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个世纪真是光芒四射，因为人听到的除了各种光照以外就几乎没有别的什么了；原来人使用‘思想’或‘智力’的地方，如今都被换成了‘光照’这个词，人时常乱用这个词，可以这么说，他们使用着这些光照，却什么都没看见。” <1>

在西方世界，人们在追溯“启蒙时代”或“启蒙运动”这个说法的历史渊源时，有的会引述以上这节文字。此段话的原文出现在1671年于法国巴黎问世的一本书。作者是法国作家沙勒·苏亥（Charles Sorel，约1602—1674）。

无论在当今西方还是中文世界，苏亥都不是人们熟知的法国人。但是，他的这段评论却是迄今所知最早专门谈论关于“启蒙时代”或“启蒙运动”的文字之一。原文中的“Lumieres”（光、光照、光启）就是中文“启蒙”译自的法语。<2>

从苏亥的这段话可以看出，早在1671年，“光照”业已是法语世界指代新思潮的流行说法。不仅如此，这位快要离世的法国人实际上已经在批评人们对“光照”的滥用。在他看来，这种不知其所以然的随意使用，其实表明这些人并没有受到光照。

苏亥的文字，让今天的人们约略可以感受他周围的那个世界对于新思潮的兴奋，而其中不乏苏亥看到的流行于世的盲目跟风。这似乎是世界历史上每隔一些时候就会上演的一幕。

二

如果从事后的眼光看，这种喜欢用“光照”指代新思潮的现象还要流行并进一步蔓延一些时候。换言之，对于后来人们所说的“启蒙时代”或“启蒙运动”，1671年尚属比较早的时期。

在1671年前后，如今人们通常认为促发“启蒙时代”或“启蒙运动”到来的主要现象之一，“科学革命”，正在进行中。

然而，需要澄清的是，在那时，尤其在英语世界，对自然所做的研究还没有被普遍统称为“自然科学”（natural science），而是“自然哲学”（natural philosophy）。

“科学”（science）在那时还是主要指如光学、力学、天文学之类的具体研究。“自然哲学”则被如英格兰哲学家、政治家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认为是”诸具体科学之伟大母亲”（magna ista Scientiarum Mater）。

不过，正是在17世纪，这些具体的“科学”与“自然哲学”更多结合起来，之后逐渐成为现代意义的“自然科学”。这种对自然进行系统而具体的研究在17-18世纪成为西方思想界比之前更显著的潮流，这不仅影响了人们如何看待自然，也影响了人如何看待人自己、自然、上帝之间的彼此关系。<3>

英格兰诗人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1688—1744） 模仿圣经《创世纪》第1章第3节而写的文字大约是这种世界观最为人所知的浓缩版本之一：“自然，及自然律，隐于黑夜。上帝说，要有牛顿！万有皆光亮。” <4>

这个不乏争议的模仿，透露出17-18世纪西方思想界在“圣经之书”与“自然之书”之间不乏冒险的动向。<5>

也正是在17-18世纪“自然哲学”及“科学”的意义上，以撒·牛顿（Isaac Newton，1642—1727）在那时会被称为“自然哲学家”而非“科学家”。“scientist”，这个称呼要到19世纪才开始在英语世界正式出现。

而1671年时的牛顿还不到三十岁。他的一款改进版的反射望远镜由其老师、数学家、神学家以撒·巴罗（Isaac Barrow，1630—1677）送至伦敦的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

那一年，致力于推动自然研究的皇家学会获得复辟的查理二世（Charles II，1630—1685）授权还不到十年。<6>

也是在1671年，牛顿的英格兰同胞、哲学家安瑟尼·阿什利—库珀（Anthony Ashley-Cooper, 3rd Earl of Shaftesbury，1671—1713）才刚刚降生。

这位第三代沙夫茨伯里伯爵来到这个世界的过程中，得到过牛顿的朋友、英格兰医生、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的帮助。这个帮助不仅是医学上的。洛克还是这位贵族父母的媒人。而在阿什利—库珀长大过程中，洛克又成为他的老师。

洛克、阿什利—库珀师徒，当然还有巴罗、牛顿师徒，不光影响了在他们之后跟“启蒙运动”有紧密关系的诸多人物，还催促了一个国家的诞生。不过，在1671年，他们都还没有出现。

这包括：苏格兰哲学家弗朗西斯·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1694—1746）、法国作家、哲学家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原名：弗朗索瓦—玛利·阿户埃，François-Marie Arouet）、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Home），1711—1776］、法国哲学家德尼·狄德罗（Denis Diderot，1713—1784）、苏格兰哲学家、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普鲁士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 、普鲁士犹太裔哲学家摩西·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1729—1786），以及，美利坚合众国（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776—？）。<7>

人们常常把以上提及的培根及其后来的那些人（当然远不止他们）大多所在的17-18世纪说成是“启蒙时代”或者“启蒙运动”的主要时期。

三

如何看待发生在西方17-18世纪的“启蒙”现象？这是第6期《世代》（2018年秋冬合刊）的主题。

从苏亥所在的17世纪到今日，世界上已经有太多有关此现象的记载和评价。欢呼、赞扬、肯定、质疑、辨别、忧虑、否定、抨击、唾弃，各样做法都有。

鉴于“启蒙运动”本身的复杂，比如“启蒙运动”并非只是受到所谓“科学革命”的影响，即使“科学革命”的影响也非单一，又比如“启蒙运动”之下的18世纪不仅产生了美国，见证了苏格兰的兴起，也酿成了法国大革命，还促成了普鲁士的军国主义趋势，如此多样的反应也就不奇怪。

但是，具体到某一个人或某一群人那里，一时一地流行的主导观念却往往阻碍人们对于“启蒙运动”本身复杂及其多样反应的认识。

在此背景下，本期《世代》的考察在某种程度上试图体现这种复杂和多样。不同作者本身的背景、眼光也会增加复杂及多样性。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并不意味着《世代》就一定认同这些不同作者对于“启蒙运动”发表的观点。

同样需要承认的是，面对“启蒙”这个题目，像目前《世代》这样的季刊在仅仅一期当中能够呈现的深度及广度都是极其有限的。

跟考察“教育”、“中产阶级”、“宗教改革、世界观”、“帝国”、“文学”的以往各期相似，《世代》推荐读者关注本期诸篇正文之后注脚中的参考文献。藉着那些资源，不仅作者本身的眼界在研究中可能得到拓展，读者的眼光也可能不会被作者或《世代》所局限。

四

这里重申参考文献及眼界的重要，既是作为思想类杂志的《世代》从一开始就看重的，也与本期的主题“启蒙”有关。

近现代意义的思想类刊物正是在17-18世纪“启蒙运动”的西方世界兴起的。最早的此类杂志出现在1665年，分别由法国律师、作家德尼·德·塞罗（Denis de Sallo，1626—1669）在巴黎以及来自不来梅的英格兰皇家学会总干事亨利·欧登堡（Henry Oldenburg，约1615—1677）在伦敦创办。

这些杂志既是近现代西方思想界开始成形的表现之一，也增进了所谓跨越国界的西方“文人共和国”（Respublica literaria）的内在交流以及对其以外世界的影响。这种以思想类杂志或学会为显著标志的西方思想界可以说是中世纪兴起的欧洲大学的更新版，在某种意义上与当时西方的教会、国家形成了并立局面。<8>

正如在本期《世代》中有文章梳理的，类似的杂志或学会的确有益于各领域的研究和交流，也有助于公众了解各学科的成果及状况。

但一个无法回避的现象是，这些刊物和作者之中的有些人一方面在呼吁人们进行独立思考，摆脱教权主义者们作为监护人的控制，从思想上的未成年进入成年，然而另一方面他们自己似乎却在成为人们的新监护人。

这样的现象并非到了17-18世纪以后才有人指出。当时跟“启蒙运动”圈子来往的人中就有直言，此现象恰恰是那些致力于“启蒙”的人自己需要真正面对的问题所在。

与此现象相关的一个背景是，17-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圈子的兴起跟欧洲范围内国家的支持及国家意识形态的增长有关。

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或许莫过于普鲁士国王弗雷德里希二世（Friedrich II，1712—1786，也译为腓特烈二世）在普鲁士“启蒙运动”圈子那里扮演的监护人角色。

这是西方思想界、国家、教会关系史的一部分，涉及启示与哲学、权力与信仰、权柄与良心、秩序与自由、还有利益冲突的多重问题。

考虑到这个维度，普鲁士画家阿道夫·门采尔（Adolph Menzel，1815—1905）笔下正在吹长笛的弗雷德里希二世及其家人、乐师、随从就成为本期《世代》封面、封底的背景。

其中有来自埃森纳赫的音乐家犹翰·塞巴斯蒂安·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1685—1750）的儿子卡尔·腓利·伊曼努尔·巴赫（Carl Philipp Emanuel Bach，1714—1788），法国数学家、哲学家、普鲁士皇家科学院院长皮埃尔·路易·慕柏翠（Pierre Louis Maupertuis，1698—1759）。<9>

作为某种延伸，这个包含“启蒙”与“国家”关系的维度，可能会让中文世界的人自然地想起“启蒙”与“救国”或“救亡”的问题。<10>

西方17-18世纪语境下的“启蒙”与“国家”显然跟近现代中国历史上的“启蒙”与“国家”有着相当的不同。但两者之间却并非毫无关联。

对前者的深入“澄清”［德语“Aufklärung”（启蒙）原本的衍生义］，也许可以从更丰富维度为反思后者带来益处。

 

 

<1> 此处引文原文，见于：Charles Sorel, De La connoissance des bons livres, ou examen de plusieurs autheurs (Paris: André Pralard, 1671), 409. 相关文献：Encyclopedia of the Enlightenment (Dictionnaire européen des Lumières), Volume I, edited by Michel Delon, adviser to the English edition: Philip Stewart, translation editor: Gwen Wells (Routledge, 2001), xi-xiii. Let There Be Enlightenment: The Religious and Mystical Sources of Rationality, edited by Anton M. Matytsin and Dan Edelstei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8), 1-22, 98.

<2> 关于“启蒙”的法语单数“Lumière”、复数“Lumières”、德语“Aufklärung”、英语“Enlightenment”及其它一些欧洲语言所表达意思的细微或明显差异，详细可参考：Michel Delon, “Enlightenment, Representations of”, Encyclopedia of the Enlightenment (Dictionnaire européen des Lumières), Volume I, edited by Michel Delon, adviser to the English edition: Philip Stewart, translation editor: Gwen Wells (Routledge, 2001), 457-462.

<3> 关于自然哲学与科学的历史关系，有不同观点，本文主要参考：Edward Grant, A History of Natural Philosophy: From the Ancient World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303-322. 培根引文原文来自：Francisci de Verulamio, Novum Organum, sive indicia vera de interpretatione naturae, edited, with notes, by J. S. Brewer (King’s College, London, 1856), 53. 关于培根在“对于自然的阐释”（interpretatio naturae）与文艺复兴晚期的关系，详细参见：Richard Serjeantson, “Francis Bacon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Nature’ in the Late Renaissance”, Isis: A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 Society, Volume 105, Number 4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December 2014), 681-705. 关于自然哲学、具体科学与启蒙运动的历史关系，参见：Thomas L. Hankins, Science and the Enlightenm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4> 蒲柏论牛顿原文见：Alexander Pope, The Poems of Alexander Pope: A reduced version of the Twickenham Text, edited by John But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3), 808.

<5> 关于蒲柏论牛顿的文字在“启蒙运动”中的位置，可参阅：The Enlightenment: A Sourcebook and Reader, edited by Paul Hyland, with Olga Gomez & Francesca Greensides (Routledge, 2003), 125. 关于牛顿所在近代欧洲思想界对“圣经之书”与“自然之书”关系的看法，参见：Andrew Janiak, “The Book of Nature, the Book of Scripture”, The New Atlantis, Number 44, Winter 2015, 95-103: https://www.thenewatlantis.com/publications/the-book-of-nature-the-book-of-scripture. The Books of Nature and Scripture: Recent Essays on Natural Philosophy, Theology and Biblical Criticism in the Netherlands of Spinoza’s Time and the British Isles of Newton’s Time, edited by James E. Force and Richard H. Popkin (Springer Science+Business Media Dordrecht, 1994).The Book of Nature in Early Modern and Modern History, edited by Klaas van Berkel and Arjo Vanderjagt (Peeters, 2006). Philosophy of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edited by Richard H. Popkin (Free Press, 1966).

<6> Alan E. Shapiro, “The Optical Lectures and the foundations of the theory of optical imagery”, Before Newton: The Life and Times of Isaac Barrow, edited by Mordechai Feingol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112. Gale E. Christianson, Isaac Newton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52. Rob Iliffe, Priest of Nature: The Religious Worlds of Isaac Newt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125. Margery Purver, The Royal Society: Concept and Creati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2009), xi. Richard Yeo, Defining Science: William Whewell, Natural Knowledge and Public Debate in Early Victorian Britai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5.

<7> Thomas Fowler & John Malcolm Mitchell, “Shaftesbury, Anthony Ashley-Cooper, 3rd Earl of”,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A Dictionary of Arts, Sciences, Literature and General Information, 11th Edition, Volume 24, edited by Hugh Chishol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11), 763-765. Mark Goldie, “Locke’s Life”, A Companion to Locke, edited by Matthew Stuart (Wiley-Blackwell, 2016), 31-32.

<8> Marc Fumaroli, Republic of Letters (La République des Lettres),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Lara Vergnaud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8), 23-24. Rhoda Rappaport, When Geologists Were Historians, 1665-1750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7-10.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eventeenth-century Philosophy, Volume II, edited by Daniel Garber and Michael Ayer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1455.

<9> 此画原作藏于德国柏林国家博物馆旧国家美术馆：Adolph Menzel, Flötenkonzert Friedrichs des Großen in Sanssouci, Alte Nationalgalerie, Staatliche Museen zu Berlin, http://www.smb-digital.de/eMuseumPlus?service=ExternalInterface&module=collection&objectId=966477&viewType=detailView. 本期《世代》使用的版本是：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Adolph_Menzel_-_Fl%C3%B6tenkonzert_Friedrichs_des_Gro%C3%9Fen_in_Sanssouci_-_Google_Art_Project.jpg。本期美术编辑：陆军。

<10> 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7-49。Vera Schwarcz,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Intellectuals and the Legacy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of 1919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1-11. Wei Zhang, What Is Enlightenment: Can China Answer Kant’s Question?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10), 5-7.

 

此文首发于《世代》第6期（2018年秋冬合刊）。若有媒体或自媒体考虑转发《世代》文章，请尽可能在对作品内容进行核实与反思后再通过微信（世代Kosmos）或电子邮件联系：kosmoseditor@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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