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宗教改革的历史上，没有哪个改教家像加尔文那样富有争议，既获得那么崇高的评价，又遭受那么多恶意的污蔑。对加尔文的正反两面的评价不仅在加尔文的时代是如此，而且直到现在依然如故。与加尔文同时代的苏格兰改教家诺克斯对加尔文赞赏有加，认为其治理下的日内瓦是“自使徒时代以来基督最完美的学校”（《改教家的神学思想》）。而博尔塞克 ·哲罗姆在 1577 年出版的一本加尔文传中，却把加尔文诋毁成一个无可救药的醉鬼、通奸者和同性恋者。现代的很多改革宗教会对加尔文及其神学思想推崇备至。但在文学界，20 世纪著名作家茨威格的小说《异端的权利》，则将加尔文描述成为一个冷酷无情地统治着日内瓦的暴君。而中国当代的很多基督徒对加尔文这个人，也可以说乐者有之，恶者亦有之。
其实，很多人对加尔文的理解都是片面的，对他的喜爱或厌恶，也是建立在误解的基础上的。麦格拉思《加尔文传》一书则竭力为我们澄清这些误解，并帮助我们认识加尔文这个人、他的神学思想及其对现代西方文化的影响。
喜欢读故事书的人可能会对这本书失望，因为它并不是一本传记故事，而是一本思想评传。作者并不像其他传记作家那样为弥补历史空白，用自己的想象力去添枝加叶，堆砌出一个一波三折的动人故事。而是用虽然不多，却确实可靠的历史资料去说话，力图为我们还原出一个历史中的“加尔文的一生”（此书的英文书名为A Life of John Calvin）及其思想。
《加尔文传》详尽叙述了加尔文从求学到立志成为一个人文主义学者，以及经历突如其来的转变，成为一个宗教改革运动家的生平事迹，其间也描述了加尔文在治理教会和执行教会纪律方面的改革措施，在改教过程中与其他改教家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他与日内瓦市议会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也展现了加尔文的神学思想，并用一章的篇幅介绍了凝结加尔文毕生心血的《基督教要义》。作者还探讨了加尔文与加尔文主义的关系，并着重阐发了加尔文和加尔文主义对现代西方文化的深远影响。
关于塞尔维特
作者在讨论加尔文在日内瓦的宗教改革时，花了很多笔墨评论与加尔文一生及身后的荣辱联系在一起的“塞尔维特事件”。
蒂莫西 · 乔治说，“多数基督徒，包括多数新教徒只知道他的两件事：他相信预定论，以及他将塞尔维特送上了火刑柱。这两件事都是真的，基于这两个事实，人们往往把加尔文描绘成新教的大审判官，日内瓦的暴君，以及一个阴郁、刻薄而无人性的人。”（《改教家的神学思想》）
麦格拉思为加尔文烧死塞尔维特一事争辩，他认为学者们没有关注德国在 1525 年农民战争失败、1534 年围困明斯特结束之后采取的大规模处决行动，或罗马天主教在伊丽莎白时代的英格兰所执行的残酷处决政策，而是大肆宣扬烧死塞尔维特一事，这发人深思。进而，麦格拉思提出在 16 世纪的社会，死刑是常见且合法的执法手段。“加尔文（及其同时代人）视异端之类的罪行，为很严重的罪，因此他默认判处异端分子死刑，这多少说明加尔文有其时代性，而不能说明他是悖逆时代标准的残暴的另类人物”（117 页）。麦格拉思认为学者们不批评其他人和组织的更为残忍的处决事件，而将矛头直指至多只是间接参与“塞尔维特事件”的加尔文，有失公允，并且对这些批评者的初衷表示质疑。
另外，麦格拉思指出，加尔文在日内瓦的市议会中没什么地位。加尔文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与日内瓦联系在一起，但是直到 1559 年12 月 25 日，他的名字才被载入前日内瓦共和国的自由民名册。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加尔文在日内瓦并不像一些诋毁加尔文的作家所称的那样具有影响力。正如麦格拉思所称，“他只能通过讲道、磋商以及其他形式的合法劝导间接影响日内瓦。尽管加尔文的道德权威有很大影响力，但是他缺乏民事审判权，缺乏强迫别人按照他的意愿行事的权力。加尔文可以也的确做了催促、劝诱、恳求；然而，他却无法发号施令。”（111 － 112 页）“对塞尔维特的审理、判决和执行（包括处决方式的选择），全部由市议会一手包办，而当时市议会正处在仇视加尔文的阶段。…… 为排斥加尔文参与此事，市议会彻底避开深受加尔文影响的正常教会惩戒工具——教会法庭。然而，事关重要的宗教争议，他们无法完全摆脱加尔文。他最初以间接的第一举报人身份参与此案。之后，加尔文又作了此案的神学专家证人。”（117 页）在执行死刑的过程中，加尔文曾试图将火刑改为更为仁慈一些的砍头，但市议会却不予理睬。
麦格拉思还指出，市议会之所以要处死塞尔维特，不仅仅是出于信仰上的考虑，更重要的，是出于担心塞尔维特等异端分子可能对日内瓦脆弱的经济社会秩序带来致命的威胁。麦格拉思在总结“塞尔维特事件”时称，“可叹的是，每一个主要的基督教团体在追溯自己在 16 世纪的历史时，都会发现其操守记录上溅满鲜血。罗马天主教、信义宗、改革宗和圣公会都曾直接——或像加尔文一样间接地——宣判处决过他们自己的塞尔维特。公正地说，将加尔文单列出来的做法是不恰当的，好像他是这股邪风的始作俑者或者特别有力的可耻支持者，而其同辈则大都思想开明，期望废除这一刑罚一样。”（120页）
那当代的基督徒该如何看待加尔文和“塞尔维特事件”的关系呢？
笔者认为，那种不假思索，便对加尔文烧死塞尔维特一事妄加指责的作法是不可取的，但同时，我们也应避免进入另外一个误区，即，因为加尔文对新教的重要影响，而对塞尔维特一事避而不谈，或者过分地为加尔文烧死塞尔维特一事辩护。博尔塞克和茨威格等人，对加尔文进行妖魔化固然不对，但过分地对加尔文进行美化，而陷入领袖崇拜也是很危险的。
蒂莫西 · 乔治称加尔文，“同时是罪人又是圣人”。作为改教领袖的加尔文也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因此也免不了会犯错。而作为一个生活在人类有限时空中的人，他又不能超越自己所处的时代，因此，我们不能以现代的标准来要求他。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对待已往的过错，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勇于面对。对自己进行深入的反思，并引以为戒，避免在未来重蹈覆辙。现今的时代，已经很少通过流血的方式来抵制异端。但是，对于基督教异端众多的当代中国来说，正确地面对“塞尔维特事件”，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于加尔文主义
麦格拉思在书中区分了加尔文和以贝扎为代表的加尔文主义，提出加尔文主义不仅是受了加尔文的影响，而且还使用了其他神学和方法论方面的资源。作者认为“改革宗”一词比“加尔文主义者”更贴切，因为“改革宗”没有暗示完全依靠加尔文一个人。
作者指出加尔文在其一生的著述中，并没有打算建立一个神学系统。但加尔文主义者却发展出了一个以预定论为核心的逻辑严密的神学系统。
加尔文在其神学研究中，不太注重理性，“对神学采取归纳和分析的方法，关注耶稣基督这一特定的历史事件，进而探究这一事件的含意”（212 页）。加尔文主义者贝扎却深受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影响，采用演绎和综合的方法来发展基督教神学思想。
在加尔文的神学思想中，预定论只是作为其救赎教义的一个次要方面，主要是为了解释在传福音之后，人为什么有信与不信两种不同的反应。而在 1559 年版的《基督教要义》中，加尔文将探讨预定论的内容置于解释恩典教义之后，而没有放于探讨上帝的教义中。加尔文还强调预定论是属于上帝奥秘的范畴。
而贝扎却将预定论作为基督教教义的基本原理，用演绎的方法，推导出这一原理对基督教其他诸多教义的影响。他认为上帝的命令是从参照预定论教义而确定的，如此，预定论成为核心教义，从而影响了其他教义，比如三位一体、基督神人二性论、因信称义、圣餐等教义。
加尔文本人从未说过基督仅为选民而死，而贝扎则受到两位意大利作家威尔米革立和赞基的影响，提出“有限的救赎”的教义。贝扎派虽然与阿米念在绝对双重预定论教义和有限救赎的逻辑推理上起了争论，却在后来的多特会议（1618 － 1619）中取胜，从而确立了加尔文主义的五大要点（TULIP）。
虽然加尔文主义从加尔文得名，但其神学思想却与加尔文有很多不同。但这并不能说明加尔文主义者歪曲了加尔文的观点，我们只能说，加尔文主义吸纳了加尔文的思想，但同时也采取了其他作家的思想，加尔文主义思想是一个混合体，它具有各种神学源头。
加尔文主义这种博采众长的特点也给予我们一定的启发意义。当代很多以“改革宗”来称呼自己的新教徒，在神学思想上很看重改革宗传统，而对其他神学传统比如天主教、信义宗甚至新派神学中的有益的神学思想，不假思索地一律拒之门外，岂不知发展出改革宗思想的“加尔文主义者”在创立其神学思想时，也借鉴了其他神学传统的思想。比如贝扎在对待预定论时，并没有像加尔文那样，将其作为救赎教义的一个次要方面，而是追随了天主教神学的集大成者托马斯 · 阿奎那，将其作为有关上帝的一项教义来处理。现代的基督教非常强调宗派性，但对宗派身份的肯定并不等于“闭门造车”、“固步自封”，我们应该效法加尔文主义者，吸纳其他宗派中的一些有益的神学思想和研究方法，使改革宗的神学思想更能回应新的时代所提出的挑战。
关于新教工作伦理
正如《加尔文传》一书的副标题 A Study in the Shaping of Western Culture（中译为“现代西方文化的塑造者”）所揭示的那样，此书用了大量篇幅研究了加尔文对西方文化的深远影响。加尔文的思想不仅影响了基督教本身，而且从政治、经济、科学等方面塑造了现代西方文化。而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加尔文提出了新教工作伦理。
很多基督徒在工作面前都有过这样的困惑。信主前，大家常常把工作视为实现个人价值和赚取金钱的手段，在单位努力进取，态度也很积极。然而信主之后，大家在工作上反而有点“不思进取”了。很多信徒把教会中的服侍看得比一切都重，认为只有这才是神圣的，而世上的工作是世俗的，不那么重要。因此工作都不那么卖力了，有些人甚至仅把工作视为谋生的手段，恨不得把工作以外的所有时间都花在教会里。一些人则很注重灵修生活，而不太注重日常的工作。他们甚至还从圣经里找到了根据，因为福音书里教导我们要作在主脚前静静听道的马利亚，而不要作为工作烦乱的马大。
那么，工作对于基督徒来说真的不再重要了吗？加尔文与加尔文主义的新教工作伦理,可以帮助我们解答这一疑惑。
麦格拉思在《加尔文传》中提出，“加尔文坚决主张上帝呼召每一个信徒在世俗生活的各个层面服侍他，这点为工作赋予了新的价值和意义”（232 页）。加尔文认为基督徒不应该爱世界，但是由于世界是上帝创造的，因此我们应该肯定它。基督徒应该怀着喜乐和感恩住在世界上，却不被世界所捆绑。并提出，“举凡信徒都奉召成就世俗事业”（《基督教要义》4.12.10，16）。加尔文也不太强调“静思生活”，他坚持认为基督徒的默想和祷告必须融入日常世俗生活的挂虑和事务之中，而不是与它们脱离。
加尔文主义强调预定论，人们可能会以为既然一切都出于上帝的预定，人就没必要对当前的世界投入多少，但是加尔文主义者的预定论观念实际上塑造了人们对待工作的态度。麦格拉思说，“在理论层面上，预定论似乎鼓励人清静无为：既然一个人已蒙拣选，那为何还要费劲地主动有所行动呢？然而，预定论带来的果效却与此恰恰相反：为了确保自己已被拣选，人必须全心投身世界，在世上有合适的行动。”（241 页）“信徒只要遵守圣经的指引，积极参与世界上的事务，就能明确他的呼召，在他或她已蒙拣选的问题上有内心平安”（241页）。在加尔文主义者看来，工作不是谋生的手段，而是人类活动中最值得称道的活动。“因此，工作被视为意义深长的属灵活动，又是对社会有益的祷告形式。工作同时融合身体和精神活动，透过工作，人既能履行造就社会的职责，也能获得得救的确据”（244页）。
加尔文及加尔文主义者的这种“新教工作伦理”影响了西方文明，也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如麦格拉思所言“这种看法也为小人物的日常世俗活动赋予了新的意义”（244页）。而其对于当代的中国基督徒也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它可以帮助我们树立正确的工作观，走出教会与世界“圣－俗”二元对立的误区，以积极的态度对待我们在世界上的工作以及教会中的服侍，将职场作为我们的修道院，在其中服侍上帝，并操练我们的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