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图：全球化与新冠疫情。图片来自https://www.wsj.com/articles/will-the-coronavirus-bring-the-end-of-globalization-dont-count-on-it-11584716305]

内容摘要：本文依据作者的一次神学讲座整理而成，试图从神学角度对这两年来全球化与去全球化的议题提出某种宏观思考。本文从神学终末论的角度，将当前的世界历史进程，看作是上帝国已然临到，同时在向着其全然实现日益推进的过程。从这个过程看全球化，因为其中日益实现的上帝国与正在形成的全球性帝国之间的冲突不断加剧，而显出全球化进程的不可避免性。生活在这种冲突中的教会所面临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就教会所处的这种困境，本文尝试给出某种展望性的前景。

在疫情蔓延整个世界的这段时期，全球化与去全球化的争论，成为人们谈论得很多的议题。不少人认同这种全球化的趋势，而另一些人则预计一场去全球化运动正在发生，并且从英国脱欧、美国之前退出WHO（世界卫生组织），或者从联合国目前所处的瘫痪状态等，看到这个去全球化的趋势。其实正是在这种去全球化的情况发生之际，人们才发现，全球化已经进展到让人感到有点惊讶的程度。二战以后，整个世界就已经进入到一个全球化的进程之中。特别是前苏联解体以后，这种全球化进程达到高峰，其中WTO协议促成的市场全球化是一个很重要的推动。

从教会及其神学思考的角度，如何看待目前我们所处的这种处境？很多基督徒本能地反对这种全球化的进程，将其看作是人类构建的一种巴别塔，从而明确地支持去全球化的运动，并将基督信仰的复兴与某个国家联系起来，似乎这个国家强大了，基督教也会因此复兴与强盛；似乎深入到这个民族的深层文化中了，才会发展出真正有特色与生命力的神学，以致使某种基督教民族主义的声音日渐放大出来。

本文试图在这个背景下来思考教会所处的全球化处境给教会带来的挑战。既然面对的是全球化的处境，所以本文是在一种宽泛的普世教会角度来看其所面对的挑战，而不是直接就进入到某个国家的教会（如中国教会）所面临的问题。这也预示了本文的一个前提：对普世教会构成的挑战，同时也是对中国教会的挑战。中国教会需要与普世教会关联起来，将自己看作是普世教会的一部分，才能看清自己在这个全球化的处境下所面临的问题。当然，既是就宽泛的普世教会来讨论所面临的挑战，这同时意味着本文在这个议题上只能勾画出一个宏观的线索。

一 全球化时期的特点

如上所述，在过去的一个世纪，特别是前苏联解体之后，整个世界进入到一种全球化的进程中。全球化的结果使得地球日益成为一个“地球村”，形成了一种全球化的体系。我们大致可以从四个层面，来看构成这个全球化体系的核心要素。

首先，技术与全球产业分工体系的形成。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到，技术的研发，以及产业链的分布，都是没有国界的，是一个全球化的体系。新研发的高科技落实到应用中，需要形成普世共同约定的一些标准，就如5G通讯体系的建立。全球产业链的构成在这个时期也清楚地显明出来。由于疫情及中美关系紧张而从中国搬出去的那些企业，有些搬到了越南或者东南亚其他一些国家，有些去了印度，这只不过是这种全球产业体系之中的调整。

其次，资本的全球体系的形成。每个国家的股票交易所及银行系统，虽然属于某个国家，但其中绝大多数的资本却是可以自由流动的，并因此形成一个全球的资本体系。

第三，越来越多之世界性组织的形成。二战之后联合国的出现，可以看作是世界走向全球化的标志性事件。这次疫情让我们更多地了解到的一个世界性组织，就是世界卫生组织。虽然世卫组织发挥的作用让很多人有所质疑，但它无论如何表现了现代全球化时期的一个特征，就是能够把全球各个国家组织起来，一同去面对共同的公共卫生危机。

第四，全球性的世俗化意识形态的形成。前三个层面因为隔着专业，所以本文只是将其罗列出来。这里稍微更多关注一下第四个层面，也就是全球性的世俗化意识形态的特点。这种世俗化意识形态在二战之后七十年的和平时期，逐渐成为流行全球的一个意识形态。它其实包括了很多内容，本文粗略地列出如下几个方面。

1.自然主义与科学主义的世界观

从教会内的角度来看，这种世界观主要呈现为无神论、进化论、唯物主义或进步式历史观等等形态。所谓自然主义，就是认为世界上存在的所有事物，都是由更基本的事物（物质）自然进化而来；世界上所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可以从自然法则中找到其原因。而所谓科学主义，就是认为这个世界中所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可以借助科学方法来认识，并且这个世界中所发生的所有问题，都可以借助科学得到解决。

2.媒体传播的流行观念作为公共领域的标准。

主流媒体所传播的流行观念，被整个社会当作是政治正确的标准。今天在美国就能够看到这种政治正确的影响力。政治正确的这种影响力其实是非常大的，表现为将公共领域的流行观念作为一种衡量标准。而主导这种流行观念的就是主流大众媒体。原本在理想情况下，主导主流媒体的应该是有社会担当的知识分子，但今天，这种能够在公共领域发出有担当声音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少。主流媒体逐渐沦为社会有权势之群体操控的工具。

3.追求力量及国家之强盛。

现代人追求力量的强大，将所有能够占有及使用的，包括“知识”（知识就是力量）等，都用在追求力量的强大上面。人们将这种理想特别地投射到所生活的国家身上，似乎国家力量的强大就是自己人生理想的实现（富国强兵）。这使得国家主义或爱国主义成为这种世俗意识形态的重要维度。中国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也是把富强放在第一位，其实指的是国家的富强。

4.追求个人的自由

自启蒙运动以来，启蒙思想家们所传播的重要观念就是：人作为人生存的最重要价值就是自由。其实这种观念最终可以溯源到像路德及加尔文这样的改教家，他们将基督恩典带给人更新生命的最重要特征归为心灵（良心）的自由。不过进入到世俗化时代，人们所追求的自由的含义已经改变，就是个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自由，从而使这种个人自由脱离了人所当承担的责任。为什么在美国这次疫情一直压不下去，原因之一就是美国人太追求这种含义的自由了。想让他呆在家里是很难的，想让他戴口罩也是很难的。

二 从神学角度来看全球化进程

虽然上面描述的全球化还在进行中，但对其神学性的思考不应将希望放在去全球化上。今天我们不是生活在巴别塔的时代，而是生活在上帝的国已然来临的时代，故此，要从一个上帝的国如何扩展到地极的视域，来看今天的世界历史进程。

说到上帝的国的来临，我们都会回到《使徒行传》2章所记载的五旬节事件。如果把这个事件与《创世记》11章所记载的巴别塔事件对照起来看的话，就会看到很有趣的对应。在巴别塔事件中，上帝通过变乱人的语言而把人们分散开来，而在五旬节事件中，上帝则通过圣灵在人内心中的工作，把说不同语言的人聚合在一起。圣灵在凡信基督者的内心中所做的这一工作，按照彼得在五旬节上的解释，表明末后的时代已经来临了。我们今天就是生活在这个末后的时代，这是我们神学思考的出发点。

那么末后时代的特征是什么？就是上帝国的已然来临。虽然在神学上还是会有上帝的国已然和未然的张力，但在这张力中来看上帝国的已然来临意味着，我们要从上帝国的角度来看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这个末后的上帝国已然临到的时代，带给我们的视域就是，一个上帝的国要扩展到地极的视域，这也是《使徒行传》1章特别传达出来的普世视域。上帝的国是普世的，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普世视野。这个普世的视野先于将自己归于某个世俗国家的视野，也即某种基督教民族主义的视野。

上帝的国，既是已然又是未然的，我们正在向上帝国的完全实现迈进，那么，我们距离上帝国的完全实现越来越近的表征是什么？这个表征即人们经常引用的《马太福音》24—25章所说的，“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其实，从五旬节之后到现今的时代，饥荒、地震、战争等等都一直在发生。我们这个时代，与彼得生活的那个时代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好让我们知道自己离上帝国的实现越来越近？

这个特征可以是，如有些人提到的，国与国之间的战争规模越打越大；地震的级别越来越强。如果是这样，这些表征同时就意味着，整个人类被越来越紧地捆在一起，共同去面对同一个挑战。这个特征在彼得那个时代是没有的。在彼得那个时代，罗马帝国就是面对罗马帝国的困境，中华帝国就是面对中华帝国的困境。但在今天，整个人类要共同去面对同一个挑战。这既是地球村的特点，同时也是上帝的国越来越近的表征。“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启1:7）耶稣基督的再来是一个全球性的事件，届时，无论人在这个地球村的哪个角落，都会亲眼目睹他的降临。虽然我们今天无法完全了解这种情况发生的细节，但其作为一种全球性事件的性质却是真实无疑的。

当我们从这种终末论的角度，将世界历史的进程，与上帝国（的完全实现）正在迎面向我们而来的进程关联在一起的时候，全球化的进程就显出是一种无法逆转的历史趋势。而从《启示录》提供的亮光来看这个趋势，伴随着这个全球化进程的，则是一个无形的全球性帝国的形成。构成这个全球性帝国的主导要素，就是本文前面提到的形成全球化体系的四个层面，即技术与产业之分工体系、资本的全球体系、世界性组织，以及全球性的世俗化意识形态。在这个帝国中，技术、资本与媒体操控的意识形态都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如果我们站在这个角度来看这次美国大选的结果，或许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把这个全球性帝国描述成是隐性的或无形的，则是指它还没有一个可见的、传统意义上的帝国组织构架。我们现在看到的联合国，还不能起到这个意义上的作用。不过，尽管我们看不到这样一个全球性国家的组织框架，但一个隐性的全球性帝国的形成，却在全球化进程中显明出来。伴随着历史的进程，这个全球性帝国的逐渐显明，会使其与正在来临的上帝国处在日益明显的冲突之中。正是这两个国的冲突与张力，构成了今天教会所面临的挑战。

三 全球化给教会带来的两个挑战

从神学上终末论的角度所看到的，在全球化进程中，逐渐显出的全球性帝国的形成与正在来临的上帝国（之全然实现）的冲突，对于当今教会构成了怎样的挑战？本文认为有两个重要的挑战是我们需要在神学上去面对的。

首先，第一个挑战就是对传统所谓“基督教国家”观念的挑战。换言之，今天教会面临的困境之一，就是教会与国家的联合遇到了问题。

自君士坦丁（Constantine I，272—337）归信之后，教会与国家的联合在教会历史上一直占据着主流地位，形成了主流的教会传统。西罗马帝国于公元476年灭亡之后，罗马天主教在欧洲的复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罗马教廷与法兰克王国之间联盟的建立，即神圣罗马帝国的建立。公元800年教宗为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748—814）加冕，就是这种联盟的标志性事件。

宗教改革时期，无论是路德在德国的宗教改革，还是茨温利（Huldrych Zwingli，1484—1531）及加尔文在瑞士的宗教改革，都是教会与当地政权联合、通过宪政层面的立法来推动宗教改革，因此被称为宪政的或主流的宗教改革运动。这种宪政的改教运动，使得后来在路德宗占主导的地区形成了以路德宗为国教的国家。

简言之，所谓“基督教国家”，就是指在教会历史上，以中世纪的天主教国家（神圣罗马帝国）或者以宗教改革时期的路德宗国家为代表的教会与国家的联合模式。这种联合模式在神学上常被称为君士坦丁式的教会观，该教会观在教会历史上无疑成为主流的教会传统。

但在今天，这种君士坦丁式的教会观遇到了挑战：教会是否还有可能与某个国家（或地方）政权形成传统意义上的联合？如前面所论述的，当一个无形之世界性帝国在全球事务（地球村）的影响越来越大的时候，每个国家都不能不受到这种影响的裹挟，具体体现在每个国家都不能不受到技术、资本、意识形态及世界性组织的影响。而如果从神学角度看，当这种全球性帝国，特别是其世俗意识形态，在终末越来越显出与上帝国冲突的属性时，教会与某个国家的联合就越来越不太可能。

在这次美国大选中，教会所发生的分裂，就特别反映出教会在这方面所面临的挑战。其中的一方总还带着教会主流传统具有的那种基督教国家的理想与期待，将基督信仰与社会文化的基督化关联起来；而另一方在某种意义上则沿袭了自宗教改革以来教会与国家（社会）分离的教会传统，而将基督信仰与个人的品德紧密地关联起来。其实，在宗教改革时期所发生的“主流改革派”与“极端改革派”之间的分裂，已经预示了传统上占主流地位的君士坦丁式的教会观遇到了挑战。随着世俗化进程的推进，这种挑战在今天就变得越来越明显。

如果教会与这个全球性帝国的张力越来越大，特别是与其世俗化的意识形态的冲突与张力越来越大，以至教会不再有传统意义上的与地方政权的联合，那么这对于教会意味着什么？从好的方面来说，就如在很多地区已经呈现出来的，教会越来越处在社会边缘的地位；而从不好的方面来说，随着与世俗国度之张力的加大，教会可能会受到越来越多的逼迫，无论是在身体上、社会生活上还是在思想层面上。

全球性帝国的形成对教会构成的第二个方面的挑战，就是世俗国家对人们社会生活的控制越来越强。在这个大数据时代，这种控制特别表现在国家权力通过高科技手段、国际资本集团背后的支持、互联网在日常生活中的普及，以及照着人们肉体的需要，来引导人们的生活与消费等等，从而将世俗化意识形态无孔不入地浸透到每个人的心灵之中。在这个方面，教会也难以幸免。疫情期间，很多教会都依赖网络来聚会。对很多在网上聚会的教会来说，疫情似乎不仅没有给教会带来影响，反而使很多教会比之前还活跃。不少牧师都说：“哎呀，比原来累多了!” 因为现在差不多天天有网上视频聚会。表面上像是教会有了更多的空间，但这里的挑战是：当人们越来越依赖网络、社交媒体及智能技术的时候，人们就会越来越多地受到网络方式传播的世俗化意识形态的影响。

如果说全球性帝国给教会带来的第一个挑战，特别针对着宗教改革时期的主流（宪制）改革派，那么这第二个挑战就主要针对着极端改革派，即想要与政权或社会文化分离的那种教会观。今天很多教会表面上好像是在远离社会，也很想远离社会、政治或文化，但在教会越来越依赖网络与社交媒体的时候，实际上教会是很难远离社会文化的。在美国社会中，门诺会的阿米什人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彻底，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基本不用电器，包括冰箱、电视或智能手机。这种生活方式在美国还有一定的生存空间。但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特别是在中国大陆，这种远离社会主流文化的生活是很困难的。这是教会需要面对的第二个方面的挑战。

四 教会面临的困境与出路

上个世纪初，新教教会在神学上分裂为自由派和基要派这两种神学派别，可以将此理解为是面对自启蒙运动以来现代性议题带来之挑战，新教神学无力处理或把握所导致的结果。其实，如我们上面所讲的，这个分裂可以追溯到宗教改革时期。如果用麦格拉斯（Alister McGrath，1953— ）的用语来描述宗教改革运动，这个运动可以分为宪制改革派与极端改革派。宪制的改革派，如我们知道的路德、加尔文和英国的宗教改革，都是教会跟当地政权联合，通过宪政层面的立法来推动宗教改革。所以这个路线就是教会与国家联合的进路。而极端改革派则是比较民间的，选择了与国家政权相分离、自我处于社会边缘化的路径。而上面的分析让我们看到，宗教改革以来的新教教会，其主要的两个传统均受到全球化进程带来的挑战。也就是说，当新教教会想要通过自己的教会（神学）传统来面对目前全球化进程带来的挑战时，可能会发现自己越来越无能为力，既无法借助与国家的联合也无法通过远离这个世俗社会，来应对目前的挑战，这就是教会目前所处的困境。

既然本文从上帝国已然来临且正在来临这个终末论角度，来看待全球化进程，将这个进程归结为日益实现的上帝国与正在形成中的全球性帝国之间的冲突日益加剧的进程，那么本文就从这个神学角度对目前教会所处的困境，提出某种展望性的前景。

走出目前这种困境的关键点在于：回到基督信仰的根源之处，特别是初期教会时期的上帝国信念。我们都知道，《使徒行传》1章一开始就传递出一个直到地极的普世视域，彼得在五旬节上第一篇讲道的主题则涉及到上帝国的来临。因此，教会需要把上帝国的观念放在一个核心地位，从普世的眼光来看上帝国在现世生活中的展开进程。特别要拒绝那种基督教民族主义的狭窄观念，似乎基督教会的复兴以与某国政府或某种文化的联合为基础。教会确实不需要以与某个政府的联合来作为其复兴的基础，同时也不需要借助与某种文化的联合来获得自己的身份认同，或实现其在某种文化中的扎根。这种本土化其实只是某种长时间历史过程的结果，却不是教会追求的目标。教会定睛的目标，则是自身所基于的使徒传统，以及其作为正在来临之上帝国的代表，如何在现实日常生活中活出来。在这个大前提下，我们可以具体从两个方面来展开这种前景性的展望。

首先，教会乃建立在使徒的根基上，需要回到其信仰宣告的本原之所在，并且相信教会可以将其信仰活在自己的社会群体生活中（即具有公共性），就如当年的门徒一样，或者就如当年的修道院一样。

就此而言，侯活士（Stanley Hauerwas，1940— ）的思想很有启发：让教会成为教会。也就是说，肯定教会群体的生活具有公共性，正是这种群体的公共生活，在显出教会与世界不同的同时，显出世界是世界。在中世纪，这种差别是通过隐修群体与世俗群体的分别显出来的。宗教改革运动之后，这个分别越来越不明显，而更多是借着社会生活中有召命的个人生活显明出来。

从一种“后君士坦丁式”的教会观视角来看，当处于社会生活之边缘的教会，不再将教会与国家的联合、进入社会文化的主流当作重要因素的时候，教会是否还可能道成肉身地扎根于所在之社会生活的深层？答案似乎是：只要教会在自己的群体生活中，将其所认信的信仰落实为其所特有的世界观、价值观及伦理规范，显出其所特有的公共生活，乃与其他社会群体的公共生活是有别的，那么这种借着区别所形成的关联与影响力，就是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教会进入社会生活的主导方式。

不过其次，在使教会成为教会的过程中，可能教会在建制层面会处在社会边缘，即在技术体系、资本体系及建制体系中日益成为边缘群体，但与侯活士不同的是，显出教会与世界之差别并非就是远离社会，并非就是在强调这两种生活方式或价值观念之间的水火不容，而是透过“意识形态”层面上的抗争要去积极地影响这个世界。我们应当相信，在教会群体中形成的世界观、价值观及伦理规范，其实是适用于整个人类社会生活的，属于普世价值观。教会既是这种普世价值观的守护者，同时也是传播者。世俗价值观不过是这种普世价值观的扭曲。

我们今天生活在外邦人中间，受到启蒙思想的影响，总以为所谓的公共领域是中性的，有其自身的源头。就算是成为基督徒之后，也还是常以那个领域的标准来衡量何为公共的事务与准则。但重生就意味着，基督徒要转回到那一切的本原之处，相信我们所领受的上帝的国，就是社会公共领域之原本的源头。现行世俗社会（现在所谓公共领域）不同的原则与标准，不过是对这种源头观念的某种扭曲。就如世上的大学最初都是基于基督教的理念建立起来，随后扭曲为世俗的大学一样。

上帝的国是普世的国，其中的法则适用于直到地极的天下。就上面所述的两点展望来说，我们需要克服传统观念中的分裂：人们或者只坚持教会就是教会，只想在教会中活出不一样的人生（世界观与价值观）；或者就只关注延伸于社会的公共层面，而逐渐忘记了本来的源头是什么。

总之，当我们从这种全球化的处境所带给教会的挑战中，去展望教会走出困境的前景时，我们需要走出宗教改革时期以来“主流改革派”与“极端改革派”之间，以及现代以来基要派与自由派之间所产生的那种分裂，需要走出教会传统中占据主流的君士坦丁式的教会观，回到教会所基于的使徒传统的根基，同时又带着上帝国赐给我们的普世视域，我们才可能看到这种前景。

 

此文首发于《世代》第13期（2021年春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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