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在华访问的布道家葛培理博士有两个心愿：一个是想去看看他岳父当年在中国的故居, 另一个是想去看看王明道先生——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普通中国基督徒。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千里迢迢而来，王先生夫妇竟通过各种渠道转达他们的意思, 希望他不要去。原因很简单，他访问中国，是由“三自会”（即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下同）邀请的。这样一来, 他在王明道那里就成了不受欢迎的人。
最终，葛培理还是来到上海武康路王明道的家中，见到这位88岁的老人。交谈中，王先生引《启示录》2章10节“你务要至死忠心”的话, 讲述他受苦的经过。他说:“一个人在一个短时间、在一件事上忠心还容易, 但要至死忠心就不容易了。所以能至死忠心, 那是十分可贵的。”
这句话也许是王明道一生努力“明证真道”的最佳注脚。王明道原名叫“王永盛”，20岁时自己更名。他在书中记述了自己改名时的想法：“⋯⋯不再叫‘永盛’。而改叫‘明道’。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说，‘愿神用我在这个黑暗邪恶的世界上，证明他的真道。’这里的‘明’字是证明的意思，不是明白的意思。”
如果不了解王明道跌宕起伏、不断熬炼的一生，我们也许就无法理解这个注脚。如果不了解中国教会过去一百年的历史，我们无法解释王明道为何婉拒与葛培理相见，也难以明白中国教会今天的现状。
只有足够漫长的一生，才能述尽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只有择“窄门”的神仆，才总被置于艰难时世的风口浪尖，成为教会历史舞台上，为上帝、魔鬼、天使并众人所睹的角色。
奇妙的是，王明道91岁的一生，恰好成为这段教会历史中不可轻忽绕过的见证。更奇妙的是，这位中国传道人漫长一生中的传奇经历，由《五十年来》与《又四十年》两本书比较完整地记录并保存下来，就像两本人生的账簿。前者是王明道50岁时凭借数十年的日记撰写成书的自传，后者是由王熟识的门生王长新整理成文，主要材料是王明道90岁时的口述。
两本书一脉相承。《五十年来》中，我们看到王明道在日本侵占北京时期，不惧日本政权和宪兵司令部的威胁和压力，不畏牺牲，坚持信仰的自由与教会的独立。《又四十年》中，王明道演奏出更为跌宕的强音。在更为险恶的环境中，更加艰难的遭遇里，曾在《五十年来》中发出的激越壮阔的生命旋律，竟一时低回徘徊，甚至一度变成痛苦哀叹：王明道因坚持不加入“三自会”而被捕，为得释放，他曾一度跌倒，与常人一样软弱，甚至说谎，并痛苦难当。
然而，神赐恩给他，使他能像昔日的彼得一样，重新站立起来，坚固他的弟兄。他终于承认自己在神面前所犯的罪，无惧地面对无期徒刑。此时，激越壮阔的旋律重新响起，更加震撼的声音再次从这个愈老弥强的生命中发出。
看完《五十年来》足让笔者拍案叫绝；读罢《又四十年》更感意味深长。由于两书所述都是真人真事，其扣人心弦之处，不是小说胜似小说；动人感情之语，不是诗歌更胜诗歌。
《又四十年》中展现的绚烂的生命之光，我们只有回到《五十年来》，才能觅见其所从来。
我们不是从某部文学作品塑造的人物性格和故事情节中，看到基督信仰与世俗力量的争战，而是从一群有血有肉的真实人物（王明道与他身边的基督徒）身上，在真实的历史场景中（义和团运动、抗日战争、三自运动、文革、改革开放等），洞见这种信仰的争战如何在血肉之躯中承载并演绎，更因为这种演绎近在咫尺（发生在中国），我们能更身临其境地感触到信仰生命的真实，体味出基督馨香的可贵。
小小的身躯竟能承载远远超乎其可承载的历史重负，正如小蚂蚁能举起超过其自身几倍的物品，这里我们并非感叹血肉之能耐、蚁力之强大，而是惊叹造物主之奇妙，恩典之宝贵，应许之信实，受造之可畏。
王明道出生时，正值晚清的义和团运动。其父王子厚在义和团围困京城东交民巷时，自缢而亡。母亲一人艰苦地将王明道姐弟抚养长大。从小在北京大杂院中长大的王明道，耳濡目染的本是社会底层的污秽、阴暗和败坏。然而，神以其奇妙的方式，将“凡事不愿附和人”的他从这样的环境中分别出来，如同“从火中抽出的一根柴”。
他写道：“我从开知识到14岁的春天，一直就是混混沌沌地过生活，没有信仰，没有目标，没有希望，没有轨道。虽然也有思想，也求出路，但始终找不着一条光明的大道，也没有领路的人引领我。”
14岁那年，一位年长的同学带领王明道认识神。王说：“这位同学的品行与爱心早已在我的心中留下良好的印象，所以他来找我说话的时候，我很容易接受。”也许，正因这早年的亲身经历和幼年接受的儒家教育，王一生注重通过基督徒良好的德行来影响周围的人。
当年复活节，王明道受洗，也正是从那年起他开始写日记，数十年如一日。“我常常希奇自己怎么会在那一年那样彻底地改变了。那时候如同有人给我换了一颗心。那一年以前和那一年以后好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
一个真实的生命中，坚定、成功总是与迷茫、失败相伴；一个真实的信仰生命，认识神和认识自己的罪，也是一个渐进的、争战的过程。
一个真实的生命才能真正感人。一个基督徒越多地认识神，便能越清楚地认识自己，并在自传中更真实地呈现自己。惟真实的呈现，才是最感人的文字。事实上，这类自传体的文字，在基督徒的手中，确实散发出独特魅力。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便是先例。
王明道显然明白“真实呈现”的意义。他在《五十年来》的序言中写道：“写自述最要紧的事就是真实和全备⋯⋯不愿提出自己的短处、缺点、罪恶与失败⋯⋯不过使自己得一点像过眼的云烟一样虚浮的荣耀。神的大能和作为却不能在他的身上彰显出来，人也不能因此得着极多的益处。这种自述并没有多大的价值。”
就《五十年来》而言，这本书的文字到如今仍充满活力，给青年基督徒带来影响，这与作者本人的真实生命以及力求“真实呈现”的文字风格密切相关。
从书中，我们了解到，受洗后王明道并未立即放弃做“大政治家”的梦想，更继之以“到国外读神学，做大布道家”的梦想，直到神一步一步破碎他、炼净他，他才逐渐醒悟。
本来应该就读燕京大学，他却偏偏被安排去保定当小学教员；本来有望被保送到英国读神学，他却因自己按信仰原则要求再次受浸水礼，而被校方开除。
当时教会推荐优秀青年人到国外，并不鲜见。与王明道同时代的基督徒中，著名作家老舍1921年起在缸瓦市基督教堂服侍，1922年接受洗礼，后经缸瓦市教会主持等人推荐赴英任教。
王明道在信仰上坚持原则，勇于牺牲，一丝不苟，决不妥协。在一些人眼中，“凡事不愿附和人”的他，已到了“偏执”的地步，但神正用了他性格中这极其难能可贵的地方。
这种“偏执”使得他的讲道、文章都带着鲜明的风格，锋芒毕露。以至于有人说，王明道“一讲道就骂人”，甚至有人说他“是己非人”。
对于这些评论，王明道似乎并不在意。无论到哪里，他都激烈地批评教会中的问题，并视之为自己的受命。
“说谎作伪、利己损人、恃强凌弱、谄富轻贫、尔虞我诈、斗角勾心。社会中种种的罪恶在教会中也是无一不有⋯⋯（我）屡屡感觉到教会实在需要一种改革，而且这改革教会的使命就在我的肩头上。这种感觉也使我渐渐转变，愿意终身为神作工。”

这些话，就今天中国乃至世界的教会而言，仍震聋发聩。他痛斥：“教会的领袖为虚荣服务，教会的工人为薪金传道”，教会“正因为怕得罪人，所以才得不着人”。
有些言论之大胆、严厉，更非一般人所能想象。他说：“我敢确实地说全国的‘基督徒’中真实悔改信主得生命的人绝对没有一半。”又称：“今日教会腐败到这种地步，原因虽然很多，但教会中的领袖大多数不是圣灵所设立的，实在是其中最大的一个原因。”
他坚决地反对“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的人，做全群的监督。正因如此，王明道希望自己做模范的基督徒，自己带领的北京基督徒会堂成为模范之教会。
被人们认为“偏执”的做法，在他的教会中也随处可见。例如，不用牧师的称呼（避免使圣徒感觉有职分的人比一般圣徒高出一等）、不在聚会时用口袋收钱（设奉献箱，随意奉捐）、没有唱诗班（被认为会在敬拜神时转移信徒的注意力），甚至没有十字架（被认为那是天主教的标志），只在房角石上刻下四行字：

“他为我们的罪受害，
他从死人里复活了，
他已经被举到天上，
他还要再来接我们。”

更令人惊讶的是，王明道对受洗的异常严格的要求:“我们不注重考问什么道理，只注重悔改、信主、得救、重生的经验，这种经验是借着他们生活的改变证明出来的。我们接纳圣徒是根据‘宁缺勿滥’的原则。”
17年的时间（自1933年起），在北京基督徒会堂受洗的人总共才五百七十多人。这个数字甚至不及当时有的教会在一年中受洗的人数。
即便如此，从两三个人的家庭聚会发展到买地建堂，有七八百人聚会的大教会，北京基督徒会堂日益兴旺，甚至在1949年建国之后，聚会的人数仍不断加增，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50年代中期王明道夫妇被捕。
字里行间，读者常常所感的，是王明道在书中所表露的真诚。“（1920年）11月21日晚间我同校中新来的一位同人谈话。他和我谈到罪的问题。我心中十分恼怒。”
那人对他说：“有些信徒很热心，也很殷勤作工，但他们并不是要借此荣耀神，乃是荣耀自己。”
王深深地被刺痛，并开始悔改。那天晚上，他写了一篇祷文，求神赦罪，并把自己看到的罪一一列出：

“我心我目污秽不洁。
我嫉人恨人。
我爱自己千百倍于爱人。
我在人前之祈祷多虚伪而不真实。
我虚伪。
我捐纳尽为弋人之称誉。
我祈祷为自己太多，为人太少。
我努力所成之工大半为求人之赞誉。
我聚会、祈祷、礼拜，多无诚心。
我骄傲自恃，且轻藐他人。
我不公正。
我言语虚伪、自夸、放荡。
我爱世俗过于爱真理。”

此时，王明道已受洗6年，且在旁人看来，他过着一丝不苟的信仰生活，并领导青年聚会，广受嘉誉。这些罪，若非被圣灵光照，实所难见。
1950年，王明道时年50岁。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夏七月, 予将满五十周岁。回忆自二十五岁工作之门大开, 此二十五载中, 神确曾对予加以重用。但一己之属灵生活则软弱失败, 不堪回首。爱心不足, 心思不洁, 言行不谨，事神不忠, 有负神恩甚多。值此将近五十周岁之际, 实当向父求大复兴。俾予五十岁以后之时光, 不但能继续为神作工, 且能活出合神心意之生活也 (晨八时三十分)。”
50岁之前的王明道，值得一提的，除拒绝参加日军组织的“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还有两件大事：一是创办《灵食》季刊；一是娶刘景文姊妹。
王明道自己创办的《灵食》季刊没有外国差会的供给，也没有任何团体或个人作后援，只有自己200元的资本。但正是这本小小的刊物，20多年中历经风雨却生存下来。王明道也通过这本杂志发表了数十万字的文章，并结集出版了不少书。
或许因是信仰类刊物，《灵食》季刊未在目前中国现代传媒历史上留下一笔。但在笔者看来，王明道刊发的部分文章及其影响力，与同时代邹韬奋在《生活》发表的文章相比，并不逊色。
邹韬奋主持的《生活》杂志，旨在“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王明道的《灵食》季刊，恐怕缺下的只是“力谋社会改造”这一角。
因此，也有人认为，王明道将基督信仰限于个人内在道德层面或家庭生活层面，没有延伸至社会层面等，正是当时他个人的局限，中国教会的局限。
王明道的婚姻值得一提。王明道因到各地讲道，几次拜访家在杭州的刘德森牧师，从而结识其女刘景文姊妹，两人年龄相差九岁。
王写道：“当我在刘先生家中住了几次以后，觉得这个家是一个充满和谐愉快的家。当我发现刘小姐不是孩子乃是大人的那一天，我想到神为我所预备的伴侣或者就是在这里了。”
值得注意的是，王明道首先关注的不是刘景文本人，而是刘景文生活与成长的环境。对于处事一丝不苟的王明道来说，婚姻可谓大事中的大事。他不愿轻率地决定，生怕毕生大事“陷于失望及陷阱中”。
他在1925年11月的日记中写道：“父乎，如斯人可为予之终身伴侣，系出于父意者，则祈父自己成就父之美旨于仆身。非然者，则祈父速除去予出于一己之爱情；以父之旨总无误，而于一己则多愚昧错误也。毕生大事，父乎，祈尔使我不至陷于失望及陷阱中！”
王明道耐心并安静地了解刘景文，他写道：“性情、知识、体健、环境，四者均佳，所不深知者，信仰及心志如何耳！惟就近日所见，似亦十分饥渴羡慕圣道；如此一端并无差错，则斯人足为予侣矣。且也，幼年即能如此慕道，倘受良好之圣道训练，正可为忠心之神仆。苟如是，则足矣！足矣！父乎尔旨若何?祈明以示我。虽然慎之，勿奔走太急，而致行于父前也。父乎，为此事祈教我，导我，使我不蹈错误。”
同时，提醒自己：“青年信徒选择配偶之条件，信仰与德行为第一重要，学识，才能次之，体健又次之，其他不足论也。至若以相貌、财产相号召，视此为去取者，则流于纵欲及贪财之大罪，既背神旨，自有灾害，或祸起萧墙，或以生殉情。贻多少异日之祸变及苦痛失望者，无不由于选择婚姻惟视财色为从违，有以致之也。殷鉴不远，青年信徒当何以慎之哉！”
王明道在二十几天中为这事恳切祈祷，反复思想，惟恐走错一步，招来毕生的痛苦与失败。
在求婚一事上，刘景文的回复是：“天父看怎样好，就怎样罢。”王明道并未看错，他未来妻子良好的灵性生命，甚至常常让王明道羡慕。
他说：“在我没有结婚以前，我感觉我的爱心真不小，及至我和妻同处多年以后，我越来越发觉我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我爱那可爱的，却厌恶那不可爱的。妻对人却总是一视同仁。如果我帮助别人，自己不受太大的损失，我很乐意去做。但如果为帮助别人，使我自己感受痛苦和不便，我的心中便要经过剧烈的战争了。妻却能随时随地很不费力地牺牲自己的享受和利益去帮助别人。”他又说：“我是一个多忧多虑的人，每日让许多的忧愁、挂虑、烦恼、惧怕，占据自己的心，妻却极会信靠交托。无论如何严重的事，她并不需要跪下恳切祷告，只是心中轻轻地往神手中一放，一切便全不管了。”
王明道此后经历各种磨难，性情与自己相异的妻子，成为其最好的提醒者、最亲密的配搭者和最坚定的支持者。在拒绝加入“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后，正是妻子提醒他不必与日本人相见。
在拒绝加入“三自会”后，出于对无期徒刑的恐惧，他曾一度软弱，在狱中撒谎。为此，他的心中痛苦万分，世人中恐怕只有妻子才能理解。妻子的提醒和陪伴，成为他重新站起来不可或缺的帮助。这不能不说是神的安排。
晚年出狱后，王明道固执地不断写材料申冤，要求政府承认当初的错误。妻子对他说:“你撒过谎, 那是你的失败。你要讲理, 也许是你更大的失败, 你必须从这个失败里出来。你说你冤枉, 我冤枉不冤枉啊? 你去坐监, 我也去坐监。我干了什么啦, 要坐十五年监, 再加上四年刑满劳动, 一共十九年? 没有什么可怨的, 一切都是天父许可的。天父许可的, 一定与我们有益。今天我们不明白, 将来一定会明白。我觉得那没什么, 我一点也不觉得冤枉。”
王明道曾用“不新不旧、又新又旧、半新半旧”来描述这场相守长达63年的婚姻（其间包括近二十年的监狱生活）。
半新半旧的,不仅仅是王明道的婚姻。一些早期的基督徒赢得了罗马人甚至贵族的尊敬，不少是出于误解，因为他们被罗马人看作斯多葛派最好的实践者，他们在生活中展现出斯多葛派所倡导的德行。与此类似王明道未尝不会被看作传统儒家道德生活的实践者。在基督信仰与中国传统文化相遇的背景下，王明道身上无疑带着“亦新亦旧”的一代中国基督徒的印记。他自己的言行间，也可见儒家文化的影子。
1975年正值全国上下批林批孔，王明道尚在狱中，有监狱干部单独找他谈批孔的问题。王说：“孔子批不得，批孔子的人自取羞辱。耶稣是我的救主，孔子是我的恩师，我不能批评他。”
及出狱前，他写下：“先知成仁，使徒取义，受命传道，首重刚毅。熟读圣经，洞晓真理，坚贞不屈，顶天立地。”
晚年出狱后的王明道，对国内外来访的人讲话时，常用孟子的话来自勉:“居天下之广居, 立天下之正位, 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 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 此之谓大丈夫。”并说他在50岁之前做到前面两点, 50岁之后才做到第三点, 即“威武不能屈”。
一生所做，王明道认真地记录在自己的账簿上，既是摆在人前，更是呈献于神，视为交账。如今，中国基督教会日渐兴盛，世所瞩目。重读王明道，更值得思考他账簿背后，留下的厚厚遗产与种种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