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国人甚为熟悉、凸显社会变迁的时间表述，可能莫过于“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至于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究竟是什么样的变局，如果不满足于给定的标准答案，而是将之放在不同的坐标系中来观察，用不同的进路来理解的话，就会呈现相当复杂和丰富的内涵，引导我们用更为多元和理性的眼光，来看待百年时间尺度内人类现代社会结构的变迁。^<1>

另一个耳熟能详的、关于“大变局”的提法，出自晚清重臣李鸿章（1823—1901）。在给同治皇帝的奏折中，李鸿章力斥“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学，而昧于数千年来一大变局”，只图目前苟安，忘记两次鸦片战争之耻，不知如何安内制外，才会以节用为名，起停止轮船制造之议。这一“数千年来一大变局”又作“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暗含表达的是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构建的民族国家体系以来，现代国际关系认知对中国传统的天下体系、朝贡体制认知的颠覆。涉历洋务颇久，对中西长短“知之较深”的李鸿章，认为那些思想保守的官僚士大夫不谙世界大势，更不懂海防之要，比如历代备边多在西北，“犹有中外界限”，而今东南海疆洞开，“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麋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不但如此，携船坚炮利而来的西人，“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面对如此大变局，李鸿章主张要知己知彼，要变法。所谓穷则变，变则通。^<2> 此“变法”，即为众人熟知的旨在“富国强兵”的洋务运动，而其“知彼”，其时恐怕也超不出声光电化、练兵制器一途。

从中国的视角出发，这个“百年大变局”其实也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之下的社会变迁时间尺度，因为迄今这一百年来，中国也一直在不断追寻着百多年前洋务运动确立的社会转型目标。从世界现代史的角度来看，这个“百年大变局”又是五百年世界现代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无论怎样讲，16世纪降临的、由西方人创制的这个‘世界’，还是人类理解古今变局的、最强势的方法理念，以其对人类的‘现代’世界的信念、制度与生活方式的认识来讲，它在方法上的支配性影响，是不言而喻的。”^<3> 当然，相比起世界刚经历过的百年剧变，这五百年的变化（尤其是古今之变）可算为渐变，前者的剧烈往往盖过后者的身影。类似的现象还可见之于中国历史上的晚清变局之于晚明变局。^<4>

事实上，晚明在中国历史上也可称之为一“变局”，尽管其程度不如晚清“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如此剧烈。比如“海禁—朝贡”体制的突破、卷入全球化贸易的浪潮、江南市镇多层次商品市场的繁荣、思想解放的潮流等等。^<5> 无论是晚明还是晚清的变局，都涉及到自15世纪末地理大发现以来的古今问题和中西问题。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改变的或许是东西力量的不均衡态势，未改变的则是五百年来“古今之变”中现代化的确定内涵。^<6>

如果把审视“变局”的坐标换做个人，那么相应的问题则是，个体如何经历、体会和回应时代变局中的古今问题和中西问题？特别是，中国基督徒知识人^<7>这一群体，又如何整合自身传统观念与外来的基督信仰（这个过程或许充满挣扎），以之审视和自处于各自的时代变局？他们留下的思想遗产，对今天同样身处时代变局的教会和基督徒个体，又有哪些提醒和教训？

这是今年本刊以“时代变局中的基督徒知识人”为主题，按照晚明、晚清和民初三个阶段分三期试图要探索的问题。当然，选择关注“知识人”这个群体，不是说这个群体在各自时代的基督徒群体中人多势众，足以代表整个信徒群体，而是因为相比于大多数其他普通人而言，身处传统与现代、东西方文明交流互动的时代变局中，知识群体凭其教育背景、文化素质和相对较高的社会流动性，能够更为直接和敏锐地发现、体验和思考古今和东西间的差异，并留下文字记录。^<8>

在这些基督徒知识人当中，有的身居庙堂高位，提出以基督信仰“补儒易佛”，又超出当时一般文人士子的眼界，进行农业和军事方面的科学观察和实验，如晚明天主教会三柱石之一的徐光启（1562—1633）；有的相较而言不那么有名，寄身于通商口岸西人开办的报馆书院，“学究中西、覃精坟典”、“以中学明西学之体，以西学达中学之用”，^<9> 如晚清基督徒文人沈毓桂（1807—1907）。二人均早年浸淫于传统儒家经典，又有中年归信基督信仰的深刻经历，且对当时的社会、政治现实有清醒认知，可谓“通达时务”（代上12:32）之人，其知识和思想世界介于古典和现代之间, 又体现出信仰、道德和科学彼此关联的思想面向。^<10> 在这个意义上，以徐、沈为代表的这类基督徒知识人，他们借着文字发出的整合古今中西思想和观念的声音，对于今天“百年变局”之下仍在探索本土神学的教会，以及处于现代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来说，理应得到重视。以一种批判性的视角检视这些声音，包括他们以及今人各自时代的不同声音，或许可以帮助我们以一种同情而理性、宽宏而审慎的态度，来理解作为一种世界观的基督信仰，如何揭示与回应存在于时代变局之下、社会变迁过程中的个体性和整体性之危机。

<1>任剑涛区分了描述社会变迁时间尺度中的自然时间和社会时间，认为两种时间范畴紧密联系，而具有“解释时间”含义的社会时间所呈现的社会特殊性，则赋予自然时间以实质性内涵。“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一个自然时间（“一百年”）和社会时间（“大变局”的一百年）双尺度重叠的宏大历史陈述，也是一个描述百年时间尺度内的社会结构性变迁的命题。将这个命题放在个人、国家、洲际和世界这四个坐标系中来理解，在方法进路上变动坐标，拒绝单线理解，寻求复式理解，比起坊间急于给定这个命题的含义和标准答案，更能审视这个命题的丰富内涵。具体论述请参考任剑涛，“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社会科学汇思·社会变迁的时间尺度”，《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59卷第4期，2020年7月，第1—4页；“变动坐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复式理解”，《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1卷（总150期），2023年2月，第97—110页。

<2>李鸿章，“筹议海防折”（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一月初二日），见《李鸿章全集》6，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59—160页；李鸿章，“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同治十一年[1872年]五月十五日），见《李鸿章全集》5，第106—107页。

<3>任剑涛，“变动坐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复式理解”，第99页。

<4>余英时先生认为，自十五、十六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就开始了一个长期变动的过程。因为这个变动是在日积月累中逐步深化的，特别是19世纪中叶后这一内在的渐变和西方文化入侵所激起的剧变汇合，前者因此淹没在后者的洪流中，不易引起现代人注意。见余英时，“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收入氏著《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27页。

<5>樊树志，《晚明大变局》，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

<6>任剑涛，“变动坐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复式理解”，第109页。

<7>按照余英时先生的用法，“知识人”原为日语对intellectual的翻译（知識人 ちしきじん）。之所以认为“知识人”比“知识分子”这一表述更为适切，是因为把“人”变成“分子”会有“意想不到的灾难性后果”，所以不用“知识分子”而改作“知识人”。这种“知识人”带有18世纪西方知识分子的内涵，其与中国传统士人的含义不尽相同。虽然如此，西方学人刻画的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自己的专业工作外，又超越个人私利关怀国家、社会乃至世界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这种基本性格与“志于道”的中国传统士人相似。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将晚明和晚清归信基督的儒家传统士大夫或者文人，也称作“基督徒知识人”。见前引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新版序”，第2页；“引言”，第2页。

<8>以晚明天主教为例，根据1636年的一份统计数字，当时大约38,300名天主教徒中，有14位高级官僚、10位进士、11位举人、291位生员或秀才、宗室成员140余位、40余名太监和宫女。加上其他宫廷人员，这些精英仅占全部天主教徒人数的1.33%。除去宫廷人员，官员和有功名的士绅占总人数的0.85%。尽管耶稣会士与不少上层士绅的学者（高官、进士、举人等）接触甚至合作，但此类出身背景的归信者数量非常有限，而且逐渐减少。事实上，耶稣会宣教活动最富成果的阶层是低层文人。因为没有通过第一层的考试或者拒绝参加科举，这一群体没有加入当地的士绅行列。这个时期大部分信徒都是普通的文盲群体，关于他们的详细信息难以获得。见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Volume One: 635-1800, edited by Nicolas Standaert (Leiden·Boston·kö ln: Brill, 2001): 386-390。

<9>孔繁焯，“寿康先生大文坛审定”、盛康序，见沈毓桂，《匏隐庐诗文合稿》，光绪丙申年（1896年），二a、五a。

<10>沈毓桂曾称引徐光启的《辨学章疏》，可见其对徐的著作并不陌生，至于二人思想有无接续则待考。见古吴居士（沈毓桂），“民教失和辨”，见李天纲，《万国公报文选》，上海：中西书局，2012年，第58—59页。

封面：徐光启与利玛窦谈道图。图片来自《徐文定公集》，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九月铅印本，上海慈母堂印，天津图书馆藏。

封底：利玛窦撰，“译几何原本引”，见《几何原本》，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刻本，北京国家图书馆藏。

美术编辑：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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