<43>“陆军伙夫险遭活埋”、“北方防疫汇记”，《申报》，1911年2月14日、2月19日。
<44>“防疫所果有缺点欤”，《盛京时报》，1911年1月26日。
<45>“The Plague,”in The North-China Herald,Feb.24,1911.
<46>《奉天三十年》，第208页；《东三省疫事报告书》，第8304页。
<47>《奉天三十年》，第211页。引文参照英文版有改动，原文见Dugald Christie,Thirty Years in Moukden 1883-1913,253。
<48>《东三省疫事报告书》，第8304页。
<49>《奉天鼠疫会议报告（1911）》，第320页。
<50>《东三省疫事报告书》，第8408-8409页。
<51>“回民自设病院不准”，“回教创设防疫会”， 《盛京时报》1911年2月23日；“回教徒之慈善会”，《盛京时报》1911年2月24日。
<52>“奉天防疫会草章”，《盛京时报》1911年1月20日。
<53>《东三省疫事报告书》，第8327页；《奉天三十年》，第208、210页；《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报告（1911）》，第300、320页；班凯乐，《十九世纪中国的鼠疫》，第171页。
<54>“教民阻挠防疫汇志”，《盛京时报》1911年3月15日。
<55>《东三省疫事报告书》，第8407-8408页。
<56>“东省防疫记”，《申报》1911年2月10日。
<57>“某员对于东省报载之一夕谈”、“谣言宜禁”，分别见《盛京时报》1911年1月25日、1911年2月23日；《奉天三十年》，第207-208页；《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报告（1911）》，第298-299页。
<58>“鼠疫业已消灭”、“可见疫气已消灭矣”，《盛京时报》1911年3月30日；“隔离所行将裁撤”、“锡督电奏鼠疫消灭”，《盛京时报》1911年3月31日；“裁撤防疫局之通饬”，《盛京时报》1911年4月13。
<59>《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报告（1911）》，第481页；《东三省疫事报告书》，第8450页。
<60> K.Chimin Wong and Wu Lien-teh,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592.司督阁认为这场鼠疫导致的死亡人数为43942人，见《奉天三十年》，第197页。奉天省官方死亡人数统计，见《东三省疫事报告书》，第8264页。
<61>《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报告（1911）》，第8页。
<62>《奉天三十年》，第213页；伍连德，《鼠疫斗士——伍连德自述》（上），第61页。
<63>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Plague Conference(Manila Bureau of Printing,1912),4;译文参考《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报告（1911）》，第4页。另一个演说稿的版本请参见陈垣，《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始末》，见《中国荒政书集成》第十二册，第8136页：夫中国研求医理之书，溯厥源流，历代以来，颇多发明之处。施治内外各科疾病，亦未尝无效。惟鼠疫为中国近世纪前所未有，一切防卫疗治之法，自当求诸西欧。但恃内国陈方，断难收效。且医术与各科学并重，医术共文化俱新，并辔以驰，斯臻美备。
<64>《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报告（1911）》，第481页。
<65>同上，第194、226、320页。
<66>同上，第322-323、344-345页。
<67>同上，第483-489页。
<68> Manchurian Plague Prevention Service,Memorial volume,1912-1932(ShangHai:National Quarantine Service,1934),1-2；伍连德，《鼠疫斗士——伍连德自述（上）》，第100-101页。
<69>伊泽·英格利斯，《东北西医的传播者——杜格尔德·克里斯蒂》，第170页；《奉天三十年》，第214、227页。
<70> Manchurian Plague Prevention Service,Memorial volume,1912-1932,1；Ka-che Yip,Health and National Reconstruction in Nationalist China: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Health Services,1928-1937(Ann Arbor: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1995),13,16.
<71>锡良，“东三省疫气一律扑灭在事尤为出力人员请奖折”（宣统三年三月二十八日），见《锡良遗稿·奏稿》第二册，第1311页。
<72>比如19世纪中期英国爆发霍乱，地方民众认为政府推行的公卫措施侵犯其个人自由，故起来抵制，特别是反对接种疫苗，见Roy Porter,Disease,medicine and society in England,1550-1860(Second Edi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55；1894年香港腺鼠疫大爆发时华人对港英政府防疫政策的抵制，见班凯乐，《十九世纪中国的鼠疫》，第151-157页；1896-1898印度鼠疫流行时，民众对印度当局推行的西式防疫法的抵制，见David Arnold,Colonizing the Body:State Medicine and Epidemic Disease in Nineteenth-Century Indi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211-218。
<73>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1901—1920）》，蔡永春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176-1177页。
<74>《奉天三十年》，第212页；引文根据英文版有改动，原文见Dugald Christie,Thirty Years in Moukden 1883-1913,254。
题图：
《世代》本期（2020年春季号，总第10期）封面、封底。图片来源见本期卷首语注释。（美术编辑：陆军）
插图1
港英政府派遣军队正在对鼠疫患者的房屋进行清洁焚烧
插图2
俄国士兵用瓦罐车将华人染疫者隔离起来
此图来自
https://hahn.zenfolio.com/manchurian_plague_2/h298c089c#h298c089c
插图3
东三省总督锡良肖像
此图来自Omar L.Kilborn,Heal the Sick:An Appeal for Medical Missions in China(Toronto:The Missionary Society of the Methodist Church,1910)扉页插图
插图4
1879年正在爱丁堡医学传教会学习的司督阁
此图来自伊泽·英格利斯，《东北西医的传播者——杜格尔德·克里斯蒂》，张士尊译，沈阳：辽海出版社，2005年，第30页。
插图5
防疫人员整装待发
此图来自Dugald Christie,Thirty Years in Moukden 1883-1913（New York:McBride,Nast&Company,1914）, 250.
插图6
杰克逊肖像
此图来自http://digitallibrary.usc.edu/cdm/singleitem/collection/p15799coll123/id/64825/rec/40
插图7
卫生人员逐户检查
此图来自https://hahn.zenfolio.com/manchurian_plague_1/h3e2f2226#h3e2f2226
插图8
国际鼠疫会议开幕式代表合影
此图来自国际会议编辑委员会编辑，《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报告（1911）》，张士尊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
此文首发于《世代》第10期（2020年春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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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代》各期，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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