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适逢基督教新教入华二百年，对中国教会而言，这无疑是个最值得纪念的大事，也是个最适宜反思历史与展望未来的时机。我们先从使徒行传中的初代教会，来看主如何带领他们走国度事奉的道路。

一、国度的事奉

首先，我们将使徒行传的文体定性为历史，是初代教会历史。斯托得（John R.W. Stott）将他的使徒行传注释书取名为《圣灵、教会与世界》（The Spirit，the Church and the World）。使徒行传或圣灵行传(徒16:6-7，耶稣的灵)都不能完整地并表达这本行传的内容（譬如司提反不是使徒）。或许“教会行传”更能传神地表达这本行传的内容，是圣灵建造初代教会，引领初代教会在当时的世界中，成为主的社群性的(不是个人性的)见证人。

其次，使徒行传写作的目的，是让后代教会以初代教会历史为借鉴(林前10:6，11)，也可以从初代教会历史中得着盼望(罗15:4)。使徒行传不是后代教会建造的蓝图，要避免犯“双重还原主义”(double reductionism)的错误(梁家麟1999，148)，它不但主张要像16世纪的宗教改革一样“回归圣经”，而且还进一步主张“回归使徒教会”，以使徒行传所叙述的初代教会为典范，生搬硬套在现今的教会，要恢复初代教会的所有属灵经历以及教会体制。

使徒行传的整体是一个首尾呼应(inclusio)的结构，以神的国度(1:3；28:31)来概括整本使徒行传，以主耶稣向门徒显现四十天之久讲说神国的事为始，以使徒保罗放胆传讲神国的道为终，并且在使徒行传的中间(14:22)，提醒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的确，不论是初代教会或后代的教会，当她决定走国度事奉的道路时，必然会遭遇到许多困难，有从外面来的逼迫(4:1-3；5:17-18；7:57-60；8:1-3；9:1-2；14:1-7，19-22；16:19-23；17:4-9)，也有教会内部的问题(5:1-11；6:1-6；9:26-30；15:1-21，36-41；16:1-4)。纵然遇到许多艰难，使徒保罗仍然忠心到底传讲神国的道(20:25；28:31)。

使徒行传大体可以分为六段：1、1:1-6:7，初代教会在耶路撒冷的发展；2、6:8-9:31，在犹太全地与撒玛利亚的发展；3、9:32-12:24，将福音传给外邦人；4、12:25-16:5，将福音传至亚细亚等地；5、16:6-19:20，将福音传至欧洲；6、19:21-28:31，保罗往罗马。6章7节，9章31节，12章24节，16章5节，19章20节，28章31节，是初代教会走国度事奉道路的六个里程碑，证明教会虽然遭遇到许多困难，但是神的道不会被捆绑，神的国度继续扩展；使徒行传言犹未尽的结尾，保罗“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是后代教会的榜样，鞭策我们当代教会也要继续走国度事奉的道路。

什么是国度的事奉？使徒行传与路加福音都是路加医生所写(路1:1-4，徒1:1-5)。路加福音是论到主耶稣所行所教训的，使徒行传是讲述初代教会所行所教训的，是主耶稣在地上的事工的延续与扩展，只有在路加福音的框架下才能正确解读使徒行传中“神国的事”的真义。基于以上对使徒行传的整体理解，特别是对1章1至11节的解读，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国度事奉的原则:

1、神的国度是属灵的国度(徒1:3-5)，是神在人的心里掌权居首位(路17:20-21)，“你们各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徒2:38)，“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约3:5)；教会主要的事奉乃是传福音，带领人进入神的国，但教会也要从事社会关怀(路3:8-14；4:16-19；徒2:43-45；4:32-35；11:27-30)。国度事奉是广传福音与社会关怀同步前进，同时并重，甚至要求所行在所教训之先(徒1:1)。教会历史中有两种极端，不是想用人手建造天国(社会福音派)，就是只传福音拯救灵魂，不问人间疾苦事，只等主的再来(属灵属世二分的属灵敬虔派)。平衡的国度事奉观，应该是已然及未然(already and not yet)，教会应该积极地传福音，扩展神属灵的国度，但同时也从事社会关怀，成为世上的盐和光。但神国度的完全彰显，是要等候主的再来。教会是神国度的记号与指针，借着她国度事奉(信心与爱心)的见证，给世人带来盼望，就是主的再来，神国度的完全彰显。

2、神的国度是普世的国度(路加福音3章6节“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与马太福音、马可福音的平行经文的比较；使徒行传2章17节“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路加福音3章23-38节中耶稣的家谱追述到亚当)，不是任何国家民族的专利或专属。许多时候，我们像初代教会的门徒(徒1:6)，关心自己国家民族的命运，远胜于关心神属灵国度的彰显与扩展(徒1:7-8)。神的拣选是为了祝福他者，用国际主义(internationalism)包装的帝国殖民主义或狭隘的国家民族主义(nationalism)都曾在教会历史中暴露出它丑恶与危险的一面。近年来，中国教会部分知识分子信徒又再度走入基督教救国论的误区(基督教有助于市场经济与民主法治等等言论)。

3、国度事奉是内部建造与对外宣教同步前进，同时并重。初代教会并没有等到所有内部的问题(5:1-11；6:1-6；9:26-30；15:1-21，36-41；16:1-4)都处理好后，才向外宣教。神甚至使用逼迫，使门徒从耶路撒冷分散到犹太和撒玛利亚(徒8:1)。使徒行传1章8节的正确解读，乃是每个教会不论人力财力大或小，都要同时进行在本地(耶路撒冷)，异地同文化(犹太全地)，异文化(撒玛利亚)与异地跨文化(直到地极)的国度事奉。最起码要祷告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割庄稼，或者用钱支持别的教会差派的工人，甚至差派自己教会的工人。

4、国度事奉强调神的主权，但也不忽视人信靠顺服的责任，彼得的第二次归依(second conversion)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本来犹豫不决是否该向外邦人传福音(使徒行传10章1-8节的约帕与约拿书1章3节的约帕不应该只是巧合)，直等到主借着从天降下一块大布的异象(徒10:9-16)，他才确信“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彼得因此才看到自己的心为狭隘的国家民族主义所蒙蔽。神作事的原则是一石两鸟，一箭双雕。神愿万人得救进入神国的旨意是不会更改的，但他同时也要彼得的心意能更新变化，察验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另外一个是使徒行传16章6-10节的例子，保罗与提摩太本来要往东到亚细亚讲道，但圣灵禁止他们，并借着马其顿人的异象，引导他们往西宣教。因着他们顺服神的主权，整个宣教历史的方向与教会历史的面貌都改变了。

5、国度事奉强调教会的群体性或社群性，教会的见证是群体性的(徒1:8)，不是个人性的，初代教会社群性的见证不只表现在内部建造，也表现在对外宣教。初代教会彼此相爱的肢体生活(徒2:42-46；4:32-35)使许多人被吸引，重生得救进入神国(徒2:47)。初代教会纪律的执行(徒5:1-10)，使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因此认识到，神是圣洁可畏轻慢不得的(徒5:11)。门徒(复数，不是单数)被称为基督徒(复数，不是单数)，是从安提阿起首(徒11:26)，因为安提阿教会是一个不同种族和社会阶层的信徒能够彼此服侍的教会(徒13:1)，因此安提阿教会成为第一个差派宣教士的教会(徒13:2-3)。保罗和巴拿巴的宣教事奉是清楚圣灵的带领，经过教会的印证，由教会差派的；他们的宣教事奉不是个人志愿式的，而是教会群体性的印证与差派。

6、国度事奉强调不同教会之间的彼此依存性，没有哪个教会是可有可无的，每个教会都是不可或缺的，每个教会都需要别的教会来补足她的缺欠，完全孤立不与其他教会有团契的教会，或长期依附别的教会或政权的教会，都是不健康的教会。在使徒行传中，耶路撒冷教会与安提阿教会都是自主(autonomous)的教会，但都不是孤立的教会。安提阿教会收集捐献，供给在耶路撒冷教会受饥荒影响的弟兄姐妹(徒11:27-30)；耶路撒冷教会大公会议的决定，确定安提阿教会外邦人的信徒不需要受割礼与守犹太律法(徒15:22-29)，并差派他们教会的领袖和保罗、巴拿巴，并且写信交付他们，到了安提阿，聚集众人，交付书信，安提阿教会的弟兄姐妹因为信上安慰的话，就欢喜了(徒15:30-31)。

7、耶稣再来的时候(徒1:11)就是神国降临的时候，一方面我们应该欢喜快乐，因为我们在世上爱心信心的事奉，所盼望的神国降临终于实现了；另一方面我们要恐惧战兢，因为他将是审判死人活人的主，我们将要在他的审判台前交账，我们的事奉是否合神心意的国度事奉——是金银宝石的工程还是草木禾秸的工程，这将决定我们是得主的称赞还是被主责备。

让我们用这些国度事奉的原则，一方面对中国教会过去二百年的历史进行反思，另一方面对中国教会现今所面临的挑战进行梳理，更重要的是展望中国教会未来的宣教，求神指出一个正确的方向与一条通达的道路。

二、历史的反思

1、中国宣教(1807-1949年)。在这个时期，中国是宣教工场。一方面我们要正面肯定，是西人宣教士用他们的血与泪，在神州大地上撒下福音的种子并殷勤浇灌；但是另一方面，西人宣教士与西方帝国殖民主义千丝万缕、纠缠不清的关系，加上输入西方教会的宗派与宗派主义，造成他们所建立的中国教会对西方差会的长期倚赖。上世纪二十年代本土或本色(indigenous)教会的兴起，如小群教会、真耶稣教会与耶稣家庭，是对这种现象的回应(反动)，强调中国教会的自主独立性，走“双重还原主义”的道路，与历代教会属灵传统完全割断，重起炉灶甚至闭门造车，后遗症就是造成今天中国教会异端与极端的猖狂。特别是借着小群教会，“敬虔派的教会观”在中国教会大行其道，强调个人与神直接的纵向重生关系，而忽略与其他信徒横向的肢体关系，反对任何教会有形的组织制度与专职的教牧人员(《杏花》2007年创刊号)。此外，西方特别是美国教会的基要派与自由派的神学之争，也借着在中国的西人宣教士搬到中国教会来，造成今日大多数中国教会广传福音与社会关怀的“势不两立”。在1974年的洛桑信约（Lausanne Covenant）之后，愈来愈多的福音派教会开始回归到圣经的教导——广传福音与社会关怀同步前进，同时并重，最著名的是华理克（Rick Warren）的马鞍峰教会（Saddleback Church）。最近重新再版的一百年前社会福音派的经典之作《基督教与21世纪的社会危机》（Christianity and the Social Crisis in the 21st Century，Walter Rauschenbusch，2007，edited by Paul Raushenbusch)中，就有福音派领袖Tony Campolo以及Jim Walis公允的批评。

2、中国教会(1949年至今)。这个时期是神拆毁与重建中国教会的时期。一方面宣教士在1951年全数离开中国，另一方面神借着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实施中国教会的政治本色化，中国教会脱离对西方差会的倚赖，转变成被政府控制，对政权的倚赖。到了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的时期，失去政权的支持，三自教会被迫全面关门。中国教会文化本色化的工作，反而是靠真正自治自传自养的家庭教会来完成，因此今天有愈来愈多的中国人不再认为基督教是洋教。改革开放以后，先是80年代农村家庭教会的复兴；90年代开始则见证了学生福音事工的开展以及城市白领教会如雨后春笋般的成立；在同时期，农民工群体大批搬迁入城市，从2000年初开始，农村家庭教会调整她们的神学，有计划地差派同工到不同城市，建立农民工教会。也是在这个时期，借着“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的异象，中国教会也开始注重跨文化的少数民族宣教与海外宣教。同样地在改革开放之后，海外的基督徒(以西方人、韩国人与海外华人为主)重新进入中国。不可否认，一方面，他们在供应研经工具书与培训传道人上有很大的贡献；但另一方面，他们也不自觉地将他们教会的传统带进中国来，将教会二千年历史中一些没有结论的教义争执，又重新搬回中国来，象加尔文主义与阿明尼乌主义之争，基要派与灵恩派之争。现今的家庭教会虽然没有西方传统的宗派与宗派主义，但却有中国本色的山头与山头主义，造成教会的不合一。

三、现今的挑战

现今中国教会所面临最大的挑战，不是如何分辨异端与极端(基要真理相对化与次要教导绝对化)，不是如何在生活中实践信仰(客观理性与主观经历的结合)，不是如何厘清教会对世界的责任(广传福音与社会关怀的并重)，不是如何处理教会与政府的关系(中式的政管宗教或西式的政教分离)，最大最难的挑战乃是建立正确的教会观，使教会有合一的见证。从使徒行传初代教会历史的见证中所学到的功课，使我们深深地相信，中国教会唯有走国度事奉的道路，才能够在当今的世代彰显出她的合一性(oneness or unity)、圣洁性(holiness)、大公性(catholicity)与使徒性(apostolicity)。在此我们可借用莫尔特曼（Jurgen Moltmann）在《圣灵能力中的教会》（The Church in the Power of Spirit–A Contribution to Messianic Ecclesiology）中的亮光，来梳理现今中国教会所面临的挑战。对莫尔特曼而言，承认教会是一个“合一、圣洁、大公、使徒的教会”，不但向世人表明接受它成为信仰与盼望的告白，也接受它成为在世上的爱心行动纲领。因此对莫尔特曼而言，教会的合一性是自由与多样中的合一（unity in freedom and diversity），教会的圣洁性是贫乏中的圣洁（holiness inpoverty），教会的大公性是参与并扶助弱势群体的大公性（catholicity in partisan support for the weak），教会的使徒性是苦难中的使徒性（apostolate in suffering）。

首先，教会的合一(unity)不是整齐划一，而是异中求同的合一。在教会历史大传统中，教会的合一所表现的是在本质之事上合一；在非本质之事上自由；在所有事上宽容（inessentials，unity；innon-essentials，liberty；inallthings，charity）。奥古斯丁在5世纪面对从多纳徒派(Donatists)来的挑战，要回答教会是否该重新接纳在大逼迫中否认主出卖弟兄姐妹的人，以及曾经软弱的传道人所施行的圣礼是否仍旧有效，经过十五年的神学反思以及与多纳徒派的辨论，他首先确立教会是审验基要真理(基督论与救恩论)的群体，“救恩不是请客吃饭的事，对异端不能手软”，教会其次该追求的是合一(彼此接纳与彼此相爱)，最后才是追求圣洁。

现今中国教会，特别是城市教会，所呈现的是四分五裂的局面。即使今天大部分的三自教会已不接受三自官方的神学，传统认信教会仍然不能忘记三自在50年代对他们的逼迫，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将所有三自教会都定性为“巴比伦教会”。我们固然要坚持真理，但同时我们也要用爱心来接纳。虽然目前三自教会与家庭教会仍然有张力，但随着老三自的领袖以及上一代家庭教会领袖的逐渐凋零，三自教会与家庭教会之间的历史包袱会逐渐减轻。其次是基要派教会与灵恩派教会在属灵恩赐上的争执，一方面基要派接受灵恩止息论，另一方面灵恩派主张“回归使徒教会”，要恢复初代教会的所有属灵经历。灵恩派教会认定基要派教会空谈理性信仰，而缺乏活泼的属灵经历；基要派教会论断灵恩派教会的属灵经历不是出于神，常常给教会带来混乱。然而，现今中国教会合一的见证最大的挑战，是在城市中的民工教会与白领教会之间，因着神学倾向(强调主观经历或强调客观理性)、教会使命(强调对外宣教或强调内部建造)与社会经济地位(归属边缘群体或认同精英团体)的差异所造成的隔阂，若现在不开始关心注意，将因为中国教会没有彼此相爱与合而为一的见证，不但神的荣耀受亏损，普世宣教工作也会因此受拦阻(约翰福音17章)﹝更糟的是，有些教会甚至接受教会增长理论(church growth)的主张，为了更有效地传福音，教会的成员应该是同类型的(homogeneous unit principle)。《排斥与接纳》（Exclusion and Embrace:A Theological Exploration of Identity，Otherness，and Reconciliation）的作者Miroslav Volf在他的另一本著作《按着我们的样式——教会作为三一神的形象》（After Our Likeness:The Church as the Image of theTrinity）中强烈地反对同类型原则。他认为一间愿意向所有人敞开的教会才有资格被称为教会，他甚至主张“一间带有歧视倾向的教会不只是一间不好的教会，她根本就不是教会” (Volf1998，158)。

在这种异中求同的合一的基础上，我们要进一步体贴神的心意。他乃是特别看顾孤儿寡妇以及贫困穷乏、被欺压迫害的所有弱势群体的神。在四本福音书中，路加福音特别强调神对贫困穷乏人与被欺压迫害的所有弱势群体的偏爱(路加福音1:52-53；3:8-14；4:16-19；6:20-26；10:25-37；16:19-31)；使徒行传中的初代教会体贴神的心意，特别看顾弱势群体的需要(使徒行传2:43-45；4:32-35；6:1-7；11:27-30；20:35)。这与莫尔特曼的主张是一致的，教会的圣洁性是贫乏中的圣洁，教会的大公性是参与并扶助弱势群体的大公性，教会的使徒性是苦难中的使徒性。正确平衡的教会观，要求我们不但要注重教会内部异中求同的合一，更要注重在世上的见证，特别看顾弱势群体的需要。我们要与弱势群体的受苦认同(empathetic with their suffering)，不是站在强势的位置施援手帮助他们，以致伤到他们的自尊心。使徒行传中的初代教会是一个为信仰受苦的教会(使徒行传4:1-3，13-22；6:8-15；7:54-60；8:1-3；9:20-25；12:1-19；14:19-23；16:19-40；17:1-9；18:12-17；19:23-41；21:27-40；22:22-30；27:1-44；28:1-10，16-31)，也是一个与受苦的人认同的教会(徒2:43-45；4:32-35；6:1-7；11:27-30；20:35)。“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林前12:26)。因此白领教会不但要注重广传福音，也要注重社会关怀，看顾在他们城市中被视为外人被歧视的农民工群体，特别是同为主内肢体的民工教会，为他们伸张正义，照顾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英国面临产业革命所带来的各式各样的社会问题，大批进入伦敦、伯明翰、明斯特等工业城市煤矿的农民工，受到各式各样不公平的待遇，社会中不同阶级的冲突愈演愈烈，濒临流血革命的边缘。在此关键时刻，神兴起约翰•卫斯理、查尔斯•西缅、约翰•牛顿、威伯福斯等人，来复兴英国教会(John Wolffe，《福音的扩展》[The Expansion of Evangelicalism]2007,159-227页)，一方面向农民工传福音，关怀农民工的需要，特别是他们子女的教育，另一方面也带动和平的社会改革，在法律上保障农民工的权利，也通过禁止贩卖黑奴的法案，使英国避免了像法国一样的流血革命。求神也在这个中国历史最关键的时刻，在每个大城市中，兴起中国的卫斯理。

四、宣教的展望

一个人不能完成福音大使命，同样，一间教会不能完成普世宣教的大使命。中国教会在21世纪是否可以成为普世宣教、差派跨文化宣教士到海外的教会，其关键在于她是否走国度事奉的道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7章中，清清楚楚地将教会的合一与普世宣教以及神的荣耀联系在一起。

首先，中国教会需要与历世历代教会的属灵传统重新接轨，从教会的教义历史与宣教历史中学习功课。奥尔森（Roger E.Olson）的《基督信仰的拼图》（The Mosaic of Christian Belief: Twenty Centuries of Unity and Diversity）可以帮助我们福音派的教会，不至于重蹈基要派与自由派的覆辙，在基要真理(特别是基督论与救恩论)上，绝不含糊不妥协，同时在次要教导上要有宽广的心彼此接纳。此外，奥登（Thomas C.Oden）所主编的《古代基督教圣经注释》（Ancient Christian Commentary on Scripture，IVPress）可以帮助我们与初代教会希腊教父与拉丁教父的传统重新接轨，了解他们如何将学识与灵性(erudition and spirituality)、教义与礼仪(dogma and liturgy)结合在一起，使信仰生活化，免疫于属灵属世二分的灵性分裂症。至于宣教神学与宣教历史，更是中国教会的弱项。过去二十年来，愈来愈多圣经学者特别是新约学者，接受“宣教是神学之母”(Mission is the mother of theology，Bosch1991，16)，以及“初代基督教历史就是宣教历史”(the history of early Christianity as the history of missions，Schnabel 2004，3)的看法。近年来，旧约学者莱特（Christopher J.H.Wright）更进一步，主张用宣教来解读整本圣经；整本圣经都是关于神的宣教，也是因神的宣教而产生的；神的宣教不只是与神的救赎有关，更是联系到神的创造；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受造的，因此人有三维的关系与三重的责任；人被赋予爱神信靠顺服神、爱邻舍如己以及妥善管理万物的责任；始祖亚当夏娃在伊甸园中的失败，使人与神、人与人以及人与物的关系受到破坏与扭曲；神的救赎就是要借着他所应许的弥赛亚来恢复人这三维的关系，使人重新承担这三重的责任；因此教会就有这三重的宣教使命，广传福音(evangelism)使人重新与神和好，关怀邻舍(ethics)使人学习爱人如己，以及保护环境(environment protection)使人爱惜地球家园。求神在中国教会中兴起能够在宣教神学上有反思能力的本色神学家，使中国教会成为“四自”的教会：不但是自治自传自养的教会，也是自神(self theologizing)——神学本色化的教会。

其次，中国不同类型的教会，特别在城市中，需要有合一的见证与事工伙伴的关系。白领教会需要以谦卑束腰，在受苦的心志、宣教的热忱与对圣经的熟悉方面，向民工教会学习。当然，白领教会的确可以在经济上与文化知识上来帮助民工教会。同样地，民工教会也需要以谦卑束腰，在教会内部体制的建造与信仰的理性基础上，向白领教会学习，使民工教会与农村教会脱离专制的体制(《教会》2006年11月第2期)与反智的倾向。近年来，有愈来愈多白领教会差派短宣队到少数民族当中从事传福音与关怀事工，而农村教会(包括民工教会)在少数民族事工方面有更长的历史与更多失败的经验，可以帮助白领教会避免重蹈覆辙。西南一个省份的农村教会团队，在过去的五年总共差派了二十几位宣教士(已婚或单身的)，到青海的西宁与西藏的拉萨以及周边的城镇与乡村，目标是向藏民传福音与建立藏民教会，因为藏语(共三种)上没有学好，以致目前所建立的教会都是汉人的教会。求神兴起一些白领教会，愿意在少数民族的宣教事工上，与农村教会(包括民工教会)形成事工伙伴，彼此学习，或差钱或差人，同心合意向少数民族传福音，建立少数民族的教会。

最后，中国教会需要与普世众教会形成健康的事工伙伴的关系，同心合意兴旺福音，将福音传到地极，到世界每个角落建立合主心意的教会。健康的事工伙伴的关系是建立在教会的相互依存性的根基上。一方面，为了避免重演1949年之前西方差会所建立的中国教会对西方差会的依赖性，中国教会要尽快建立自己的差派机构，既差钱又差人。在这方面我们可向邻近的韩国教会学习，他们为何能在短短的五十年之内，不但教会经历大复兴，也成为在美国教会之后，第二个差派最多海外宣教士的教会；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要重蹈上世纪20年代本土教会的覆辙，不但在组织上与西方差会断绝来往，也与历代教会属灵传统完全割断，重起炉灶或闭门造车，以致丧失许多宝贵的经验；特别是在如何建立差派机构，跨文化宣教士的培训(包括当地语言与文化的学习)等，西方差会有许多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是中国教会可以学习以及引为借鉴的。求神使用最近刚发行的《普世宣教运动面面观》(中文版主编陈惠文，英文版主编Ralph D.Winter与Steven C. Hawthorne)，在不同类型的教会中，帮助中国信徒从圣经根据、历史反省、文化考量与宣教策略四方面，来了解过去神如何带领他的教会走国度事奉普世宣教的道路，使中国教会也能跟得上神的心意，在21世纪也成为差派海外宣教士的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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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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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家麟，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农村教会，建道神学院，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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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khard J. Schnabel. Early Christian Mission: Jesus and the Twelve. and Early Christian Mission: Paul and the Early Church. InterVarsity Press，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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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opher J. H. Wright. The Mission of God: Unlocking the Bible’s Grand Narrative. InterVarsity Press，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