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二十年来，中产阶级化倾向是中国城市新兴教会的一个显著特点。这个现象显然还缺乏足够的关注和反思。本文旨在借助一个案例对这个重要却被忽视的现象予以剖析。
首先需要定义的是，何为“中国城市新兴教会”？
1949年，中国的政权更迭，无神论占据国家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基督教会由于其历史渊源，多与西方基督教输出国的母会有着经济、组织、神学体系等各方面的关系，被视为敌对势力操控的力量，亟待被整合摧毁。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即“朝鲜战争”）爆发后，爱国主义激情高涨，政府对于涉外组织机构的处理也加快了步伐。在这个背景下，主要由原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出版部负责人吴耀宗领衔发起了效忠表态，提倡自治、自养、自传，割断与外国差传母会之间的联系，建设“新中国下的基督教”。1954年，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成立，标志三自运动的目标已经达成。所有的基督教会都被纳入新政权的行政架构管理之下。不顺从的少数教会领袖和基督徒则被捕入狱或逼迫致死。
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爆发，三自系统的基督教会也失去了生存空间，所有教堂都被关闭。其后，原本隐藏身份没有加入三自的基督徒和部分失去正常聚会场所的基督徒开始秘密在家庭及其它隐蔽场所聚会，人数不断增多。到1978年“改革开放”后，三自系统教会重新恢复礼拜。那时，家庭教会已经成为与三自教会系统分庭抗礼的教会存在。家庭教会人数在农村增长很快，被视为中国基督教的一次大复兴。
上个世纪90年代，经历了80年代末的政治风波后，知识分子群体心态普遍从乐观变为悲观，对当局失去信心，对未来沮丧。由于受到西方的普遍排斥，为了尽快摆脱被孤立的状态，中国政府大量接受以英语教师为身份的外国宣教士来到中国高校，条件是不能在课堂上公开宣传基督教，私下言行不受限。高校（主要是一二线城市）内的基督教查经小组遍地开花，他们是本世纪基督教在城市复兴的种子。大量的教会工人在那时信主并接受初步的信仰培训。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城市家庭教会。
这一批城市教会有鲜明的特点：知识分子群体居多数，受教育背景比较相似，带领团队年轻化，主要集中在京沪宁蓉等大型中心城市。通常，人们把这些教会视为在三自与传统家庭教会之外的第三种教会。他们仍然属于家庭教会，是更大规模的走出家庭的家庭教会。他们中很多人在信仰之初，受到唐崇荣牧师的讲道影响，奠定了改革宗的神学立场。而在北京上海的城市新兴教会中还有一个背景，就是韩国宣教士在中国的耕耘。而韩国教会带来了两个特点，一是以大型教会为成功的范式，二是灵恩倾向。
其次，需要解释何谓“中产阶级”。通常来说，对于中产阶级有四种角度的定位：
一是，由经济学家主导，以收入指标定义的中等收入阶层。这个指标在中国差距比较大，大约在1.15—4.3万美元/年，即人民币7万—28万元/年之间。<1> 依照世界银行标准，狭义的中产阶级定义则是收入接近或超过发达国家中等收入者的人，其收入大约为人均31000美元/年或每天85美元。<2>
二是，由社会学家所倡导，通常依据职业分类或以职业分类为基础的阶级划分来定义中产阶级，即所谓白领阶层。他们依据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工业化后期，在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两大对立阶级之外出现了大量的白领职业人群，导致社会结构变化，阶级关系和政治格局也随之改变。
第三种取向侧重文化分析，多少受到后现代主义理论影响的社会学家为主，他们常常通过消费行为、生活方式、文化品位、休闲生活等来分析现代中产阶级的特性。
第四种以政治学家为主，关注中产阶级的兴起与政治转型之间的关系，认为中产阶级兴起将会推动民主政治转型，其关注点是新产生的中产阶级的社会政治价值观及其对社会变迁的影响。<3>
笔者个人比较倾向于第二种职业划分。经济收入并不能完全决定价值观念，比如在最近2016年度的美国大选中，中西部的美国白人农场主与美国高校教师的经济收入相差无几，但是他们的价值观及对总统候选人的投票选择却是天壤之别。中产阶级是指既非单纯地出卖劳动获取酬劳，也非因拥有土地和资本获取利润，而是倚靠所受的专业教育和专业技能获得报酬的一类人群。他们基本上都接受过大学以上的教育，价值取向较为一致。即使有些人一时还没有达到中等的经济收入，但是可以视为中等收入的预备成员，比如刚刚走出校园的大学毕业生。
界定了“中国城市新兴教会”和“中产阶级”，接下来需要探讨的是两者之间究竟有什么逻辑关系。
2016年11月，一位专门讲授教会领袖领导力的神学院老师在接触到神学院的学生（多为家庭教会的年轻工人）后，非常不解地问：为什么中国大陆的教会那么认同改革宗神学，似乎不约而同以改革宗为荣？他们认同的改革宗在今天的美国完全不是教会主流，美国目前的改革宗教会也不是他们以为的样子。
为什么改革宗神学成为中国城市教会的时尚，尤其是城市新兴家庭教会的时尚？
1954年之后，原本由西方宣教士建立的建制化教会基本都归并进入了三自系统，而且被打破宗派成为中国基督教的新景象。在政府权力的控制下，三自系统教会谨小慎微，不敢越雷池一步。没有进入三自教会系统的家庭教会大多属于敬虔派的传统，如小群、耶稣家庭，从信仰传承的角度就没有走建制教会的道路。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基督教信仰更多只能持守在个人内心中。唯有近二十年来，城市新兴教会走上了建制教会的道路，其中改革宗的长老会教会特别引人注目。他们虽然在数目上并非最多，却似乎是最具有影响力的。
二
笔者接下来以一间教会为例，探讨中国城市新兴教会与中产阶级之间的具体关系。
这间教会缘起于上世纪末一城市若干大学的查经小组。1990年代末期，本土培养起来的英语教师开始顶替了原来引进的英语教师的岗位，曾经活跃在各高校的宣教士因合同到期等各种原因纷纷离开，查经小组经过重新整合，寻找到了本土的新带领人。
由于查经小组的主要成员都在这个城市一所大学里，因此新带领人组织的聚会一直在大学区附近。这期间，既有其他高校的查经小组并拢而来，也有新成立、新组建的高校查经小组，后来都命名为团契。
对于团契时代的教会成员而言，传福音的对象除了身边的高校师生外，最容易接近的是同一高校毕业的校友。比如，曾经一个大学的团契就不仅有这个学校的师生，还有很多该校毕业生。因为该团契扩张很快，两年后分为工作团契和学生团契。
尽管经过二十多年的岁月变迁，目前在校大学生的比例已经很低了，但是当初的团契构成此间教会的今日底色，很多成员拥有高学历和较为稳定的中等收入。
该教会曾经的4位长老中有2位博士、2位硕士。曾经的教牧团成员8人，除1人外，都是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其中硕士2人，博士2人。执事4名，博士2人，硕士2人。这样的高学历，是该教会所在城市的新兴家庭教会中较具代表性的。
该教会平信徒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也不低。以该教会唱诗班成员为例，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占到95%以上，硕士、博士占到30%以上。再以笔者所带小组为例，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占到60%以上，硕博占10%。需要说明的是，笔者所带小组流动性比较大，在教会内属于整体上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组。
不过，该教会同工带领团队的海外留学背景不强，尽管有些人有短期的北美高校交流互访等经历，但基本属于本土高校的教育背景。这一点是该教会与同一城市其他新兴教会较为不同之处。
该教会的主任牧师是由老一代家庭教会领袖按立为牧师，这意味着该教会承接了家庭教会走十字架道路、为主摆上的传统。相比之下，教会中的高校知识分子群体对于权力与制度敏感，越来越多要求同工会事工计划公开。在此背景下，财务公开的呼声成为教会向城市新兴教会转变的驱动力。
2003年，在众多团契的要求下，教会同工会决定制定一份教会章程，使得教会管理有序。同工会委托主任牧师起草这份章程，并且审议通过了。其实早在1998年查经小组时代，校园小组的同工们就曾经草拟过关于教会制度的共识，只是停留在纸面上。<4>
2004年，国务院发布《宗教事务条例》。该教会依据此条例，认为基督教会有可能获得一次机会，在三自系统之外获得合法的活动空间，因此开始了向政府申请登记的事工。依据条例，作为社会团体登记必须具备50名以上的团体发起人，必须有明确的团体章程和较为固定的办公场所等，因此该教会开始了三个方面的行动：
第一方面，制定教会信约、章程和纪律条款，由信约起草小组酝酿草案，由同工会磋商讨论修订；因着这一项目，该教会的带领层对于信仰的思考碰撞是十分激烈和有一定深度的，涉及圣灵论，教会论，末世论等等方面。带领层对于哪些是基要真理，哪些属于良心范畴的底线，哪些可以在爱心中求同存异有了初步的思考。
第二方面，征集发起人。教会期望征集到75位发起人以备筛选，因为发起人的身份证号码、电话、家庭住址及工作单位等信息都需要登记，这意味着有50位以上的弟兄姊妹需要公开自己的基督徒身份，所付出的代价显而易见。后来有2名弟兄被从检察院、公安局系统辞退。这一行为让教会一大批信徒审慎反思信仰所要付出的代价，他们后来成为该教会坚固的底层，并且带动整个教会的认知，即使经历各种风波和政府的打压，整体教会因为这个底层而依然存在。后来该教会举行了第一次会友代表选举，推选出来的会友代表基本上与早期教会登记的发起人重合。
第三方面，寻找更大的聚会场所，包容原本分散聚会团契，使聚会场地较为固化。
从这个时候起，该教会正式走上了建制化的道路。此后教会进一步修改章程，成立教牧团与长老团，将财务和人事都与教牧团剥离，全职受薪工人以专心祈祷传道为念；长老团负责管理人财物，但长老不得在教会内领工资；建立会友制度，所有牧师、传道的任命要经由会友的投票印证；所有长老、执事要经会友投票选举，会友有权查阅教会有关财务状况，10名以上会友联名即可质询治理委员会的各项决议；建立教会的预算制度，事工部门预算由会友大会审议通过；建立审计制度等等。该教会的规则意识建立的比较早，其信约、章程和纪律成为众多城市新兴教会的参考。
从后来十年的经验看，该教会的登记申请过程，确实拓展了家庭教会的生存空间，教会转入写字楼聚会，规模从50人/堂聚会达到了300人/堂聚会。在该教会之后，超过千人聚会的家庭教会已经成为现实存在。对内，登记客观上起到了建造教会的作用，将松散的、分散的、个体性的基督教聚会点凝聚成为有明确信仰实质，清楚自己所信的是什么及所要付出的代价的教会团体。
在该教会户外聚会五年多的时间里，教会主要领导层都被限制软禁在家失去自由，但是教会所有的事工部门都能正常运转，没有受到影响；教会的财务制度有效地保护了教会带领层，经历了政府部门严苛审查，在上千份公安局派出所的问询笔录中没有找到任何可以指控贪污受贿等财务方面的破绽，也没能在教会的信徒中成功制造怀疑猜忌，这些都与其严格透明的财务制度与监督制度的建立有关。
尽管五年中有信徒流失，但是教会的会友人数基本保持不变，牧养小组略有减少，十一奉献持续平稳，没有降低。排除通货膨胀因素，在约1000人的教会减少到300—400人时仍然保持十一奉献总数不变，也说明流失的信徒原本在教会内也不太稳定。
该教会向政府申请登记的举动在家庭教会内引起轩然大波，有些激烈的家庭教会带领人认为该教会是投降卖主，是卖身投靠，或者是天真幼稚，看不清政府敌基督教的本质等等，更多的家庭教会在观望。
该教会内部也有一批不认同申请登记的弟兄姊妹选择离开，表面看起来他们是对教会登记的不理解，不接受，但是更多的是对一种建制教会的方向不认同，比如有些弟兄姊妹对于教会提出来的“委身”的概念不能接受，他们过去主日聚会的概念是打游击听道的方式，哪里有好的讲道人就到哪里去，委身教会要求他们要在一个教会内有归属感，他们感觉到被束缚，怕一个教会的喂养吃不饱，怕错过了属灵大餐；还有一些弟兄姊妹感到从团契聚会变为堂会聚会后，人数增加了，人际关系疏远了，亲密感不见了。当然也可能是对建制教会将要招致的危险的本能躲避。
不得不说，尽管教会登记的行为对于该教会的内部建造极为重要，但是教会申请登记的起因和动机确实有可商榷可批评之处。
在该教会公布的一篇文章中这样表达：“我们认为，世界不是神所放弃的（诗22:28）。基督已经拥有天上和地下所有的权柄（太28:18）。因此我们相信，这个世界有出自于神的基本法则和秩序（罗13:1下、4下）。而这种基本法则和秩序一定会以某种方式体现在一个法制的社会中。并且，他自己的教会在这个法制社会中应有其合法的地位。我们认为，教会是基督在这个世界中的代表。教会在这个世界中应该是一座山上的城（太5:14），是放在灯台上的灯（太5:15），是不能隐藏的（太5:14），这样才能照亮更多的人。”
这是该教会“山上之城”即教会公开化异象的雏形。世界伏在上帝的权柄之下当然合乎圣经的教导，但是世界在上帝的权柄之下是否就必然意味着教会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成为合法化的存在？似乎在逻辑上并不具备足够强大的说服力，至于在过往的经验上就更不能说服人，中国大陆1953年之后上帝就没有权柄了吗？但是教会确实没有了合法的生存空间，这也是为什么一些经历苦难和逼迫的老一代传道人难以接受该教会向政府申请登记的主要原因。
深思细究，这一举动恐怕与当时教会带领者对中国大陆政治环境过于乐观的判断有关，把国务院出台《宗教事务条例》视为国家对于宗教事务开放进步的表现，将此当成一个家庭教会“浮出水面”的契机。近来，该教会一位长老反思说，我们把教会公开化的异象在一定程度上理解成为合法化。这一反思，不无缘由。
为什么以上所谈的这间教会成为建制性教会的探索者？为什么许多城市新兴教会选择了改革宗神学和长老会的教会建制？这或许与大型城市中的新兴中产阶级的兴起有着密切的联系。此文所说这间教会初期的成员构成以及他们传福音的社交圈子都属于这个阶层。
按照林鸿信所说：“加尔文的宗教改革是在具有三级议会组织与选举制度的帝国城市日内瓦里进行，教会体制具有民主代议制精神，代表知识分子、技术与专业人员、中产阶级与市民身份”。<5>
知识分子与中产阶层天然地喜欢规则，喜欢理性。他们是理性主义的教育体制培养出来的，尽管在信仰中摆脱了无神论的束缚，却对于理性主义的个人主义价值观有天然的亲和，对于改革宗神学的缜密、自洽的系统性有亲和力，对长老会教会体制的秩序有亲和力。
在此文所述教会所在城市，十年前曾有流传甚广的说法，说城市新兴教会的这一代领袖不是学法律的就是学计算机的，意思是说，他们喜欢条理清晰，喜欢教义问答式的信仰表述，喜欢非黑即白的认知方式，喜欢输入指令就出来结果的思考模式。
尽管上世纪90年代，灵恩运动就已经影响到了国内，甚至在韩国宣教士影响下的一代教会领袖也多有灵恩倾向，但是最终城市新兴教会的神学还是向加尔文靠拢。
本文所说教会的信约是在改革宗神学基础上模糊引入了浸信会及卫理公会的教义，意图开放边界，容纳更多信徒。用该教会主任牧师的话说是“摸着改革宗的墙，走福音派的路” 。
然而，该教会后来加入的教牧人员越来越表现出强烈的改革宗倾向，而且年轻一代教牧人员在教会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整体上，城市新兴教会向改革宗神学靠拢，体制上以改革宗长老会为宗派认同的趋势越来越强。
三
不过，由中产阶级成员构成的教会与中产阶级化的教会仍然有所不同。
在团契时代，教会处于草创阶段，虽然教育背景相近，气味相投，但是因为成员普遍年轻，热情、活力掩盖了其它差异性，教会内看中的是圣经真理的亮光，圣灵的感动，全部身心地投入其中。
但是二十年后，随着这一批教会骨干结婚生子，城市新兴教会越来越体现出中产阶级化的趋向。近些年成功神学大行其道与城市教会的中产阶级化的趣味和理想是密不可分的：“做最好的自己”被包装以基督教的外衣变成“上帝爱的是本来的你”，自我中心堂而皇之成了基督教信仰的价值观；“他们在富裕方面具有合法的，不可让与的权利。……他们继承的不再仅有财产，而且有丰盛的自然权利。” <6>
教会内最难辅导的一批信徒就是那些不停地追问 “上帝为什么不给我婚姻”，“上帝为什么不给我工作”，“上帝为什么不给我收入”，“上帝为什么不给我信主的父母”，“上帝为什么不给我听话的孩子”……的信徒。穷根究底，他们的内心都是感到这“不可让与的权利”被剥夺了，不公平；“TRY JESUS!”——“试试耶稣！”，一种典型的美国口号，流行在美国基督徒中传福音的策略，其迎合的是美国中产阶级消费主义的心理：不要错过……机会 。<7> 如此等等，也都是中国城市教会必须警醒的。
如果还以笔者所观察的这间教会为例，以下特点是否也跟中产阶级化倾向有关。
1、真理深刻化的过程是否伴随信仰道路的狭隘化？
长期以来，家庭教会一直用“我们不是……”来定位自己是谁，这种“不是……”的思维似乎也体现在教义与神学思考方面，在竭力辨正什么才是真正的信仰核心时，慢慢排斥了信仰体验的丰富性。矫正信仰核心可以有两个方向，一种是非核心部分可以求同存异，最大化地容纳信仰的同路人；一种是不断地以“我们不是……”来剥离异己，以致使自己越来越孤单。新教五百年的历史本来就是不断分化的历史，教义上条分缕析，教会组织也不断拆分。
笔者看到城市新兴教会不断地分化，原有的灵恩倾向的同工离去，不能认同“公开化”教会异象的同工离去，对教会组织化越来越严密不认可的同工离去，性格不合的同工离去，缺乏足够信任的同工离去……难道这些离开都是因为信仰的核心不同吗？教会在细枝末节上投入的关注是否已经超过了核心性的教义？是门徒培训还是小组牧养，是唱《诗篇》还是唱古典圣诗或者加入流行元素，真的重要到信徒能否同走天路的程度了吗？还是某种自以为拥有知识、拥有真理的傲慢与偏见？
2，重视真理知识的服侍，轻视身体劳力的侍奉。
笔者所举例的教会历来是以主日讲道有深度被教会的信徒拥戴。（当然，与有些教会牧师的讲道相比并不高深，反而多有不及。）近些年来伴随系列释经讲道的安排，讲道人有越来越神学化的倾向，历史背景，希伯来原文，希腊原文词句分析，多种翻译经文对比……经文分析越来越细，层次越来越多，常常动辄就六七条，看似缜密周严，但是直指人心满含圣灵力量的地方反而少了。小孩子基本坐不住，一些受教育程度低的信徒会感觉到听不懂而远离教会。
教会内追求带领查经恩赐的人多，愿意擦地打扫卫生的人少；愿意去异国他乡短宣的人多，愿意去医院排班照顾患病的弟兄姊妹的人少；愿意一次性付出金钱侍奉的人多，愿意长期付出时间和精力服侍的人少……一间教会能扫地的人少于能讲道的人，实在不是正常的现象。高看脑力劳动，鄙视体力劳动，是中产阶级化倾向教会隐含的一种文化。在这样的氛围中，大学生毕业后，宁可啃老也不愿意去做体力劳动；弟兄宁肯选择轻松体面低收入的白领工作，也不愿意辛苦劳动承担养家责任。低学历、体力劳动者在教会里面会感到被边缘化，一些无收入人群甚至可能被视为教会的负担和麻烦，巴不得其离开了事。
有些信徒干脆就将自己的教会定义为面向知识分子的教会，受教育程度成了教会区别不同人群的隔离墙，这种定义显然违背了圣经的教导，阻碍了基督之爱的传播，或许一时之间能获得社会上一部分人的羡慕、认同，但他不可能有荣耀上帝的美好见证。比如：教会成员在与警察的冲突中，有时流露出轻视警察职业，因其受教育程度低而藐视其人格的倾向。
笔者所举例教会最近两年的户外聚会中，信徒因为被公安机关认定为扰乱公共秩序行政拘留44批、93人次，累计被拘留时间达到750天。在这期间，教会的弟兄姊妹与被拘禁在拘留所中的小摊小贩、农民工、访民以及卖淫嫖娼等社会底层人员有了真实而且近距离的接触，几乎所有进过拘留所的弟兄姊妹都感觉到自己生命被拓宽，在拘留所传福音的过程中自己的生命品格得到了塑造。
3，过分重视家庭、教育等教会内部需要，宣教事工难以开展。
中产阶级对家庭的重视在美国“爱家”协会在中国的发展顺利可略见一斑，而中产阶层自己就是通过教育达到现在的社会层次，自然也非常重视对子女的教育。早期城市新兴教会中不少传道人拥有绿卡身份或者孩子是美国、加拿大国籍，他们的孩子选择了国际学校或在家上学，引发不少教会内信徒的羡慕。北美也有不少机构专门为传道人的子女出国留学提供资助，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全职传道人与教会信徒之间的区隔。
目前，许多城市新兴教会将注意力放在教会办学校上，有些教会牧者认为，他们不能将教育孩子的权力交给无神论的政府。但是由于教会学校没有政府承认的学籍，不少教会学校的学生们在初中或高中毕业后只有出国留学。不知道有多少基督徒是追随教会的神学立场还是为了贪图孩子可以出国留学。
由于为孩子考虑多多，基督徒家庭基本上只能向上流动，向教育资源更丰富地区流动，三线城市向二线一线城市流动，北京上海等城市向北美、欧洲及澳洲等地区流动。尽管城市新兴教会有受教育人员的优势，国内很多边远地区的教会有缺乏，也需要各类人力资源，有教育宣教的拓展空间，却很难踏上宣教之旅。同一个城市内的不同人群都很难融合，比如北京新兴城市教会与北京郊区的农民工群体教会之间就少有交流，更不用说跨地区跨文化的宣教了。
4，审美时尚化，教会敬拜方式趋同。
尽管此文所说的中产阶级是以受过高等教育为主要标志，但是中国大学的教育是一种专业技能型的教育，人文教育缺失。因而中产阶级的审美是被教育出来的，而不是具备独立判断的能力，他们对于美丑好坏的尺度更多来自教科书，来自某些专业人士、权威机构，因此时尚潮流最能带动他们的消费购买力。这个特点在教会内突出表现在主日敬拜的模式上，不少城市新兴教会都选择了赞美队的敬拜方式，对于经典圣诗所知甚少。
5，生活方式中产阶级化。
从城市基督徒的微信朋友圈可以看出，被点赞最多的往往是晒旅游，晒烘焙，晒咖啡，喝茶……
曾经有教会团契组织营会是滑雪，曾经有基督徒竭力混入骑马圈子而摔伤，曾经有基督徒参加营会嫌弃营会生活条件太差，将吃了一半的馒头花卷米饭倒进泔水桶……
有些个人形象设计机构以师母免费为利诱，借师母的威信和榜样作用在教会内推销高价位培训课程。
在这种种生活方式影响下，生活拮据的弟兄姊妹的需求被忽略，他们渐渐在教会被边缘化。另外一些弟兄姊妹则不切实际地要维持中产体面的生活标准，宁可借钱也要住大房子，借钱购车以便周末度假，要晒与豪门权贵的往来……
唯有一点跟全世界的中产阶级普遍爱好不同的是，中国城市新兴教会内喜欢读书的信徒不多，读书风气很难培养。这跟中国的中产阶层不爱读书的特征是一样的。
6，看重安全感与心理辅导，焦虑症高发。
中产阶级比较趋向保守，在有可能的情况下不愿意变革。笔者所在的这间教会在近二十年里却是一直处于剧烈变化之中，以至于有人形容该教会是一辆没有刹车制动的火车，一旦搭上这辆车，就会越跑越快……这一点真不像中产。或许恰恰是这一点让我们相信：除了圣灵的工作，没有人愿意是这样。
不过，教会内焦虑症、抑郁症高发却也是不争的事实，总有人因此责怪教会在专注主攻方向的时候忽略了对信徒的牧养。然而，实际上，虽然没有像笔者所在这间教会那样经历动荡，其他一些城市新兴教会依然存在众多抑郁症和焦虑症患者，和心理辅导有关的讲座常常爆满。
然而，有些持改革宗神学立场的牧者对于心理辅导予以抨击，这给有些城市新兴教会的牧者带来很大困惑。一方面，教会需要面对很多抑郁症和焦虑症患者，另一方面，似乎求助心理辅导就是不相信圣经真理，就是给撒旦开启后门。
最后补充两点，一是北美的海外留学归国人员给教会带来的影响。笔者所在教会原本海归色彩很低，教牧长老都不是完整的海归。后来有海归团契并入此间教会，他们把在北美校园事工的模式带到教会内。虽然海归团契的宗旨是要在国内教会与海归成员之间搭建桥梁，减少隔阂，帮助海归尽快适应国内情况，而事实上，因为海归身份的标识性，不但没有帮助他们适应教会，反而因强调其特殊性而使其难以融入教会。
二是许多北美基督教机构在国内以宣教为名传播的文化产品，或者为了国内审查机关便于通过，或者为了迎合市场需求，把大量北美中产阶级价值观的产品作为基督教价值观的产品传输进来，造成许多混乱。比如前面所提到的《过犹不及》以及亲子关系、夫妻之道，成功学等类的书籍。
从笔者所在教会过去二十年的经历看，中产阶层的特色被上帝使用，成就了教会的建造，也完成了上帝在这一历史阶段借此间教会对家庭教会的带领；而接下来的道路更需要教会警惕中产阶级化的负面影响，看到教会日趋稳定与保守封闭、缺乏活力的一面，避免故步自封，常常省察自己的骄傲、自义和自满，以免成为草木禾秸的工程。而如何打破教会中产阶级化倾向的负面影响，可能还有待教会思考与信仰实践中摸索总结。
<1> 武连峰，《野狼大势：节节败退的中产阶级》，微信公众号《叶檀财经》，2016年11月30日。
<2> 维基百科：中产阶级词条。
<3> 以上观点均引自：李春玲，“译者前言”，《中产阶级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1-2。
<4> 何哲，《城市中的灵宫》（香港：明风，2009），93。
<5> 林鸿信，《教会生态学》（校园书房，2012），249。
<6> 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1929—2007）著，刘成富、全志刚译，《消费社会》（La société de consommation）（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9 。
<7> 同上，63，“这里起作用的不再是欲望……而是被一种扩散了的牵挂挑动起来的普遍好奇——这便是娱乐道德，其中充满了自娱的绝对命令，即深入开发能使自我兴奋、享受、满意的一切可能性。”
此文首发于《世代》第2期（2017年夏季号）。如之前所写，《世代》并非一定完全认同分享文章的所有观点。分享的原因在于，这些文章传递的某些信息，是值得反思却被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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