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07 年马礼逊入华算起，基督教在中国大陆的传播已有二百年的历史。在这二百年当中，中国教会对社会关怀的态度经历过相当大的变化。概括起来，这个变化的历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

19 世纪中期“ 第二次鸦片战争” 之前，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空间还非常有限。之后，基督教才得以在中国全境广泛传播。也正是在那个世纪的下半期，在华传教士内部开始出现进路和策略方面的分歧。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和戴德生(HudsonTaylor) 通常被视为两种不同进路的代表。李提摩太试图通过他的传教工作，促进中国社会的“ 文明” 与进步，或者说要在地上实现上帝的国度；而戴德生则始终把传福音当作中心。前者在拯救人们灵魂的同时，要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而后者则把灵魂的拯救放在首位。前者要以介绍西方近代文明和改革社会，或者说以福音的果子来引导中国归向基督；而后者则要在基督复临之前，把福音传给尽可能多的人。前者瞄准中国社会中的精英阶层作为传教对象；而后者则致力于在中国内地的大众中传福音。前者深深卷入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和政治的改革中，后者则从不允许传福音的任务被任何其他事工干扰。由于这些差别的存在，李提摩太和戴德生对基督新教在中国传播的贡献也十分不同。前者与丁韪良(W.A.Martin)、林乐知(YoungJ.Allen) 和李佳白(Gilbert Reid) 等一小批传教士一起，在中国近代的文化、教育、科技和政治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戴德生则领导中华内地会对中国教会的成长及其性格的形成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但是，整体而言，传教士当中的这种分歧并没有破坏当时“ 新教传教的共识”。也就是说，来自不同宗派和神学背景的宣教士在基本教义、宣教重点与策略等方面保持着相当一致的看法和共同立场。在福音布道与社会服务的关系上，大部分宣教士同意，前者是首要的，但后者也不可或缺,社会服务对推进基督教在宣教工场的事业是绝对必要的。这种共识是19 世纪欧美福音派团结局面在中国的体现。李提摩太与戴德生的分歧更多的是事工重心与策略的不同。但前者还是以使中国人接受福音为最终目的，后者也没有回避学校和诊所这类的事业。

二

经过19 世纪西方传教士的长期耕耘，中国教会终于在20 世纪初成熟和壮大起来，改变了19 世纪传教士们独担重任的局面。与此同时，在英美教会内，基要派和自由派之间的磨擦和冲突愈演愈烈，并很快波及中国，19 世纪的“ 新教传教的共识”不久即土崩瓦解。如前所述，中国教会没有像欧美福音派那样在神学立场与社会关怀上合一的悠久历史传统，从20 世纪初开始成熟之时就呈现出基要派和自由派的深刻对立。当时，中国教会涌现出了一批保守的教会与传道人，他们所主导的奋兴布道运动使基要派运动迅速崛起。1 他们所代表的福音－基要传统不同于英美福音派整合福音布道和社会参与的历史传统，对属灵与属世从一开始就形成了非此既彼的心态。

属灵派领袖们的社会观多带有强烈的社会－文化少数派和前千禧年主义的取向，强调人的罪性与堕落，对人类社会基本上持负面的看法，认为此世为罪恶所充满，为魔鬼所辖制，只会堕落下去，只有等到耶稣再来才可彻底改观，神的国度才会降临。带着对耶稣再来的企盼和圣经中预言的笃信，他们发现世界的乱像似乎在预示着末世的来临。而中国扭转国运的关键所在既不是整军经武，也不是文化重建，而是彻底悔改，归向上帝。在基要派的神学思想中，一切的社会问题总会被归结为个人灵魂的堕落，以及随之而来的道德沦丧。因此，解决社会问题的关键所在并非社会与文化改造，而是福音的传播与灵魂的拯救。毫不奇怪，中国早期福音派运动中不乏对世界堕落的揭露，对喝酒吸烟等个人性的“ 罪” 的指责，却极少对社会问题的深刻关注和分析，更谈不上对社会改革的参与和推动。这种情况与当时的国际福音主义运动是基本一致的。

另一方面，中国教会内的一部分领袖人物和知识分子则在自由主义神学思想的影响下，采取了社会福音的立场。2 在他们看来，传统保守的牧养和传教模式属于过去的时代，无法适应当代的需要。他们对传统福音派传教神学和策略的改造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福音派强调拯救不但针对人的灵魂，而且针对人的身体；不但针对个人，而且针对个人的社会环境。社会的改造同样属于拯救的核心部分，社会服务与福音布道实际上处于同等重要的位置。

第二，他们主张神的天国不应只在天上、末世，而应建立于地上、此世。实际上，神的国度不再是什么神秘遥远的东西，而是按照基督教兄弟之爱的原则加以改造的新社会。天国不再是一个神秘的奇迹，不再是一个与当今世界自然和社会截然不同的现实，而与当今的人类社会和自然有诸多相同、相似之处。神国的来临不再意味着此世的毁灭和历史的中断，而是人类社会和历史进步的结果。天国的降临不再全靠上帝的干预，人类改造社会的努力成为通向天国的道路。

第三，在社会福音派看来，神的国度是通过爱的行动来建立的，而不是靠口头布道和派发福音出版物的传统传教办法。所以，他们主张将传教的重心由福音的宣讲转移到福音的应用与实践上来，结果大大高扬了社会实践的地位，几乎以之取代了福音布道在传教工作中的位置，使后者沦于可有可无的境地。

第四，在社会福音派的教会论里，教会由一个单纯的牧养和传道的福音机构，演变为一种社区中心性质的团体。教会的传福音作用为其社会责任和参与所淹没，甚至代替。教会与社会福利机构之间的根本区别似乎变得模糊起来。

平心而论，中国教会属灵派传统对灵与肉、圣与俗、福音与世界之区分的执着，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历史观使得从属于这个传统的信徒个人和教会一向专注于堕落世界中福音信息的广传与对人灵魂的拯救，而没有如自由派那样系统地、长期地和主动地从基督信仰的角度来追踪、观察和思考当时中国和国际的社会、政治与文化问题，以便使基督信仰发挥社会与文化改造的功能。在保守派的思想体系中，社会和文化问题从未占有其在自由派思想体系中那样显赫的地位，他们对当下社会政治问题多采取漠视或回避的态度。在20 世纪上半期中国保守派的绝大部分教会领袖和神学家身上，我们都可以发现这个特点。

三

自20 世纪40 年代开始，美国福音主义运动逐步从基要主义中分离出来。60 年代以来，社会关怀在国际福音主义运动中逐步复苏，这特别突出地表现在洛桑运动对这个问题的反省和平衡处理。在这种大动向的冲击之下，海外华人教会对待社会与文化问题的态度也开始发生了变化。虽然鲜有对王明道和宋尚节等老一代福音奋兴家直接、系统的挑战和批判，但教会主流明显地摒弃了老一代对社会和文化问题的冷漠，主动地关注社会和文化问题，日益强调“ 我们注重传福音，也注重社会责任和见证”3。可以说，社会关怀的出现和增强构成了当代华人福音主义运动的一个主要特征。无论在基层教会还是跨宗派、跨地区的运动中，这个特征都有所表现。1974 年洛桑会议期间，六十余位与会的华人代表决定发起组织“ 世界华人福音会议”（简称“ 华福”），后来成为海外华人教会中相当有代表性的国际运动。“ 华福” 从一开始就把推动普世宣教作为其中心任务。然而，它的异象和事工并没有把社会关怀排除在外。1976 年大会所通过的“ 华福宣言” 包含了题为“ 教会与社会的责任” 的部分。其内容为：

教会的基本责任是传福音救灵魂，但要让世人明白神无限的爱，教会亦当以身作则，显出爱心的见证，扩大对社会的影响。因此教会对当前社会的需要漠不关心是不应当的，……所以社会福利工作，有的是教会可以作的，有的是站在基督徒公民立场应当作的，不论是教会或是基督徒个人，都可借着对社会的关怀，为福音铺路，加强教会对社会的影响。这样，当福音广泛传开，信徒人数增加时，也就转移了社会的风气，使教会更受到尊重，使福音更有效地展开。4

这段话在重申了传福音中心地位的同时，对社会见证辅助作用的重要性也给予了充分肯定。本着这种认识，“ 华福” 采取行动积极推动华人教会更加关注社会和文化问题，更加投入这方面的工作。总的来看，无论是在中国大陆，还是在海外，当代华人教会在社会关怀与参与问题上的态度与20 世纪初相比已经变得多元。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教会对社会关怀的态度其实有一个变化的过程。

19 世纪建立和带领教会的传教士们在坚持传福音核心使命的同时，也没有摒弃社会的见证。进入20 世纪之后，在诸种因素的作用之下，才出现了严重对立的看法与立场。属灵派领袖们对社会福音派痛斥有加。而他们恰恰是塑造了华人福音派教会性格的一群。所以，日后华人教会多对社会关怀心存戒惧也是有其历史原因的。不过，有迹象显示当今不少华人教会又开始回归类似早期传教士们的立场。

不过，我们还是要看到，中国教会早期属灵派领袖们对今日教会仍然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不错，王明道、倪柝声等人的确没有长期、深入地关注社会和文化问题，但这并不表示他们没有自己独特的社会与文化观，更不表示他们对世事变化没有回应，而主张一种消极避世的人生态度。我认为，属灵派与自由派最根本的分歧在于他们不同的神学取向决定了他们对教会和信徒使命的理解不同，广传福音与改造社会之间的张力也就出现了。因此，在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处境下，自由派很自然地把注意力放在如何参与爱国救亡运动，而属灵派则把注意力集中在乱局的属灵意义和信徒如何保守和促进灵命上面。在很大程度上，二者是在不同的层面各说各话。属灵派所最为关注的从来就不是为全民族设计一套救国的方案，他们对时局的某些解读和对全社会的某些呼吁其实也是以传福音为落脚点。因此，我们没有充足的根据说属灵派的思考和立场完全排除了关心民族与社会命运的可能性。

当我们今天回过头来重温当年属灵派的所思所言，而惋惜甚至批判他们对社会问题的过度抽离和冷漠，乃至检讨他们对后来华人教会社会与文化承担上的负面影响的时候，我们必须看到，他们那样的立场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而他们当时对国难家仇的感受是极为深切和沉重的，他们处理的态度也是非常认真的，他们的回应也是尽力的。他们的思考和言论当中不乏值得我们珍视与深思的内容。反思过去，继往开来，我们是否可以问：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是否已经证明启蒙运动造成的历史进化观其实有很大问题，而早期属灵派所阐述的社会历史观具有重要的洞见呢？这些洞见所天然具备的社会－文化批判意识是否有助于教会发出先知的声音？以这些洞见为出发点，结合教会悠久的传统和中外神学界后来的丰富思想成果，是否可以创建当代中国教会福音主义的社会文化理论呢？对教会而言，早期属灵派的思想是否可以再次提醒我们教会的非政治性或超政治性？是否有助于教会在来自左、右政治势力的拉扯和诱惑之下，始终忠于自己的使命呢？带着这些问题来回顾历史，我们将受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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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20 世纪上半期的中国教会，基要派又称属灵派、保守派或福音派。

2 当时，自由派又称现代派。

3 滕近辉，《现代教会路线》，台北：校园团契出版社，1977 年，236 页。

4 林来慰，《华福运动纵横谈》，香港：世界华人福音事工联络中心，1990 年，115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