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6日的《环球时报》（以下简称《时报》）出了一则题为“个别教会要避免让自己政治化” （以下简称“文”）的社评，文中所评论的就是近期在北京发生的守望教会户外敬拜的事情，而且就像题目所说的那样，是给守望教会的一个善意的提醒。这是我们所看到国内媒体有关守望教会户外敬拜的唯一正式中文报道，因此作为当事者的我们，有必要对文中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做出澄清和解释，好让读者对此事件有更全面和细致的了解。

文中多次提到的“家庭教会”之所以被称为家庭教会，并不是因为只有家庭成员（加上少数亲朋）聚集参加，也不是因教会仅限在信徒的家里聚会。家庭教会是上世纪50年代时，一大批不愿意在信仰立场上做出妥协而拒绝参加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 以下简称“三自”）的广大信众，为了坚持信仰和敬拜上帝，不得不退回到家中敬拜起始的。因为在那个时代，参不参加“三自”不是一个信仰问题，而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不参加“三自”就是反革命，为此很多人被关进了 监狱；那些在信仰上不肯作出妥协的，只能在家里秘密敬拜了。过去极“左”的宗教政策，随着70年代末改革开放有所改变。这样，原先在家里秘密敬拜的所谓“家庭教会”逐渐公开聚会，并且随着人数的增长和环境的进一步改善，教会的聚会逐渐从个人的“家庭”（房子）移到写字楼等公共的开阔空间里，甚至有些地区的家庭教会盖起了教堂。尽管家庭教会经过了漫长的50多年时间，加上各地区间的差异，“‘家庭教会’的情况”确实“千差万别”，而且就像文中所指出的，“基督教近几年在中国发展很快，各地出现大量‘家庭教会’”，但是家庭教会的本质却一直没有改变——不愿意在信仰立场上作出妥协，拒绝参加“三自”——这才是真正的“家庭教会”。因此文中所说，“它与能在一个房子里容下的真正‘家庭教会’已经有了某种不同”，是对家庭教会的误解；教会最看重的不是聚会场所本身，而且也从来不以它来界定和限制自己，因圣经上说：“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指基督）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本次守望教会户外敬拜，虽然是一个“个别教会”事件，但它所反映出来的是50多年历史遗留下来的“中国宗教事务的老问题”在现时期的突显。我们承认现在的宗教环境比起过去宽松了许多，但我们也应该看到，相比于家庭教会在新形势下的发展，正是由于“原有的宗教管理系统”的严重滞后，造成了现在政教关系的张力。守望教会在过去的2005至2007年的两年多时间里，根据当时新出台的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积极主动向政府部门提出登记申请，并向国家宗教局递交了《北京守望教会 关于教会登记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从法律的途径解决家庭教会问题的意见。相反，相关部门对守望教会的回应是什么呢？相关部门不仅固守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宗教政策，即不加入“三自”就不可能有合法的敬拜聚会，给予明确拒绝，而且只要信徒在家里聚会，片警不时地以“扰民”的名义干预，使教会被迫搬几十次地方；后来教会为了不扰民而租用写字楼聚会，相关部门又以得到举报“举行非法聚会的”名义冲入教会崇拜现场，要求停止正在进行的敬拜活动；而后在2009年几个部门（宗教、国保、工商、税务、刑警等部门）联合给房东施加巨大压力，强行使其解除租赁合同（那次也被迫到户外敬拜）；为了拥有不被干扰的稳定聚会场所，教会信众合力奉献大量金钱购得一处能够容纳全会众的适合且能稳定聚会的场所，然而，尽管教会早已支付全额现款，但因有关部门的介入，开发商迟迟不敢把钥匙交给我们（这种情况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教会不得不再支付高额的资金租用地方，因有关部门介入，租赁合同多次被迫解除。因此，不是守望教会要“用‘宗教自由’打擦边球”，更不是守望教会要借户外敬拜有意“与社会管理系统发生对抗”，而是北京市（或是海淀区）的相关部门一直以来的作为（或者不作为），使户外敬拜成了守望教会“别无选择”的选择。

再者，文中也特别提到说，“搞政治是教会的大忌”，对此我们完全赞同。家庭教会不愿意参加“三自”，另一重要原因恰恰就是因为“三自”是政治运动的产物，是教会政治化的结果。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家庭教会都一直持守政教分离原则，坚决反对把教会政治化。为此，在这次关于户外敬拜的“告会众书”中，以及后来的“就户外敬拜的再次说明”中，我们都清楚地表明了户外敬拜是在不得已情况下的单纯的信仰行为，而不是假借宗教名义的政治化行动。无论是2009年11月的户外敬拜还是这次的户外敬拜，那些所谓敏感时期都不是教会所选择的，两次都是在有关部门使教会失去室内聚会场所之情况下，教会不得已做出的决定。2008年5月奥运前对守望教会的直接冲击、2009年六十年大庆前强行让房东解除与教会的租赁合同使教会失去聚会场所，以及在文中所说“当前政治上比较敏感的这一时刻”，守望教会所签室内场所的租赁合同又被解除……每当敏感时期发生的这些事件，到底是偶然、还是巧合，或是一种定然？

我们再次表明，守望教会的户外敬拜，不是政治问题，而是纯宗教性的问题，是家庭教会的快速成长和滞后的“原有宗教管理系统”的张力导致的宗教问题。因此，我们也希望相关部门不要把守望的户外敬拜活动政治化。把它政治化也许可以减轻有些部门的相关责任，但这不是解决宗教问题的合宜方式。我们希望政府部门能够把其确实当作一个宗教问题来解决，并且也只有将其当作一个宗教性质的问题，这个问题才有可能得到合宜的解决。其实守望教会所希望的，无非就是可以在室内稳定聚会的保证，这要求一点都不高，作为教会再平常不过了。守望教会在“就户外敬拜的再次说明”中也曾明确表示，“政府部门也会因此看到，只要教会有一个有保证的聚会场所，特别是自己所购置的场所，教会就会像2009年11月一样马上回到室内进行主日的敬拜；由此关于教会有任何政治动机的所有猜测都会不攻自破。”我们理解当前有关部门“彻底解决它并不容易，很难‘一刀切’”的处境，因此，如果无法出具守望教会可以回到室内的书面凭证，那么让守望教会进入自己已购买的场所敬拜，是最自然、最合理，也是最简单的解决方法了。当然，此后可以建立彼此沟通的平台，一同寻求长远的解决之道，也为解决家庭教会问题积累经验，为社会的稳定及和谐共同做出贡献。

最后，我们再次请求，不要把专注于信仰的教会政治化。
北京守望教会
2011-4-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