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不愿顺服别人的人，彻头彻尾的不顺服主义者。童年时听到爸妈的谈话，我爸是一个奋斗主义者，自恃有些才能，在同龄人中也略有作为。有一次他和领导闹矛盾跳槽，很不屑地谈论前单位的领导，意思是凭他的能力不愁找不到工作。于是在炒掉老板后，他另赴它职。后来他悲哀地发现新单位体制转换为民营企业，退休后拿不到退休金，而如果他留在前一个单位的话，那是国有企业，退休后将会有很好的福利。我知道他非常后悔，但是能有什么办法？长吁短叹之后他唯一的发泄出口就是对我念叨，“你别重复你爸的路子”，但是有其父必有其女，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实在不能低估。我的无权柄观不仅让我在工作中吃尽了苦头，更让我在婚姻中饱受折磨。

谈恋爱时老公什么都由着我，一句话说得不合适，我就甩头走人，还享受老公打车回来追我的满足（似乎是一种征服）；电话里说着说着话没来由就生气挂掉电话，然后等着铃声再次响起，逼着电话那端赔不是道歉。结婚后，我的执拗脾性未改，我行我素，但是我发现这时的老公非彼时的男友。结婚了，他就没有以前那么凡事讨好我，我愈使性子换来的愈是痛苦，这让我十分恼怒。有一次主日聚会，在选择乘坐哪路车去教会上我俩没有达成一致，一气之下我说，不去聚会了。然后就跑到小区的公园里生闷气，心想他肯定会回来找我，然后一起按照我的意见坐车去教会，但是我在小公园里等啊又等，十分钟、二十分钟、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他没有回来，我气愤至极，孤零零一个人在瑟瑟秋风中抱怨神，神啊，为什么会是这样，早知这样，我就不结婚了。

在婚姻生活中我俩之间不知发生过多少这样的冲突，孩子的出生非但没有缓和我们的关系，反而因为我在婆媳关系中的幼稚冲动让老公原本不开朗的性情变得更加沉郁，而我在迷茫中找不到出路，只能幻想着如果当初不是选择了他，而是别人会不会比现在。这是真实的，婚姻的痛苦好比是人间的地狱。有一次， 老公对我说：“我俩的问题在于我说‘东’的时候，你偏要往‘西’。”我狡辩着：“我并不觉得这是我的问题。”老公说：“你看，无论我说什么话，你的第一反应就是拒绝，可能你连这点都没有意识到。”是啊，我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总是否定老公的看法呢？为什么他一张口，我就本能地说“不行”呢？从结婚至今，不知听到多少次婚姻讲座、看过多少婚姻辅导的书，每次谈到“妻子要顺服丈夫”的时候，我欣然点头，自认为明白得很，但是知道是一回事，行出来却是另一回事⋯⋯

就是在这样的景况中，经一个朋友的引荐我和袁大同老师见面，谈论如何整理他的书稿《携手共渡生命河》，神怜悯我，在这次婚姻危机之时，神就借着书稿中的文字向我说话，逼着我必须面对自己的问题，有两个认识让我突破了我自己的瓶颈，神也借着我的改变祝福了我的婚姻。

第一，关于女人角色的定位。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从来没有把我当女孩教养，他的理念就是培养我读书、自立、自强，有所作为。那个时代有一张一元的纸币，上面画着一个意气风发的女子驾驶着拖拉机，那种美好的感觉浸染着整整一代甚至两代的女性和男性——男人能做的事情女人也可以做！父亲在学业上开始对我的期待，扼杀了我萌生的对女红的一点点兴趣。我的母亲是一个家庭妇女，每次看到她娴熟地用针线缝被子，或者用钩针来钩花（一种手艺，类似织毛衣），我也学着做几下，假期时做得稍长些。每当我拿着自己钩织的成果向父亲展示时，换来的就是唾弃的眼神：“你该看书就看书，学这个做什么！”就这样，读书成了我唯一的目标。而我，学业还不错，风头屡屡盖过了班上那些男同学，我从内心深处，也没有觉得自己比男人弱多少。我想这是我骨子里对丈夫不尊重的根源所在。

我觉得这不仅仅是我的原生家庭的悲哀，也是几代中国女孩的悲哀，更是中国传统道德价值崩溃的悲哀。风靡国内的动画片《喜洋洋与灰太狼》里，灰太郎是一个超级好丈夫，就是这样一个对妻子红太郎百依百顺的男人，竟是一个饱受妻子虐待凌辱的角色。我亲眼看到我儿子和我侄女玩过家家游戏，小姑娘模仿红太郎的口气对小男孩霸道地说：“灰太狼，还不给我抓羊！”小男孩就屁颠屁颠地应声道：“老婆，羊来了。”还有某一年春晚大热的小品《公交协奏曲》，冯巩为了帮助一位农民工而送上工资卡，下车时售票员提醒：你把卡给他了，你回家能交代吗？冯说：“我们北京男人在家里，个个都是皇上。”台下观众一片欢呼， 然后冯说：“一会儿我带着我媳妇到医院去看你们。”农民工说：“嫂子就不用去了。”冯说：“她必须得去，她不知道我的钱花哪儿了，她不得要抽死我啊！”售票员揶揄说：“你不是说在家当皇上吗？”冯说：“我当然是皇上，但是我媳妇是垂帘听政！”台下的欢呼声更热烈了。

这就是中国的现实，在婚姻中，女人没有权柄观。若不回到圣经、回到创造的起头，女人永远找不到自己的位子。那女人的角色到底是什么呢？我从袁老师那里，找到了三个答案：配偶（不是“主偶”，是来帮助男人的）、女人（归回男人，支撑男人，从属男人）、母亲（养育敬虔的后裔，成为儿女的祝福）。

“ 妻子们，如果你的男人是个懒得出头、害怕出头、不愿出头、不能出头的人，作为助
手的妻子就要劝慰他、鼓动他、激励他、支持他、辅佐他、挑战他，使他愿意并勇于出头。”这和世俗的教导是何等不同！

回头看自己，本来我的无权柄观已经造成我小看丈夫、不把丈夫放在眼中，而丈夫低调内敛，做事情不愿意出头的性情又助长了我替他出头的趋势。每当有某些事情按照我的想法去做而取得不错的效果时，我就在丈夫面前洋洋得意：“这是谁的主意啊？老婆说的没错吧！”殊不知正是这种自高自大，自以为能取代男人的愚蠢让我在婚姻中吃尽了苦头。

认识了女人归回、支撑和从属的意义之后，我尝试应用在我自己身上。每当丈夫发表什么意见，或者对某件事情做了某种决定，我回应他时，先咽一口唾沫，也就把惯常的否定的话先咽下去，然后说：“可以呀，试试吧！”后来，面对有些棘手的问题时，他反问道：“到底该怎么做呢？”我就顺势有意地说：“我也不知道，你看着做吧，听你的。”虽然这些话很简单，也不是什么造就人的经句美言，但是不知不觉中，丈夫真的发生了改变。他断事为人远比我成熟，上帝给男人的高瞻远瞩之能让我折服，我们在一些关键性的家庭问题上因为听从了丈夫的意见而获得很大的祝福。我才发现丈夫原来是这么优秀，真的是太感谢上帝了！有一次我们带孩子外出，丈夫领着孩子走在前面，我在后面跟着，突然我好感动，做个女人实在是太简单了，就这么跟着，不需要绞尽脑汁来替丈夫决定，不用担忧丈夫走错方向怎么办，上帝创造男人自然赋予了男人担待女人的智慧，跟着的女人才是幸福的女人！

我惊叹，上帝创造女人目的原本如此，放眼望去，如果每个女人都能从上帝那里找到自己的使命并在丈夫的身上实践出来，那么这个世界上的丈夫们该是多么优秀啊！

第二，关于婚姻中的秩序。

婚姻中丈夫是妻子的头，故此要顺服丈夫，这个看似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道理常常挂在我的嘴边，其实我对此并不以为然，甚至觉得自己好像也顺服了丈夫。但是频繁的争吵、恶毒的攻击消怠了丈夫起初对我的温情，也磨灭了我起初对基督徒婚姻“理所当然应该美好”的设想。我不明白我们俩都是重生得救的信徒，但是为什么婚姻却没有想象中那样美好。在一次禁食祷告时，神光照了我，让我看到自己以前总在放大丈夫的不是，却不知自己的丑恶。我以往向神抱怨，受不了丈夫发怒时的暴躁、沉郁、动辄口吐粗言；而上帝告诉我，这恰恰是引爆我的导火索，让我看到自己也不过如此——失去理性，出口不逊更甚于丈夫，一味用一种压过一切的音调来吼叫。也许正是我恶毒的舌头捆绑了他，他变得更加消极。上帝说，如果只爱那些说话让你舒服的人，你觉得这是爱吗？

于是，我就转回到自己里面。记不清有多少个主日，在默祷的时候，我就向神呼求，让我能够顺服丈夫；尤其在圣餐主日的那天（户外开始之前），我更把这个祷告题目向神陈明。但是操练的过程屡尝败绩，往往主日聚会之后，我们会因为一点小事彼此翻脸，再度陷入到魔鬼的圈套中彼此咒诅，我亦心碎，只能绝望着往前走，没有盼望。

看了“男人是女人的头”这样的婚姻秩序律例的阐述后，我茅塞顿开，意识到我应该降服在这律例之下，无论守得住守不住这样的律例，我必须没有任何怨言。以前或许还会反驳：“丈夫都这样对待我，妻子为什么要顺服丈夫？”或者“圣经上不也说丈夫要像爱自己一样爱妻子，他根本没有做到，我为什么要先顺服？”如今，先完全降服下来再说别的。

有了这样的意识，我在处理和丈夫的关系时便知道该如何做才合神心意。因为他是我的头，我必须敬重他而不是羞辱他，我必须饶恕他，而不是攻击他，纵使他有千百的不是，自有神公义地审判，或在今世管教、责备、纠正，或在审判台前显明个人的隐情，当然不用我来充当审判官。我的发怒于事无补，我的怒气说明我体贴了肉体的情欲，神待人从来都是恩慈的，我为什么要对丈夫的不是耿耿于怀呢？

是的，即便是现在，我的婚姻依然充满了矛盾和张力，但在这样的处境中我很坦然，也许我自己变得真实起来，不希冀经营一个完美无瑕的婚姻。其实，婚姻是神雕塑我们性情的最好工具，我觉得像我这般傲慢、倔强、自私的人，大概神只能用婚姻来磨我。加尔文在《敬虔生活原理》一书中说：“最能勒住我们心里傲慢的方式，就是神使我们亲自经历到，我们不但毫无能力，而且非常软弱。所以神以羞辱、贫困、悲哀、疾病或者其他的灾难熬炼我们。”按照我的理解，“婚姻”对我来说，也曾是这“其他的灾难”中的一种，也是我的十字架！

我的盼望不在于耶稣基督拿去这个十字架，而是他会改变我，使我能越来越有女人温柔之情、辅助之力来成就丈夫。只有婚姻能如此破碎我，使我能恢复女人原本的形象，回到丈夫里面，找到自己真正的价值所在。我只能说，感谢神赐给我婚姻，感谢神让我成为丈夫的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