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论

对许多参加非基督教运动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赛先生”和宗教水火不容，故教会的宣教事工将威胁科学精神在中国的普及化及其所带来的现代化。客观而言，当时有许多中国基督徒及（不赞同非基运动的）非基督徒学者都注重科学或积极推动科学教育，所以问题不在于科学和基督教的冲突，而是某种科学观与基督教的矛盾。正如马相伯（1840—1939）和其他基督徒知识分子所言，非基运动对基督教的排斥是出于“科学万能论”或科学主义（scientism）科学观。^<1> 非基运动已成历史，但其所依赖之科学主义仍挑战信仰，甚至是知识分子反驳或放弃基督教的最主要理由之一。有鉴于此，为了汲取非基运动的历史教训，面对当下及未来的反有神论挑战（新一轮非基运动？），基督徒知识分子对科学主义要有一定的批判性理解。

正统的科学主义包含以科学的方法论为中心的认知论和本体论主张。按照这一双重主张，唯有科学是获得所有知识和发现一切存有的最可靠的渠道。换言之，所有不能被科学验证的所谓知识和事物，要么有待更深入的研究，要么纯属虚构。科学主义的认知论和本体论主张为自然主义（naturalism）和物质主义（materialism）铺路。根据自然主义，自然是一个封闭或排除超自然干预的可能性的体系，而依照物质主义，自然里的一切存有均属物质及其功能。物质主义也被称为物理主义（physicalism），因对物质的定义要以最先进的物理学的研究成果为标准。科学主义、自然主义和物理主义一同形成反超自然现实观（anti-supernaturalism）。启蒙运动以后，以科学主义为核心的反超自然现实观成为反驳基督教的许多论证的预先假定。

反超自然现实观实质上是不稳定的，因为科学实践所导致的本体论问题，将透露科学主义、自然主义和物理主义之间的逻辑张力。我们先看科学主义和物理主义的张力。鉴于物理学研究物质的最基本的形态和定律，物理主义者视物理学为最典型也是最核心的科学，也是现实的本体清单的决定者。其结果是著名自然主义者蒯因（W. V. O. Quine，1908—2000）所喜欢的“荒漠景观”或简约的本体论。在这种好比荒漠或祛魅（disenchanted）的现实里，人所普遍相信的精神及其意图（intentionality）、是非、美善等无法被还原为物质，连非物质事物都杳无踪迹，遑论宗教的信奉对象。但科学主义蕴涵着“荒漠景观”，仅当科学主义蕴涵着物理主义，故若科学主义没有蕴涵着物理主义，那么科学主义也不会蕴涵着“荒漠景观”。科学主义蕴涵着物理主义，仅当所有学科的表述可被还原为物理学的表述，但化学和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的许多表述，尚且不能被还原为物理学的表述，何况心理学和社会学等非自然科学，故物理式还原论为假，科学主义并不蕴涵着物理主义。

 

二、从科学主义到抽象客体

更有甚者，物理学本身的表述所含有的一些事物不能被还原为物质，故亦无法被物理学充分解释。进言之，所有科学实践及其所产生的科学表述，不能不依赖诸如共相、数学、逻辑等非物质事物。与物质相反，这种事物不占空间且超越时间，也不具因果力，故它被称为抽象客体（abstract objects）。抽象客体无法被验证的特性，使它们具有多重可例示性（multiple exemplifiability），而多重可例示性才是普遍的规范性的必要条件。进言之，正因为数字、集、几何体、矛盾律等抽象客体无法被验证，故它们能成为一切验证的必要成分和认知基础。惟其如此，试图取消抽象客体的抽象性，将削弱科学表述的确定性和规范性。

再者，正如许多哲学家指出，作为科学家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的自然律，实质上是以若干共相及其关系为内容的表述。^<2> 接下来笔者有关自然律的例子和解释，取自乔纳森·罗威（Edward Jonathan Lowe，1950—2014）的著作。^<3> 有些自然律是由实体性共相（substantial universals）和属性（properties）或非实体性共相（non-substantial universals）^<4>组成的（例如：“盐是水溶性的”这一自然律以“盐”这实体性共相及其“水溶性”这属性为成分）。此外，许多自然律将共相之间的关系数学化，使之得以精确的表述，比如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都含有力（f）、质量（m）和距离（r）等共相，而该定律的诸共相有如此的数学关系：f =（Gm₁m₂）/ r²（G为引力常数）。^<5> 共相赋予自然律以确定性，因共相的多重可例示性蕴含着身为共相的实例的具体物或殊相（particulars），必然例示出共相的属性。惟其如此，否定共相无异于只“视自然律为宇宙性巧事或具体事物的持续性连接而已”。^<6>

其他要考虑的抽象客体是命题。命题是意义和真值的承载者，故一切有真值的表述皆为命题的承载者或可被表达为命题。诸多逻辑学家认为，命题也是抽象领域的居住者。何以知之？其一，类似于共相及其他抽象客体，命题有多重可表达性，故属于各种语言或使用各样传达媒介的语句，都能表达出同一个命题来。其二，正如有些事的真理还不为人知或超越人的表达能力，身为真值的承载者的命题也不取决于人的知识和表达能力。照此可见，抽象客体不仅是科学表述的成分而已，也事关整个科学表述本身，因所有科学表述均为命题的承载者。此外，这一切抽象客体与它们相关的殊相的关系，都彰显出“超越‘多’之‘一’（one over many）”或“决定‘多’之‘一’”的格式，也即每个抽象客体都可解释诸多殊相，但与每个殊相或所有殊相的总和不同。^<7>

逻辑的普遍规范性、当代科学的高度数学化、共相在自然律中的必要性和科学表述的命题性质，都说明抽象客体在科学实践中的不可避免性与不可或缺性。科学主义的本体论主张，意味着科学主义者要接受科学实践中所发现和所依赖的所有事物的存在。这种主张产生了哲学家所提出的不可或缺性论证（the indispensability argument）：正如当今最佳的科学理论需要人确定诸如夸克和电子等目前还不能被观察的事物的存在，当今最佳的科学实践需要人确定诸如数学、逻辑和共相等非物质存有的存在，因这些存有在科学研究过程中和在所发现的科学真理中都不可或缺。只接受夸克和电子的存在，但拒绝用以确定夸克和电子的抽象客体的存在，等同于采用“本体论的双重标准”或在理智上“不诚实”。 ^<8>

那么，当人发现抽象客体在科学实践中的不可或缺性，一些形而上学问题便自然产生了：研究物质世界的科学为何要靠非物质的存有？非物质的抽象客体的性质是什么？

 

三、从抽象客体到信息

将抽象客体和物质的关系理解为信息与信息的传输者（transmitter）的关系，是一个很值得考虑的形而上学尝试。但为何要视抽象客体为信息？至少有两个理由。

其一，随着信息科技的日益发达，科学家和哲学家发现，信息能解释自然的可知性及自然规律和人的理性的对应性。人可以视物理定律为有关物质世界的运作方式这信息的表述；^<9> 照此，自然的物质体系是信息的容器和发动机，^<10> 而整个宇宙的运作犹如庞大的信息处理程序。^<11> 其二，信息的古典哲学渊源能帮助我们更深入理解信息与抽象客体、现实、人的理性和上帝的关系。信息（information）这概念源自柏拉图的理念或形式（希腊：eidos；拉丁：forma）这术语。^<12> 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认为，认知一个事物的形式是理解该事物的必要条件。^<13> 亚氏所创建的形质复合体本体论（hylomorphism）是当代信息形而上学的滥觞（亚氏主张，一个事物x的物质是被x的形式（form）或理念定形（in-formed）的质料）。

研究信息的数学家认为，信息的传输要经过这种过程：信息源→发送机→噪音→接收机→目的地。^<14> 发送机可包括人的语言、电脑程序的运作、交通灯、相互吸引的质子和电子，而接收机可涵盖耳朵、眼睛、人的思想、细胞。所谓噪音，指的是一切拦阻信息的传输,即降低信息的确定性或增高信息熵（entropy）的因素。从上述的信息传输过程便可得知：信息传输需要信息媒介，而作为信息媒介的发送机和接收机，是以编码和解码为发送与接受信息的方式。这说明世上一切存在的事物都是信息的媒介或编码形式，故没有信息的事物是不存在的。^<15> 此外，广义的编码和解码事关资料或数据（data），以及从资料中抽取信息的过程。纯资料不是信息本身，而是尚未经过理性的解释和处理^<16>的信息之潜态。所以，信息是属于理性和意义层面的事物，而语义信息（semantic information）或用命题表达的信息是信息最典型也是最重要的表现。

按照当代最具影响力的信息哲学家之一卢西安诺·弗罗里迪（Luciano Floridi）的观点，语义信息是由“合式（well-formed）、有意义且真实（veridical）的资料” 组成的。^<17>合式是指资料数据是根据一定的排列法（syntax）排列这状态，^<18> 否则资料不能产生意义。排列法是指一切能给资料信息化过程提供组织、结构或秩序，故排列法未必是语言式的^<19>而可包含逻辑-数学规律。照此，所谓接收机的解码事关人如何把资料译成信息，而且，若自然是信息的发动机而物质是信息的编码形式，那么科学研究可被理解为旨在获得信息的解码过程。鉴于信息的普遍可分享性或可知性这特性，从资料上抽取信息是一种抽象（abstraction）行为。若信息的解码大体上等于抽象过程，那么，所谓信息的抽象性可以说是信息与其媒介或编码分离的状态。这样，被抽象出来的信息也可以被不断传输和被重新编码。简言之，信息是以多重可传输性和多重可编码性为特性的。

每个信息都能被许多编码或媒介传输，但与每个编码或媒介有异。这样，信息的多重可编码性和可传输性与抽象客体的多重可例示性相似或基本一样。比如：“snow is white”、“Schnee ist weiß”和“la nieve es blanca”等三种语言的语句都与这些解释相容：（一）它们都是传输同一个命题式信息的不同编码形式；（二）它们都是“雪是白色的”这信息媒介的不同复制形式；（三）它们都是例示同一个抽象客体（即命题）的殊相。以信息为焦点的概念组（如信息、编码、复制）和以抽象客体为焦点的概念组（如共相、殊相、例示）虽非同义，但它们可能都出于人用以解释现实中的事物的不同视角而已。信息概念组或许出于事物的可知性这视角，而抽象客体概念组也许出于本体论视角。由此可见，在科学实践中不可或缺的抽象客体，是指科学家在科学实践中所依赖的解码规律（如数学、逻辑）和所抽象的信息内容（如共相、命题）。

亚里士多德主张，形式与物质的区分是人的理智的抽象结果，但被理智抽出的形式与理智合而为一。亚氏认为，理智通过其所认知的形式可以“容纳”或“成为”所有事物，亦即理智都能被各种事物的形式所定形（in-formed）。理智并非变成事物本身，而是吸收事物的形式，使自己反映出事物的结构。由此便可推知：抽象性是纯理智及其运作的特性；它出于认知者在不考虑感官、感情、变化等因素的情况下，聚焦于理性所能洞见的认知对象这过程。若抽象性等于理智及其运作的特性，那么信息和抽象客体性质上都是可想之物或思想。信息所要具备的合式、有意义、真实等条件都离不开理智的作用。如此，理智是形式或信息的自然“栖息地”；更甚者，理智具有成为信息的化身的潜态，故身为理智认知运作的结果的知识既是理智的一部分，也是信息本身。理智和信息因此共有同样的本质。

不过，以上论证会使人觉得，信息是一个只相对于人的理性构造及运作的主观事物而已。视信息为人类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产物，会导致对科学事业不利的不可知论与怀疑主义，若是这样，构成事物的可知性的众因素（定律、结构、属性等等）并非出于现实本身。但大部分科学家不认为他们所发现的科学信息，只关系到人的理智对物质世界所作的主观反映。根据一个颇为流行的观点，信息甚至是比物质世界更基本的现实：由于物理定律是信息的陈述，那么信息本体上比物质更基本，因物理定律比物质更基本。^<20> 信息理论和信息科技的发展也令人发现，信息可轻易与其媒介脱钩，而传输和编码信息的媒介和语言很多时候是可忽视的。^<21>

 

四、从信息到上帝

总之，信息有如此独特的本体：一方面，信息似有其主观层面，因信息性质上是人的理智所含有的思想；另一方面，信息客观地出于现实本身，故也超越理智的思想能力及范围。那么，当我们的推理是以我们对信息的主观和客观层面的全盘承认为前提，我们所得到的最佳解释就是：（一）信息是最根本或终极的现实，而（二）这信息是超越一切理智的理智。第一命题肯定信息的客观性，因它意味着万物都是这终极信息的传达媒介，而第二命题则肯定信息的主观性。由此，正如挪威哲学家埃纳尔·伯恩（Einar Bøhn）所言：“最根本的信息和最根本的意识可能是一样的。”^<22> 由此，自然的信息的传输是以超级理智为发源地，也是以理智（即人的理智）为目的地。

超级理智包孕着宇宙的不同版本，因抽象客体要包括各样尚未实现的可能事态；这意味着超级理智将形成这宇宙的一套可能事态实现出来。由此可推，这宇宙的存在意味着超级理智具备用以选择其所要传输的信息的评价性原则^<23>和作为选择功能的意志。再者，若信息能独立于其传输（编码-解码）过程，兼之抽象客体的客观性不取决于人的发现，那么信息是无始无终的。信息的永恒性哲学上必有其使真者（truth-maker）或存在基础，故身为信息的存在基础的超级理智也是永恒的。视这永恒理智为基督教的上帝固然尚需更多论证，但比起物理主义宇宙观，以信息为核心的现实观离基督教神学近了许多。为何？一来，基督教的创造论是以神性智慧或道创造为核心主题的创造神学；二来，奥古斯丁、阿奎那和其他基督教神学权威将基督教的创造神学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结合起来，而该结合所形成的神性理念传统，可以说是信息形而上学的有神论版本。故为方便论，我们可称该超级理智为上帝。

信息与人的理智的合一，使我们能推知终极信息的性质，但人的理智与信息不尽相同。人的理智被启动后所产生的认知结果才是信息的化身，之前则只是信息的潜态。那么，若超级理智已然包含一切信息，该理智或上帝既没有被启动的先后，也没有认知活动和结果的分开，故他总处于毫无潜态的存在状态。人的理智在认知一个事物时变成那事物（即事物藉着其信息成为理智的一部分），但由于万物的信息都来自上帝，上帝本身好像是一个可以用各种编码方式将自己传达出去的纯信息^<24>或信息的化身。阿奎那有类似的观点；对他而言，上帝在一定程度上是被实现的一切形式的形式。^<25> 换言之，万物所承载的各种信息，是上帝这终极信息的各样表现。阿奎那称上帝有关每种事物的整体信息为理念，而理念在传达每个事物的信息时，也传达关于上帝自己的信息。万物所承载的信息都让人认知上帝的智慧、美善、能力等属性，故从阿奎那思想的角度看，每个事物的信息都是效仿上帝的方式。总之，依照基督教神学，信息具有（上帝用以创造的）模型和人（用以认知上帝的创造的）认知原则等作用。^<26> 再者，正因为万物都来自身为信息的化身的上帝，故客观的现实和主观的理智（即根据上帝的样式受造的人的理智）能互相对应。^<27>

 

五、结语

若信息是最根本的现实，那么组成反超自然现实观的物理主义、自然主义和科学主义都不能充分反映现实的本体论而可以被抛弃了。物理主义为何要被排除在外自不必说，但自然主义可以被抛弃，因信息能独立于其媒介的性质超越并淡化自然和超自然的区分。虽科学主义所蕴涵的本体论主张，使科学主义者承认抽象客体的存在的可能性，但这本身已说明科学的不足，因而蕴含着科学主义认知论和本体论主张的错误。

信息有三种：陈述现实的信息或命题、为现实提供的信息（如对事物及现象有规范作用的自然律）、作为现实的信息（即上帝和人的理智）。^<28> 人以科学获得前两种信息，但为了获得第三种信息，人需要形而上学或哲学。若科学是以物质的信息为研究对象，形而上学是以信息本身的性质为思考对象。这样，形而上学是一门以元信息（meta-information）为内容的学科。进言之，若从物质世界中抽象信息的科学实践是第一层抽象（first-level abstraction），那么从科学信息上抽象元信息的形而上学思考则属于第二层抽象（second-level abstraction）。

如此，科学与形而上学都有相互关联性和一定的连续性。若哲学能指出抽象客体是在有神论的理论框架下方能得到最佳解释，那么，上帝的存在也属于与科学领域有连续性的形而上学领域的元信息。由此可知，科学与有神论有冲突，仅当一向贬低形而上学的科学主义为真；由于抽象客体的存在肯定形而上学思考的必要性而显明科学主义为假，故有冲突的不是科学与有神论，而是有别于科学的科学主义与有神论。

 

<1> 薛玉琴，“马相伯对非基督教运动的回应（1922-1927）”，《世界宗教研究》2014年第6期，第126页。

<2> David Armstrong, What is a Law of Na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3> Edward Jonathan Lowe, The Four Category Ontolo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21-22, 158-59; A Survey of Metaphys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380.

<4> 这是罗威的术语。见Lowe, The Four Category Ontology, 21-22。

<5> Lowe, A Survey of Metaphysics, 380.

<6> Lowe, The Four Category Ontology, 28.

<7> Gail Fine, “The One over Many,” in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Vol. 89, No. 2 (Apr., 1980): 200.

<8> “Two Dogmas of Empiricism,” in Willard Van Orman Quine, From a Logical Point of View: 9 Logico-Philosophical Essays (Second Edition, revised)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61), 45; Hilary Putnam, Mathematics Matter and Method Philosophical Papers, Vol.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347.

<9> Paul Davies, “Universe from Bit,” in Paul Davies eds. Information and the Nature of Rea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96.

<10> Keith Ward, “God as the Ultimate Informational Principle,” in ibid., 362.

<11> Seth Lloyd, “The Computational Universe,” in ibid., 124.

<12> Adriaans, Pieter. “Information”,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Fall 2020 Edition), Edward. Zalta (ed.), URL = <https://plato.stanford.edu/archives/fall2020/entries/information/>.

<13> Ibid.

<14> Shannon C. and Weaver, W. The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49).

<15> Einar Duenger Bøhn, God and Abstract Objec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40.

<16> Luciano Floridi, Information: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ch. 2.

<17> Ibid., ch. 4.

<18> Ibid., ch. 2.

<19> Ibid.

<20> Paul Davies, “Universe from Bit,” 95.

<21> Luciano Floridi, Information, ch. 2.

<22> Einar Duenger Bøhn, God and Abstract Objects, 43.

<23> Ibid.

<24> Ibid., 45.

<25> De Potentia 6.6.5.

<26> ST I, q. 15, a. 3.

<27>赫尔曼·巴文克，《基督教与世界观》，徐西面等译，《基督教与世界观》，徐西面等译，爱丁堡：贤理-璀雅，2020年，第89—90页.

<28> Einar Duenger Bøhn, God and Abstract Objects, 33.

 

（作者为新加坡神学院系统神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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