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兖州府图。来源：《兖州府志》，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

兖州乃古代九州之一。明洪武十八年（1385年）升兖州为兖州府，领济宁、东平、曹、沂四州二十三县。清雍正年间，四州直隶于山东省，先后割县十三，兖州不再领州，只领滋阳县、曲阜等十个县。曲阜是孔子的故乡，也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

晚清来华天主教圣言会德籍传教士薛田资（Georg Maria Stenz，1869—1928），在其回忆录《在孔夫子的故乡》，这样描述兖州及其民众，“兖州府，是一个道台的驻地，是全国闻名的城市。它还是一个‘圣地’，孔夫子最主要的讲学活动和政治活动都是在这里进行的，因此，它又是全国教育界的中心。这里的所谓文人比国外的文人还要自负和高傲，似乎他们用陈腐方式的神物也能充当科学。”^<1>

明末清初，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开始来华传教。经礼仪之争，其影响力逐渐式微。后来，清政府实行极严格的禁教政策。中西冲突，主要表现为儒家宗法制与基督教一神论之间的矛盾。这是神学的教义之争，更是文化层面上的思想之争。祖先崇拜，是中华文明的显著特征之一。三位一体的独一神崇拜，又是基督教的核心教义之一。两者难以调和，是为历次耶儒之争的症结所在。在学者姚兴富看来，耶儒对话大体可分为两个重要的时间段，“如果我们把利玛窦等耶稣会士与明末儒者士大夫的交流称为耶儒间的第一次对话，那么林乐知主办的《教会新报》所反映的基督新教与儒家的关系则可称为耶儒间的第二次对话。”^<2> 兖州作为儒家文化的大本营，基督教传入后势必会引起震动。教案发生即为此中典型。本文结合有关史料，试述兖州教案始末及对当下的启示。

一、教案起因

1886年爆发的兖州教案，可以看作中国近代史上诸多教案的典型。一者此地被视为儒家文化故里，代表两座圣城——耶路撒冷与曲阜——之一参与文化之争；二者同其他教案类似，仇外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让普罗大众崇尚暴力，失去理性的判断力。不过，与天津教案、巨野教案相较，兖州教案虽有小范围的暴力冲突，却没有人员尤其是外籍教士死亡。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条约规定外国传教士得以入内地自由传教。从光绪五年（1879年）始，德国天主教圣言会先后派安治泰（Johann Baptist von Anzer，1851—1903）、福若瑟（St. Josef Freinademetz，1852—1908）来山东传教。二人最早在阳谷的坡里庄一带活动。按照《在孔夫子的故乡》一书记载，“有几个兖州府的文化人也参加了天主教。主教把他们送到坡里去受训，以应将来宣传工作的需要。”^<3> 可见坡里当时算是鲁南地区的传教中心。在安治泰看来，能够进入兖州这座“圣城”传教，并建立教堂，对于天主教的发展至为关键。光绪十二年八月（1886年9月），安治泰亲自来到兖州，打算于城内买房建立天主教堂。^<4> 按常理自由买卖，并无不妥。但天主教传教士买房一事，被当地绅士汤浩、范宝真等闻知，纠众不准其买宅建堂，并且不准传教士在城中居住。法国驻华公使李梅（Victor-Gabriel Lemaire，1839—1907）1888年1月19日致总署照会中，详细记载了这次冲突。后来安主教选择忍让，以民教相安为先，未予深究，觉得另外寻觅房屋也是可以的。

在兖州教案的第一次冲突中，起推波助澜作用的乃是街头的揭帖。此等揭帖，仿照官版刊印，对基督教多有污蔑，并以大义之名制定约款八条：

一、愚民有卖给洋鬼暨汉奸房屋田地者，我绅民即率众将该民寸磔，继将房屋烧毁，田地抉成数十丈深坑。

一、愚民有卖给洋鬼食物者，即割耳示众。

一、愚民有容留洋鬼住宿者，即割耳示众,并将房屋烧坏。

一、愚民有为洋鬼役使者，即截其右手一指示众。

一、跟随洋鬼之中国人，明系汉奸，为洋鬼耳目。即将此等汉奸拴住挖眼割耳，再为议处。

一、洋鬼入境，除拿其跟随汉奸外，即率众将洋鬼逐出境外。如该鬼抗拒，即将该鬼殴死，同深义愤。

一、以后境内房屋田地不准私卖，须由绅董查明，方准立约。犯即公义严惩。

一、此次条约所不及者，再行续出。^<5>

后来安治泰主教，又在城里按照市价买张干宝宅房一所，又有教民单春堂奉献房屋一处。主教派人前往修屋，当地绅士听闻后，纠众封锁城门，拆毁单春堂宅房，并拉走张干宝家的门窗。张干宝之母声称自己并未许价转卖此宅，民众怒气稍息。安主教听闻此事后，没有返回兖州，而是亲往省城，请巡抚查办。后来安主教派人送信给兖州道署，信件被兖州绅民收去，信使被关押数日。万般无奈之下，主教便前往北京，面见法国公使李梅。

为什么一个德国传教士遇到难题要去找法国公使呢？这就涉及保教权问题。保教权由罗马教廷授予世俗政府，使后者承担保护天主教在非天主教国家传播的权利和义务。中国传教区先是在葡萄牙的保教权下，随着葡萄牙帝国的衰落，中国天主教的保教权逐渐转至法国。后来安主教重返欧洲，向教宗提议德国获取保教权，兖州教案也相应转由德国公使处理。此是后话。

二、教案交涉

清廷与法德公使就兖州教案的往来交涉，按交涉外方之代表人物，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李梅阶段。中法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但也没有激烈的实质性冲突；二是德国驻华公使巴兰德（Maximilian August Scipio von Brandt，1835—1920）阶段。双方基于大局共识，兖州教案被暂时搁置办理；三是巴兰德的继任者绅珂（Gustav Adolf Schenck zu Schweinsberg，1843—1909）阶段，德方交涉日渐强硬，中方官员作出妥协。

李梅与总署就兖州教案往来照会，合计十多次，历时一年有余。李梅的整体诉求是，一要归还主教所买各处房屋；二要兖州一带，所有污蔑法国及天主教之揭帖，尽快处理干净；三要惩办纠众闹事的绅士，以警将来。对于揭帖一事，总署态度比较明确，由本衙门行知山东巡抚尽快销毁。但对于是否归还房屋及建立教堂一事，却态度坚决：“兖州建堂系属大拂人情之举，势不能行。务望转嘱安教士，不必再作此议，徒费口舌。”^<6> 后来又提到，“查兖济两属人民既不信西教，非口舌所能开导。教士虽有劝善之心，譬尤盲人而语以黑白，聋者而告以音律，亦属徒劳无功。······转饬该主教等，暂勿前往该两处传教可也。”^<7>

李梅一再声明，条约允准在中国各省传播、奉行天主教。总署答复则含糊其辞，未正面回应。至于返还定金金额是700还是2000，双方各执一词。总署在致李梅的最后一次照会中态度消极，“是此事终无了期，本衙门亦无从办理也。”^<8>

此后天主教在鲁南的保教权由法国转到德国，兖州教案的交涉也进入了下一个阶段，开启了总署与德国公使间的往来照会。相较于李梅，德国公使巴兰德处理此事要强硬许多。个中缘由，需要放在当时的历史现场去打量。1883至1885年爆发的中法战争，使得中国的西南门户大开，国内也掀起了一系列针对法国天主教会的反教高潮。而同一时期的德国，一直在试图开拓海外殖民地，觊觎胶澳，在与清政府的交涉中日渐强硬，终于1898年侵占胶州湾。

光绪十六年十一月十六日（1890年12月27日），巴兰德照会总署，告知本国领事官司艮得已前往山东调察此案。12月11日，司领事同福若瑟等人一同进入兖州。福若瑟神父回忆道，“我们要来的消息早就传到了，我们在城外吃了个闭门羹。······在礼节性的拜访之后，双方开始谈判和协商。领事的要求是，归还至为尊敬的主教先生正当得来的那块宅基，至少也要给一块同样大小、同样合适的地方。满清官员踌躇不决，推托说，目前事情不可能这样急急忙忙地了结，因为群众绝对不会容忍外国人在这个城市里住下去。谈判拖了下去。终于在一个晴朗的早晨，全城都撒满了红色的揭帖，内容如下：吾本邑士民团期于十二月十五日痛击并驱逐洋鬼子，集合地点，司马第。”^<9>

然而，领事与传教士此行几无成果。兖州教案之交涉仍无进展。之后山东巡抚张曜（1832—1891）在一封致巴兰德的信中提到，“修建教堂，虽民间执意不愿，然事关条约，地方官不能不允为办理。兖州近中国圣人之居，遵信师说与他处不同，自应因地制宜，分别缓急，迫之太甚，愈办愈难。”^<10> 话中之意，不外是要多多体谅我们的国情。

巴兰德同总署达成共识，兖州一案可以缓办。后又因山东大吏不准主教同往查看，兖州教案又起波澜。光绪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1893年2月9日），巴兰德再次照会总署，要求继续查办兖案。^<11>

巴兰德的继任者绅珂，又多次照会总署，商议安主教拟去兖州府城暂住。后又因“洋教不入。民自相安，洋教一入，民心惶惶。”^<12> 劝阻安主教暂缓来兖。但安主教并没有听从，于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初二（1895年6月24日）一早进入兖州，引起众人喧哗，“似有大乱”，聚集群众将安治泰跟差揪翻倒地殴打，使其受伤。^<13> 经德国公使倡议，以后安主教入兖，应由中国官员导引进城，巡抚李秉衡（1830—1900）再三表示反对。

三、教案结案

1897年，安治泰被地方官员接进兖州新居。巨野教案后，清政府允许德国教会建造三处“敕建”天主堂。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圣言会提出，巨野教堂不用“敕建”二字，“敕建”改用于兖州。光绪二十五（1899）年，二十一米高的“敕建”天主堂于兖州建成。^<14> 至此，持续十三年的兖州教案落下帷幕。

何处不可设教？大清帝国疆域辽阔，为何一定要在儒家圣地建教堂不可呢？这是以山东巡抚张曜为代表之官员的疑问。按照条约，兖州不属于特例，理应可以自由开设教堂。为什么不能于此设教？这同样是以李梅为代表的外国公使的疑问。

其实，兖州民众乃至地方官员自有答案。他们大多秉承“缘中国信从孔圣之教，备极尊崇。兖州系属孔圣故里，为儒教根本之地，若欲在该处建立教堂，非但本地人忿忿不平，即天下之人亦必闻而惊骇。”^<15> 此种论调，同2010年前后新儒家学者反对在曲阜建教堂类似。早在2010年底，因曲阜基督教会计划在曲阜市东南距离孔庙三公里处修建占地4亩、高41.7米的哥特式大教堂，就引起十学者联署发文，要求曲阜地方政府“尊重中华文化圣地，停建曲阜耶教教堂”。此后又有学者再次发出倡议，停建曲阜市境内的基督教教堂。这两次倡议，主要理由都提到曲阜乃儒家文化的代表，不容侵犯，声言“这既不是一个法律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宗教信仰自由的问题，而是一个关乎中国人的文化情感和心理感受的问题。”^<16>

日光之下无新事，已有的事后必再有！被打了结的历史，后人能否解得开呢？

<1>廉立之、王守中编，《山东教案史料》，济南：齐鲁书社，1980年，第283页。

<2>姚兴富，《耶儒对话与融合——<教会新报>（1868-1874）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第194页。

<3>廉立之、王守中编，《山东教案史料》，第284页。

<4>同上，第221页。

<5>同上，第224页。

<6>同上，第225页。

<7>同上，第232页。

<8>同上，第235页。

<9>同上，第285—286页。

<10>同上，第246—247页。

<11>同上，第251—252页。

<12>同上，第259页。

<13>同上，第261页。

<14>济宁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济宁文史资料》（第七辑），1990年，第122页。

<15>廉立之、王守中编，《山东教案史料》，第225页。

<16> https://www.rujiazg.com/article/1654

（作者为文史爱好者，目前任职于北京橡树文字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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