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9月，20岁的清华学生、“天才学者”张荫麟（1905—1942）在《清华周刊》撰文，缕述近年来清华校风由此前的“洋化”、“教会化”，一变而为“提倡国家主义”、“反对教会化”，欣庆之余却见“唯教会势力之猖獗，则毫不减昔”。有感于此，作者振臂而呼，声讨西方宣教士在中国建教会、办学校、组织青年会，无非是充当西方国家侵略中国的先锋，蚕食中国人的国民心：“呜呼，传教之事业多做一分，即救国事业少做一分；教会多一个忠仆，即中国少一个国民！”将福音与救国、教会与中国、基督徒与中国人对立起来，正是当时主流社会舆论对基督教的典型指控，这也成为当时中国基督徒卫道护教的回应焦点。对比三年前《清华周刊》发行“双四特号”，欢迎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在本校举办，到如今该刊的根本主张，为“攻击教会风气”，“一扫清华有教会学校风气的耻辱”，前后天壤之别的变化不仅是一所学校校风之变，更折射出一个时代风气之变。^<1>

这一变化反映出五卅运动之后，民族主义不但成为基督教的“试金石”，更以压倒性的优势俘获了知识阶层和青年学生。再次兴起的针对教会学校的非基督教运动浪潮，与20年代初相比，组织更严密，目标更具体，持续时间也更长。不过，与张荫麟以文化本位的民族主义批判教会学校不同，国家主义派的民族主义虽然也积极煽动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却坚持教育必须纳入国家主权的管辖范围，服务于国家的统一与富强。正是后者以主权的名义，率先提出“收回教育权”口号，攻击教会学校，成为20世纪20年代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吹鼓手。^<2>

而国共合作打着反帝民族主义的旗号，鼓动学潮，领导教会学生与学校当局斗争，借运动学生、操纵群众政治来壮大自身。经过20年代的收回教育权运动，晚清新政以来中国教育史上短暂的自由开放之风从此中断。而既要基督化，又要“中国化”的教会学校，不论主动或是被动，纷纷向国民党政府注册登记，接受教育行政当局监管以求存在的合法性，从此失去独立的教育体系，被迫实施党化教育，竟由“教会的学校”一变而为“带有教会背景的私立学校”，宗教色彩日微，世俗功能日显。然而，教会学校借服务社会而“中国化”的努力，终究难以抵消文化侵略的“原罪”，最终在1950年代的“第二波收回教育权运动”中被连根拔起，集体退出中国大陆的历史舞台。^<3>

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很长一段时期，国内社会对教会学校特别是教会大学的看法，延续20年代非基运动民族主义的视角，斥之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文化堡垒。这种失之笼统又有所偏颇的评价，进入80年代国门打开之后开始改变，这集中表现为国内学术界对教会大学的研究和评价，由过去的文化侵略范式，一变而为中西文化交流史范式，研究视野以文化取代政治。^<4> 加之外有西方学界的鼓荡，也即70年代西方中国史研究“中国中心观”的转向、80年代世界基督教研究路径的兴起及其对传统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冲击，内有九十年代国内知识界“基督教热”的出现，内外多种因素的激荡带动后来的国内基督教史研究似乎从“险学”进到“显学”，不但研究范式多元化，研究水平在广度和深度上也大为推进，对教会学校在中国近代文化教育史中的地位评价日趋客观，而且近年来越发肯定教会大学办学经验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具有借鉴意义。^<5>

另一方面，随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基督教在中国的复兴，特别是随着九十年代城市新兴教会的兴起和壮大，尤其是进入2006年后出于对下一代信仰传承的关心乃至对整个教育大环境的忧虑，越来越多的城市基督徒开始了基督教教育的探索和实践。在国家主导教育的现实格局背景下，这些探索和实践面临来自内外很多挑战和不确定。^<6> 不过，就基督教教育本身的探索来说，或许除了大力引介和整合深厚而丰富的西方基督教教育传统之外，放眼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占有突出地位的教会学校应该也不无益处。如果把1818年马礼逊在马六甲开设的英华书院，看作新教宣教士来华创立的第一所学校（尽管不在中国境内），那么教会学校在中国大陆也有130余年的历史，所留下的丰富的办学经验及教训（学术界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不少），应该能够给今天从事基督教教育的人们以有益的启示。因此，我们今天回望百年前教会学校在收回教育权运动中的经历，由此上溯到教会学校早期的教育理念和教学实践，就不只是停留在对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和教育史的关心这个层面。

《世代》本期主题为“教会学校”，所刊发的两篇主题文章，一篇探讨19世纪美国长老会来华宣教士狄考文（C.W.Mateer,1836—1908）在登州文会馆的教育理念和实践，一篇评介16世纪《耶稣会教育章程》的课程设置，两文虽然探讨的是过去的教会学校，问题意识则是对当下基督教教育如何开展的关切。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历史的延续性昭示人们，过去、现在和将来不可分割，互相影响，百年前收回教育权运动留下的印记于今仍可辨识，历史上的教会学校仍向这个世代关心教育的人们说话。

<1>张荫麟，“论最近清华校风之改变”，收入氏著《素痴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66—69页；“欢迎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词”，《清华周刊·双四特号》，1922年，第1—2页；贺麟，“我所认识的荫麟”，周忱选编，《张荫麟先生纪念文集》，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2年，第188—189页。当时中国教会及教会教育界对国家主义（也即民族主义）和五卅运动的回应，参见《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1卷第1期，1925年3月；《生命》“沪案特号”，第5卷第9期，1925年6月。

<2>杰西·格·卢茨（Jessie G. Lutz），“五卅运动与中国的基督徒和教会大学”，收入章开沅、林蔚主编，《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首届中国教会大学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02—137页；“中国民族主义与1920年代之反基督教运动”，收入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第六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1年，第211—234页。贺麟认为此时的张荫麟持文化本位的民族主义：“最初他（按：张荫麟）的政治见解，可以说是单纯的民族主义，这乃是对于民族文化的忠爱与维护。他之反对教会化，洋化，和反对离开传统文化而谈政治谈革命的人，即系基于此种立场······及至北伐成功后，他乃由民族主义的思想，进而赞成一种近似英国费边式的社会主义。他意在站在文士学者的超然立场，尽量鼓吹改善贫苦阶级的经济生活······由民族文化的维护，进而注意到平民实际生活的改善，这是他思想上的一大进展······所以《中国史纲》一书，不仅是他对于民族历史文化的整理与发扬，这里面实寄寓着他对于现在和将来的贫苦大众的无限同情。”见前引书，贺麟，“我所认识的荫麟”，第191—191页。贺麟于张文发表前后也刊文反对基督教，认为抵制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略中国的最好办法是研究基督教。此文语气较张文理性平和，不过与非基运动由理性讨论转为政治运作的现实脱节。见贺麟，“抵制宗教侵略之正当方法”，《清华周刊》第24卷第16期，1925年，第14—17页。国家主义派的收回教育权，参见拙文，“余家菊与1920年代的收回教育权运动”，《世代》第12期，2020年，第49—96页；杨翠华，“非宗教教育与收回教育权运动（1922—1930）”，收入前引书，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第六辑，第235—289页。

<3>李兴韵，“二十年代广东国民政府对教会学校的‘收回’——以广州私立培正中学为例的研究”，《开放时代》，2004年第5期，第5—14页；Michael Murdock, “Poor-man’s Anti-imperialism? The Anti-Christian Movement and the Political Value of Cultural Targets for Revolutionary Activity, August 1924-June 1925,” 见李金强主编，《近代中国基督教史研究集刊》第3期，2000年，第60—82页；杨思信，“国、共、青三党与收回教育权运动”，《甘肃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第195—198页；邢福增，“连根拔起——建国后基督教在华教育事业的终结”，收入王成勉主编，《将根扎好——基督宗教在华教育的检讨》，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第553—616页。

<4>章开沅、林蔚主编，《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章序，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4页；章开沅，“教会大学史研究的文化视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6卷第3期，1997年，第19—20页；刘家峰，“从贝德士到章开沅：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薪火相传”，《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61卷第3期，2022年，第11—23页。

<5>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此书英文版于1984年出版。柯文后来对“中国中心观”局限的的反思，参见柯文，《走过两遍的路：我研究中国历史的旅程》，刘楠楠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91—106页。对1950年到2015年美国学术界基督教史研究范式转变的评介，参见王德硕，《北美的中国基督教史研究述论》，第三章，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67—248页。Lutz对中国教会大学史的研究范式和史学研究有过较为系统的梳理，见Jessie G. Lutz, “The Sinification of Historiography of the China Christian Colleges,” in Peter Chen-Main Wang eds., Contextualization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An Evaluation in Modern Perspective (Sankt Augustin: Institut Monumenta Serica, 2007), 119-147.中国中心观和世界基督教研究带动之下研究中国基督教史的英文著作，可能最有代表性的是裴士丹（Daniel H. Bays）主编的Christianity in China: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裴氏为该书所写的序尤其值得参考。另外，以双向跨文化交流为主旨来研究中国教会大学史的英文论文集，参见Daniel H. Bays and Ellen Widmer eds., China’s Christian Colleges: Cross-Cultural Connections, 1900-195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其中收入有徐以骅、刘家峰等国内学者提交的论文。国内三十年来教会大学史的研究状况及对教会大学的评价，参见马敏，“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收入李灵、肖清和主编，《基督教与近代中国教育》，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第1—37页；马敏，“中西交融 取精用宏——中国教会大学办学经验对当代教育的启示”，收入章开沅、马敏、裴宜理主编，《回顾与展望：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三十年》，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22年，第13—29页。对教会学校学科建设和课程设置的评介，可参考裴宜理、陈红民主编，《异同之间：中国近代教会大学个案研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9年。国内外有关教会中学的研究，可参考尹文涓编，《基督教与中国近代中等教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王成勉主编，《将根扎好——基督宗教在华教育的检讨》，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

<6> 本刊编辑部，“教会与基督教教育”，《教会》第41期，2013年5月；“座谈会：基督教教育实践中的阶段性思考”，《教会》第60期，2016年7月。

题图：封面：登州文会馆毕业生（19世纪末，具体年份不详），图片来自Robert McCheyne Mateer, Character-Building in China: The Life-Story of Julia Brown Mateer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1912), 56.

封底：1900年中国教会大学分布图，图片来自Jessie Gregory Lutz, China and the Christian Colleges 1850-1950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1), 26.

本期美术编辑：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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