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代》按：

这是美国历史学家乔治·马斯登（George Marsden）《美国大学之魂》（The Soul of the American University）引论之后的第三部分译文。会继续分享其余部分。为便于阅读，《世代》增加了这部分题目，对段落也有所细分。

原文刊于1991年1月《首要之事》（First Things）：https://www.firstthings.com/article/1991/01/005-the-soul-of-the-american-university，后在1994年扩充为同名书出版。马斯登撰写此文时，在杜克大学神学研究生院任教。马斯登曾于加尔文学院长期执教，如今是圣母大学历史学荣休讲座教授。

如之前所写，《世代》并非一定完全认同分享文章的所有观点。分享的原因在于，这些文章传递的某些信息，是值得反思却被忽视的。

三

        阻碍基督教对上述挑战作出回应的主要因素，是那些挑战恰巧跟现代社会多样特质的进一步问题交织在一起。

       对于思考多样文化社会中宗教与公共政策关系的基督徒来说，困境在于，如果基督教要在塑造公共哲学方面有声音，似乎按照公平的方式，需要不让基督徒享有特殊的声音才行。公共的正义似乎要求基督徒不应接受特殊的待遇，而是为各种观点提供同等的机会。在美国，基督徒一直在文化上占有主导，至今也是多数，实现这样的公共平衡看起来几乎是对基督教的不公。自由派的基督徒大体以公共的方面界定他们的事工，他们视公平为一种优先的考虑，他们尤其可能在那些让他们无法继续做事的立场上陷入困境。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种困境在抗议宗基督教高等教育机构那里得到很好的体现。这些学校通常想要成为在性质上既是教会机构也是公共机构，致力于既服侍信徒也服务公众的高尚目标。当然，只要抗议宗基督教在文化上被认为是占据主导地位，这种困境就不显著。只要人们还将这种看法视为当然：抗议宗基督教处于文化上的主导地位或应该处于主导地位，与教会相关机构的目标就还是要根据抗议宗基督教的标准塑造整个社会。这不仅意味着，罗马公教徒按照理想状况应该转为抗议宗基督徒，也意味着所有美国人都应该采纳抗议宗基督徒支持的文化理念。

       这些理念曾经通常以19世纪中叶辉格派传统的方式得到表达。抗议宗基督徒继续着某种美国革命修辞的语调，这语调根植于英格兰清教徒革命。他们将持异议的抗议宗基督教与政治和思想自由联系在一起，将罗马公教与君主制、暴政、迷信联系起来。抗议宗—辉格派理念包括支持科学上的自由探究、政治自由，以及个人主义的道德标准，比如努力工作。19世纪学院的道德哲学课程就是为全国建立如此非宗派抗议宗标准的努力之一。

       然而，到19世纪末，非宗派主义开始不仅仅要包括抗议宗内的各种不同。在一个越发多样的社会中，专属于抗议宗的各方面观念正在陷入某种困境。州立学校首先感受到压力，但是很快任何学校都感受到了，尤其是那些希望服务整个社会的名校。从188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几十年间，这些学校在最实质的关系方面很快就开始与它们的教会或宗教传统保持距离，取消那些有明确神学或《圣经》内容的课程，董事会成员、教师、行政人员也不再都是传道人担任。

       在这个时期的开始，表明一所学校是面向全国的“非宗派”机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避免要求教师做任何信仰上的正式测验。当然，那些有较长历史的主流学校仍然时常雇佣他们自己的校友，校友们可能以非正式的途径对宗教传统保有某些认同。在雇佣教师方面，老式院长也拥有实质上的裁量权，可以选择那些有“良好品格”的人。不过，到了19世纪末，这种对于教师宗教观念的非正式考察机制坍塌了，尽管对于罗马公教徒的某种歧视以及对于犹太人的严重歧视还存在。但是，任何有抗议宗传统背景的人都可能赢得某个职位，无论他的宗教观念为何或是否缺乏宗教观念。一旦以上的样式发展了，取消大学与宗教上的联系就是时间问题了。

       这种与原有主流建制宗教的分离，其发生有多迅速和彻底，正如我一直在说的，取决于机构本身视自己有多公共。罗马公教的学校和较小的宗派学院可能不费力地保留它们独有的传统。未来的学生知道，如果他们报考类似圣母大学或协和学院，他们就在选择一所有教会标准的教会学校。有些主流教会的学院，比如威斯敏斯特、巴克奈尔、大卫逊，仍然可能在20世纪上半叶保持明显的教会身份，只要它们愿意继续作为一所小型和有些朴素的学校而存在。但是像芝加哥、耶鲁、普林斯顿那样想成为塑造文化的主流学校呢？对它们来说，是否可能有办法继续保留基督教学校的实质？

       在这时期主导大多数美国主流学院和大学的自由派抗议宗提供了解决办法。这种办法在事实上等于是老辉格派传统的扩大。如果这个宗教传统的界定范围非常宽广，以至于向所有观点开放，至少向所有的自由派观点开放，白人抗议宗文化建制派仍可能保留其控制和影响力。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自由派抗议宗对待真理的双重方式让各种科学和行业来界定大学教学内容的实际情况，在此之外，可能加上某种选择：作为更高真理的宗教和道德。

       既要面对多元主义，又想保持控制和影响力，美国大学之中抗议宗的具体宗教维度不得不重新界定。到20世纪前几十年，抗议宗传统的独有元素在美国大学世界遭到抛弃，基督教或多或少被定义为一种道德观。这促进良好品格和民治原则，两者是全体美国人都接受的部分老辉格派理念。因此那些学校管理层几乎都受抗议宗传统影响的名校，就可能继续在一个广阔道德和政治的共识中促进——包含全体美国人的——大熔炉理念。

       即使这样的解决办法也带来某些问题，例如对待可能加入学校的犹太人学生和教师的态度问题。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几十年，犹太移民显著增加，犹太人的大学申请增长更快。到1920年代，尽管有些抗议，大多数美国名校建立了配额制，通常在15%左右，防止过多犹太学生入校。有时，这些学校仍然引述“基督教”伦理，这些伦理是它们在表面上保留的，诸如此类的基督教教导已经在这些学校消失了。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许多著名的美国学校，犹太裔教师受到歧视或被排除在外，特别在人文学科当中。

       这个例子指出更大的问题。那些在文化上影响巨大的机构担任领导的抗议宗基督徒是否能够合法地歧视来自其它传统的人群？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纳粹大屠杀后，这些问题在有抗议宗传统的美国教育工作者那里变得尖锐。毕竟，他们长期宣称的辉格—民治理念包括公平以及各人群的融合，这些正是文化上的外来者们声称的原则。

       我们在这篇文章开始时提出了一个困惑。到这里，答案应该明显了。为何抗议宗基督徒自愿放弃了他们原本的教育帝国，为何他们连承认曾经营过这样的事业都感到尴尬？答案在于，他们首先面对的是巨大的文化潮流，诸如技术进展、行业化，以及他们难以轻易控制的世俗化；文化多元主义和基督教伦理原则带来的压力让他们的问题更为严重，这些压力使得他们难以——如果不是不能的话——采取任何面对世俗化潮流的果断立场。

       虽然对公平原则的认识起到了作用，我却不应该让相关决定听起来完全是跟道德的高标准有关的。另一种对发生之事的描述是这样的，最终，学校的相关人——无论教师、学生、校友，还是金融上的支持者——都不再支持抗议宗的排他主义。在将相关人群扩大范围的过程中，这些群体使得宽容原则与那些不是严格的抗议宗基督徒的自利结合在一起。

       20世纪早期，最强大的外来压力来自，比如卡内基基金会，当时该组织建立了学院人员退休基金，最终变成“教师保险和年金协会—学院退休基金”。最初，该基金会设定了参加此项目的学院条件，即必须是非宗派的学校。其它商业上的支持者，还有州立法机构，也做出相似要求。据说，学校的管理者们能够抵挡除金钱之外的任何诱惑，他们显然在认识到多元主义和去除教会官方地位的价值方面获得了大量自利。

       当然，即使自利在澄清原则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从几乎任何一方面的基督教视角来看，去除教会官方地位似乎都是正确的事情。

       对去除教会官方地位这个做法的一个重要支持，在于这样的正当理由，就是自愿的宗教信仰在任何情况下都比强制的宗教信仰更健康。这是反对要求学生必须参加学校教堂敬拜的一个强有力论点。那些废除此要求的学校几乎无一例外都经历了自愿参加敬拜的过渡时期，在这个阶段，很多学校的自愿敬拜在一段时间中有兴旺发展。

        不仅如此，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几十年，是正式去除教会官方地位做法进行最快的时候，校园中自愿参加的基督教也可能是发展最有活力的时期。学院管理者们常常鼓励基督教男青年会和女青年会，两者当时的角色很像今日的校际基督徒团契。

        那个时期的学生们帮助组织了学生志愿者运动，最初由德怀特·穆迪支持，率先推动了大量美国人去往海外作传教士的努力，这个现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左右达到顶点。学校管理者们也常常鼓励抗议宗不同宗派以及罗马公教和犹太教在校园中的活动群体。无论这些活动对大学主业来说是多么边缘，只要这些活动在那些可能感兴趣的少数学生中是存在的，只要这些宗教活动组织至少是低调地繁荣（正如它们直到1950年代所经历的），教会官方地位的去除可以被视为教会面对压力而做出的某种合理调整。

       这个做法也符合通行的观点，即科学与宗教可以在各自但互补的领域中运转，前者提供思想探究的根本准则。大学与神学院的分工使得这个原则制度化，后者提供专业的宗教培训。在一些私立大学，这种分别的例子就是神学研究院的继续，这使得去除基督教官方地位的其它方面在这些机构中看起来不那么有威胁性。

       如果从基督教的视角或抗议宗教会及其相关人员的利益看，对去除教会官方地位做法采取不抵制的立场，无论有多少让人信服的好理由，结果都似乎是有问题的。当今的基督教在那些对文化有重要影响的庞大机构中处于边缘位置，拥有的声音仅仅是原来的某种遗迹，这样的结果从基督教的视角看是令人惊奇和不幸的。

        那么，有必要问的是，如果高等教育界当中的抗议宗领袖们大概做出了正确——或至少是几乎别无选择——的决定，但这些决定的结果却显然跟抗议宗基督教的利益非常相悖，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我认为，答案在于美国主流国民文化深处的一些假设，就是认为抗议宗基督教与塑造文化密切相关。这样的想法——之前已提及——不过是假设，就是认为应该有全国统一的国民文化，抗议宗基督教应该扮演主要支持者的角色。在17世纪最早英国移民的时期，基督教被认为在文化统一上提供了主要基础。在18世纪，各殖民地形成为国家，启蒙运动理念为共同文化提供了一个不那么引起争议的科学基础，而抗议宗基督教扮演了重要支持者的角色，尤其在非宗派的外衣下。

       考虑到统一的国民文化是一个有吸引力的目标，主流的美国抗议宗基督徒在面对文化多样化时就会自然地试图将其吸收进来。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美国内战涉及的方面——美国内战是一个让人伤痛的历史片段，将寻求全民统一道德标准的优点和困境都表现出来了。在接下来的20世纪，美国人越发难以忽视不同族群和宗教的多样化，共同的文化理念变为更模糊的基督教或犹太—基督教，只能被称为“民治的”文化。不过，到了肯尼迪任总统时期，共同的文化理念仍然是达成全民共识和反对种族隔离。民权运动以及将黑人融入社会主流的努力似乎突出了这种做法在道德上的正确性。

       这种做法在思想上的对应是那种由启蒙运动的假设支持的信念，认为科学为所有正确思想的人做出相似的思考提供了基础。这种观点在当时的美国尤其重要，因为启蒙运动思想跟界定国民身份密切相关。虽然那时的人们对于基督教是一体的还是分裂的存在分歧，人们却认为科学方法为整个人类找到了可以共同接受的道德原则。主流的基督徒群体加入到与科学合作、致力于支持这个一体化的文化观念中。到20世纪，传统基督教看起来太分裂，难以成为一个可以被接受的公共宗教，自由派基督教开始不知不觉陷入对道德主义老爷爷式的溺爱中，科学方法作为建立国民文化一体化工程的高级合作伙伴出现了。

        对美国人的教育而言，这意味着如下观点的继续，某种合宜的教育体制应该建基于某种一体化的哲学。当然，关于该哲学应该是什么或应该怎样形成，存在着某些内部的争论，但是，只要支持者们能够声称获得了某种科学传统的授权，他们就可能拿出他们的观念，不是作为众多意识形态的一种，而是对每个人都公平的那些意识形态，因为他们即便不是完全客观的，也至少是相对客观的。

       尽管这些一体化的理念似乎很吸引人，对培养某种共同文化也可能很有必要，这些理念所依靠的全体主义设想却在几个方面都出了问题。

       首先，从社会的方面看，这些设想是虚幻的，因为美国并非只是一种文化，而是众多文化的联邦。

       第二，全体主义的观念在思想上是有问题的。并非所有正确思想的人都跟白人抗议宗基督徒的思考方式一样，也不存在所有人都认同的普遍客观的科学。实际上，科学本身是在理论形成之前的设想框架内产生的，包括以宗教信仰为基础的设想。

       最后，无论这种一体化的文化事业可能是多么有吸引力及合理的追求，它都不是基督徒们可能永远完全认同的事业——如果他们想要保留自己的基督徒身份的话。基督教无论如何都不等同于美国文化，所以也就不可能跟后者的公共机构有一样的边界。

       正如我们看到的，20世纪上半叶的自由派抗议宗基督徒面对这个问题的方式并非通过将自己的身份与美国文化明显区别开来，就像基要派及罗马公教知识分子们那样，而是模糊他们的身份，因此很少跟其他遵守社会共识的美国人有什么不一样。因此，到了1960年代，他们仍然能够控制美国大多数知名的学术机构。

       只有明显感受到基督教与一体化的美国文化之间存在张力——这个张力曾被新正统派初步提及，却从没有在实质上被应用于向文化一体化科学的观念进行挑战——才可能有对截然不同选择的追求。然而，对这些张力的明显意识并非自由派抗议宗基督教的一部分。

题图为《美国启蒙运动的黄昏：1950年代与自由派信念的危机》（The Twilight of the American Enlightenment: The 1950s and the Crisis of Liberal Belief）封面。这是马斯登于2014年出版的专著，可以看作《美国大学之魂》第三部分的延伸。

译 / 许宏

 

此译文首发于《世代》第1期（2017年春季号）。若有媒体或自媒体考虑转发此文，请与《世代》联系：kosmoseditor@gmail.com。