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慈度（1873—1933）像。来源：Silas H. Wu, Dora Yu and Christian Revival in 20th-Century China ( Pishon River Publications,2002)封面。]

基督徒聚会处是中国教会史上的重要篇章，其发轫于1923年的福州复兴，前文已有论及。^<1> 一位名为余慈度（Dora Yu, 1873—1931）的女传道人在这次复兴中起了关键作用。正是她1920年4月的福州之行，给倪柝声带来了信仰的复兴，而后者是福州复兴中最主要的学生领袖。不仅如此，福州复兴的主要同工李渊如也受余影响，曾在《灵光报》发表文章介绍余慈度带领的奋兴会，并且身体力行。^<2>

    余慈度是中国教会史上女性独立传道人的先驱，与李叔青、丁立美等第一代布道家同为20世纪初中国教会复兴运动中的主要代表。特别是，她对1920年代后兴起的一众基督教属灵领袖影响重大。余在西方也备受尊敬，曾受邀在英国著名的开西大会（Keswick Convention）担任讲员。本文主要探究她与基督徒聚会处之关系方面，也即其1920年的福州之行。

    坊间流传的基督徒聚会处历史，一般都会提及此行，但其来源基本都是依据倪柝声和倪母林和平的叙述，并无更多历史资料参考，因此显得单薄，甚至许多细节不甚准确。本文则据美以美会差会年报及其他资料，尝试给出更完整丰富的图画。另外，本文也尝试根据史料补充一些倪柝声和林和平早期的情况，以期能够呈现原貌，使这段历史更为详尽准确。

    裴士丹（Daniel H. Bays, 1942—2019）曾在2012年出版的《基督教在中国新史》一书中，将余慈度及聚会处与真耶稣教会、耶稣家庭等归为本土独立基督教派之列。^<3> 表面看来，确如裴士丹所说，这些都是从差会独立出来，自创自立的本土传道人和教派，但余倪二人在属灵层面与西方传统有极密切的联系与传承。余慈度1927年受邀参加开西大会，或可视为中西属灵传统交融的一个标志。聚会处虽然在教会路线和实践上富有本土特色，但在属灵传统上并不“本土”，这是聚会处与耶稣家庭和真耶稣教会的不同之处。^<4>

一、生平简述

余慈度本人文字流传甚少，最主要的著作是用英文写的自传，记载了她的灵程经历。吴秀良先生关于余的传记，是研究余慈度生平的主要参考著作。^<5>

余慈度原名余玲珠^<6>，1873年出生于杭州长老会院内，其父余昌福时任见习传道，后来成为杭州新市第一任牧师，育有两女，余慈度为次女。余慈度从小在教会中长大，15岁离家赴苏州入读南监理会设立的医学班，1896年与石福美成为第一批毕业的女医学士。在苏州的八年是余慈度属灵生命的转折期，她经受了失去双亲之痛、孤独之苦、婚约中断、身体患病，以及灵性的挣扎。

    1897年，余随南监理会康慕仁（Josephine Campbell）赴汉城拓荒传道，两年后因健康缘故回国疗养，后返韩国，此后身体每况愈下。1903年9月，余结束韩国传教工作回国，随后开始阅读慕安德列、慕迪等人的著作。1908年，余慈度开始去南监理会之外的教会佈道。彼时中国教会各处正经历复兴，余慈度成为复兴运动中的重要人物。

1913年底，余远赴美国，于次年12月回国。此次行程一个重要的观感，是她对高等批判学的警告，认为“高等批判学真是充满了‘面团’，很快全团就要发酵······而这些教训已经来到中国，动摇并破坏了许多人的信心，这真是教会的灾难。”^<7> 她称那些怀疑基督神性的人为“摩登派”，后者否认全本圣经的权威，不过是主张“无基督的福音”。余竭力反对摩登派教士来中国。1915年，她移居江湾，建立查经祈祷处及圣经学校，希望“兴起许多真见证人，毫无惧怕宣扬神完全的旨意，甘愿失去名声、利益、影响，甚至生命。”^<8>

1926年冬，北伐军逼近，上海几乎到处是逃难而来的难民，余慈度也从江湾避难来到上海。1927年，余慈度应邀赴英国参加开西大会，她在会上再次警告摩登派的危险，呼吁不要再差摩登派教士去中国。1929年，余慈度回国，1931年6月8日因癌症离世。

二、福州之行

余慈度一生未婚，传道足迹南涉闽粤，北至平津，西达荆湘，甚至远赴英美。她讲经注重基督再来之道，引经据典，灵力充沛。她与西教士之间交通及工作往来甚多，内地会领袖等都曾是她的密友同工。1920年4月，余慈度受福州美以美会邀请赴闽领奋兴会。据美以美会年报记载，她于4月初到福州，停留数周之久。先在南台女校，之后移到福州城内，然后再返回城郊南台。因果效明显，美以美会就请她向全体会众讲道，这大约是4月底的事。

福州美以美会牧师许则周在1920年的报告中，提到福州教区美以美会同工邀请余来闽，是因为希望能给教会带来复兴。^<9>

1920年《华美报》报道了余慈度在福州的行程，头两周每早在天安堂向女校学生讲道，下午则面向女界。余慈度不通当地方言，遂以英文讲道，经福州方言口译。即便如此，她讲道大有能力，布道重点是认罪。因布道效果很好，经众人强烈要求，余慈度结束原定聚会后，再返回南台向会众讲道。^<10>

美以美会的教会报告中多次提及余给女校学生带来的改变。在福州女子高小服事的李承恩夫人（Florence J. Plumb）曾描述余慈度带来了灵性的大觉醒：

    “邻近各女校学生十天之久，每早在最大的教堂天安堂聚集听她讲道。此外每天余小姐还有私下谈话……这一系列聚会的最后一堂令人难忘……整个会场充满认罪悔改和感恩……复兴的果效经久不衰。”^<11>

福州妇女学校的韦小姐（Phebe C. Wells）和华南女校的文师母（Lydia A. Wilkinson）也报告了同样的情形：余慈度的来访，给女校学生带来了生命的突破。她们彼此认罪悔改，祈求赦免持续多日。倪母林和平应是参加余在天安堂下午给女界的聚会而生命发生转变。

三、林和平

    余慈度福州之行所结果子中，最知名的就是倪柝声和倪母林和平。关于林和平的史料甚少，主要见于她1923年在《灵光报》上的见证“浪子回头”，以及传教士文章和报刊上的零星记载。林写此见证时归信仅三年，所记日期当为可靠。坊间多用她1943年写的长篇见证《恩爱标本》作为史实依据，然该书细节交代虽多，却多有出入，尤其是早期情况如余慈度来访福州、林和平与倪柝声受浸以及脱离美以美会过程等。

    据林和平在《灵光报》上的见证，她虽从小受洗，但名实不符，且性格高傲，入读毓英女中及上海中西女塾，仍不受感化。余慈度来福州时，她正值属灵生活的“浪子时期”：

    “十九岁归倪文修先生，此后治家抚儿……自三十岁至四十岁，则为浪子之期矣，所谓读经祈祷礼拜等，均置之脑后矣，竟生活于戏园、宴会，并遊竹林矣。复睥睨一世，好揭人之短。偶尔牧师过我，概以‘不在家’三字了之。”^<12>

    1910年，倪文修从苏海关转入闽海关，在福州老家安顿下来。1911年4月，倪文修被任命为闽海关委员。辛亥革命爆发后，11月福州光复，孙道仁任都督，即派倪文修接管海关官银号，期间倪文修担任闽、厦海关委员。当时倪家可算是福州的显贵。倪夫人也是革命期间的活跃人物，四处奔走演说，将自己的首饰拿出来资助革命军。美以美会女教士贵小姐（Mamie F. Glassburner）曾生动讲述过倪夫人的信仰复兴见证，其中特别提到她在辛亥革命时演说的情形。

    “那是辛亥革命期间在福州城内举行的一场为革命军筹款的大会，演讲者是一位富裕而有修养的女士，她声势夺人……只见她从手指和手腕上，把戒指和手镯退了下来，摆在她面前的桌子上——这些可是富家女人不可缺的首饰！台下顿时掌声雷动，于是大会开始收集捐款。某位来访的教士问道,‘她是谁呢？’‘她是福州海关高官的妻子，倪太太。’”^<13>

林和平与闽总督孙道仁夫人，政务院院长彭寿松夫人一同发起妇女爱国会，并且她在中洲的家就是爱国会的活动地点。^<14> 然而在宗教生活上，倪夫人则是众人皆知的“浪子”。西教士们对她挂名的宗教生活都相当了然，当被问及她是否是基督徒时，都岔开话题，顾左右而言它。^<15> 1912年，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一职后南下返粤，4月途经福州，林和平被政府召去作特别招待员。孙中山随行秘书宋霭龄，恰是林和平中西女塾的同窗。^<16>

林和平性格强势，目中无人，早年就读中西女塾时，就已结识了受邀去女塾作见证的余慈度，十分仰慕这位凭信心生活的女传道。这次旧友来访，不得不去应酬，不料这竟然给她带来了大转机。

据林和平的记载，余慈度动身来福州是在阴历二月之望，即1920年4月3日，开始领会是在阴历二月二十日，即4月8日，她在天安堂传道两周，转福州城内传道，之后再回天安堂向大众传道，时间与倪柝声所记得救日期4月29号大致吻合。^<17> 林亲自见证她得救的过程如下：

    “余女士余之故交也，来闽之前，曾以函闻，是以二十日开会，余即赴会……余女士首日所讲者乃‘亚当夏娃失去上帝生命于乐园’，虽言者谆谆，我则听之渺渺。第二三两日，则复事竹林生活，不复往矣。……第四日决复往，实则圣灵已动工矣……第五日有不往不能之概，是日余女士论罪及形容有名无实之基督徒，语语刺入我心。及归自会所，则心中郁郁，甚至饮食俱废。一日论耶稣钉死十字架之惨况，及耶稣甘受惨死之爱心，余心如蜡之消矣……”^<18>

    在《恩爱标本》中林和平回忆她得救那一日回家后，即向丈夫认罪，又向被她错怪责骂的儿子认罪。此事可见于贵小姐的文章，她提到林和平与毓英老校长白师姑（Julia Bonafield）的一次谈话，提供了林和平在余慈度的帮助下，向儿子和丈夫认罪的细节。

    “我去找余小姐谈话，她告诉我必须承认离弃所有的罪，然后神的祝福才能临到。神第一就是要我向儿子认错。几个月前我不公平地对待他，他一直没有原谅我。魔鬼对我说，你如果向儿子道歉，他就会看不起你，从此你就尊严扫地了。但我还是顺服了，结果圣灵就摸着了他的心，我们一起流泪。（这男孩现在正预备事奉神，他的奉献和热诚让所有遇见他的人都感到惊讶。）

    然后圣灵又叫我向丈夫认罪。他的心也被摸着了……最后，我知道我必须向余小姐认罪……当我说出来的时候，她欢喜地站起来，伸开双臂抱着我说，‘我的朋友！只要你得救了，我此行来福州，就算神不给我看见任何结果，我也心满意足了。’”^<19>

从这些见证中，可以猜测余慈度来福州，对林和平这个当初在中西女塾认识的女学生也有特别负担。林能悔改认罪，使余慈度大得安慰。

得救后，林和平就去各处传道。驻永泰的美部会女教士万懿益（Elizabeth Waddell）在1924年的信中提到：

    “我们为本地区女界举办了为期四天的聚会……领会的是倪夫人……她家是福州的富户，她现在把全部时间都用来传道，也为此慷慨解囊。她多年来只是个挂名基督徒，又打牌又赌钱。她的改变来自三年前，从那时起她就奉献自己，投身福音工作。”^<20>

四、倪柝声

1910年倪柝声正少年时，倪家迁回福州。他随母亲归属美以美会天安堂，与教士牧师等都相当熟悉。倪柝声虽名义上生于基督徒家庭，也入读教会学校，但父母的属灵情形和教会中所见所闻，让他对基督教里有名无实的光景不胜厌倦。他入读圣公会三一学校，对学校的宗教活动也是敷衍了事。这也是当时教会学校学生的普遍光景。据他的同学回忆：

    “在初中和高中时期，我们都是挂名的教友……都贪爱世界，追求世界的虚荣。倪柝声中文的造诣很深，常向报馆投稿，将所得的稿费用来买发财票。他也喜欢看影戏。”^<21>

    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激起北京学生游行示威。由于北洋政府镇压，示威演变成席卷全国的学运风潮。福州的三一学校，也经历五四风潮的冲击和震荡。^<22> 据说，倪柝声因在学生运动中带头组织，被学校处以停学一年的处分。^<23>

因受学运及罢课影响，福州各教会学校于1919年6月上旬关闭。直到10月1号，三一学校才开学，但因11月福州发生台江事件，12月1号学生又举行罢课，于是三一学校再次关闭一学期，学生各自回家。^<24> 倪柝声在家人安排下准备赴美留学，此时遇见了余慈度，他的一生因之改变。

余慈度来福州传道，感化强势的母亲竟然卑己向儿子认罪；母亲生命的改变让倪柝声大为惊讶。于是当余慈度再次回到天安堂向会众讲道时，倪柝声也去参加了，生命也因之发生翻转。

    “1920年4月29日晚上，我独自在房间里……我看见有许多的罪摆在面前，并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我流泪认罪，求主赦免。”^<25>

    细读这些见证，可以看出青年学生倪柝声并非对信仰本身充满抵触，而是对教会和信徒的光景觉得无法接受，但又看不到出路。在此迷惘之际，余慈度给他打开了一个他从未进入的领域。

五、查经班

    余慈度的福州之行不仅给美以美会女界带来了复兴，也给整个教会带来了灵性的复兴，特别是兴起了查经祷告的热忱。作为奋兴的后续，葛惠良（Frank T. Cartwright）在1920年的报告中提到一富人家中的聚会。

    “今年教会的灵性有大进步，你若不信我的话，可亲自去附近一富人家，看看那个家庭中的聚会。福州城各处的人都来查经和祷告……这个聚会缘起于上海的余慈度小姐来福州，给女界举办的一系列奋兴会。”^<26>

许则周在同年报告中也特别提到这个查经班，是带动福州各处复兴的一个中心聚会。

    “今年我们有一特别的查经班，是在余小姐奋兴会后开始的，每周一次，在一中心位置。福州城各处的都来人参加，回去后即在本地积极推动查经、祷告团和个别牧养。”^<27>

    林和平性格强势，灵性一旦苏醒，就会迫不及待开始家中聚会，并且她的推动力甚强。据此我们可以大致推测，这里提到的富人家应该就是倪家。根据林和平的回忆，余慈度离开福州后在她家中就有一查经聚会，由两位牧师负责。

    “此后，我家中每礼拜二下午两点钟有查经聚会。请黄上泽先生、许泽周牧师二人负责。所查的是关于预言和主的再来。并从城里到城外开奋兴大会，他们负责讲，我就负责请人和弹琴，忙了几个月。”^<28>

    这里提到的黄上泽，毕业于英华书院，对圣经颇有研究，曾著《圣经要道》。该书由李仲明作序，其中提到1920年春（庚申春）“福州会友组织查经班，请先生主任，先生慨允，将其所学饷诸同胞，每逢拜二查经一次，以新旧二约之妙理，反复推陈。”^<29> 这个查经班应该就是在倪家的查经班了。

    倪柝声也提及他得救之后，家中有查经班，唯时间与林和平所记不同，可能是误记。倪柝声就是在此查经班里与王载相识。^<30> 在这个查经班里，倪柝声认识到凡事该凭着圣经而行，但当他根据自己对圣经的解读而去找在马江传教的和受恩教士受浸，并将此事告诉黄上泽，发现黄的反应并不热情之后，倪柝声从此萌生了自己要下功夫查考圣经的念头。^<31>

六、后续

倪柝声生命翻转之后，追求属灵深造，于是离校去上海江湾余慈度开办的圣经学校受训，虽然最终被余送回三一学校，但倪已有明显改变。倪柝声的同学对此有所观察：

    “倪弟兄得救不久就辍学了，突然间他不见了，没有人再看见他，也不知道他的去向。后来我们才得知，原来他跑去上海余慈度小姐的圣经学校深造了几个月。他成了一个不一样的人，以前他对神的话没有兴趣，现在他逢人就讲基督。他无论去哪里都带着圣经，所以同学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圣经斋’。因他对圣经坚信不疑。他对福音真理的认识，以及大胆见证基督和救恩，让同学们对福音发生了浓厚的兴趣。”^<32>

    余慈度在福州所作复兴的工作，带给有名无实的基督徒如林和平与倪柝声生命的突破，为中国教会预备了合用的工人。虽然余拒绝了倪柝声受训的要求，但另一位女教士和受恩则在灵程上给他相当的帮助，并且带他接触到西方丰富的属灵传统。倪柝声因之没有成为另一个复兴家，而是走向教会和更深属灵生命的寻求。

<1>若非特别说明，本文聚会处专指1923—1956年间的基督徒聚会处。见刘阳，“福州复兴与基督徒聚会处的发轫”，《世代》第20期，2023年。

<2>余慈度，“主领奋兴会的要点”，《灵光报》第10期，1922年7月。此文未见于余慈度其他著作，或是李渊如特向余慈度约稿所得。

<3> Daniel H. Bays, A New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Malden: Wiley-Blackwell, 2012).

<4>关于真耶稣教会，参见叶先秦，“真耶稣教会早期国族主义的本色化神学（1917—1949）”，《华人宗教研究》第13期，2019年1月，131—169页。其中特别指出，魏保罗受民族主义影响而与帝国主义之差会断绝联系，而五旬节的经验则是他建立话语权的重要工具。这与余慈度及之后的倪柝声所走的路线不同。裴士丹也认为，耶稣家庭和真耶稣教会两者有共同的华北平原文化的起源。或许在教会方面，希望回归使徒时代的信仰与实践这一“同”，遮掩了他们内在的“异”。

<5> Dora Yu, God’s Dealings with Dora Yu: A Chinese Messenger of the Cross (London: Morgan & Scott Ltd., 1928). 吴秀良,《余慈度——二十世纪中国教会复兴的先驱》，比逊河出版社，2001年。

<6>《中华监理会年议会五十周年纪念刊》，1935年，第21页。坊间普遍以为俞灵芝，源自吴秀良先生书中第47页所引博习医院纪念册，但姓氏错误。另据在苏州最熟悉余慈度的华安妮书中所记，称呼其名为英文Ling-tsu，也与玲珠相合。

<7> Dora Yu, God’s Dealings with Dora Yu: A Chinese Messenger of the Cross, 57-58.

<8> Ibid., 57-58.

<9> Official Minutes Foochow Conference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1920, 53.

<10> China Christian Advocate, Vol.7, No. 5, Jun. 1920, 14.

<11> Woman’s Work Foochow Conference 1920, 26.

<12>倪林和平，“浪子回头”，《灵光报》第13册，1923年2月，第5—6页。

<13> Glassburner, Mamie F,“The Gospel at Work in China,” in The Christian Advocate, Vol.96, No.27, July 1921.

<14>《南侨日报》，1912年1月10号。

<15> Glassburner, Mamie F., “The Gospel at Work in China,” in The Christian Advocate, Vol.96, No.27, July 1921.

<16>倪林和平，《恩爱标本》，信心培孤所，1948年4月，第16页。

<17>倪柝声，“第一次见证”，《倪柝声文集》第2辑第6册，台北：台湾福音书房，1991年。林和平在1943年写的《恩爱标本》中，错将阴历二月记为阳历，这一笔误造成后来引用者的普遍错误。

<18>倪林和平，“浪子回头”，第6—7页。

<19> Glassburner, Mamie F., “The Gospel at Work in China,” in The Christian Advocate, Vol.96, No.27, July 1921.

<20> The Missionary Herald, Vol.120, No.7, July 1924, 324.

<21>魏光禧，《倪柝声弟兄三次公开的见证》介言。

<22>刘玉苍，“早期的福州三一学校”，收入福建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编》第五卷之“基督教天主教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42页。

<23>远方，《你所不知道的倪柝声》。https://www.jdt365.net/post/908.html

<24> Williams, W.A.W. Trinity College Anglo-Chinese School 1919 Report.

<25>倪柝声，“第一次见证”，《倪柝声文集》第2辑第6册，台北：台湾福音书房，1991年。

<26> Official Minutes Foochow Conference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1920, 79.

<27> Ibid, 54.

<28>倪林和平，《恩爱标本》，上海：福音书房，1948年，第30页。

<29>李仲明，“圣经要道序”，《圣报》1922年第12卷5期，第14页。

<30>倪柝声，“往事的述说”，《倪柝声文集》第1辑第18册，台北：台湾福音书房，1991年。

<31>同上。

<32> Simon Meek, A Short Biography of Watchman Nee, manuscript.

（作者为独立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教会历史人物。现居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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