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图：橡树15周年庆特约讲座海报。已获橡树文字工作室授权使用，特此致谢。]

文/孙毅

编者按：本文是作者应橡树文字工作室15周年庆典之邀，所做同一题目之讲座的整理稿。文字稿经作者修订并授权本刊发表。本文拟收入《世代》第16期（2022年春季号）。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讲座。我们今天的讲座是为了纪念橡树文字工作室成立十五周年。在橡树成长十五周年之际，我首先要感谢大家在这些年来对橡树的积极参与与支持，让我们结出了很多的橡果。当然我们也特别感谢神，让我们在这十五年来丰丰富富地经历到他的恩典，使用橡树出版了不少书，我相信都是对教会及社会文化领域有特别意义的书。在这些书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系列就是基督教经典译丛；而在这个经典译丛中，非常突出的是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

今天我们来讲一下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这本书。这本书是橡树出版的基督教经典译丛中最重要的经典书目之一。这本书之所以被看作是基督教思想或神学历史中的经典，主要原因在于它在基督教历史中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英国学者麦格拉思在他所写的《加尔文传——现代西方文化的塑造者》一书中，引用了德国宗教社会学家特洛尔奇的话说，基督教在西方历史的两个转折点上转变或塑造了西方文化：一次是在中世纪，托马斯·阿奎那的经院哲学所占据的那种支配性地位；一次就是在进入现代的初期，加尔文主义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对于今天我们生活在中国社会文化处境中的人来说，要想了解无论是加尔文主义还是改革宗神学传统，以及后来的清教运动，最终都要追溯到加尔文这一神学思想源头。而要了解加尔文这位神学家的神学思想，最直接的进路就是读他的《基督教要义》。这部书先在教会领域产生影响，形成了所谓改革宗的神学传统；然后这种影响超出了教会，影响到当时社会的思想及公共领域，也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后来的清教运动。

一、方法论

近年来改革宗神学传统影响到中国不少的教会，该传统与教会的切入点，基本上是对接到教会建制的发展方面。确实，教会在发展自己的建制时，需要借鉴历史上已有宗派的成果，但如果我们不消化其神学传统的实质，只是简单地引进，就可能导致处境化的问题，即与所在教会已有小传统发生冲突或张力。为要适应本土的处境，我们需要追溯改革宗这一宗派的源头，具体说就是从加尔文主义回到加尔文。从方法论上讲，只有回到一种神学思想传统的源头，我们才可能把握这种传统的思想本质。而回到这种神学传统的源头，通常就是回到最初对其产生具有特别贡献的那个神学家。

我们今天这个时期的教会，与一百年前（即上世纪二十年代）本土教会最初产生的时候，真是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那个年代的本土教会是要避免进入宗派，认为宗派是一种恶，因此对宗教改革之后的传统也有负面的看法。就是说，在那一代不少的本土牧者看来，无论是天主教时期，还是宗教改革之后的基督新教时期，都是走偏的。本土教会在一百年前的流行口号就是：回到使徒时期。意思就是放弃教会传统，直接效法新约圣经《使徒行传》中所描述的教会形态。当然今天我们已经意识到，轻视或放弃教会传统是不太可能的。对圣经的理解，其实要借助教会的神学传统。对这一点的认识，特别发生在中国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开放时期，当时城市教会正走向公开化、进行教会建制的过程中，发现自己想要完全避开教会传统、特别是宗教改革之后的宗派路线是不太可能的。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我们可能又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就是直接搬用某个宗派的建制或神学传统，而不去了解这种传统的神学思想根源，以便能够更好地去消化它，并因此能够将其在当下的中国社会中更好地处境化。

我们确实需要回到使徒时期，把握基督信仰的核心与真义。不过，回到使徒时期更完整的途径是：透过路德、加尔文这代改教家，帮助我们回到早期教父，如奥古斯丁等，再透过这些早期教父，帮助我们回到使徒时期。这就如两个巨大的桥墩所架起来的桥梁，将我们这个时代与圣经记载的那个使徒时期连接起来。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更具体地说，就是我们从加尔文主义或改革宗传统先回到加尔文，然后借着加尔文这代的改教家，再回到奥古斯丁等早期教父，再然后透过这些早期教父更好地回到使徒时期。

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在这个方面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加尔文写作《基督教要义》的基本目的，是“让准神学生用来预备自己研读圣经”（作者前言）。就是说，他的这部书是一本预备“研读圣经”的导论。我们知道，加尔文的主要著作是几十卷的圣经注释。但在开始这个庞大的终生性计划之前，他打算用一部导论性的书来专门讨论圣经中与救恩有关的一些重要主题，使得信徒在研读圣经时，不至为了不能够充分了解这些神学主题而苦恼，进而影响到对圣经的理解。同时从方法上，他也可以避开在他之前墨兰顿进行圣经注释时所存在的、在他看来也可以避免的一些问题：即时常会离开正在注释的经文，而就某个神学主题进行大段的讨论。在这个意义上，加尔文的《要义》是一部系列圣经注释著作的导论，目的是为了让他的读者能够借此更为深入地进入到圣经的主题及其真理之中。用我们上面的话来说，就是帮助信徒或教会回到使徒时期，回到基督信仰的起初文本。而他在这部书中，引用得最多的早期教父就是奥古斯丁。也就是说，在解经方法或者圣经神学主题的讨论上，加尔文也不是直接解经，不是凭自己的感动想怎样解就怎样解，而是照着教会传统来解经，即参照着教父的传统来解经。这种方法是我们应当效法的。

二、教会论

以上我先讲了一下方法论，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教会论。上面提到中国本土教会，如果追溯到一百年前的话，最初产生的时候，尽管追求走出宗派，但可以说还是在教会传统的影响之下。大致来说，神学上在救恩论方面主要是受到敬虔派传统的影响，而在教会论方面则受到重洗派传统的影响。当时处于社会、甚至差会教会之边缘的本土教会，试图在回到使徒时期的口号下达到超宗派的目标，其教会论其实更多地受到宗教改革时期重洗派的影响。把神学上的这两种影响加在一起，在经历了五十到八十年代的环境之后，更加强了中国本土教会自觉处在社会边缘的那种意识。这种边缘化的意识与二十世纪初兴起的基要派传统十分吻合。

如果我们在教会论层面来看宗教改革，那么按照麦格拉思的划分，我们可以把宗教改革分为主流改革派，以及极端改革派（有点负面含义）。前者有以路德为代表的路德宗、加尔文为代表的改革宗，以及英国国教；后者则以当时的重洗派及后来的门诺会为代表。如果我们接受这个划分，同时把家庭教会看作是中国本土教会的延续，那么严格意义上直到我们这代人，所在的教会基本上都没有经历过主流改教家的教会观。虽然我们热切地读路德与加尔文的书，以为他们的教会观与我们的都一样，但我们可能没有太多地意识到，他们所处的教会与社会环境，其实与我们有很大的不同：他们那时都是教会与政权联合的，是在一种类似基督教国家的背景下，通过教会与政权联合所制订出来的宪政或法律，来推动教会及社会的改革。麦格拉思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称他们为主流的或宪制的改教家。在我们所生活的社会处境下，我们这代人的教会经历真的能让我们理解这些主流改教家们的教会观吗？

加尔文的教会观是一种主流改教家的教会观，是教会居于社会文化的主流处境下所产生的一种教会观。这种教会观更接近于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北美福音派立场，而不是我们在中国处境下更熟悉的基要派立场。前者更加注重进入到社会文化生活之中，去影响社会及其主流的文化，而不是要与之相分离。其实，只有前者那种进入与影响社会文化主流的前提下，在可能与社会及政权有某种联合的背景下，才会有我们今天常说的“政教分立”的立场。有联合才有分立，否则就变成了两者的分离。分立与分离二者的含义确实有很大的差别。分立在加尔文那里就体现在他的双重治理观念，即信徒同时生活在两种治理之下：首先是基督属灵的国度，涉及到人的心灵或良心的自由。这种自由只受神话语的约束。神透过教会使用劝导的方式，让人在心灵中自愿地接受。同时人也在属世的治理之下，这涉及到人外在的行为，乃受到世俗法律的约束。政府可以采用强制的手段来执行，人如果违犯法律，就要付出代价。从这种双重治理的观念，发展出后来的领域主权理论，即神在人类社会生活的几大重要领域都会呼召他的仆人，将权柄赐给他们，并让这个权柄只限于这个领域。

这里想说的是，因着我们之前本土教会的小传统，即本土教会这一百年来的经历，我们自己的神学建构中其实最为缺乏的一块就是教会与政府、社会及文化的关系理论。既是我们最为缺乏的，所以也是我们需要从这种主流教会观学习的。我相信，今天改革宗神学思想对中国教会有如此的影响，除了教会建制上是一个切入点之外，对这种社会理论的关切也是一个切入点。

三、护理观

下面我们再谈一下加尔文的护理观对我们今天处境的意义。刚才我们也提到，自中国本土教会产生，其所关心的主要神学领域就是救赎论。我们今天提到改革宗的时候，首先想到的也是预定论方面，特别是围绕着加尔文主义五要点的争论（是否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的问题）。然而，当我们这代人开始读加尔文《要义》的时候，特别是我，其创造论方面也对我有重要影响。当然，以往涉及到创造论的时候，我们都习惯性地将其归作是一种护教论的范畴，似乎只是一种理论或知识，只涉及到与未信人士的知识交流。然而加尔文在《要义》第一卷中所讲的创造论，明确是对信徒来讲的，并且他的创造论最终是落在护理层面。就是说，创造论对于基督徒来说，更重要的是能在护理层面认识到圣经启示出来的这位三一神是一位创造者。在基督徒生活中实际地经历和信靠神的护理，才算是我们对神作为创造者有真正的认识，真正地相信创造论。

在《要义》第一卷，加尔文明确地表达，真信徒与非信徒在创造论层面对神认识的最大区别就是：神不仅创造这个世界，同时也每时每刻以护理来保守他所创造的世界。仔细想一想，自由派与基要派在下面这一点上似乎都是一样的：即不太看重神对这个被造世界的护理。自由派以自然的原因来解释这个世界中所发生的事情；而基要派则有意无意地将这些事情都归在撒旦的权势下，好像上帝已经放弃了对这个世界的护理一样。如果是这样，这些神学立场都等于是削弱了对上帝作为创造者的认识。

加尔文解释了把神认识为创造者的这种认识，对于信徒过敬虔生活的意义：在每天的生活中，从迷信的惧怕中释放出来，活在神父亲般慈爱的自由中。其实，在我们还没有重生得救之前，我们都生活在被这种惧怕束缚的生活中。我们今天把这种惧怕称之为焦虑。加尔文之所以将这种惧怕称为迷信的惧怕，乃是因为我们还下意识地相信：是被造物决定了我们的生活，具有决定我们“命运”的力量。

在人还没有蒙恩得救之前，照我们在中学所接受的那种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灌输，表面上人好像是蛮不在乎的，就想干啥就干啥这个意义上讲是自由的。但人内心深处其实都被一种宿命论所支配。就是说，如果人不是照着我生来就有的秉性所决定，也是被一种神秘的力量所决定。这种表面的自由与深层的宿命，就是我们人生无法摆脱的一种冲突与张力，让人在平顺时似乎可以为所欲为，落入危机中便被一种宿命带来的绝望所淹没。

对于信徒来说，如果我们真对神作为创造者有所认识，那么就会在神对我们每个人都有特别护理的信念中，走出这种宿命论的困境。在加尔文看来，神的特别护理是指，神通过其行动主动地介入或干预到世界万事万物的运行之中。这种主动地介入，可以通过某种特别之神迹的方式呈现出来；也可以通过某种自然（法则）的方式呈现出来。每一个事件或事物，都受到神特别的护理，反映神对这一个别事情或事物的特别旨意与计划。这种特别护理，特别是针对着他所爱的信徒们的，无论信徒生活在怎样的环境下，神都会让万事互相效力，好让爱他的人得着益处。

这种特别护理观常让我们产生一种误解，以为这不就是一种宿命论的翻版吗？从何谈起能够让人走出宿命论的沼泽？当然这个问题要解释起来确实需要一点时间，我这里只能简单解释一下。从认识论角度来理解特别护理观对我们日常生活的意义，要有这样一个基本前提：神的特别护理是一种隐秘的护理，就是说，人们所经历的所有事件或事物的首要与终极因，对人们来说都是隐秘的。我们不可能借助理性的认识对其有所了解，只能够通过人在信心中抓住神在自己内心中的启示而得到，因此这种认识只对信徒有意义。而这种在信心中的认识，其核心就是：在神的手中万事皆有可能。人就是带着这种万事皆有可能的信念、并在这个前提下做出自己的选择。

上面所讲的，还只是这种护理观对我们生命与生活产生影响的一个点。真要从这种护理观出发，在日常生活中去实际地认识与经历神作为创造者，涉及到一种基督教世界观的建立，并且在日常生活中将其践行出来。就是说，从神在人所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界、社会历史中每个事件都有参与及介入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特别是社会历史，会改变我们过去的那种无神论世界观，会给我们带来一种新的、基督教的世界观。当然，这个主题也比较大，因着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也只能先讲到这里。

四、终末论 

最后，我讲一点这本书中所涉及到的终末论与日常生活的关系。在《要义》第三卷6—10章论到基督徒生活的“金书”中，加尔文列出基督徒生活的三个重要要素，即否定自己、背负十架以及默想永生。不知道是否与中国文化有关，在我之前所看到的论及基督徒生活的书中，很少直接论及对死亡以及将来的思想，我还是从加尔文的《要义》中才那么直接地看到将默想永世作为基督徒生活的要素之一。

其实我们并不是等到死后才与神的国有份，而是在当下的日常生活中就与神的国有所关系。基督徒现世生活的重要特征就是：我们既在神的国中（就是天父世界），又在现世的世界中；既要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同时又受差进入到这个世界中。问题就是：如何活出这种生活？这是不容易的。加尔文的《要义》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回答。

从加尔文之后直到清教徒的生活，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有影响力的属灵传统：即我们今生的生活都是在为着将来承受神国的荣耀而做预备，这让日常生活成为一种走向将来终局的朝圣旅程，既不迷恋于这个旅程中的每一个已经过去的站点，同时又珍惜这个生活旅程中所临到的每一天。这种观念特别地体现在大家所熟悉的《天路历程》中。提到这本书，联想到今天很多人所关切的灵修方法，我想说的是，基督新教的灵修传统一点不输于天主教传统。当然我们也不需要割开这两种传统，其实是一个大传统。我只是针对有些人以为一谈灵修就只有天主教传统所讲的。基督新教灵修传统的重点之一就是，改教家提倡（日常）生活/工作即是灵修。在这个背景下，相比于路德来说，加尔文似乎把新教的灵修理念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就是把一种终末的维度融入到灵修生活之中，就如我们在《天路历程》中所看到的。两位改教家的区别可以对照敬虔运动与清教运动。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这里就不作对比了。总之，这两个运动对新教的灵修传统都有贡献，但将具有终末维度的日常生活融入到灵修中，正是加尔文带来的特别贡献，这对我们今天更有意义。

让日常生活成为一种走向终末的朝圣旅程，要做到这一点，基督徒就一定要对将来（即死后）有盼望，并且对将来的盼望一定要胜过对今生的指望。只有时常思念天上（神国）的事，并且真正经历（预尝）到将来的美好，我们才可能对将来有真实的盼望。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这种对将来的盼望，我们在今世的生活就不会有真正的喜乐，甚至活得比那些非信徒更加焦虑。那问题就是：人们怎样才可能有这种对将来的美好盼望？在加尔文看来，首先一关就是要胜过对死亡的惧怕或焦虑。惧怕死亡是一种自然情感，而基督徒对已有的新生命的认识与期待，应该能够让自己胜过这种自然情感。当然，这取决于人对新生命的经历，以及从基督的复活中应有的信心。加尔文说：“那不欢喜等候死亡和复活之日的人，对基督教的了解非常有限。” 如果胜过了对死亡的恐惧，那时我们的心就可以自由地思想：当死亡来临时（我们）会是什么样子？将来进入神国的情景会是怎样的？

当然，思想或经历死亡以及将来的美好，并不是让我们远离这个现世的世界，单单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而是让我们能够出死入生，重新进入到这个世界中；就如经历了与耶稣基督同死，就一定会经历与他同活一样。这种生命的反转，让这时的生活与之前的生活有一个重要的不同就是：现在是带着对将来的盼望来度过每一天。用哲学家的话来表达就是：向死而生的生活。

有这种终末维度的日常生活具体地体现在：如保罗所说的，用世物的要像不用世物，置买的要像无有所得。这些世物有了更好，没有了也能生活，并没有将自己的生活完全地依赖在这些世物上。这是一种极高的境界，特别适用我们今天生活在末后世代的人。让我们在贫穷中学习知足，在富裕中学习节制。特别是在后者，作为神所托付的管家，善用他所交托我们的一切，以便将来能够向他交帐。

然而，与此相比，更重要的是第二个方面，即在认识到自己还有不多时间的前提下，更加清楚地知道神给我们个人的呼召与托付。用中国人的话就是，知道我们个人的天命；而这不需要等到五十岁。用改教家的话来说就是，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天职。按加尔文的说法：“每个人都有神吩咐他的生活方式。这生活方式是某种哨岗，免得人一生盲无目的地度日······你若接受神对你的呼召，你的生命就最有秩序。”呼召给人带来生活的目标与秩序，这让人们知道，怎样照着神的心意来使用生活中的资源，照着他的心意来度过这还余下的不多的日子。

好的，今天就先与大家分享到这里。再次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就把时间交给主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