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在诸如《我的十种职业》这样的短篇小说中，北村先生已经惟妙惟肖地摹仿出了一系列能够彰显“见证”、“奇迹”以及爱和宽恕等等蕴含着宗教体验的寓言建构，甚至在他新近出版的两部短篇小说集的每一篇里，都可以明显觉察到他对灵魂挣扎的特别观照，但能否由此断定北村先生的写作已属所谓的“宗教写作”，我还是心存疑虑的。宗教实在是一个巨大而又纯粹的“主题”，而“宗教写作”除了意味着绝对的信仰诉求之外，更隐含了对文学的拒斥和否定。如此的话，小说价值之类的问题，就是很难经得起哪怕是最简单的逻辑追问的——任何虔敬热烈的宗教感情与冲动，都只能在唯一的人/神关系中得到确认，而不是借重表达和言说的形式之类，所以，“宗教倾向”可能是更为合适的说法。
那么，接下来的话题其实就应该是，当“宗教倾向”作为一个审美的、震撼的维度，出现于某个今日小说作者的笔下时，其作品的文学景观会发生何种变化？在北村先生所尝试的小说世界中，我们首先遇到的一个主题似乎是受难，不是圣徒或先知的受难，而是芸芸众生的受难。他写到的人物一个个都像标本一样自现实生活中采集而来，这与当今中国大多数作家并无不同；他所揭示的烦恼困顿和消沉颓废也是似曾相识的——不能自拔的情欲之网，历尽沧桑的疲惫身心，厌世者，女流之辈，以及怪物般的艺术家等等，共同组成阴郁的尘世景象、凄惨的人性图画。不同之处在于，北村先生似乎认定了，人的不幸更多地是源自人本身的脆弱，而非外部世界的变动纷乱，如所谓时代和社会生活之类，因而，众生的一切苦闷、绝望、屈辱和罪恶，就应该被放进他们的内心。如此，北村先生便开始了他对“原罪”的尽情挖掘，就像一个深海潜水员突然进入了一片人迹罕至的陌生水域一样。
《消失的人类》是对厌倦的不厌其烦的表达。一个侦探接手了一桩奇怪的案子：亿万富翁孔丘突然失踪，留下种种悬疑。然而，无论是从其生意上的竞争对手、秘密交往的异性，还是老实本分的妻子那里，都找不到任何可能的蛛丝马迹。漫长而详尽的调查表明，真正可能的元凶正是他自己，他无法再爱他所拥有的财富，无法再爱自己所爱的人，最后，他也无法再爱这个使他的生命失去了动力的世界。因改编电影而被炒得名声大噪的《周渔的火车》基本上是个落套的爱情故事：木偶般的纯净无邪的美女，天衣无缝的欺骗与自欺，以及当真相大白时女主人公伤心绝望的尖叫，这些都再寻常不过。只是作者让那个该死去的爱情王子饱受了自我怀疑、自我谴责和自我否定之苦。结果，两场差不多同时发生的爱情几乎一样美好而纯洁，却也在相互抵消着，以至于全都变成了对脚踩两只船的男主角的致命伤害。《最后的艺术家》是北村先生对所谓先锋艺术群落的充满感伤与怜悯的揭露。一个货真价实的流氓加教授头衔，再加上艺术家胡作非为的表演，正可以告诉我们思想的犯罪与精神的堕落以及另类生活的低级肮脏，是怎样乔装成一时的风尚并找到其适宜的温床的。还有一篇同样描绘当代艺术家肖像的讽刺之作是《陈先和》。主人公是一个被出人头地的欲望和浅表政治文化弄坏了脑子的半吊子作家、某文学刊物的前任主编，其畸形怪诞的心灵状况令人骇异，其坎坷不幸的身世令人唏嘘。在《公民凯恩》、《被占领的卢西娜》、《强暴》等作品中，北村先生更淋漓尽致地勾画出了自甘在俗世中随波逐流的小人物的悲苦心路。不过，这些同样也出现在所谓新写实作家们笔下的庸碌之辈，在后来却都渐渐萌生出对罪的不同程度的认知和体会，又或者在临死前因悔悟而终获平安。这些都是北村先生的写作中最具“宗教倾向”的篇章所在。
由于暂时无法断定，哪些是属于灵魂的不安、扭动、奔逃和叹息，哪些又是出于文学的“需要”而刻意涂抹出的所谓“内心风景”，于是在小说中的各色人物那里，我们更多的时候只能为蠢动于字里行间的一大堆贪婪、自私、冷漠、背叛、无聊、麻木、盲从、猥亵、放纵……而目瞪口呆。樟坂（数篇作品中都出现的一个地名）几乎是被提前设定的一个地狱，阴惨昏暗，一具具为撒旦所摆布的软弱空虚的肉身，出没于那里的白天和黑夜，为自己斩不断理还乱的妄念而经受着折磨。或者，北村先生似乎过分痴迷于对罪的展览而使他对人性的见解偏于一隅了，以至于我们会发现，那些本该是来自超越力量的严厉与惩治，竟然是太多地经由某些无度的文学机制而实现的。就一般的小说阅读而言，这可能无伤大雅，但在关乎信仰传递的渠道和救赎之光的播散这些重要的方面，就会有生硬和不贴切之感，因为人的心灵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素材，更不是舞台化了的专门演习上升与坠落奇观的合适场所，对完全脱离了恩典“视野”的罪人的观察也是缺乏温情与神性的。北村先生让我们看到的另一个变化是，让自己的写作在一定程度上离开聪明巧智，如语言迷宫、文体试验等现代匠人们最热衷的无聊杂耍，毅然决然地回到故事。他开始采用近乎原始笨拙的小说方法：讲述、追忆、转述，包括采访调查等等，他仿佛是下决心要退回到一切小说革命尚未发生之前的质朴与天真状态中去。结果是，中国当代小说中必然存在的“隐性作者”部分地消失了，在操控情节、人物时客观性不足而随意性有余的职业习气也或多或少得到了阻遏，写作成为更加谦卑和诚实的“记录”。向故事回归，在形式上尽可能地简化……这是对很久以来就已开始了的文学世俗化进程的遥远的反对，它可能喻示着对自负的、甚至是飞扬跋扈的“创造”雄心的一种冷淡态度，同时，它也与对个人的看法在历史中的变化相关——艺术及一切近代的复兴运动皆因个人（当然是摆脱了神性的个人）的发现而肇始，而自浑然的原初世界中割裂出来的所谓现代主体的永久迷失和无所依凭，正是世俗化了的文学及一切其他艺术使尽解数也难以救治的恶疾，这正与一个可怕的比喻相符：蛇咬住并吞噬自己的尾部。
最后，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一些作家，为什么会濒濒流露出对宗教的神往和顾盼？文学和一切其他艺术中宗教精神的渗入，是出于风格方面的考虑呢，还是要引进某些中土传统之外的道德主义因素，再或者是重新介入精神历史最后的努力？这也是北村先生的小说文本可以引起的话题。无奈北村也好，其他像张承志、史铁生也罢，都缺乏真正令人信服的艺术实践。
事实上，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影响颇深的基督教本色化运动曾经启悟了许多当时的作家，将笔触深入到基督精神与民族性格的结合处而生发牺牲与爱的崇高感情。然而出自种种难以辩驳的历史原因，用去了将近一百年时光，此一“情结”才又在中国文学的记忆中若有若无地浮现出来，不能不说是件令人怅惘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