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图：张亦镜先生（1871—1931）]

 

导言

 

张亦镜（又名张文开，1871—1931）是20世纪早期中国基督教护教界的领军人物。他出生于广西一个不识字的农民家庭，自幼辍学。^<1> 然而，对学习的热忱使他归信了基督教，并任职于《真光杂志》。^<2> 从1905年到1930年，张文开先是担任记者，然后是主编和专栏作家。他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和社论，使他的笔名“亦镜”在20世纪初中国动荡的几十年中成为基督教辩护学的标志。^<3> 在张氏的领导下,《真光》在基督教界赢得了全国性的声誉，1925年每期销量高达4500册。^<4>

 

尽管张亦镜和他的刊物声名显赫，但在20世纪初，他们并不是基督教护教界的唯一声音。当时，期刊的普及和中国基督徒的参与带来了一种印刷文化，使中国基督徒热衷于宣传社区团结和社会责任。^<5> 1920年初，一群中外基督徒在北京，即五四激进主义的中心，组建了“北京证道团”。^<6> 赵紫宸（1888—1979）、吴耀宗（1893—1979）和徐宝谦（1892—1944）等著名的自由派基督教知识分子都是该组织的成员。那段时期的呼吁，是要求以本土化的基督教来满足文化和社会对现代化的渴望，这成为其官方刊物《生命》的中心议程。

相比之下，神学立场保守的张亦镜更愿意强调基督教与其“异教”环境的独特性。^<7> 张亦镜的神学立场反映了他所在宗派的立场，而该宗派正是拒绝加入1922 年浸润了现代主义思想的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的保守团体之一。同时，与王明道（1900—1991）等独立教会领袖不同的是，王明道将他的《灵食季刊》局限于属灵和道德方面的话题，而张氏则从不回避对公共事件的辩论和评论。

 

张亦镜的护教作品跨越三个时期。大约从1917年到1920年，第一阶段涉及关于中国是否应确立儒教为国教的全国性争论。在这一公开讨论中，张氏撰写了许多文章，反对立儒教为国教，同时也关注基督教与其他中国传统文化和宗教习俗的关系。^<8>

 

随后是二十年代的非基督教运动。在1922年至1925年上半年，张亦镜针对反基督教团体的各种指控撰文，表现出他的护教热情。^<9> 在第二个阶段，张氏的批判毫不留情。他对非基督教同盟的宣言逐条批驳，嘲讽了其对中国基督教会是资本主义利益先锋的指控。张氏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论战重点并不是民族主义，而是基督教与资本主义和科学的关系。

 

这一重点在他第三阶段的护教写作中发生了突变。1925年上海“五卅”事件后，他的护教文章日益政治化。五卅事件迅速激发了整个民族的热情，基督教是否有科学依据或有助于社会进步已不再是公众的焦点。在意识形态上反帝的民族主义成为新的号召。张亦镜的辩护词也采取了毫不妥协的反帝立场。

 

现有的研究往往集中于张氏在特定问题（如中国宗教和教育权利）上的参与，而本文着重探讨张氏的思想因五卅事件而发生的转变。^<10> 尽管前两个时期的研究重点不同，但它们都显示了张氏在抵御外界攻击时为基督教辩护的努力。然而，1925年民族主义的爆发是一个转折点。由此，张氏开始批判基督教与西方的联系。到1927年，张氏提出了基督教爱国主义的论点，强调基督教的本土化，以此洗清帝国主义的罪名、收回中国的主权。这种信念与张氏曾经批评过的自由派同行趋近。

 

警惕本土化：五卅事件前的张亦镜      

 

1924年7月31日，赵紫宸在协进会的一次英文演讲中，谈到了建立中国本土化教会的必要性。这篇演讲后来刊登在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官方刊物《青年进步》上。^<11> 在回应这篇文章时，张亦镜阐述了他对本土化的一些原则。^<12> 大体上，张氏对赵紫宸的立场表示同情，但他认为后者对西方宣教士的批评过于严厉，且过于关注中国文化作为本土教会的标志。

 

首先，张亦镜反对赵氏关于西方宣教士阻碍了中国教会独立这一说法。张指出他在广州的南方浸信会牧师就主动推动中国同工独立。浸信会的宣教士满足于本国的捐赠，他们并不干预教会的管理。由于教会的管理权在会众手中，在张亦镜看来，宣教士的权力并不比任何正式教会成员大多少。^<13>

 

此外，张亦镜还表明，宣教士在有意识地将事工委任给中国教会领袖。他自己就有过两次经历，宣教士认识到本土领袖能带来更好的效率。在将人事权交给中国传道人之后，浸信会宣教士因大信（P. H. Anderson）在与张亦镜的一次谈话中开玩笑地提到了这个问题。这位宣教士承认他们在人事选择上的失误——这种倾向经常导致他们在中国同工面前出丑。“我被你们华人笑得多了，如今要站在笑人地位来笑你们。你们要小心，千万莫也像我们一样。”^<14>

 

因大信和湛罗弼（Robert E. Chambers，1870—1932）等宣教士创办了《真光杂志》，后来又将其托付给了张亦镜，而张氏将自己视为当地基督教事工的真正领袖。与其指责宣教士，张亦镜勉励中国基督徒来履行自己的责任，促进教会发展和独立。务实的张氏认为，实现本土化教会的第一步在于中国信徒实现经济独立，而不是像赵紫宸所建议的那样，让西方宣教士对中国文化的精髓保持敏感。^<15>

 

在张氏看来，只要一个教会满足了自养、自治、自传的要求，它就已经是一个本土化的教会了。^<16> 张亦镜告诫他的读者，如果本土化成为唯一的衡量标准，基督徒就有可能偏向基督教中国化，而不是使中国基督教化，因为赌博、纳妾、吸食鸦片和偶像崇拜等习俗都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如果基督徒将这些做法纳入教会实践，教会或许会吸引更多人加入，也不会遭民众如此厌恶。但张亦镜坚持认为，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符合《圣经》和使徒传统的事情总是会引起恼怒和摩擦。^<17> 即便是传统文化中光明的一面，如父母去世后如何尽孝，也流于肤浅，无法达到原有目的。例如，张亦镜发现人们坚持把手杖作为丧礼的一部分，却不知根据儒家经典，手杖只是为了帮助孝子在三天斋戒后起身用的。^<18> 在这种情况下，手杖的出现掩盖了斋戒本身的意义。

 

因此，张氏断言，许多人所设想的本色教会，实际上是一种重形式轻实质的表面本土化教会（张称其为末色教会）。^<19> 他甚至钦佩那些主张全盘西化的学者的果断，虽然他将全盘西化与基督教化区分开来。无论如何，他都认为推动本土化是对中国基督徒文化恶习的潜在迎合，也是对基督教化缺乏认真追求的表现。^<20>

 

这一阶段，基督教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问题在张氏写作中只被间接提及。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几乎没有出现。例如，在一篇关于“非基督教周”期间教堂和基督教学校遭到骚扰的报道中，张亦镜讽刺道：“既然教会学校是这样坏的了，应该先自与教会学校断绝关系，叫自己的儿女退入自己国立或省立市立的学校肄业，免受他的侵略才对。”^<21> 另一个案例是广州培正中学的一名学生在“非基督教周”期间受洗，该校是由中国基督徒最早资助的基督教学校之一。据张亦镜报告，学生们对帝国主义的指控嗤之以鼻，因为许多同学或他们的家人都有海外经历，知道政教分离意味着什么。此外，他们的学校和教堂是由中国基督徒管理，并没有什么“洋大人”可以让他们做 “奴隶”。因此，学生们对非基言论和帝国主义指控不屑一顾——用张氏特有的犀利口吻来说就是“瞎吠”。^<22>

 

然而，张亦镜对中国教会及其外来性的立场很快将发生转变。1925年5月30日，一名英国巡捕命令他的警员向示威人群开枪，造成至少12名示威者死亡，数十人受伤。这一事件震动了全国，激起前所未有的民族主义情绪。思想辩论不再占据国家舞台的中心，取而代之的是意识形态一致化的政治动员。^<23> 对张亦镜而言，以前并不关心的爱国主义话题将成为写作的中心，且往往言辞尖刻。对中外合作的信心和文化本土化的谨慎将荡然无存。帝国主义的罪名不再是玩笑，而是需要立即肃清的罪恶。从他后来的论战来看，洗刷罪恶的最好办法就是跳进民族复仇的洪流。

 

基督教爱国主义：五卅事件后张亦镜的激进化

 

在1926年7月的《真光》杂志上，张亦镜连续发表了三篇社论，宣传他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新看法。^<24> 这三篇文章传达了他前一年不便说出的话。也许连他本人也没有料到，这些爱国主义基调的社论引发了一系列回应，带出另外两位作者和张对这一主题的进一步阐述。事实证明，《真光》上的这场争论是张氏激进化的一个窗口，指向他对中国教会本土化观点的改变。

 

第一篇文章题为“爱基督者之怒”，表达了张亦镜对“在中国传基督教之国”（即英国）在五卅事件中及之后犯下暴行的愤怒。张氏哀叹道，这是对基督之名以及所有基督徒的羞辱。因此，基督徒应以比非基督徒“加热烈千百万倍”来抨击这种“帝国主义侵略”、“惨杀中国人者之罪恶”。^<25> 所有希望在中国传扬基督的人，尤其是外国宣教士，都应谴责帝国主义及其簇拥，好打开福音在中国的大门。

 

第二篇文章驳斥了任何宽恕五卅事件中外国侵略的基督教伦理。张亦镜声称，基督“爱仇敌”的命令只适用于私人和个人层面，并不指向公共或国家范围的仇敌。这种侵略来自向中国派遣了许多宣教士的一个国家，这尤其令张亦镜深恶痛绝。英国人自己怎么不践行和平、仁爱、正义和公平等基督教价值观呢？他们不愿承认罪行，并试图将责任归咎于中国人民——这在张看来，正是在践行“绝对凉血、绝对无耻、并绝对无理性。”^<26>

 

第三篇文章篇幅最长，对1925年6月23日发生的沙基惨案进行了哀悼，英法联军的炮火在那里造成了两百人伤亡。在引用了咒诅诗篇来描述这一血腥场面后，张氏转而谈到了未能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的宣教士。对于那些同情西方政府或将这一事件视为共产主义阴谋的人，他发现自己无法坚持以往的护教路线，即宣教士不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先锋。相反，张氏认为教会和宣教士不应阻碍爱国运动。否则，基督徒就会“与帝国主义共一鼻孔出气。”^<27>  

 

面对质疑，张亦镜的民族主义语调变得更加激昂。七月刊出版三个月后，“与亦镜先生谈谈爱国”一文发表。^<28>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陆博爱试图解释为什么中国基督徒不必如此重视和肯定爱国主义。他首先指出爱国的狭隘性和有限性。正如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会先后经历爱父母、爱家庭、爱故乡和爱自己的民族一样，陆氏认为基督徒也应该超越对国家的爱，去爱普世的人。《约翰福音》3:16岂不是说“上帝爱世人”吗？^<29>

 

陆氏关于爱国主义的第二个问题涉及政治宣传。他告诫人们不要被军阀所蒙蔽，军阀善于利用爱国主义来拉拢支持，以掩盖无休止的内斗。面对国内军阀的杀戮，基督徒又为何保持沉默？难道他们所杀的人不比洋人造成的伤亡多出百倍？与其怨天尤人，国人是否有责任来恢复国内秩序，赢得其他国家的尊重？^<30> 这种理论的方式让人想起张亦镜早先关于教会独立的言论。

 

对此，张亦镜承认一个人的爱是循序渐进的。不过，他也指出，即使达到了更高的“境界”，也不应放弃前一个“境界”的爱。张氏推论说，告诉中国人要“学效上帝爱世人”的国家却不如此实践，还来压迫中国，这是不对的。最后，张氏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论点，但却缺乏他一贯的清晰度：既然世界正是上帝的国，“上帝爱世人”正是“上帝爱国”的另一种说法。^<31> 因此，我们也应效法上帝而爱国。

 

张氏激烈而有时令人费解的论战仍在继续。例如，他坚持认为军阀造成的伤亡完全是甘愿当兵的人之间的伤亡。因此，国内的情况与“以基督教为国教的强者用机关枪扫射非与作战之爱国巡行群众”有本质区别。此外，北方人可能会抱怨军阀暴政，而张亦镜却认为广东没有此等问题。随后，他又提出，受屈者的复仇或申冤有神的认可：如果中国人民对近代灾难的肇事者施以惩罚，这样的报复“也是一种甚合帝心的举动”：上帝会使之速速成就。事实上，中国基督徒尤其肩负着恢复正义的责任。张氏认为，正如大卫向上帝的祷告一样，上帝期望我们在面对侵略时，不是顺从，而是积极抵抗。他引用中国历史上的案例，鼓励同胞们效仿勾践，卧薪尝胆，而把陆博爱比作那些捏造贪污罪名的酷吏。^<32>

 

有趣的是，张亦镜并没有将自己的论点建立在明确的民族主义路线之上。相反，他从基督教信仰的角度阐述了自己的热忱，并将自己的抗议归因于侵略国的基督教身份。张说，如果侵略者信奉其他宗教，无论这个国家如何凶残地对待中国，他都不会特别在意。^<33> 在张氏看来，帝国主义导致中国教会的人数和声誉严重下降。因此，中国基督徒应该“执干戈以卫道”，抵御基督圣言的真正敌人，即帝国主义，因其增加了死亡人数，并为国内的反基督教势力提供了弹药。张氏哀叹道，如果宣教士的“祖国国家”加入中国的反基督教势力，那将是一场比义和团运动“还要加十百千万倍”的讽刺性灾难。^<34>

 

张氏关于复仇的论点毫不意外地引发了又一轮争论。1927年1月，同热（笔名）在《真光》上发表了《基督徒爱国问题》。虽然他承认中国人民对近期暴行的愤慨，但他担心基于复仇的爱国主义会导致无休止的报复，这一点与当时其他激进的声音并无区别。相反，同热认为基督徒的爱国主义应该超越非基督徒的爱国主义，因为非基督徒总是寻求对其他国家的霸权。然而，对于基督徒来说，爱国主义的基础应该是对正义的热爱和对邪恶的憎恨。按照爱的要求，杀害中国平民的外国士兵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然而，如果基督徒要求杀死与中国受害者同样多的外国人来复仇，那就不再是爱了。^<35>

 

此外，同热还告诫读者不要被复仇蒙蔽了双眼。正如义和团杀害外国人的罪恶不应归咎于其他中国人一样，英国士兵杀害中国平民的罪恶也不应归咎于宣教士。因此，与其像某些人建议的那样驱逐所有外国人，同热主张中国人应该有足够的自信来承担起保护自己民族的责任。^<36>

 

与他曾经在教会独立问题上所采取的思路不同，张亦镜这次选择了本土化的道路。他坚持认为，如今爱国主义是传福音的唯一良法。如果基督徒加入爱国运动，反基督教团体一定会从对基督教的误解中觉醒，传福音的大门就会敞开。但是，如果中国基督徒像同热所建议的那样将爱国主义与福音区分开来，并将后者放在首位，张氏担心这会挫伤爱国主义的积极性，并有可能证实反基督教的指控，即基督教是帝国主义毁灭中国的工具。^<37>

 

在张氏看来，需要从爱国主义中筛掉帝国主义的是宣教士，而不是中国基督徒。在重申基督教支持 “报复式的爱国”时，张氏申明，中国基督徒参军与以基督教为国教的侵略国进行生死搏斗是正义的事业。为这样的事业献身并非出于爱国主义，而是代表基督对一个打着“基督教的先进国”旗号却未能爱邻舍的国家的惩罚。对于宣教士，张劝诫他们放弃不平等条约中的任何政治利益。^<38>

 

关于帝国主义的讨论最终形成了《真光》上的两篇文章，即“今日教会思潮之趋势”和“基督教与帝国主义。”^<39> 这两篇文章巩固了张氏与“五卅”前截然不同的观点。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基督教与帝国主义的关系。虽然张氏从圣经教义上否定了二者的联系，但他承认两者之间存在历史纠葛。因此，为了肃清中国基督教中的帝国主义因素，他提倡教会解决一系列问题，其中许多问题来自非基团体的攻击。^<40> 首先，应废除任何给予宣教士特权的条约条款。张亦镜解释说，与清朝相比，民国时期的中国人相对更加开放，而且由于民族主义抬头，地方政府本就很少执行该条款。因此，宣教士应该寻求中国政府的保护，以示尊重。这种态度也可以让他们的中国同宗在国民面前免于蒙羞。^<41> 

 

与 20 世纪 20 年代末的许多批评者一样，张氏对条约制度表示遗憾，认为它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常常被外国人利用，不可避免地损害了基督徒在中国的声誉。现在，他敦促宣教士贯彻他们政教分离的原则，放弃已经获得的条约利益，推动政治局势改变，使中国教会免于义和团式的灾难。张氏认为，事实上，宣教士在道义和宗教上都有义务这样做，因为这将使中国教会摆脱反帝国主义的骚扰——这种评价或许过于乐观。^<42>

 

其次，与他早先的理解不同，张氏试图将西方化从中国教会中清除出去。音乐、管理、财务、尊重程度和用词等方面都需要改革和汉化。例如，《圣经》和赞美诗应使用借鉴中国文学传统的术语和表达方式。^<43> 中国教会需要脱去外国教会的外衣，避免以“帝国主义工具”的面貌绊倒中国人，从而影响对国人的尊重和传福音的果效。^<44> 张亦镜的新立场与赵紫宸的本土化原则非常相似，虽然他曾批评后者没有以福音为中心。

 

除了财政和行政独立外，张氏还主张积极、无条件地将外国宣教机构的教堂、学校和医院移交给当地的中国基督徒。中国基督徒必须努力买下这些机构。他们应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使自己脱离宣教机构。^<45> 对张亦镜来说，中国基督教与西方的联系现在是一种负担，而不是一种资产。

 

与之前的自信不同，张亦镜严厉批评了西方宣教士的影响。现在，张氏认为他们违反了耶稣的诫命，因为他们不是从当地教会，而是从他们的差会获得经济支持。^<46> 不仅如此，宣教士还教导中国基督徒也这样做。令他感到遗憾的是差会给中国基督徒发工资，这使中国人看起来像洋人的雇佣。“如今受外面非教者的攻击，加他以‘洋奴’、‘走狗’等徽号”，即中国教会缺乏独立性的原因，显然是“西牧师······犯了这背道而行的罪过。”^<47>

 

第三，张氏回顾了文化侵略这一棘手的指控，它往往与教育权问题联系在一起。在五卅之前，他批评了非基团体攻击基督教为西方宗教，却又接受西方文化中许多其他部分（如哲学和科学）。当时，张亦镜认为他们针对基督教的指控不合理，因为基督教只被允许在私立学校中存在。但现在，他肯定了文化侵略指控确实有合理之处。例如，教会学校在课程中将英语放在首位，而不是中文，这损害了学生的中文能力。^<48>

 

除了课程之外，教会学校往往遵守外国节日而忽视中国节日，他们还经常禁止中国学生参加爱国运动。此外，与许多反基督教的民族主义者一致，张亦镜认为教会学校更严重的错谬是独立于中国教育部之外。他曾认为外国宣教士的存在是对本土文化弊端的必要纠正，但现在却被视为侵犯了中国的教育权利。对于革命党中的许多批评者来说，这种侵犯意味着破坏国家的统一。最后，对于基督教充当帝国主义侵略工具的指控，张氏认为“固然有一半是误会，也有一半是教会当局之自召。”^<49> 因此，在他看来，只有与大多数中国人一起反对帝国主义和不平等条约，才能使教会摆脱所有反基督教的指控。

 

结论

 

张亦镜是 20 世纪早期中国基督教辩护学的明星，他代表了基督教对公共话语的重要贡献。在儒教之争和非基运动这一早期阶段，他和他的刊物为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作出了保守而严谨的辩护。他的护教词对中外合作充满信心，告诫人们警惕本土化，并驳斥了有关帝国主义的指控。

 

然而，新文化运动的思想争论和探索，很快让位于意识形态建设和政治动员，这在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的国民革命时代占据了主导地位，而五卅惨案则是其中的决定性事件。这一时期的特征，正是“列宁式的民族主义取代了社会达尔文式的民族主义。”^<50> 中国自身困境的原因不再是新文化运动所努力纠正的腐朽道德和价值观。相反，在列宁主义的理论中，中国之所以受困，是因为外在的罪恶——国内霸道的资本家只是国际帝国主义更大侵略势力的代表。当与帝国主义及其政治和经济爪牙的斗争，成为民族救亡的必由之路时，革命政党所塑造的民族主义议程开始压倒其他身份和关切。^<51> 和许多人一样，张亦镜发现自己不必再应对资本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反基督教指控。相反，他不得不面对帝国主义的指控，这些指控既是政治层面的，也带来个人层面的影响——像英国这样的“基督教国家”竟然对他的民族犯下如此暴行，这让张亦镜感到非常愤怒。

 

为了洗刷基督教的名声并改革中国教会，张氏坚持以基督教的名义提出爱国议程。从驳斥反基督教的指控到依照这些指控整顿教会，这一新立场标志着巨大的改变。对后期的张亦镜来说， 基督教既需要他早先的护教，也需要被爱国主义中国化，好能为现下受到外国攻击的中华民族所接受。从根本上说，张氏的本土化论述与赵紫宸等中国自由派基督教知识分子惊人地相似，后者在美学、神学、社会政治等多个层面推动基督教本土化的努力也在五卅后达到了顶峰。张亦镜的案例表明，民族主义的影响而非神学立场，或能更好地解释 20 世纪 20 年代末他的激进化。在这里，来自神学光谱两端的基督教知识分子趋于一致。

 

 

 

<1>更多传记详情，参见查时杰，《中国基督教人物小传》，台北：中国福音神学院出版社，1983年，第79—90页。

 

<2>1902年，另一位美国美南浸信会传教士湛罗弼（Roberts E. Chambers，1870—1932）在广州创办了《真光》。1917 年，该刊从《真光报》更名为《真光杂志》。

 

<3>人们通常记住的是张亦镜的笔名，而非他的本名“文开”。

 

<4>王志新，“基督教新闻事业”，《中华基督教年鉴》第8期，上海: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1925年，第138页。

 

<5>关于这种印刷文化对当时教会和神学建设的重要性，见Chloë Starr, Chinese Theology: Text and Contex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6), 60-69。

 

<6>关于燕京大学基督教教师及其与生命社的互动，见 Peter Chen-main Wang, “Were Christian Members of the Yenching Faculty Unique? An Examination of the Life Fellowship Movement, 1919–1931,” The Journal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14, no. 1-2 (2007): 103-130。

 

<7>张委身于美南浸信会的传统，他认为这是西方文明的基础，是许多中国人所向往的。关于张多重身份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对其思想的影响，参Jue Wang, Zhang Yijing (1871–1931) and the Search for a Chinese Christian Identity (Carlisle, UK: Langham Publishing, 2021)。

 

<8>张关于儒教之争的文章，见张亦镜，《大光破暗集》，广州：美华浸会印书局，1923年。他的中国民间宗教论文集，见张文开，《真光丛刊》，上海：中华浸信会书局，1928年。

 

<9>他在早期非基运动中的大部分论战之作，见张亦镜编，《批评非基督教言论汇刊全编》（上海：美华浸会书局，1927年）。近年来出版的张氏论战选集，见唐晓峰、王帅主编，《民国时期非基督教运动重要文献汇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年。

 

<10>范大明，“审判与选择：寻索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世界宗教研究》2014年第3期，第130—142页；“宗教、教育与国权：张亦镜与近代中国收回教育权运动”，《浙江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第101—107页。

 

<11>赵紫宸，“本色教会的商榷”，《青年进步》第76 卷，1924 年，第8—15页。关于赵紫宸对基督教和中国文化的看法，见Zexi Sun, “Deliverance Through Culture or Of Culture? T. C. Chao on Christianity and Chinese Culture.” International Bulletin of Mission Research 43, no. 4 (2019): 335–44。

 

<12>张亦镜，“赵紫宸先生的本色教會的商榷和我的感想”，《真光》第11期，1924年，第17—32页。

 

<13>同上，第24页。

 

<14>同上，第24—28页。

 

<15>同上，第32页。

 

<16>张亦镜，“与唯情先生论本色教会”，《真光》第25期，1926年，第53—58页。此为早前一篇文章的重刊。

 

<17>同上，第53—55页。

 

<18>见《礼记·檀弓上》：“故君子之执亲之丧也，水浆不入于口者三日，杖而后能起。”

 

<19>张亦镜，“与唯情先生论本色教会”，第56页。

 

<20>同上，第57—58页。

 

<21>1924年，非基督教同盟在圣诞节举行了大规模示威游行，散发宣传反帝的传单，并发生了多起强行进入教堂和基督教学校的事件。张亦镜，“如是我闻之非基督教周的反基督教运动”，《真光》第24期，1925年。这是张氏针对廖仲恺一面攻击教会学校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一面将儿女送入培正学校和岭南大学受教育——这两者皆为基督教学校。

 

<22>张亦镜，“如是我闻之非基督教周的反基督教运动”，第94页。

 

<23> Jessie Gregory Lutz, Chinese Politics and Christian Missions: The Anti-Christian Movements of 1920–28 (Notre Dame: Cross Cultural Publications, 1988), chapter 3.

 

<24>张亦镜，“爱基督者之怒”、“爱基督者所不能爱之仇敌与消弭其恨恶此仇敌之方法”、“寻求中国人之罪”，《真光》第25期，1926年，第233—236页。这些短文被称为随感录。

 

<25>张亦镜，“爱基督者之怒”，第233页。

 

<26>张亦镜，“爱基督者所不能爱之仇敌与消弭其恨恶此仇敌之方法”，第233—234页。

 

<27>张亦镜，“寻求中国人之罪”，第235—236页。

 

<28>陆博爱和张亦镜，“与亦镜先生谈谈爱国”，《真光》第25期，1926年，第31—42页。

 

<29>同上，第31—32页。

 

<30>同上，第34页。

 

<31>同上，第36页。

 

<32>同上，第37—40页。

 

<33>同上，第40页。在这一点上，张氏是一贯的。他在文章中没有提到日本，但日本工厂主对中国雇员的暴力行为是五卅事件的真正导火索。

 

<34>张亦镜，“帝国主义者之有害于教会如此”，《真光》第25期，1926年，第94—95页。

 

<35>同热、张亦镜，“基督徒爱国问题”，《真光》第26期，1927年，第6—16页。

 

<36>同上，第7—8页。

 

<37>同上，第9页。

 

<38>同上，第11—12、14页。

 

<39>张亦镜，“今日教会思潮之趋势”、“基督教与帝国主义”，《真光》第26期，1927年，第91—100、22—28页。

 

<40>关于条约制度对教育权的影响，见Lutz, Chinese Politics and Christian Missions, chapter 5。

 

<41>张亦镜，“基督教与帝国主义”，第24—25页。

 

<42>张亦镜，“今日教会思潮之趋势”，第96—97页。

 

<43>同上，第94页。

 

<44>张亦镜，“基督教与帝国主义”，第25—26页。

 

<45>张亦镜，“今日教会思潮之趋势”，第94页。

 

<46>张亦镜在这里引用了《马太福音》10：9-10：“腰袋里不要带金银铜钱。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杖。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

 

<47>张亦镜，“今日教会思潮之趋势”，第92—93页。

 

<48>张亦镜，“基督教与帝国主义”，第26—27页。

 

<49>同上，第27—28页。

 

<50> Lutz, Chinese Politics and Christian Missions, 57.

 

<51>关于中共和共产国际在非基运动期间策划了许多言论并从民众动员中获益，见 Ka-che Yip, Religion, Nationalism, and Chinese Students: The Anti-Christian Movement of 1922–1927 (Bellingham, WA: Western Washington University, 1980), 25–27, 45–48；陶飞亚，“共产国际代表与中国非基督教运动”，《近代史研究》第5期，2003年，第114—136页。另见 John Fitzgerald, Awakening China: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and Rebecca Nedostup, Superstitious Regimes: Religion and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Moderni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本文英文版见Jesse Sun, “The Turn of an Apologist: Zhang Yijing on the Foreign Association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in Modern Chinese Theologies Volume 1: Heritage and Prospect, edited by Chloë Starr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2023), 31-45。]

 

题图：张亦镜先生（1871—1931）肖像。图片来自《宣道声》第3卷第1期，19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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